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社会就像一条汹涌的大河，每个人都是河里的鱼，有的匍匐在河底，有的浮在水面，有的在中间游荡。的确，现实社会中，不同的群体就生活在不同的层面上，有的在塔尖，有的在塔底，有的在塔中。那么，在当代中国社会，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呢？他们又是怎样的一个阶层？他们的出现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将如何有效扩大这一阶层呢？
　　“住在郊区，有一幢（分期付款）两间—四间卧室的房子、两三个孩子、一只狗、两部汽车（一部日本的、一部美国的，分期付款）、门前是修剪整齐的草坪、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拿薪水后马上开出15张以上的支票付账（房子、车、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有线电视费、分期付款的大件商品、5件信用卡的账单、孩子牙医的账单，医疗和人寿保险，或许还有看心理分析医生的账单，等等），平时看电视脱口秀，周末借两盘录像带，边看边喝可口可乐，吃爆米花，每年圣诞节扎圣诞树，妻子和丈夫都在发胖。”
　　在美国，像这样的群体，年收入一般在2.5万至10万美金，他们目前已占到美国总人口的80%，被称为“中产阶层”。有资料显示，这一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目前在发达国家普遍在80％。
　　不久前，据国家信息中心权威人士预测，未来5年，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层消费群。据权威解释，我们所称的“中产阶层”，通常指的是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
　　
　　中产阶层峥嵘初露
　　
　　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中，我们一方面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一方面同时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并举的结果，最直接地体现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变迁上。业内专家认为，这次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逐步孕育产生了一个新兴阶层。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力量的不断增强，他们的面目由最初的模糊而日趋清晰，他们的声音由最初的细微而日趋变高，他们的地位由当初的被忽略而日趋被重视，他们就是已悄然在我国出现的中产阶层：
　　在北京，北三环一线的写字楼和居民楼里，大半聚集着那些白手起家、依托科技与资本成功对接的“知本家”，年薪往往不下30万。
　　在上海，从原先的各种角色蝉变而成的沪上新贵中，有专业技术人员、有经理人、有文化人，有自由职业者。除了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中等或中等以上收入”外，他们几乎都有着对外语的强烈渴求。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动因的存在，在这里，各种各样的外语课堂里总是显得人满为患，无数人怀揣梦想飘洋过海，无数人海外学成，归国创业，使这一新兴阶层得以不断扩大，财富也随着不断增值。
　　在广州，据媒体披露，不久前的环线道路三期项目资金信托计划、投资计划首期两亿元，5天之内即被预定完毕，第二期3亿元也在一天之内被预定完，意味着新兴阶层开始在此显山露水。
　　在天津，凭借港口优势，飞速发展的物流业以及房地产、通讯业等热门行业犹如变魔术一般催生了一大批成功人士，培植了一批新兴阶层。


　　在珠海，活跃着一群年收入在20万以上的律师、国外品牌代理商、外语培训学校创始人、公司经理。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近1/3拥有海外背景，视野开阔、外语熟稔。
　　在成都，一年进帐10万以上的人，除了那些大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这支主力军外，还有律师、会计师、画家、设计师、媒体的中高层管理、买卖古董的文化掮客，等等。
　　在长沙，在房地产营销、律师、证券、外企、广告、IT业、职业经理人等一些新兴的行业中，年薪20万元左右的群体与日俱增，一些人更是身价不菲。据报道，在该省第一个正规高尔夫球场“梓山湖”试营业的时候，他们就不惜代价弄到了会员卡。
　　在深圳，目前大约有超过12万经理人才，平均年龄不到38岁，深籍不到一半，大多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他们充满朝气和活力，拥有良好的的管理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深圳经济发展的走势。
　　……
　　
　　中产特性调查
　　
　　尽管这一群体的行为边界目前还不很清晰，尽管其阶层认知尚处于萌芽状态，但人们完全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他们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1、从财富特征来看，他们普遍具有中等以上收入水平。从2002年9月份开始，“亚洲市场调查公司”(AMI)历时两个月，完成了一项对“当代中国精英”的调查显示，新兴的中产阶层在财富的拥有方面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持有股票或者期权，已经上市，或者至少有希望在近期内上市。
　　二是有一个豪华住所，另有度假小屋或别墅，哪怕是跟别人合买的也算。
　　三是有一辆看上去不错的车，车的年代和型号就不追究了。
　　四是家里有最新款的台式电脑，随身提着体积最小的新款笔记本电脑，换电脑像女人换时装一样频繁。
　　五是年收入20万以上。主要指从事合法职业取得的合法报酬和经合法手续获得的私人财富，以及以合法方式拥有的正当收入报酬。
　　2、从职业特征来看，中产阶层的成分比较庞杂。一般工作在主流的或流行的行当，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包括那些以脑力劳动为主，兼具体力劳动的职业，如高级技工等）：
　　一是各种经济类型的中、小企业的经理、企业家。
　　二是行政事务、公共事业专职管理者，包括垄断行业的“老板”。
　　三是具有中、高级职称的教师、工程师及各类市场稀缺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那些善于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行业中将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科技精英。
　　四是各级政府机构的有能耐的公务员、办事员。他们往往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职业权力。自80年代后期始，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他们在重新调整自身社会位置的过程中，以分别占有的权力资源、高质量的社会关系资源、知识资源等，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机会结构中保持或换取了相应的地位优势。
　　五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高素质的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家。他们解决利用改革开放释放的市场资源与流动机会，以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独自从“市场”创业而成。
　　六是应聘于外企、三资企业的各级、各类“白领”。其工作、劳动方式、职业声望及报酬均高于原国有企业及传统职业。
　　七是商业、服务业中的佼佼者。


　　八是传媒、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大腕儿”。
　　九是自由职业者等。
　　3、从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来看，中产阶层往往与轿车、名表、名酒、化妆品、时装、保龄球、高尔夫球、酒吧、精品屋、舞厅、美容院、白领杂志为伴。
　　中产家庭最大的投入是在市区外围或者城乡接合处买一幢两居或者三居的房子，面积由80—150平方米不等，取决于各人收入情况，但是核心一定是分期付款。在沈阳，200多平米的全跃式楼房是他们的初级目标，300平米以上的单体别墅乃是理想的目标。难怪，有人说，讲究情调的“小资”可能也会买房子，但是如果一个没有自己房子的“小资”，无论如何是升级不到中产阶层行列的。
　　其次，就是私人汽车。像宝来、帕萨特、POLO、捷达、奥迪，不同档次、不同价位的车子，目前已是各色各类中产们显示身份与实力不可或缺的标志之一。
　　其他方面的消费，中产阶层更是追求时尚，讲究品牌。诸如对时装及日用品、聚会性质、吃饭场所、购物场所、居住场所，甚至打火机都有口味选择。
　　4、从个人修养情况来看，中产阶层一般都有表现出一定的“身份”意识和“品位”追求。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层不但在收入上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上也处于中等和中等以上水平。从现实情况来看，他们：
　　一是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中等以上国民教育学历水平、具有专业技术培训资历及掌握相应的职业专业技能。如持有大专以上学历、各种专业资格考级证书、各种/级专业技术职称者，往往会一门外语。在西安，西安交通大学首届EMBA今年招生的时候，年学费超过10万元，但前来报名学习者还是络绎不绝。在深圳，MBA(企管硕士)、JD(法学士)、MS(科学硕士)、MFA(艺术硕士)或MD(医学博士)等学位，已成为深圳新贵苦苦追求的附加值。
　　二是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道德素养。他们大多遵纪守法，举止文明，回报社会。如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等。在昆明，有媒体披露，每年一场“云南红”之夜的演出，包括了芭蕾舞、交响乐这些高雅艺术，几乎每场都爆满。更有一位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家，将毕生的积累用来购买与云南文化有关的文物，并贷款建造了全国面积最大的私人博物馆。
　　三是大多具有与时俱进的价值观。他们知道网络、股市行情、最新上演的歌剧和芭蕾舞剧；他们注重夜生活，对宴会、晚餐、夜茶等乐此不疲；他们往往生活随意，乐山乐水。
　　
　　做大中产势在必行
　　
　　尽管如此，我们还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巨大的现实差距：在西方国家，“中产阶层”已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在美国“大众”几乎就是中产阶层的代名词。而相比之下，我国的中产阶层社会地位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社会作用还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特别是规模还很小，目前，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只有１５％到２０％之间。
　　1、维护社会稳定，呼唤“橄榄型”社会结构。


　　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事实上，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增长很快，但由于社会两极分化，中产阶级发育缓慢，结果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巴西、阿根廷虽然人均GDP都达到过七八千美元，一个金融危机就倒退回了原点；伊朗到70年代人均GDP已达到1万美元，但因为中产阶级阙如，结果社会一动荡经济就垮下来了。相反，日本由于战后中产阶层不断扩大(有90%的日本人自认为“中产阶级”)，从而成为自民党保守政治及对国家有效领导的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支撑着社会的长期稳定。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社会结构显得很不合理。从财富分配情况来看，目前，国内金融资产总量20万亿元中，有80％的居民金融资产为30％的城市居民拥有，而其中近一半又被20％的高收入者占有。这种人数上的“金字塔”和财富占有上的“倒金字塔”结构，直接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平均已达零点三九，直逼零点四这一警戒线，直接导致“仇富心理”、“财富原罪论”的蔓延。此外，据著名国情问题专家胡鞍钢先生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1亿-2亿人，占比高达22％-45％，其中，非常不满者就有3200万-3600万人，占比超过7％。这种大面积的不满，使社会空气中流动着对财富的愤怒情绪。这种包含着不满和愤怒的“嫉妒”是破坏性的、颠覆性的，已经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如不迅速加以扭转，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如果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的话，那么，“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同样是迫切的政治任务。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
　　马迪厄在《法国革命史》中说得好：“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在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的时期。”这是基于对中外历史的清醒认识，党的十六大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响亮口号时，明确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著名财税问题专家高培勇分析认为，十六大报告中关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新提法，就向我们传递了两层概念。其一，高层已经正视中国收入差距在拉大的现实；其二，通过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写进党的报告，进一步坚定按要素分配的改革取向，而按要素分配，解决收入从何处取得这样一个问题，也将必然会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可以说，“中产”现在已成为继“温饱”、“小康”之后，又一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标准，也是我国发展战略“三步走”的第三个追求目标。
　　3、刺激市场繁荣需要中产作为支柱群体。
　　中产阶层收入稳定，薪金丰厚，可以说是社会的支柱消费群体。他们是各种产品广告的主要定位对象，是超市最主要的购物者，也是城市最核心的观念和潮流的体现者，有时，甚至会成为主导者。调查表明，买房、购车、自费旅游是当今中产阶层的三大消费热点。在深圳和上海等地，绝大多数中产阶层都拥有它已购置的住房。同时，由于中产阶层的还贷能力和信用等级均高于一般水平，因而备受贷款银行青睐，也有利于银行培植新的增长点。据了解，目前，已经拥有一套房产的中产阶层中，希望拥有或者已着手购置第二处住所的大有人在，把购房作为投资取向的人也占很大比重。
　　在休闲消费上，中产阶层往往也是独领风骚。人们往往能在国内外的黄金旅游线路上，城市中独具情调的餐饮场所中，以及娱乐健身设施集中的地方，不经意间看到他们的身影。


　　同时，中产阶层在消费上还能有效地刺激“上行”阶层的消费行为。当前我国社会消费结构中出现了特有的“富人（特别有钱人）低消费”现象，富人手中持有的货币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推动消费升级的购买力，甚至造成大量的资本外逃。有关专家认为，造成这一不正常现象的本质是，消费结构中缺少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推进和拉动是富人“持币观望”的心理源头，中产阶级缺位的消费环境根本打不开富人紧锁的心理钱袋。因为，在健康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中产阶层是推动这种高消费升级的媒介和生力军，富人的心理钱袋在这些人的模仿和追捧下开启。但在目前贫富差距拉大的现状下，中产阶层仅仅占有庞大社会阶层中相当微小的部分，力量和价值观影响都相当薄弱，直接导致社会既有的消费环境中缺乏这种建设性的追捧与创造性的“嫉妒”。从这一意义上看，做大做强中产阶层也显得刻不容缓。
　　
　　合力打造中国中产
　　
　　全国政协委员牛文元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全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有五条标准：城市化率达到七成以上，“白领”社会劳动力应该大于或至少持平于“蓝领”、恩格尔系数平均降到零点三以下、基尼系数控制并保持在零点二五至零点三之间，人均受教育年限为十二年以上。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尚有很大的差距：城市化率为36％，“白领”劳动力大大低于“蓝领”，恩格尔系数平均在零点四五左右，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五点九年。事实上，做大做强中产阶层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要使人口的38%或40%左右成为中产阶层，而目前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之比恰恰也只有38%，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相当于要将几乎现行所有的城镇居民全都中产化！其难度之大，不难看出！
　　1、政策上要加以有效保护和鼓励。
　　在香港，中产人士占人口的七成，是香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据香港《文汇报》透露，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香港特区政府将推出首套针对中产阶层的政策，以恢复中产人士对港府的信心。据港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指出，港府应为中产阶层开拓更多向内地或海外发展的机会，为小型企业家、创造新行业者及自雇人士提供支持，以及稳定楼价，舒缓中产阶层的压力等。
　　事实上，中产阶层也是很脆弱的。在前不久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产阶层是经济动荡最大的受害者。富人经济实力雄厚，忍耐一阵，损失一些财产也就挺过去了；贫困阶层本来就没有什么，无非也就变得更穷；可怜的是中产阶层，仅有的一些财产一下子全都失掉了，只能从头再来，其中一部分人落入贫困，从此一蹶不振。在当今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所面临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实践证明，只有保护私人产权，才能防范权贵和权力资本侵吞百姓，穷人也有上升机会，私人资本和职业阶层才有成长空间。只有维护社会公正，才能保证财富的获得只有通过创造财富实现，而不是掠人自肥。因此，我们必须审时度势，未雨绸缪，提前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有效的保护，如尽快出台私人财产保护法等。
　　2、发挥政府调节“抽肥补瘦”功能。
　　我们的目的是让穷人变富，但绝不是让富人变穷。尤其在我国进入WTO之后，将在多个领域与国际接轨，资源配置、财富分配将产生新的格局，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将直接参与收入分配，大批中产阶层即将形成。因此，从增量的角度去做大经济蛋糕，进而提高穷人的收入，让他们进入社会中间阶层，而不是从存量的角度去剥夺富人，这应是我们努力的大方向，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发挥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两个途径来实现“抽肥补瘦”的目的。换言之，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功能，不仅能抑制高收入群体的膨胀，而且能使低收入群体中的一部分人进入中收入群体。
　　3、大力发展公共教育。
　　知识改变命运，只有大力发展公共教育，才能使人人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我们要尽快普及12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开展终身教育，打造学习型社会，从而使更多的人攀登知识的阶梯，有机会进入中产阶层。
　　4、打破户籍制度，推进城市化进程，有效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
　　不久前，有专家提出了“扩中、保低、调高”的政策。据介绍，所谓“扩中”，就是通过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的收入水平，使城乡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所谓“调高”，就是加大个人所得税调节力度，调节社会过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所谓“保低”，就是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转入城镇或非农产业就业。
　　事实上，“保低”的任务显得更为迫切而艰巨。因为，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缩小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例下降，对于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从金字塔型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过渡是极为重要的。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层，一般都仅占其总人口的15%以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减少，他们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67.4%下降到1999年的44%。但是，目前的这一占比仍然与现代化社会结构相距甚远，甚至还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1998年，马来西亚、巴西和墨西哥的农业劳动者比重分别为18.17%、24.19%、19.79%。可见，中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大大地制约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进程。为此，必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打破户籍制度，推进城市化进程，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切实保障城乡困难群体人员的基本生活，进一步放宽劳务政策，鼓励兴办私人企业等，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使农民阶层中的成员向上流动，进入社会中层。
　　5、广开就业门路，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国家应该把促进就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放到与计划生育、国土资源保护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当前，特别要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积极引导全社会转变就业观念，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在扩大就业的同时，还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低收入者解决生存权问题，消除绝对贫困，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