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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的同乡会和会馆一样都是旅京人士在北京建立的同乡组织,很大一部分同乡会由会馆发展而来。同乡会具备了现代社团民主、开放的特点,其活动范围更加广泛,组织结构更趋完善,多数同乡会以联络乡谊、协谋公益为宗旨,在北京城市管理和建设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基于地缘、业缘关系形成的同乡组织构成了一张社会网络,同乡人士在这张社会网络里,更容易形成信任,凝聚乡谊,在京畿之地获得同乡组织的帮助。
自明代以来,各省为方便举子应考、商人经商、同乡官绅聚会的目的建立会馆,按照用途常被称为“试馆”“商馆”等。会馆一般具有“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等功能。每逢重要节日、祀日或举子考中进士,均会在会馆进行会餐、宴饮、唱戏等活动以维系乡情、凝聚人心。会馆除了馆舍外,还有祠庙、义园等附产。会馆也设立学校,为同乡在京子女提供上学的机会,遇到家乡受灾或在京同乡生计困难,常发放寒衣、办粥厂,视为会馆的“义举”;也会为病故京城的同乡提供停灵、埋葬、运输灵柩回籍的服务。会馆主要由值年馆长负责,下设看管人,馆内有馆役负责收发、传达、洒扫等日常事务。会馆经费来源主要有同乡京官捐助或考中进士的喜金。清末以来,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会馆丧失了试馆的功能,至清王朝灭亡,同乡官绅聚会的功能也逐渐淡漠。越来越多的旅京同乡人士需要社会提供慈善救济、生计、教育等帮扶服务。传统的会馆开始向新式的同乡组织转化。民国初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民有集会、结社的权利,新式的同乡组织开始大量出现,到北平解放初期,实行同乡会管理制的会馆有93个。
同乡会具备了明显的现代社团特征,民国初年采取董事会管理制。同乡会由同乡的政、绅、工、商、学等各界人士组成,会员不分性别、年龄,经同乡介绍即可入会,有部分同乡会须缴纳入会金。每位会员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复决权、罢免权、提议权、受助权,同时须承担相应的会务,权利与义务均等。同乡会采取投票选举的方式选出负责人。同乡会具有较规范的会议制度和议事制度,以山东海阳县旅平同乡会为例,该会“一般每年定期召开会员大会一次,推选临时主席,会员大会闭会期间以理事会代行其职权,并设有监事会负责监察一切会务。理事会、监事会分别由理事长及常务监事召集,每月开会一次,理事会开会时监事得列席。会员大会和理监事会的决议通过取多数的原则,各项会议足法定人數过半数方得开会议案,以出席人员过半数的同意来决定。”[1]在会议制度中,会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董事长和理监事长均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章程的制定、修改,重要事项的决议,财务收支状况的审核等也取决于会员大会,董事会、理事会属于执行机关,负责具体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监事会专司监督。北平沦陷时期,伪市政当局规定,各会馆的管理机构统一称同乡会。这种以同乡名义管理的会馆多是省馆。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有许多会馆实行理事会管理制。同乡会的董事会、理事会制度较之会馆更具备了现代组织的管理特征,其规章制度、人员名册等均在政府备案,形成了社会组织与政府管理的良性互动。
近代社会的变迁使得同乡会的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开展慈善活动,赈济难民、救助同乡、为贫寒子弟提供教育服务成为同乡会的主要活动内容。
如1935年,鲁西南黄河溃决,大批灾民来北平逃难。山东旅平同乡会迅速成立了鲁省水灾筹赈会,一面募集赈款汇送灾区进行救济,一面帮助来北平的灾民度过严冬。考虑到“天气渐寒,灾民无衣无食,饥寒交迫”,旅平同乡会向北平社会各界募集衣物,将北平大学医学院所捐衣服19件、帽子16顶分发给同乡灾民。[2]又如山西旅京同乡会为赈济贫寒同乡顺利过冬,在戏院举办戏曲演出,筹办游艺会。演出既联络了乡谊,也募得了资金,所得款资均为冬赈所用。[3]
同乡互助中最为主要的是开办学堂,救济贫寒子弟上学。1905年10月30日,河南公立旅京豫学堂——嵩云草堂正式开班。6年后,该校又增设一个中学班,更名为“河南旅京学堂”。此后,该校又更名为“京兆私立河南中学”“嵩云中学”等。1914年3月,“嵩云中学”发展为私立中学,与江苏中学、畿辅中学、求实中学在北平中学中享有良好声誉。日军占领北平后,该校改名为“北平市私立嵩云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教委对北京各私立中学进行重组,该校被改组为北京第204中学。[4]
山东旅京同乡会办有山东中学。山东中学由山东试馆发展而来,晚清鲁籍京官宋庆、左宝贵创办北京山东试馆。清末新政实行后,废科举、兴学校,“各省竞立学校,助行宪政”。1906年6月4日,鲁籍京官王培左、张英麟、柯劭忞等人“以培植本省旅京之青年,养成其普通完全学识”[5]为宗旨,将山东试馆改为“齐鲁学堂”。民国成立后,齐鲁学堂更名为“京师私立山东中学”。1914年,该校招收黄元方等4名朝鲜学生,首开京师中学招收外国学生的先例。[6]1917年,该校校长由山东同乡会首席董事聘任。学校设首席董事一人,由旅京山东同乡会首席董事充任。自此,旅京山东同乡会董事担任学校董事形成定制。1941年,该校收回前同乡会所捐潘家沿十八号校产,并改为宿舍,学校规模不断扩大,一时间“声誉日隆,四方学子慕名来者争先恐后”[7],学校生源一半来自山东省外,学生数一度达到400人。山东中学办学严谨,教学质量优异,“国内有名之大学几莫不有其踪迹”。1915年,京师学务局曾发文表彰该校教学成绩优异。[8]山东中学的经费来源稳定,主要收入有每年山东行政官厅协助费银5000元、每年收入西珠市口之房租、每年收入所存商号本银13000两之息银,以及客籍学生每人每年收学费10元(寄宿校内者加收5元),另外还随时募集经费。[9]解放战争时期,北平鲁籍学生生活困难。为救济北平鲁籍贫困中学生,1946年3月,山东旅平同乡会呈请北平市政府教育局,代为调查北京市公私立各中学鲁籍贫困学生无亲友资助者,“分校开列姓名、籍贯、现址”,以便将山东省政府汇到北京救济鲁籍各学校学生的国币500元,及时分发给学生,救济他们的生活。该年经过调查并得到救助的鲁籍贫困学生有1116人[10]。1948年年初,山东旅平同乡会又请教育局展开第二次调查,这次调查并救助的鲁籍贫困学生约124名[11]。寓居北平的鲁籍学生,因天气严寒,衣食无着,人地生疏而告贷无门,旅京山东同乡会还准予这些学生组织流平学生同学会,并向各界呼吁,“以解目前冻馁之苦,并免学业之荒芜”。[12]由同乡会组织的救济活动,更容易获得在京同乡的关注,所办的救助活动更容易获得同乡的捐助;同乡会创办的学校主要为了教育本乡子弟,教师教学多了一层乡谊关怀,教学质量也就多了一层保障。
因时而变的同乡会
自明代以来,各省为方便举子应考、商人经商、同乡官绅聚会的目的建立会馆,按照用途常被称为“试馆”“商馆”等。会馆一般具有“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等功能。每逢重要节日、祀日或举子考中进士,均会在会馆进行会餐、宴饮、唱戏等活动以维系乡情、凝聚人心。会馆除了馆舍外,还有祠庙、义园等附产。会馆也设立学校,为同乡在京子女提供上学的机会,遇到家乡受灾或在京同乡生计困难,常发放寒衣、办粥厂,视为会馆的“义举”;也会为病故京城的同乡提供停灵、埋葬、运输灵柩回籍的服务。会馆主要由值年馆长负责,下设看管人,馆内有馆役负责收发、传达、洒扫等日常事务。会馆经费来源主要有同乡京官捐助或考中进士的喜金。清末以来,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会馆丧失了试馆的功能,至清王朝灭亡,同乡官绅聚会的功能也逐渐淡漠。越来越多的旅京同乡人士需要社会提供慈善救济、生计、教育等帮扶服务。传统的会馆开始向新式的同乡组织转化。民国初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民有集会、结社的权利,新式的同乡组织开始大量出现,到北平解放初期,实行同乡会管理制的会馆有93个。
同乡会具备了明显的现代社团特征,民国初年采取董事会管理制。同乡会由同乡的政、绅、工、商、学等各界人士组成,会员不分性别、年龄,经同乡介绍即可入会,有部分同乡会须缴纳入会金。每位会员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复决权、罢免权、提议权、受助权,同时须承担相应的会务,权利与义务均等。同乡会采取投票选举的方式选出负责人。同乡会具有较规范的会议制度和议事制度,以山东海阳县旅平同乡会为例,该会“一般每年定期召开会员大会一次,推选临时主席,会员大会闭会期间以理事会代行其职权,并设有监事会负责监察一切会务。理事会、监事会分别由理事长及常务监事召集,每月开会一次,理事会开会时监事得列席。会员大会和理监事会的决议通过取多数的原则,各项会议足法定人數过半数方得开会议案,以出席人员过半数的同意来决定。”[1]在会议制度中,会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董事长和理监事长均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章程的制定、修改,重要事项的决议,财务收支状况的审核等也取决于会员大会,董事会、理事会属于执行机关,负责具体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监事会专司监督。北平沦陷时期,伪市政当局规定,各会馆的管理机构统一称同乡会。这种以同乡名义管理的会馆多是省馆。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有许多会馆实行理事会管理制。同乡会的董事会、理事会制度较之会馆更具备了现代组织的管理特征,其规章制度、人员名册等均在政府备案,形成了社会组织与政府管理的良性互动。
同乡互助救济
近代社会的变迁使得同乡会的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开展慈善活动,赈济难民、救助同乡、为贫寒子弟提供教育服务成为同乡会的主要活动内容。
如1935年,鲁西南黄河溃决,大批灾民来北平逃难。山东旅平同乡会迅速成立了鲁省水灾筹赈会,一面募集赈款汇送灾区进行救济,一面帮助来北平的灾民度过严冬。考虑到“天气渐寒,灾民无衣无食,饥寒交迫”,旅平同乡会向北平社会各界募集衣物,将北平大学医学院所捐衣服19件、帽子16顶分发给同乡灾民。[2]又如山西旅京同乡会为赈济贫寒同乡顺利过冬,在戏院举办戏曲演出,筹办游艺会。演出既联络了乡谊,也募得了资金,所得款资均为冬赈所用。[3]
同乡互助中最为主要的是开办学堂,救济贫寒子弟上学。1905年10月30日,河南公立旅京豫学堂——嵩云草堂正式开班。6年后,该校又增设一个中学班,更名为“河南旅京学堂”。此后,该校又更名为“京兆私立河南中学”“嵩云中学”等。1914年3月,“嵩云中学”发展为私立中学,与江苏中学、畿辅中学、求实中学在北平中学中享有良好声誉。日军占领北平后,该校改名为“北平市私立嵩云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教委对北京各私立中学进行重组,该校被改组为北京第204中学。[4]
山东旅京同乡会办有山东中学。山东中学由山东试馆发展而来,晚清鲁籍京官宋庆、左宝贵创办北京山东试馆。清末新政实行后,废科举、兴学校,“各省竞立学校,助行宪政”。1906年6月4日,鲁籍京官王培左、张英麟、柯劭忞等人“以培植本省旅京之青年,养成其普通完全学识”[5]为宗旨,将山东试馆改为“齐鲁学堂”。民国成立后,齐鲁学堂更名为“京师私立山东中学”。1914年,该校招收黄元方等4名朝鲜学生,首开京师中学招收外国学生的先例。[6]1917年,该校校长由山东同乡会首席董事聘任。学校设首席董事一人,由旅京山东同乡会首席董事充任。自此,旅京山东同乡会董事担任学校董事形成定制。1941年,该校收回前同乡会所捐潘家沿十八号校产,并改为宿舍,学校规模不断扩大,一时间“声誉日隆,四方学子慕名来者争先恐后”[7],学校生源一半来自山东省外,学生数一度达到400人。山东中学办学严谨,教学质量优异,“国内有名之大学几莫不有其踪迹”。1915年,京师学务局曾发文表彰该校教学成绩优异。[8]山东中学的经费来源稳定,主要收入有每年山东行政官厅协助费银5000元、每年收入西珠市口之房租、每年收入所存商号本银13000两之息银,以及客籍学生每人每年收学费10元(寄宿校内者加收5元),另外还随时募集经费。[9]解放战争时期,北平鲁籍学生生活困难。为救济北平鲁籍贫困中学生,1946年3月,山东旅平同乡会呈请北平市政府教育局,代为调查北京市公私立各中学鲁籍贫困学生无亲友资助者,“分校开列姓名、籍贯、现址”,以便将山东省政府汇到北京救济鲁籍各学校学生的国币500元,及时分发给学生,救济他们的生活。该年经过调查并得到救助的鲁籍贫困学生有1116人[10]。1948年年初,山东旅平同乡会又请教育局展开第二次调查,这次调查并救助的鲁籍贫困学生约124名[11]。寓居北平的鲁籍学生,因天气严寒,衣食无着,人地生疏而告贷无门,旅京山东同乡会还准予这些学生组织流平学生同学会,并向各界呼吁,“以解目前冻馁之苦,并免学业之荒芜”。[12]由同乡会组织的救济活动,更容易获得在京同乡的关注,所办的救助活动更容易获得同乡的捐助;同乡会创办的学校主要为了教育本乡子弟,教师教学多了一层乡谊关怀,教学质量也就多了一层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