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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陕西渭南联通公司一份关于订阅报刊的通知引发了报社的“惊诧”。这份 “通知”明确：“公司机关各部门和各县分公司一律不再订阅2012年各类报纸、杂志、刊物，不得以各种名义申请费用用于支付报刊订阅。”
“通知”本身没有具体针对哪些平面媒体。不再订阅各类报刊，也不等于不再接收各类信息。相反，作为一家移动运营商的子公司，它有足够的屏幕（电脑屏、手机屏、平板电脑屏等）更快捷、更经济、更有效率地了解资讯。
对传统媒体来说，只要有基本的市场认知，便能意识到新媒体时代正逐步到来，接收信息的传统方式正在发生改变。
2008年12月8日，拥有161年历史的美国第二大报业集团论坛报业集团申请破产保护；2010年9月，《纽约时报》董事会主席声称，《纽约时报》将在某个时段停印。
在中国，媒体界也在因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分化组合、推陈出新。那些在市场里摸爬滚打过来的媒体，对这一点的认识和反应要来得快些；但也有部分传统媒体，诸如一些党报党刊，高度封闭、行政化使然，已不习惯接受受众的选择。
与其他媒体多以广告为主要营业收入不同，一些地方党报党刊仍以发行作为维系运营的主要经济来源。正因为此，渭南联通公司的一纸“通知”，并未针对党报，却惹得当地党报发威了。
《陕西日报》便在头版显要位置发文称：“党报党刊发行在渭南联通公司竟然受阻。”“竟然”二字背后，是“惊诧”之怒。
“党报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渭南日报》也在头版痛斥“发文拒订党报党刊太离谱”，同时配发评论质问：“渭南联通有没有党组织？”
这种错位由来已久。党报党刊要发行时，那就是党企合一，订阅数多多益善。当面对严禁“指标订阅”“摊派订阅”的政令时，党报党刊却自走“免责”的VIP通道，政令奈它何？
去年底，新闻出版总署照例下发了通知，要求各级新闻出版部门立即组织检查纠正报刊摊派发行等行为，发现问题的要立即纠正，对涉及违纪违规的，还要联合纪检、监察、财政、工商、税务、审计等部门进行依法查处。但对于仍留恋在河里摸石头的一些党报来说，若遭调查，恐怕又会惊诧于“竟然敢查党报”了。
这两家报社作为“党的喉舌”，以头版攻击一家拒绝平面媒体的公司，令人惊诧。它们理应知道，渭南联通公司当然有党组织，这个党组织也应该响应党报党刊订阅。党员自费订阅党报党刊，党组织以党费开支订阅党报党刊，这是党员和党组织的自由，渭南联通公司无权干涉——这背后是相关公司党组织与企业的独立依存关系。
而渭南联通公司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它有权决定是否订阅以及订阅哪些报刊，它更有义务对公司的股东负责，对公司的每一笔支出负责。一家公司禁止“以各种名义申请费用用于支付报刊订阅”，是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体现，并无不妥。渭南联通公司既未违背任何法律法规，也未对党员和党组织的订报选择权构成阻碍。一家公司的党员和党组织自己选择不订党报党刊，怎能迁怒于公司？
事实上，判断一家党报是不是“党的喉舌”，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看当地的党员和党组织对这家报纸是否认同。这样一家在传播载体上落后于时代，在传播内容上又完全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为了一报之经济利益，不惜利用社会公器——自身的舆论平台进行报复性发稿的媒体，还如何能赢得读者？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代表着网络带来的新变化。在平面媒体的黄金时代，党报党刊是最重要的信息发布源，也是最重要的舆论监督主体。这种发布特许与监督特许事实上造成了党报党刊的特权。由来已久的单向指令发行、指标发行、摊派发行，也让党报毫无生计之忧。随着电视的普及，这一特权被分享摊薄。由于电视与报刊之间的互补性，这种权力的冲突并不明显。
但到了网络时代，公众了解信息、接收信息的来源更加广泛。党报党刊的信息发布垄断地位逐渐削弱。更重要的是，商业网站以其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分享了党报党刊长期垄断的监督权。到自媒体发展起来，人人都有麦克风，信息分享及舆论监督的权力进一步被分散。
如今，就连党报的龙头——《人民日报》，也在积极过河。《人民日报》去年推出的“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在最近的各类媒体颁奖礼中斩获颇丰。这些评论以平实的口吻，深入审视了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举凡打捞“沉没的声音”，包容对待“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从维护群众利益起步追求理性，等等，均切中时弊，发人深省，也在一时间风行天下。
从“难读”到“好看”，一贯挑剔的网民也赞叹《人民日报》有了“人味”。反观一些地方党报，动辄标榜“喉舌”，放言“引领舆论”，事实上有效的阅读却很低。
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在其“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中，曾反复强调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即多元乃繁荣之奥秘。《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一文向党政官员建言，“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
渭南联通公司拒订报刊引发的连锁事件让我们看到，当公众伴随着一个网络时代、一个自媒体时代、一个多元化时代都已过了河，还有一些人却在水里假装摸石头。
作者为海南大学副教授
“通知”本身没有具体针对哪些平面媒体。不再订阅各类报刊，也不等于不再接收各类信息。相反，作为一家移动运营商的子公司，它有足够的屏幕（电脑屏、手机屏、平板电脑屏等）更快捷、更经济、更有效率地了解资讯。
对传统媒体来说，只要有基本的市场认知，便能意识到新媒体时代正逐步到来，接收信息的传统方式正在发生改变。
2008年12月8日，拥有161年历史的美国第二大报业集团论坛报业集团申请破产保护；2010年9月，《纽约时报》董事会主席声称，《纽约时报》将在某个时段停印。
在中国，媒体界也在因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分化组合、推陈出新。那些在市场里摸爬滚打过来的媒体，对这一点的认识和反应要来得快些；但也有部分传统媒体，诸如一些党报党刊，高度封闭、行政化使然，已不习惯接受受众的选择。
与其他媒体多以广告为主要营业收入不同，一些地方党报党刊仍以发行作为维系运营的主要经济来源。正因为此，渭南联通公司的一纸“通知”，并未针对党报，却惹得当地党报发威了。
《陕西日报》便在头版显要位置发文称：“党报党刊发行在渭南联通公司竟然受阻。”“竟然”二字背后，是“惊诧”之怒。
“党报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渭南日报》也在头版痛斥“发文拒订党报党刊太离谱”，同时配发评论质问：“渭南联通有没有党组织？”
这种错位由来已久。党报党刊要发行时，那就是党企合一，订阅数多多益善。当面对严禁“指标订阅”“摊派订阅”的政令时，党报党刊却自走“免责”的VIP通道，政令奈它何？
去年底，新闻出版总署照例下发了通知，要求各级新闻出版部门立即组织检查纠正报刊摊派发行等行为，发现问题的要立即纠正，对涉及违纪违规的，还要联合纪检、监察、财政、工商、税务、审计等部门进行依法查处。但对于仍留恋在河里摸石头的一些党报来说，若遭调查，恐怕又会惊诧于“竟然敢查党报”了。
这两家报社作为“党的喉舌”，以头版攻击一家拒绝平面媒体的公司，令人惊诧。它们理应知道，渭南联通公司当然有党组织，这个党组织也应该响应党报党刊订阅。党员自费订阅党报党刊，党组织以党费开支订阅党报党刊，这是党员和党组织的自由，渭南联通公司无权干涉——这背后是相关公司党组织与企业的独立依存关系。
而渭南联通公司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它有权决定是否订阅以及订阅哪些报刊，它更有义务对公司的股东负责，对公司的每一笔支出负责。一家公司禁止“以各种名义申请费用用于支付报刊订阅”，是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体现，并无不妥。渭南联通公司既未违背任何法律法规，也未对党员和党组织的订报选择权构成阻碍。一家公司的党员和党组织自己选择不订党报党刊，怎能迁怒于公司？
事实上，判断一家党报是不是“党的喉舌”，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看当地的党员和党组织对这家报纸是否认同。这样一家在传播载体上落后于时代，在传播内容上又完全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为了一报之经济利益，不惜利用社会公器——自身的舆论平台进行报复性发稿的媒体，还如何能赢得读者？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代表着网络带来的新变化。在平面媒体的黄金时代，党报党刊是最重要的信息发布源，也是最重要的舆论监督主体。这种发布特许与监督特许事实上造成了党报党刊的特权。由来已久的单向指令发行、指标发行、摊派发行，也让党报毫无生计之忧。随着电视的普及，这一特权被分享摊薄。由于电视与报刊之间的互补性，这种权力的冲突并不明显。
但到了网络时代，公众了解信息、接收信息的来源更加广泛。党报党刊的信息发布垄断地位逐渐削弱。更重要的是，商业网站以其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分享了党报党刊长期垄断的监督权。到自媒体发展起来，人人都有麦克风，信息分享及舆论监督的权力进一步被分散。
如今，就连党报的龙头——《人民日报》，也在积极过河。《人民日报》去年推出的“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在最近的各类媒体颁奖礼中斩获颇丰。这些评论以平实的口吻，深入审视了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举凡打捞“沉没的声音”，包容对待“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从维护群众利益起步追求理性，等等，均切中时弊，发人深省，也在一时间风行天下。
从“难读”到“好看”，一贯挑剔的网民也赞叹《人民日报》有了“人味”。反观一些地方党报，动辄标榜“喉舌”，放言“引领舆论”，事实上有效的阅读却很低。
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在其“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中，曾反复强调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即多元乃繁荣之奥秘。《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一文向党政官员建言，“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
渭南联通公司拒订报刊引发的连锁事件让我们看到，当公众伴随着一个网络时代、一个自媒体时代、一个多元化时代都已过了河，还有一些人却在水里假装摸石头。
作者为海南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