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周易》的记述，在神农氏时期，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那时出现了最早的集市，主要集中在以今陕西岐山为中心的关陇一带。
　　 西周建立后，正式确定位于今西安附近的丰镐为国都，《周礼》有“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记载，“市”成为城市建设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当时的丰镐集市已经较为繁荣，有“一日三市”的制度：“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
　　 在秦朝“重农抑商”政策推出前，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都是商业比较发达的阶段，秦国的商业活动在列国中是较为突出的。《史记》记载：“孝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雍”是现在的陕西凤翔，"栎邑”是现在的陕西临潼，在那里都居住着许多大商人。可以说，陕商源于大秦，秦人商贾随着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的建立而大行于世。
　　 秦朝虽然严格执行着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汉朝迅速取代了秦朝，之后着力发展关中地区的社会经济，从汉高祖到汉武帝，曾多次将其他地区的六国贵族后裔及“强豪富户”迁往关中，动辄”十余万口”。《史记》记载，这时的关中地区“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关中地区商人的规模迅速壮大。
　　 秦汉两代，关中是古代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商业活动也最为兴盛，丝绸之路又在这时开辟，极大地拓展了关中商人的发展空间。这一时期，欧洲地中海贸易开始兴起，欧洲人对中国商品产生了规模化需求，尤其对丝绸的需求量最大，迫切需要条能联结中国与欧洲的商路。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赛通西域，之后设置了河西四郡，又先后建立起四大“西域都护府”，将通往西方的交通，贸易都纳入国家管理之下，丝绸之路随之诞生。
　　 一直到唐朝之前，由于得地理之便，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多以关中商贾为主，对于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细节，史书中记载较少，但《史记》等书中仍记载下了这些大商人的名字，比如长安的“诸田”，包括田高，田兰等，还有韦家的栗氏，安陵的杜氏，他们个个身家“巨万”，茂陵商人袁广“家童八九百人”，杜陵商人张安世“家童七百人”，扶风商人士孙奋生意做大后到长安发展，家财多达一亿七千万钱。
　　 到了唐代，丝绸之路继续得到发展，往来中国的外国商人增多，关中商人与他们展开生意上的合作，共同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长安大唐西市的商人窦义经营麻布鞋起家，后主营丝绸等出口货物，与胡商米亮等人结成生意伙伴，把丝绸生意做到了罗马，号称“窦家店”，长安的另一位丝绸商人邹风炽，“其家巨富，曾见唐高宗请买终南山中树，愿每株树给绢一匹，自称树尽而绢不竭，从此富名遍传天下”。
　　 得益于丝绸之路的开拓，关中商人在汉唐时期掀起了第一次发展的高峰。宋，元以后，随着古代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陕西商人的优势有所丧失，但他们又及时抓住朝廷对西北边地实行的一些殊政策，掀起了新的发展高潮。
　　 明朝建立后，将西北边患视为王朝最大威胁，为巩固边防，明朝在沿边各地设立了9座边镇，其中陕西布政司管辖4座，即榆林。宁夏，固原，甘肃四镇，下辖24个卫所，有“马步军一十四万四千九百九十一人，马八千三百七十一匹”，这些兵马一年消耗的粮食、数千百计”，消耗布匹一百万余匹”。
　　 为解决粮食，布匹供应难题，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实行“开中法”，允许商人运粮到边镇，用粮食换取盐引。中国古代的食盐一般由国家垄断经营，盐引是取得食盐的凭证，因而具有价值的稳定性和稀缺性，有人将其视为古代的一种“特殊货币”，商人换到盐引后，可以凭此到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所属的各盐场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地区贩卖。根据运粮路程远近不同，换取同量盐引所需的粮食也不-样，按洪武年间的标准，大约1至5石粮食可换取一小引，合200斤食盐。
　　 “开中法”于明朝初年确立，之后一直施行并不断完善，除粮食外，还规定可用布匹，马匹等换取盐引。陕商抓住这项政策，发挥自身道路方便，运费更省的地域优势，迅速介入，带动了粮食布匹，食盐等物资的贸易，直到此时，陕西商帮真正发展成型。在有了一定积累后，陕商的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主营物资又增加了茶叶等项，地域扩大到新疆，川藏等地区，在商业上形成了明显的区位优势，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西北贾多秦人”。
　　 除了独特的地域优势，这一时期的陕商也有一定的创新精神。比如在布匹经营方面，过去的做法是，到江南产布中心通过当地的布商收买布匹，收齐后看布估价，之后交易拉走，秦商和织户都要受到当地布商的盘剥，为此，一部分陕商探索出了“驻中间，拴两头”的经营模式，把总号设在布匹产销两地的中间，一头拴着产地，在那里设立“座庄”，负责组织生产;一头拴着销售地，在那里设立“分庄”，负责销售。这种模式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经营成本，又有效地防范了产销两个环节的风险，因而使陕商在布匹经营中独占螯头，从明朝初年到清朝晚期，整个南北布匹交易几乎被陕商垄断。
　　 陕商多由农业生产起家，大部分陕商经营规模较为有限，而长途贸易又是资本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经营项目，为克服资本的不足，陕商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合伙股份制”就是其中的一种模式。过去一般由财东出资金，称“东方”，掌柜只负责经营，称“西方”，创新后，掌柜可以作为人力投资从而占有一定股份，称“领东掌柜”，这种模式密切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更加巩固了经营的基础。
　　 明朝中叶以后，各地商帮纷纷崛起，出现了所谓“十大商帮”，其中以陕商、晋商、徽商实力最雄厚，并称为“三大商帮”。陕商或称秦商-度是“三大商帮”之首，学者李刚在《解密秦商》一书中总结了陕商在中国商业史上创造出的多个“第一”，是中国历史上产生最早的商帮;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一陕甘茶马古道;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以“日分”为主要形式的契约股份制;创造了中国最早的“歇家”、“锅桩等民族贸易中介形式;创建了古代第一个商人会馆一社旗山陕会馆。
　　 一直到清朝晚期，陕商仍活跃在南北商贸的旅途中，并培育出泾阳茯茶.兰州水烟.孟布.颖布.西口皮货，西口药材等，都极具广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与其一衣带水的晋商相似，发家后的陕商往往会不惜巨资修建宅院，关中地区至今仍保存有旬邑唐家大院，大荔朝邑大院、韩城党家大院，长安郭家大院、泾阳县安吴大院、三原县孟店大院等明清私人宅院，由于宣传等方面的原因，它们的知名度还比不上山西乔家大院、王家大院，但规模、气势一点儿都不输给后者。
　　 耿直是秦人的脾性，但又容易产生固执的一面，体现在商业经营上就是对传统方式的固守和对新事物反应的不敏感。在近代工业化变革中，许多陕商对机器化大生产持反对态度，据撰写于民国年间的《泾献文存》记载，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的原型人物之一、泾阳商人吴蔚文就曾说过“谨守先业更广大之，然大要仍尊祖规”，他认为“所谓竞争，迸者争以德，不争以力：争以才艺，不争于机械;凡以机械争者，皆足以退化，而非进化之道”，这些保守思想，无疑在当时的陕商中具有广泛代表性。
　　 陕商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地区以及北方部分省市，这一点从对建在各地的“山陕会馆”的统计情况就可以看出。据统计，全国各地“山陕会馆”约292所，除北京，陕西外，四川、甘肃、新疆、河南等都是较多的地区，均有数十所，而广东只有2所，福建、浙江只有1所，陕商在西部地区共建立会馆120多所.几乎占到该地区会馆总数的一半，西部地区在近代经济一直较为落后，收入水平较低，这就决定了陕商始终只能以中低端生活日用品作为主要经营对象。
　　 近代以来，商业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商业集散中心模式逐渐让位于新兴工业体系。晚清以后，陕商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往昔的“商帮之首”辉煌不再，逐渐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