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美国国际集团（AIG）2008年亏损1000多亿美元和接受1825亿美元政府救助款的情况下，AIG派发2.18亿美元奖金的消息在3月15日披露后，立即引发了美国人的愤怒。《今日美国报》次日报道称，对AIG的愤怒像潮水般在不断地增强，塞满了美国几乎所有的网上博客、有线电视新闻和电台的谈话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这不只是奖金问题，而是基本价值观问题。”奥巴马总统3月16日指令财长盖特纳“寻找所有法律途径”阻止这一“鲁莽而贪婪”的事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接受CBS采访时称：“我明白为什么美国纳税人会愤怒。我明白用他们的钱来支撑这家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多次做出糟糕决定的公司是多么不公平。”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声明称“无法接受”AIG的决定，并表示国会将寻求返回纳税人的钱。众议院3月19日以328票赞成、93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惩罚性所得税法案。根据该法案，在所有接受政府援助超过50亿元的企业里，如果有员工家庭年收入达到25万美元，其奖金将面临90%的惩罚性所得税。在多方压力下，AIG一些员工被迫吐出部分奖金。但这仅仅标志奥巴马“大政府”与“公司王国”（富豪）之争拉开序幕。
所谓“大政府”是相对于共和党的“小政府”，大、小政府不是规模和员工多少之别，而是表明民主党和共和党执政期间对社会财富分配，特别是对大公司垄断及其所获高额利润和高报酬的政策有所不同。旅居美国芝加哥的印度学者谭中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题为《“奥巴马现象”初释》的文章指出：美国是世人公认的最标准的“公司国家”，民主党与共和党一致维护这一体制，主要分歧在于容忍政府干涉的程度不同。布什效法里根以“减税”振兴经济没有收效，金融风暴使美国“公司国家”元气大伤、金融界信心丧失。奥巴马雷厉风行“大政府”将会与“公司国家”的既得利益形成尖锐的对立。
纵观民主党和共和党执政史，两党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劫贫济富”还是“抑富济贫”
从2007年7月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后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
从1861年到1929年大危机的68年间，共和党执政50多年内一直实行有利于富人的税收政策。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研究发现，20世纪20年代之前，税收对于美国富人来说不是沉重的负担，当时的所得税最高税率仅为24%，政府对最大的地产所征收的遗产税也不过20%。这种税收体制大大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
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爆发后，1932年，民主党人罗斯福在竞选演讲中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按照消费调整生产，更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和产品，使现存经济活动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开明政治的时代已经到来。”罗斯福1933年3月4日入主白宫后实施“新政”，在其第一任期内，美国所得税最高税率升至63%，在其第二任期内升到79%，到50年代中期高达91%。与此同时，政府对企业征收的联邦税平均税率，从1929年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以上。美国产业工人则是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受益者，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繁荣时期，美国普通家庭收入从2.2万美元增加到4.4万美元，几乎翻了一番。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评价是，“新政”的实施使美国收入均衡保持30多年，“而平等的时代也是空前繁荣的时代。”
旅居美国的印度学者谭中在《“奥巴马现象”初释》的文章中指出：美国社会10%是真正的“享有者”与“更多享有者”，80%是“少数享有者”与“不享有者”。罗斯福执政期间以加重对10%上层的税收来解决经济危机，里根执政时期以减轻这10%人的税收负担来振兴经济。共和党人里根1981年担任美国总统后进行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降低最高税率。里根执政8年期间，把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从46%降至34%，把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50%降至28%，被称为“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克鲁格曼指出，过去30年美国财富（及人均财富）是增加了，但绝大部分进入少数人荷包，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保守主义运动一直试图逆转自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制度和规范，这种逆转最终在里根时代得逞。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实质上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美国《纽约时报》提供的数据显示，2000年，美国家庭中将近20%没有净资产，最底层40%的家庭拥有资产仅占美国家庭资产总额的0.2%，而占美国家庭1%的最富家庭却支配着美国家庭资产的近40%。
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的预算方案中透露，2010年以后要停止对富豪减税，要把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5%提高到39.6%，把投资税率从15%提高到20%。专家们指出，AIG事件反映了奥巴马救市计划的根本矛盾，即政府管理与发达的自由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一旦缺乏有效监管，美国大公司就可能搞腐败。但是，美国富豪已形成强大特殊利益集团并得到各方面势力的支持，奥巴马总统要提高对富豪征税，将遇到重重阻力。
对垄断和暴利纵容还是约束
美国绝大多数富豪是大财团的后裔、大公司的主人或主要股东以及大公司的高管。在全球近千名富豪中，美国人占40%以上，2007年美国400多名富豪中有半数是华尔街会使用金融衍生工具的赚钱者。
当年罗斯福曾严厉批评垄断并提出对其要加以约束。他指出：“垄断限制了各种机会。个人的主动精神被一部庞大机器的轮牙所压碎。自由经营的领域日益受到限制，私有企业确实变得过分私有，它们已经变成了特权企业，不再是什么自由企业。”罗斯福颂扬政府，把它看作是希望所在。他说：面对着这样一个经济专制，美国的公民只能求助于有组织的政府权力——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政府对公民有某些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中包括保护家庭和家宅，建立一种机会均等的体制，以及对不幸者提供帮助。
不到50年之后，里根批评政府和为大公司辩护。他说：“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不解决问题，问题就在政府自己。”里根在1981年1月就职演讲中说：“企业家有自己的信念，有对一种观点的信念。正是这些，创造新的就业和增加财富的机会。”里根开启了所谓“小政府时期”，大公司垄断和牟取暴利恶性膨胀。民主党人克林顿在竞选和1993年入主白宫时曾声称“总统应该成为进步的强大动力”和“相信政府必须做得更多”。但是，克林顿执政头两年若干倡议受挫，以及共和党人在1994年中期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后，他迅速在政治上转向了中间立场。美国学者拉菲伯等在《美国世纪》一书中指出：到1996年1月，克林顿只得宣称“大政府时代”结束。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国会通过两项有重大影响的法案：1999年国会废除了1933年6月16日国会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正式取消了对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进行分业经营的限制性条款，通过了以金融混合经营为核心的《金融服务现代法案》；2000年国会通过了《商品交易现代化法案》，规定非在柜台交易的商品不受商品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这两项法案为金融衍生产品泛滥、投机猖獗、大公司加速垄断和牟取暴利创造了条件并大开方便之门。
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公司的垄断性进一步加强。从1988年到1998年短短10年间，铁路行业五大寡头公司占有市场份额从59%提高到76%，五大寡头百货公司占有市场份额从46.5%上升到75%，五大寡头电话公司在电话服务业领域已占据85%的市场份额，三大汽车制造垄断了美国汽车制造业，波音公司并购麦道公司后几乎独霸美国飞机制造业和市场。据统计，华尔街信用类衍生产品金额从2003年的不到3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60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由美国五大银行控制，摩根大通占30万亿美元，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各超过10万亿美元。
大公司的高管们与评级机构相互勾结、弄虚作假，在为垄断集团牟取暴利过程中获得高薪酬和高奖金。美国《泰晤士报》网站2008年12月15日公布的世界十大欺诈案中包括美国安然公司丑闻和美国国库券伪造案。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麦道夫2008年12月11日因涉嫌证券欺诈被警方逮捕，其旗下客户的基金总额高达648亿美元，只有约10亿美元被追回。美国《商业周刊》公布的经理人员与职工收入差距显示，1990年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报酬是普通员工的84倍，1995年扩大为140倍，1999年扩大为416倍。克鲁格曼新著《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指出：这已不仅仅是社会平等问题，而是美国曾经的一个基本信念和道义——老板收入大大超过普通员工将不利于士气——的崩塌。
继AIG发放巨额奖金丑闻曝光后，又传出花旗要给高管豪华装修。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花旗银行集团已累计接受政府援助450亿美元。美国芝加哥研究生商学院研究企业家精神的津加莱斯教授指出：“难道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利润私人化、损失社会化，且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撑经营失败的公司制度里吗？”
奥巴马的“共同富裕之路”
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月20日就职演说中说：“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不是我们的政府太大还是太小，而是它是否行之有效。”他说：“我们提出的问题也不在于市场力量是替天行道还是为虎作伥。市场在生成财富和传播自由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但这场危机提醒我们，没有严格的监管，市场就会失控——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施惠于富裕者，其富裕便不能持久。我们的经济成功从来不是仅仅依赖国内生产值的规模，而是还依赖繁荣的普及，即为每一位愿意致富的人提供机会的能力——不是通过施舍——因为这才是最可靠的共同富裕之路。”
奥巴马要率领美国人走上“共同富裕之路”面临“抑富”与“济贫”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美国国会预算局3月20日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美国未来10年总财政赤字将高达9.3万亿美元，财政赤字水平将处于“不可持续”状态。奥巴马总统要通过提高对富豪征税，恐怕难以兑现和难以减少财政赤字。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文章指出，奥巴马知道，华尔街是其竞选活动资金一个不可替代的来源。从传统意义上说，美国对于资本主义爱冒风险和自由放任的一面比欧洲要有更强的认同感。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已经指责奥巴马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是将“美国欧洲化”。
大公司是美国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引擎，是美国创新的主体，是美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奥巴马政府如何处理同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关系，特别是金融危机过去后如何处理同大公司的关系，这是奥巴马面临的严峻挑战。
奥巴马出台“济贫”政策，得到广大贫穷居民的赞扬和支持，他签署的《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中，税收减免达2882亿美元，占36.6%，95%的美国家庭将从中受益。但是，对负债累累的美国家庭来说，这是杯水车薪。据美国媒体介绍，美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50%、2000年的71%扩大到相当于2007年美国GDP13.8112万亿美元的100%，联邦政府的社保金亏空额达13.6万亿美元，医疗保险亏空高达85.6万亿美元，房产按揭发债13.8万亿美元。既要缓解长期形成的家庭巨额债务，又要解决大量职工失业带来的新困难以及政府欠债，从而缩小贫富差距，这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和最严峻的挑战。
民主党虽然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有利于奥巴马推行其经济政策。但是，代表大公司特殊利益集团的一些共和党议员并没有偃旗息鼓。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3月4日专栏文章透露：目前，支持市场的力量正在国会中聚集，他们将对奥巴马野心勃勃的管制计划给以坚决的阻击。奥巴马推行的新政和改革，特别是提高对大公司征税、限制大公司牟取超额利润和高管谋取高薪酬，将继续遭到大公司及其代言人的顽强抵制。（作者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这不只是奖金问题，而是基本价值观问题。”奥巴马总统3月16日指令财长盖特纳“寻找所有法律途径”阻止这一“鲁莽而贪婪”的事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接受CBS采访时称：“我明白为什么美国纳税人会愤怒。我明白用他们的钱来支撑这家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多次做出糟糕决定的公司是多么不公平。”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声明称“无法接受”AIG的决定，并表示国会将寻求返回纳税人的钱。众议院3月19日以328票赞成、93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惩罚性所得税法案。根据该法案，在所有接受政府援助超过50亿元的企业里，如果有员工家庭年收入达到25万美元，其奖金将面临90%的惩罚性所得税。在多方压力下，AIG一些员工被迫吐出部分奖金。但这仅仅标志奥巴马“大政府”与“公司王国”（富豪）之争拉开序幕。
所谓“大政府”是相对于共和党的“小政府”，大、小政府不是规模和员工多少之别，而是表明民主党和共和党执政期间对社会财富分配，特别是对大公司垄断及其所获高额利润和高报酬的政策有所不同。旅居美国芝加哥的印度学者谭中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题为《“奥巴马现象”初释》的文章指出：美国是世人公认的最标准的“公司国家”，民主党与共和党一致维护这一体制，主要分歧在于容忍政府干涉的程度不同。布什效法里根以“减税”振兴经济没有收效，金融风暴使美国“公司国家”元气大伤、金融界信心丧失。奥巴马雷厉风行“大政府”将会与“公司国家”的既得利益形成尖锐的对立。
纵观民主党和共和党执政史，两党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劫贫济富”还是“抑富济贫”
从2007年7月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后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
从1861年到1929年大危机的68年间，共和党执政50多年内一直实行有利于富人的税收政策。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研究发现，20世纪20年代之前，税收对于美国富人来说不是沉重的负担，当时的所得税最高税率仅为24%，政府对最大的地产所征收的遗产税也不过20%。这种税收体制大大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
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爆发后，1932年，民主党人罗斯福在竞选演讲中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按照消费调整生产，更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和产品，使现存经济活动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开明政治的时代已经到来。”罗斯福1933年3月4日入主白宫后实施“新政”，在其第一任期内，美国所得税最高税率升至63%，在其第二任期内升到79%，到50年代中期高达91%。与此同时，政府对企业征收的联邦税平均税率，从1929年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以上。美国产业工人则是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受益者，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繁荣时期，美国普通家庭收入从2.2万美元增加到4.4万美元，几乎翻了一番。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评价是，“新政”的实施使美国收入均衡保持30多年，“而平等的时代也是空前繁荣的时代。”
旅居美国的印度学者谭中在《“奥巴马现象”初释》的文章中指出：美国社会10%是真正的“享有者”与“更多享有者”，80%是“少数享有者”与“不享有者”。罗斯福执政期间以加重对10%上层的税收来解决经济危机，里根执政时期以减轻这10%人的税收负担来振兴经济。共和党人里根1981年担任美国总统后进行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降低最高税率。里根执政8年期间，把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从46%降至34%，把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50%降至28%，被称为“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克鲁格曼指出，过去30年美国财富（及人均财富）是增加了，但绝大部分进入少数人荷包，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保守主义运动一直试图逆转自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制度和规范，这种逆转最终在里根时代得逞。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实质上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美国《纽约时报》提供的数据显示，2000年，美国家庭中将近20%没有净资产，最底层40%的家庭拥有资产仅占美国家庭资产总额的0.2%，而占美国家庭1%的最富家庭却支配着美国家庭资产的近40%。
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的预算方案中透露，2010年以后要停止对富豪减税，要把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5%提高到39.6%，把投资税率从15%提高到20%。专家们指出，AIG事件反映了奥巴马救市计划的根本矛盾，即政府管理与发达的自由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一旦缺乏有效监管，美国大公司就可能搞腐败。但是，美国富豪已形成强大特殊利益集团并得到各方面势力的支持，奥巴马总统要提高对富豪征税，将遇到重重阻力。
对垄断和暴利纵容还是约束
美国绝大多数富豪是大财团的后裔、大公司的主人或主要股东以及大公司的高管。在全球近千名富豪中，美国人占40%以上，2007年美国400多名富豪中有半数是华尔街会使用金融衍生工具的赚钱者。
当年罗斯福曾严厉批评垄断并提出对其要加以约束。他指出：“垄断限制了各种机会。个人的主动精神被一部庞大机器的轮牙所压碎。自由经营的领域日益受到限制，私有企业确实变得过分私有，它们已经变成了特权企业，不再是什么自由企业。”罗斯福颂扬政府，把它看作是希望所在。他说：面对着这样一个经济专制，美国的公民只能求助于有组织的政府权力——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政府对公民有某些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中包括保护家庭和家宅，建立一种机会均等的体制，以及对不幸者提供帮助。
不到50年之后，里根批评政府和为大公司辩护。他说：“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不解决问题，问题就在政府自己。”里根在1981年1月就职演讲中说：“企业家有自己的信念，有对一种观点的信念。正是这些，创造新的就业和增加财富的机会。”里根开启了所谓“小政府时期”，大公司垄断和牟取暴利恶性膨胀。民主党人克林顿在竞选和1993年入主白宫时曾声称“总统应该成为进步的强大动力”和“相信政府必须做得更多”。但是，克林顿执政头两年若干倡议受挫，以及共和党人在1994年中期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后，他迅速在政治上转向了中间立场。美国学者拉菲伯等在《美国世纪》一书中指出：到1996年1月，克林顿只得宣称“大政府时代”结束。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国会通过两项有重大影响的法案：1999年国会废除了1933年6月16日国会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正式取消了对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进行分业经营的限制性条款，通过了以金融混合经营为核心的《金融服务现代法案》；2000年国会通过了《商品交易现代化法案》，规定非在柜台交易的商品不受商品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这两项法案为金融衍生产品泛滥、投机猖獗、大公司加速垄断和牟取暴利创造了条件并大开方便之门。
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公司的垄断性进一步加强。从1988年到1998年短短10年间，铁路行业五大寡头公司占有市场份额从59%提高到76%，五大寡头百货公司占有市场份额从46.5%上升到75%，五大寡头电话公司在电话服务业领域已占据85%的市场份额，三大汽车制造垄断了美国汽车制造业，波音公司并购麦道公司后几乎独霸美国飞机制造业和市场。据统计，华尔街信用类衍生产品金额从2003年的不到3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60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由美国五大银行控制，摩根大通占30万亿美元，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各超过10万亿美元。
大公司的高管们与评级机构相互勾结、弄虚作假，在为垄断集团牟取暴利过程中获得高薪酬和高奖金。美国《泰晤士报》网站2008年12月15日公布的世界十大欺诈案中包括美国安然公司丑闻和美国国库券伪造案。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麦道夫2008年12月11日因涉嫌证券欺诈被警方逮捕，其旗下客户的基金总额高达648亿美元，只有约10亿美元被追回。美国《商业周刊》公布的经理人员与职工收入差距显示，1990年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报酬是普通员工的84倍，1995年扩大为140倍，1999年扩大为416倍。克鲁格曼新著《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指出：这已不仅仅是社会平等问题，而是美国曾经的一个基本信念和道义——老板收入大大超过普通员工将不利于士气——的崩塌。
继AIG发放巨额奖金丑闻曝光后，又传出花旗要给高管豪华装修。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花旗银行集团已累计接受政府援助450亿美元。美国芝加哥研究生商学院研究企业家精神的津加莱斯教授指出：“难道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利润私人化、损失社会化，且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撑经营失败的公司制度里吗？”
奥巴马的“共同富裕之路”
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月20日就职演说中说：“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不是我们的政府太大还是太小，而是它是否行之有效。”他说：“我们提出的问题也不在于市场力量是替天行道还是为虎作伥。市场在生成财富和传播自由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但这场危机提醒我们，没有严格的监管，市场就会失控——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施惠于富裕者，其富裕便不能持久。我们的经济成功从来不是仅仅依赖国内生产值的规模，而是还依赖繁荣的普及，即为每一位愿意致富的人提供机会的能力——不是通过施舍——因为这才是最可靠的共同富裕之路。”
奥巴马要率领美国人走上“共同富裕之路”面临“抑富”与“济贫”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美国国会预算局3月20日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美国未来10年总财政赤字将高达9.3万亿美元，财政赤字水平将处于“不可持续”状态。奥巴马总统要通过提高对富豪征税，恐怕难以兑现和难以减少财政赤字。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文章指出，奥巴马知道，华尔街是其竞选活动资金一个不可替代的来源。从传统意义上说，美国对于资本主义爱冒风险和自由放任的一面比欧洲要有更强的认同感。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已经指责奥巴马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是将“美国欧洲化”。
大公司是美国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引擎，是美国创新的主体，是美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奥巴马政府如何处理同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关系，特别是金融危机过去后如何处理同大公司的关系，这是奥巴马面临的严峻挑战。
奥巴马出台“济贫”政策，得到广大贫穷居民的赞扬和支持，他签署的《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中，税收减免达2882亿美元，占36.6%，95%的美国家庭将从中受益。但是，对负债累累的美国家庭来说，这是杯水车薪。据美国媒体介绍，美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50%、2000年的71%扩大到相当于2007年美国GDP13.8112万亿美元的100%，联邦政府的社保金亏空额达13.6万亿美元，医疗保险亏空高达85.6万亿美元，房产按揭发债13.8万亿美元。既要缓解长期形成的家庭巨额债务，又要解决大量职工失业带来的新困难以及政府欠债，从而缩小贫富差距，这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和最严峻的挑战。
民主党虽然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有利于奥巴马推行其经济政策。但是，代表大公司特殊利益集团的一些共和党议员并没有偃旗息鼓。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3月4日专栏文章透露：目前，支持市场的力量正在国会中聚集，他们将对奥巴马野心勃勃的管制计划给以坚决的阻击。奥巴马推行的新政和改革，特别是提高对大公司征税、限制大公司牟取超额利润和高管谋取高薪酬，将继续遭到大公司及其代言人的顽强抵制。（作者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