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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读者而言，沈泽民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实际上，沈泽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一定影响的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他竭尽全力编辑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和社会改革方面的文章，同时撰写一些评论，他创作小说比哥哥沈雁冰（茅盾）早了8年。沈泽民还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活动家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的第一批党员之一，对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工会运动及早期革命文学的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31年赴鄂豫皖苏区工作后，担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等职务。1933年11月20日，在湖北省黄安县（即今红安县）天台山病逝，年仅33岁。
青年时代的沈泽民，先后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文学研究会”，行走在文学和革命的双行线。他俨然是位带浓厚文学气质的青年革命家，即先是文学青年，再是理想青年，然后是叛逆的青年、反抗的青年。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他的成长经历。
沈泽民，1900年6月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沈雁冰之弟。沈泽民的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由于患骨癌死于1906年的夏天，当时沈泽民只有6岁，沈雁冰只有10岁，但其母陈爱珠非常坚强，勇敢地负起了培养子女的重任。“乡党群称女丈夫，含辛茹苦抚双雏。”这是茅盾1970年怀念母亲所作的诗中的两句。“女丈夫”是指他的母亲陈爱珠，“双雏”就是指他和他的胞弟沈泽民。
沈雁冰是我国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奋斗的一生，对弟弟沈泽民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父亲临终时留下遗言：“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母亲又时刻叮嘱沈雁冰：“要做一个有志气的人，要给弟弟泽民做个榜样。”沈雁冰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愧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哥哥。在这一点上，沈氏兄弟很像当年的鲁迅和周作人兄弟。沈泽民幼时身体一直比较弱，3岁时候病倒了，父亲开了药方，吃了没用；外公的门生都是医生，一起会诊，也束手无策。沈泽民的病来势凶猛，几天下来，不进饮食，日夜昏睡，气息奄奄。情急之中，请来乌镇名医陈渭清，居然药到病除，起死回生。沈泽民像哥哥一样，读书认真，品学兼优。
沈雁冰和沈泽民兄弟俩，先后在乌镇的立志小学和湖州的浙江省立第三中学读过书。在校时，沈雁冰的国文成绩出类拔萃，沈泽民的数理化成绩名列前茅。1916年，沈雁冰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16年8月，沈泽民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陈爱珠特别高兴，她和沈雁冰亲自送沈泽民去南京读书。
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期间，1918年，沈泽民与沈雁冰合译了美国作家洛赛尔·彭特的科学小说《两月中之建筑谭》，在沈雁冰主编的《学生杂志》上连载了8期。接着，他们兄弟二人又合译了一本小册子《理工学生在校记》，也在《学生杂志》上发表。
忧国忧民的革命作家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19岁的沈泽民就创作了《阿文和他的姊姊》、《呆子》等小说。其中小说《阿文和他的姊姊》以1000多字的篇幅，向人们叙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8岁的阿文和姐姐爱珍之间的血脉情深。爱珍“天天在田里工作，拔草、拾野柴、拉枯叶、扎羊草，一天到晚在田野里弯着腰做”。阿文也“陪伊做工，依旧一块歌唱玩耍”。有一天，无法生活下去的父母将姐姐爱珍卖掉了，只剩下孤单单的阿文。“阿文也要去，爹爹不许，他只好坐在家里等他姊姊回来……他姊姊到夜没有回来，他很觉得没趣味，孤零零的一个呆坐着。下一天他很早的起来等他姊姊，从早晨等到黄昏，姊姊不来。”故事并不复杂，但写出了因社会的黑暗而骨肉分离的主旨，让人感到阿文那种撕心裂肺的惨痛。而小说《呆子》则讲述一个地主老财不顾佃户死活派儿子去收租，不料叛逆的儿子不仅不收租，在了解了佃户的辛酸后，反而将田契撕毁并离家出走的故事，内容简单、爱憎分明。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沈泽民最早的作品，不仅反映了他青年时代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文学才能，在现代文学史上还具有开拓意义。
从时间上看，沈泽民的小说创作比其兄沈雁冰（茅盾）还早8年。而且，一开始创作，他就显露出一个革命作家的本色，在作品中鞭挞旧势力，同情劳动人民，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沈泽民在文学作品中着力描写揭示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如在他的《五月》诗中这样写到：“五月的麦子在垄里黄了/新插的秧针在田里荡漾/天气好/下田忙/雨水不调匀/望着天空惆怅/收割固然是快乐/还租粮却是苦恼/布谷你莫叫/我那抱病在床的娘子要忧烦死了。”以轻快、朴实的笔锋反映了农民的艰难。
1919年，沈泽民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学习水利工程专业以外，还爱好文学，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11月1日，沈泽民与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他们是这个学会中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那一部分会员。1920年7月，张闻天和沈泽民结伴东渡日本，他们先是刻苦学习日文，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半工半读，并到早稻田大学旁听。在日本，张闻天、沈泽民经常与在日留学的田汉、郁达夫、郑伯奇、康白情等相聚，一起谈论时政，切磋文学。留日期间，沈泽民还经常给《小说月报》写稿，翻译和撰写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
1921年初，沈泽民与张闻天从日本返回上海，从事革命和文学活动。不久，沈泽民由沈雁冰介绍，与李启汉、邵力子等一起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我党正式成立前的第一批党员之一。沈泽民的这些政治活动得到了母亲陈爱珠的支持。陈爱珠对沈泽民、沈雁冰说：“你们走的路是对的，如果你们父亲不死，说不定他也会走这条路的。”给沈泽民从事革命工作以极大鼓励。后经恽代英介绍，沈泽民去安徽芜湖中学任化学教师，组织芜湖学社，编辑出版《芜湖》半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1921年7月，沈泽民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翻译并出版了《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1921年底，沈泽民回上海参与筹建平民女校，并任英文教员。1922年5月，沈泽民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团中央委员。此后到1923年青年团的“二大”期间，沈泽民参与主持团中央日常工作。 1923年，沈泽民撰文参加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文学家对反对文学革命的“学衡派”的反击和批判，其中《文言白话之争的根本问题及其美丑》一文深刻地阐明了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口语和文字一致的必要性和必然性。1923年夏，沈泽民到南京建邺大学任教，建立了南京中共党小组和南京团委会，发展党团员。
青年沈泽民曾经挥斥方遒，活跃在上海新文学阵营。他与兄长茅盾志同道合，是中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他写新文学论文、写白话小说，写新诗、办报纸。沈泽民曾经把文学定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他在一份《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上，亲笔填写：
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文学研究、介绍西洋文字、制造中国文学。
事业着手之时日及地点：现在此地。
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卖文。
备考：以上所定终身事业，将来说不定有变更。
与兄长茅盾同为中国
新文化运动的骁将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1924年初，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主管江苏、浙江、江西、安徽4省党务工作，沈泽民担任执行部宣传部的宣传指导干事。1924年1月13日，在中共上海全体党员大会上，沈泽民被选为中共上海地委委员。1925年6月，沈泽民和董亦湘介绍张闻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张闻天终于迈开了这一步，这对张闻天的人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张闻天能走好这一步，沈泽民、沈雁冰兄弟对他的帮助意义重大。
“五四”前夕，沈泽民就与沈雁冰一起，为《学生杂志》翻译了美国的《两月中之建筑谭》和《理工学生在校记》两篇科学小说，开我国翻译外国科学小说之先河。随后，他又大量翻译了介绍十月革命苏联文学的作品，比如《俄国的批评文学》、《俄国的农民歌》等。在翻译生涯中，沈泽民还十分注意介绍小民族国家的文艺作品。比如他翻译的《近代的丹麦文学》、《塞尔维亚文学概况》等，就是其中较有特色的作品。此外，他还翻译了不少这类小民族国家的文艺作品，作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借鉴。
20世纪20年代初，在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战后文艺新潮”栏目内，曾经发表沈雁冰、沈泽民合译的《新俄艺术的趋势》和《赤俄诗坛》两篇文章。在前一篇文章的《译者附记》中，沈泽民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俄国艺术，可视为“无产阶级艺术的先驱”。
1922年5月，沈泽民翻译的英国泰罗的《基尔特的国家》正式出版，这是沈泽民最早的一部译著。之后，沈泽民又翻译了英国王尔德的《印象》、小泉八云的《文学论》等。此外，沈泽民还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等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沈泽民更多的文学活动成果被收录在《沈泽民文集》中，包括小说、诗、文艺论著和翻译的小说、散文、论文，总计有34.7万字。
1924年春，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应邀访问中国。泰戈尔的访华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文化界不少人对泰戈尔思想里的玄学味及冥想观非常感兴趣，这一现象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党中央认为需要在报刊上表明中共的态度，沈雁冰、沈泽民兄弟率先响应。茅盾写了《对于泰戈尔的希望》和《泰戈尔与东方文化》，分别刊登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沈泽民则写了《泰戈尔与中国青年》一文，发表在《中国青年》上。这篇文章系统评析了泰戈尔思想及对泰戈尔思想的认识，告诫中国青年，泰戈尔思想“我们决不可含糊接受，因为他对中国青年思想的前途，是有害无益的”。
1924年，沈泽民、蒋光慈等组织春雷社，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开办《春雷周刊》。1924年11月，《觉悟》先后出版两期《文学专号》，发刊宣言公开宣布“我们是些无产者”，“我们的笔尤要为穷人们吐气”。
1924年6月，沈泽民发表了《文学与革命的文学》，这是沈泽民文学观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式的文章。文中，他用新兴阶级的目光审视新文学，提出新文学的历史使命，“要从社会生活的彻底翻造中把人类——全人类的心灵解放出来，使他们在宇宙中发挥空前的光耀！”沈泽民的新文学观具有鲜明的特征，集中到一点，就是对新文学的维护和推动。他从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的唯物论的反映论出发，号召作家“走到无产阶级里去”、“亲身参加”工农斗争实践。沈泽民指出诗与诗人的关系：“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强调革命作家深入实际生活、培养革命感情的重要性。沈泽民号召青年文学家“不要望空徘徊！起来，为了民众的缘故，为了文艺的缘故，走到无产阶级里面去！”这些精辟的论断，对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健康发展，对于后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上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沈泽民和茅盾等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骁将。沈泽民翻译了安特列夫、阿采巴希甫、莫泊桑、乔治·桑等一大批外国作家、理论家的作品。自己也创作了不少诗歌，通俗易懂，带有倡导新文学实践的鲜明印记。如他1921年写的《五月》。
永不幻灭的《幻灭》：
对茅盾雪中送炭的支持
沈雁冰与沈泽民既是同胞兄弟，又是新文化阵地上携手并肩的战友，也是在革命征途上患难与共的同志。他们早年丧父，由母亲陈爱珠一手抚育成人。步入社会后，同样以巨量的翻译和文学批评跻入新文学阵营，勇猛地向旧文学开战，大声倡导革命文学。在“五四”前后、无产阶级新文学初创的日子里，沈氏兄弟异军突起，引起当时文坛的关注。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为数不多的《作家小传》中，兄弟二人的名字被同时载入。在从事开创新文化事业的同时，他们又投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兄弟俩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是建党初期上海党组织的骨干。
1925年底，根据革命发展的需要，沈雁冰和沈泽民兄弟暂时分开。沈雁冰留在国内，奔赴广州、武汉等地，置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之中，为党做宣传舆论等方面工作。沈泽民被派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们虽然身在两地，但是，心是连在一起的，书信往返，互励共勉。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沈雁冰回到上海，潜心创作。他创作了带有鲜明的时代性、社会性的优秀小说，同国民党新军阀做特殊形式的斗争。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便连续以“茅盾”的笔名，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幻灭》、《动摇》、《追求》，被称为《蚀》的三部曲。这3部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前后思想和生活历程为题材的中篇小说，轰动中国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作家茅盾的名字，便替代了已往作为文艺批评家、翻译家的沈雁冰，而引起人们的普遍注目。
《幻灭》等3部小说命运多舛，一问世就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不久即遭到了查禁。令人难以理解并痛心的是，它竟受到了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一些同志过苛的批评和指责，甚至加上“对于小资产阶级分明指示一条投向资产阶级的出路，所以对于革命潮流是有反对的作用的”等莫须有的罪名。为此，当时已经来到日本东京避难的茅盾，专门撰写了《从牯岭到东京》的长文，对小说创作的意图和过程，作了详尽的说明，对小说的缺点作了自我批评。尽管如此，在“左”倾思潮笼罩下的革命文坛，类似的批评仍有增无减。
在这种情况下，茅盾在东京收到了远在莫斯科的沈泽民以“罗美”的化名写来的信。此信是沈泽民在同志手中借读《幻灭》之后，对《幻灭》读后的印象，专门写给其兄的。茅盾阅后，将此信立即转给上海的《文学周报》，该刊以“《关于<幻灭>》——茅盾收到的一封信”为题，发表在1929年3月第8卷第10期上。
沈泽民在信里说，读了《幻灭》，知道了“你自己的经历”，“你并且曾经到过庐山。这些生活无疑的使你在技术上成熟；我想得见你在作小说时，笔下已经非常的自由，觉得许多实际经验供给你丰富的材料，使你左右逢源。”“文学作品的读者在中国的文化条件下只能是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众……忠实地去反映他们的心理，而指示他们以出路，这绝不仅仅是政治宣传品的任务。我以前感觉到单翻译的无味，现在你果然一变而专注力于创作，这我认为是非常好非常需要的一种改变。”茅盾被迫流亡日本后，被迫中断了党组织关系，在这样困难和思想苦闷之际，沈泽民的来信对于茅盾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沈泽民希望茅盾随着时代形势的转变，“赶快追踪目前在群众心理生活中所起的巨大变迁而加以相当的反映”，“择取现在中国民众生活最深处的情绪，来做一部小说”。他劝勉哥哥，不要被“浮荡于表面的事实”所障目，对“上海论坛中五光十色的舆论可以弃置不顾（这些东西都要被将来地心的烈火一扫而尽之的）而需要将耳朵贴在地上，静听那大地最深的呼吸”，去选取题材和主题，并坚信“以你现在的技术能力，是能够加以充分的表现的”。
沈泽民的来信，让处于困惑中的茅盾茅塞顿开，拨开眼前浓重的迷雾，对他正确地认识革命和文艺的前途和形势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该文对廓清国内文艺界的一些错误认识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茅盾没有辜负弟弟的期望，1929年，终于创作了在其创作生涯中带有转机性的长篇小说《虹》。1930年，沈氏兄弟又以新的思想和战斗姿态，重会于黄浦江边的上海，为中国的革命和文学事业开始新的征程。
鄂豫皖岁月：
为革命事业竭尽全力
1930年4月，茅盾和沈泽民先后由日本和苏联回国。自此以后，沈氏兄弟“分道扬镳”，茅盾主要从事文学工作，成为“五四”以来最富有成果的现实主义作家；沈泽民则主要从事革命工作，成为专职的革命家，直至英年早逝。
1931年初，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教条主义者通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沈泽民在这次会议上补选为中央委员，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31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决定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代表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这一地区土地革命的开展。起先，沈泽民被任命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不久，沈泽民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改任分局常委兼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由张国焘担任分局书记。1933年11月初，夜以继日的工作，葛藤、树叶、草根为主粮的饮食使沈泽民的肺病日渐恶化。
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吐血不止，在湖北黄安县天台山芦花冲逝世，享年33岁。为了纪念沈泽民，“苏维埃大学”改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由瞿秋白任校长。解放后，沈泽民的遗骨被移葬于湖北红安县，董必武题写了墓碑：“沈泽民同志之墓”。文
青年时代的沈泽民，先后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文学研究会”，行走在文学和革命的双行线。他俨然是位带浓厚文学气质的青年革命家，即先是文学青年，再是理想青年，然后是叛逆的青年、反抗的青年。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他的成长经历。
沈泽民，1900年6月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沈雁冰之弟。沈泽民的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由于患骨癌死于1906年的夏天，当时沈泽民只有6岁，沈雁冰只有10岁，但其母陈爱珠非常坚强，勇敢地负起了培养子女的重任。“乡党群称女丈夫，含辛茹苦抚双雏。”这是茅盾1970年怀念母亲所作的诗中的两句。“女丈夫”是指他的母亲陈爱珠，“双雏”就是指他和他的胞弟沈泽民。
沈雁冰是我国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奋斗的一生，对弟弟沈泽民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父亲临终时留下遗言：“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母亲又时刻叮嘱沈雁冰：“要做一个有志气的人，要给弟弟泽民做个榜样。”沈雁冰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愧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哥哥。在这一点上，沈氏兄弟很像当年的鲁迅和周作人兄弟。沈泽民幼时身体一直比较弱，3岁时候病倒了，父亲开了药方，吃了没用；外公的门生都是医生，一起会诊，也束手无策。沈泽民的病来势凶猛，几天下来，不进饮食，日夜昏睡，气息奄奄。情急之中，请来乌镇名医陈渭清，居然药到病除，起死回生。沈泽民像哥哥一样，读书认真，品学兼优。
沈雁冰和沈泽民兄弟俩，先后在乌镇的立志小学和湖州的浙江省立第三中学读过书。在校时，沈雁冰的国文成绩出类拔萃，沈泽民的数理化成绩名列前茅。1916年，沈雁冰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16年8月，沈泽民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陈爱珠特别高兴，她和沈雁冰亲自送沈泽民去南京读书。
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期间，1918年，沈泽民与沈雁冰合译了美国作家洛赛尔·彭特的科学小说《两月中之建筑谭》，在沈雁冰主编的《学生杂志》上连载了8期。接着，他们兄弟二人又合译了一本小册子《理工学生在校记》，也在《学生杂志》上发表。
忧国忧民的革命作家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19岁的沈泽民就创作了《阿文和他的姊姊》、《呆子》等小说。其中小说《阿文和他的姊姊》以1000多字的篇幅，向人们叙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8岁的阿文和姐姐爱珍之间的血脉情深。爱珍“天天在田里工作，拔草、拾野柴、拉枯叶、扎羊草，一天到晚在田野里弯着腰做”。阿文也“陪伊做工，依旧一块歌唱玩耍”。有一天，无法生活下去的父母将姐姐爱珍卖掉了，只剩下孤单单的阿文。“阿文也要去，爹爹不许，他只好坐在家里等他姊姊回来……他姊姊到夜没有回来，他很觉得没趣味，孤零零的一个呆坐着。下一天他很早的起来等他姊姊，从早晨等到黄昏，姊姊不来。”故事并不复杂，但写出了因社会的黑暗而骨肉分离的主旨，让人感到阿文那种撕心裂肺的惨痛。而小说《呆子》则讲述一个地主老财不顾佃户死活派儿子去收租，不料叛逆的儿子不仅不收租，在了解了佃户的辛酸后，反而将田契撕毁并离家出走的故事，内容简单、爱憎分明。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沈泽民最早的作品，不仅反映了他青年时代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文学才能，在现代文学史上还具有开拓意义。
从时间上看，沈泽民的小说创作比其兄沈雁冰（茅盾）还早8年。而且，一开始创作，他就显露出一个革命作家的本色，在作品中鞭挞旧势力，同情劳动人民，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沈泽民在文学作品中着力描写揭示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如在他的《五月》诗中这样写到：“五月的麦子在垄里黄了/新插的秧针在田里荡漾/天气好/下田忙/雨水不调匀/望着天空惆怅/收割固然是快乐/还租粮却是苦恼/布谷你莫叫/我那抱病在床的娘子要忧烦死了。”以轻快、朴实的笔锋反映了农民的艰难。
1919年，沈泽民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学习水利工程专业以外，还爱好文学，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11月1日，沈泽民与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他们是这个学会中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那一部分会员。1920年7月，张闻天和沈泽民结伴东渡日本，他们先是刻苦学习日文，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半工半读，并到早稻田大学旁听。在日本，张闻天、沈泽民经常与在日留学的田汉、郁达夫、郑伯奇、康白情等相聚，一起谈论时政，切磋文学。留日期间，沈泽民还经常给《小说月报》写稿，翻译和撰写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
1921年初，沈泽民与张闻天从日本返回上海，从事革命和文学活动。不久，沈泽民由沈雁冰介绍，与李启汉、邵力子等一起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我党正式成立前的第一批党员之一。沈泽民的这些政治活动得到了母亲陈爱珠的支持。陈爱珠对沈泽民、沈雁冰说：“你们走的路是对的，如果你们父亲不死，说不定他也会走这条路的。”给沈泽民从事革命工作以极大鼓励。后经恽代英介绍，沈泽民去安徽芜湖中学任化学教师，组织芜湖学社，编辑出版《芜湖》半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1921年7月，沈泽民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翻译并出版了《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1921年底，沈泽民回上海参与筹建平民女校，并任英文教员。1922年5月，沈泽民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团中央委员。此后到1923年青年团的“二大”期间，沈泽民参与主持团中央日常工作。 1923年，沈泽民撰文参加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文学家对反对文学革命的“学衡派”的反击和批判，其中《文言白话之争的根本问题及其美丑》一文深刻地阐明了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口语和文字一致的必要性和必然性。1923年夏，沈泽民到南京建邺大学任教，建立了南京中共党小组和南京团委会，发展党团员。
青年沈泽民曾经挥斥方遒，活跃在上海新文学阵营。他与兄长茅盾志同道合，是中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他写新文学论文、写白话小说，写新诗、办报纸。沈泽民曾经把文学定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他在一份《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上，亲笔填写：
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文学研究、介绍西洋文字、制造中国文学。
事业着手之时日及地点：现在此地。
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卖文。
备考：以上所定终身事业，将来说不定有变更。
与兄长茅盾同为中国
新文化运动的骁将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1924年初，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主管江苏、浙江、江西、安徽4省党务工作，沈泽民担任执行部宣传部的宣传指导干事。1924年1月13日，在中共上海全体党员大会上，沈泽民被选为中共上海地委委员。1925年6月，沈泽民和董亦湘介绍张闻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张闻天终于迈开了这一步，这对张闻天的人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张闻天能走好这一步，沈泽民、沈雁冰兄弟对他的帮助意义重大。
“五四”前夕，沈泽民就与沈雁冰一起，为《学生杂志》翻译了美国的《两月中之建筑谭》和《理工学生在校记》两篇科学小说，开我国翻译外国科学小说之先河。随后，他又大量翻译了介绍十月革命苏联文学的作品，比如《俄国的批评文学》、《俄国的农民歌》等。在翻译生涯中，沈泽民还十分注意介绍小民族国家的文艺作品。比如他翻译的《近代的丹麦文学》、《塞尔维亚文学概况》等，就是其中较有特色的作品。此外，他还翻译了不少这类小民族国家的文艺作品，作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借鉴。
20世纪20年代初，在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战后文艺新潮”栏目内，曾经发表沈雁冰、沈泽民合译的《新俄艺术的趋势》和《赤俄诗坛》两篇文章。在前一篇文章的《译者附记》中，沈泽民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俄国艺术，可视为“无产阶级艺术的先驱”。
1922年5月，沈泽民翻译的英国泰罗的《基尔特的国家》正式出版，这是沈泽民最早的一部译著。之后，沈泽民又翻译了英国王尔德的《印象》、小泉八云的《文学论》等。此外，沈泽民还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等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沈泽民更多的文学活动成果被收录在《沈泽民文集》中，包括小说、诗、文艺论著和翻译的小说、散文、论文，总计有34.7万字。
1924年春，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应邀访问中国。泰戈尔的访华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文化界不少人对泰戈尔思想里的玄学味及冥想观非常感兴趣，这一现象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党中央认为需要在报刊上表明中共的态度，沈雁冰、沈泽民兄弟率先响应。茅盾写了《对于泰戈尔的希望》和《泰戈尔与东方文化》，分别刊登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沈泽民则写了《泰戈尔与中国青年》一文，发表在《中国青年》上。这篇文章系统评析了泰戈尔思想及对泰戈尔思想的认识，告诫中国青年，泰戈尔思想“我们决不可含糊接受，因为他对中国青年思想的前途，是有害无益的”。
1924年，沈泽民、蒋光慈等组织春雷社，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开办《春雷周刊》。1924年11月，《觉悟》先后出版两期《文学专号》，发刊宣言公开宣布“我们是些无产者”，“我们的笔尤要为穷人们吐气”。
1924年6月，沈泽民发表了《文学与革命的文学》，这是沈泽民文学观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式的文章。文中，他用新兴阶级的目光审视新文学，提出新文学的历史使命，“要从社会生活的彻底翻造中把人类——全人类的心灵解放出来，使他们在宇宙中发挥空前的光耀！”沈泽民的新文学观具有鲜明的特征，集中到一点，就是对新文学的维护和推动。他从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的唯物论的反映论出发，号召作家“走到无产阶级里去”、“亲身参加”工农斗争实践。沈泽民指出诗与诗人的关系：“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强调革命作家深入实际生活、培养革命感情的重要性。沈泽民号召青年文学家“不要望空徘徊！起来，为了民众的缘故，为了文艺的缘故，走到无产阶级里面去！”这些精辟的论断，对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健康发展，对于后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上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沈泽民和茅盾等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骁将。沈泽民翻译了安特列夫、阿采巴希甫、莫泊桑、乔治·桑等一大批外国作家、理论家的作品。自己也创作了不少诗歌，通俗易懂，带有倡导新文学实践的鲜明印记。如他1921年写的《五月》。
永不幻灭的《幻灭》：
对茅盾雪中送炭的支持
沈雁冰与沈泽民既是同胞兄弟，又是新文化阵地上携手并肩的战友，也是在革命征途上患难与共的同志。他们早年丧父，由母亲陈爱珠一手抚育成人。步入社会后，同样以巨量的翻译和文学批评跻入新文学阵营，勇猛地向旧文学开战，大声倡导革命文学。在“五四”前后、无产阶级新文学初创的日子里，沈氏兄弟异军突起，引起当时文坛的关注。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为数不多的《作家小传》中，兄弟二人的名字被同时载入。在从事开创新文化事业的同时，他们又投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兄弟俩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是建党初期上海党组织的骨干。
1925年底，根据革命发展的需要，沈雁冰和沈泽民兄弟暂时分开。沈雁冰留在国内，奔赴广州、武汉等地，置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之中，为党做宣传舆论等方面工作。沈泽民被派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们虽然身在两地，但是，心是连在一起的，书信往返，互励共勉。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沈雁冰回到上海，潜心创作。他创作了带有鲜明的时代性、社会性的优秀小说，同国民党新军阀做特殊形式的斗争。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便连续以“茅盾”的笔名，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幻灭》、《动摇》、《追求》，被称为《蚀》的三部曲。这3部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前后思想和生活历程为题材的中篇小说，轰动中国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作家茅盾的名字，便替代了已往作为文艺批评家、翻译家的沈雁冰，而引起人们的普遍注目。
《幻灭》等3部小说命运多舛，一问世就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不久即遭到了查禁。令人难以理解并痛心的是，它竟受到了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一些同志过苛的批评和指责，甚至加上“对于小资产阶级分明指示一条投向资产阶级的出路，所以对于革命潮流是有反对的作用的”等莫须有的罪名。为此，当时已经来到日本东京避难的茅盾，专门撰写了《从牯岭到东京》的长文，对小说创作的意图和过程，作了详尽的说明，对小说的缺点作了自我批评。尽管如此，在“左”倾思潮笼罩下的革命文坛，类似的批评仍有增无减。
在这种情况下，茅盾在东京收到了远在莫斯科的沈泽民以“罗美”的化名写来的信。此信是沈泽民在同志手中借读《幻灭》之后，对《幻灭》读后的印象，专门写给其兄的。茅盾阅后，将此信立即转给上海的《文学周报》，该刊以“《关于<幻灭>》——茅盾收到的一封信”为题，发表在1929年3月第8卷第10期上。
沈泽民在信里说，读了《幻灭》，知道了“你自己的经历”，“你并且曾经到过庐山。这些生活无疑的使你在技术上成熟；我想得见你在作小说时，笔下已经非常的自由，觉得许多实际经验供给你丰富的材料，使你左右逢源。”“文学作品的读者在中国的文化条件下只能是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众……忠实地去反映他们的心理，而指示他们以出路，这绝不仅仅是政治宣传品的任务。我以前感觉到单翻译的无味，现在你果然一变而专注力于创作，这我认为是非常好非常需要的一种改变。”茅盾被迫流亡日本后，被迫中断了党组织关系，在这样困难和思想苦闷之际，沈泽民的来信对于茅盾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沈泽民希望茅盾随着时代形势的转变，“赶快追踪目前在群众心理生活中所起的巨大变迁而加以相当的反映”，“择取现在中国民众生活最深处的情绪，来做一部小说”。他劝勉哥哥，不要被“浮荡于表面的事实”所障目，对“上海论坛中五光十色的舆论可以弃置不顾（这些东西都要被将来地心的烈火一扫而尽之的）而需要将耳朵贴在地上，静听那大地最深的呼吸”，去选取题材和主题，并坚信“以你现在的技术能力，是能够加以充分的表现的”。
沈泽民的来信，让处于困惑中的茅盾茅塞顿开，拨开眼前浓重的迷雾，对他正确地认识革命和文艺的前途和形势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该文对廓清国内文艺界的一些错误认识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茅盾没有辜负弟弟的期望，1929年，终于创作了在其创作生涯中带有转机性的长篇小说《虹》。1930年，沈氏兄弟又以新的思想和战斗姿态，重会于黄浦江边的上海，为中国的革命和文学事业开始新的征程。
鄂豫皖岁月：
为革命事业竭尽全力
1930年4月，茅盾和沈泽民先后由日本和苏联回国。自此以后，沈氏兄弟“分道扬镳”，茅盾主要从事文学工作，成为“五四”以来最富有成果的现实主义作家；沈泽民则主要从事革命工作，成为专职的革命家，直至英年早逝。
1931年初，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教条主义者通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沈泽民在这次会议上补选为中央委员，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31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决定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代表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这一地区土地革命的开展。起先，沈泽民被任命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不久，沈泽民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改任分局常委兼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由张国焘担任分局书记。1933年11月初，夜以继日的工作，葛藤、树叶、草根为主粮的饮食使沈泽民的肺病日渐恶化。
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吐血不止，在湖北黄安县天台山芦花冲逝世，享年33岁。为了纪念沈泽民，“苏维埃大学”改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由瞿秋白任校长。解放后，沈泽民的遗骨被移葬于湖北红安县，董必武题写了墓碑：“沈泽民同志之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