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旧书
　　
　　旧书的概念，实在很宽泛，旷古久远的是，隔日黄花的也是，它们的价值悬殊高下，有版本、藏主、存量诸多因素，或贵如瑰宝，或贱如废纸。然而时局的安定或动荡，最为重要，即以苏州为例，辛亥革命时，乾嘉名人钞校本俯首可抬；抗战初期，又有大批珍本古椠散出，价格低廉得难以想象。至文革发动，天下大乱，愚蠢之事，累累不穷，真匪夷所思，焚书就是其中之一，许多书就这样灰飞烟灭了。那时的书，不论旧书，还是问世不久的新书，都成了累赘。抄家的，一纸不留，车载而去，也有当场就在门前点火焚烧，熊熊光焰里灰烬飞舞；不抄家的，有的自觉上交，有的偷偷烧掉，有的半夜里打包装袋扔进河里，也有的依依不合，就送去废品收购站，或许尚存一线生机，而收购站收书是秤分量的，凡精装本，都得将硬面的封皮撕去。书的命运，经此一大劫，真是到了穷途末路了。
　　历史就这样开了一个玩笑。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旧书价值陡然高涨，即以北京嘉德的一次拍卖活动为例，一部百衲本Ⅸ二十四史》，市场价约二万，拍卖至十七万成交；一部《四库全书珍本》，市场价约三万五千元，但拍卖以二十九万定槌。另外，还有一册宋本蝴蝶装《文苑英华》，虽是残本，但在拍卖会上以六十万起价，终以一百三十万被一位外籍人士所得。没有想到，书竟然会与花园别墅或豪华轿车等值起来。线装古籍如此，民国时出版物也是如此，在中国书店的一次拍卖会上，阿庚编的《死魂灵百图》起价三千六百元，甚至连印数甚多的张爱玲《流言》初版本也起价五百元。据说，在深圳拍卖的新文学初版本，起价都是四位数。照此算来，如今几位民国书刊的收藏家，都应该是巨富了。虽然拍卖市场和一般消费市场有一定的距离，但旧书的价值正在飙升，它的商品化程度也将越来越高。当然，这与一九四九年后的历次运动，特别与文革的举国焚书，有密切关系。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归纳书的聚散有四大原因，一、受厄于独夫之专断而成其聚散，二、受厄于人事之不臧而成其聚散，三、受厄于兵匪之扰乱而成其聚散，四、受厄于藏弆者之鲜克有终而成其聚散。就一九四九年后的情况来说，这四大原因几乎都不同程度影响了书的命运，而聚而必散，散而又聚，则又是一条规律。故当浩劫之后，百废俱兴，书自然也是时来运转了。
　　喜欢买书，且再收藏至一定数量的人，如今都可称为藏书家，各地举行名目不同的藏书家评选，标准大凡如此。古人则不然，并不认为藏书者一定是家，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说：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原本，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板片，沣其误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唐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鉴赏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膺，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渚书估是也。耿文光并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他在《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一百四十二里说：此亦大概言之，未可细为区别。考订家皆能校雠，收藏家亦深赏鉴。若考校而未能精审，收藏而不择善恶，皆不可称家。至于掠贩一家，意在渔利，原无关于读书，然其眼见甚广，非读书者所可及。余尝谓读书人宜胜书估，今则反是．似藏书与读书截然两事。时至如今，更是藏书与读书截然两事了，藏书虽多，而从不稍一阅读者，不在少数，有以藏书装点居室显示风雅的，也有以买古刻名钞显示富有的。俗话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在这个茂密的书林里，也不都是纯粹的读书人。至于洪亮吉说的数等里，掠贩家虽多，专业知识却浅薄得很，与乾嘉时的书估有天壤之差，并且一蟹不如一蟹，其他诸家更是凤毛麟角，寥寥可数，且大都借公共图书馆的收藏，作自己的研究，这也是时代使然。
　　有人说，旧书将会与字画、陶瓷、玉器等等一样，成为收藏的热点，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藏书毕竟是风雅的事，附庸风雅总比赞美粗俗要好。藏书既为热点，买书人和贩书人就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了，书价的行情还将看好，也就有经济实力的较量。再说，旧书也有赝品，但毕竟少于字画、陶瓷、玉器之类多多，特别是民国刊本，本来价值有限，做赝本反不合算，至多是伪托作者或藏家的签字、印章而已。由于我既没有收藏癖，又没有什么经济实力，对于这个收藏热，只能持一种旁观欣赏的态度，就像有人属于爱车一族，但只能羡慕而无力购置，那就订一份《车迷》杂志，煞煞有车的瘾。
　　我虽然没有收藏癖，但阅肆访书还是隔三差五的事，凡买得一两本中意的书，也很会高兴一阵子。我所中意的书，也就是实用的书、想要读的书，这就未必旧书了，有时新的就好于旧的。比如民国年间整理的笔记、别集一类，本来校雠不精，鲁鱼亥豕的，不及新校点的排印本。新的影印本也好，毕竟有旧版的面貌。有的新印本附有索引，有的还专门印出配套的索引，如中华书局印的《太平广记》，便先后印过两本索引，这对我来说，就是有用。再比如珂罗版的画册，自然也不及新印的，新印的逼真细腻，与原作更接近。八十年代，书价还很便宜，当时许多笔记、别集还没有新印本，我就买了一些旧版的来读，有的便是当年平襟亚们一折八扣的货色，当买得新书，我便将这些旧书尽数送人，当然它们曾经给我读过，有的还不止读过一遍。
　　或许正是这个缘故，我几乎没有什么旧书，虽然对新文学比较有兴趣，但读的大都是新印本或影印本，因为我不想作什么版本上的研究，如此读读，也就可以了。但正像与一个人的交往，时间久了，就会有感情，想知道一点他的过去，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因此曾在苏州古旧书店的楼上，买过一点新文学的初版本、毛边本，但十几年过去，总共也没有多少本。个中原因，主要还是囊中羞涩，收入与书价总是有距离，收入逐年增多，两者间的距离反倒越来越大，这个收藏旧书的癖好也就难以养成了。
　　
　　也说常销书
　　
　　常销书的概念，也因时代而不同。科举尚未废止的时候，坊肆所鬻除制艺试帖外，如《纲鉴易知录》、《诗韵合璧》、《广事类赋》之类，都是州县书启行箧中物，而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代表的蒙学读物，更是面广量大、持续数百年而不衰，其他如词曲、小说、唱本，也有相当的印数，一印再印，可以算作常销书的。西风东渐，盛行林译小说，再后来就是新派通俗文学，主要是言情、武侠、奇案、娼门等题材 的小说，但也只能说是畅销，未能持久。五四以后，新文学小说、散文、诗歌陆续问世，有的名盛一时，印数也就是几千册，远不及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还珠楼主、张恨水们的铺天盖地，自然也不能算常销。民国期间，真正常销的，除影印或标点的古籍外，大概还是周越然、林语堂编的英语教材以及《辞源》等工具书。一九四九年后，最常销的当然是毛选、修养等政治性读物，以苏俄小说为主的翻译文学，我国作家的长篇小说新作，也盛销了较长时间，当然还有普及本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新华字典》等。这有社会变迁和政治形势的原因，也有大众文化消费局限的原因。
　　多年来，常销书确实是业内的一个话题，教材教辅和辞书以外，大家都想做一点常销的品种，能持续不断地印一点，最好是每年有印数，每年就有固定的收益。但是难矣，选题既不易得，销售又是问题，况且有些书是依靠出版社的品牌，读者就认这块牌子，如外国社会科学名著，似乎非商务印书馆莫属，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大概已有二百馀种；外国文化普及读物，似乎非三联书店莫属，《文化生活译丛》，大概已有一百馀种；外国文学，似乎又非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专业社莫属。这里有传统选题、策划能力、编辑专业、市场走向、资金投入诸多因素，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有些出版社就不动脑筋，纷纷去印四大名著等古典小说，既省了稿酬的开销，又有现成的可以借鉴，甚至不请专家重新整理，随便找个本子就印起来，结果施耐庵、曹雪芹们就只好躺在特价书店打二折三折，即便如此，问津者还是不多。因为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东边不亮西边亮，总还能走掉一点，回收一点本钱，但与做常销书的初衷相距甚远了。当设想中的常销书刚刚人市，未必畅销，甚至走得很慢，这对出版人的市场预见能力是一个考验。因此，常销书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经过市场周期的检验，这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出版人更希望有畅销书，畅销书比常销书更有近期利益，一本书一年销六万册，另一本书一年销三千册连销二十年，排除涨价因素，假设码洋相同，投入的回报率却是明显不同的。出版人希望有畅销书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现行的出版体制，一纸调令，即使常销书，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人认为，有些书可以从畅销到常销，其实不大可能，畅销书往往不会常销，昙花一现，过了也就过了。几年以后，问一般读者，某年有哪几本书畅销的，十有八九答不上来。几年以后，一本曾经畅销的书，收入作者全集，非但不会带动全集的发行，而且不久就又是特价书店的货，反不如刚问世刚‘熠熠生辉。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大部分未曾畅销过，但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阅读，有的成为常销书，有的也只能作为研究者的资料。
　　有时我随便瞎想，常销书的形成，与构筑书香社会有关，如果读=}；人多，买书人多，藏书家庭多，也就自然形成常销书的市场。曾经有一阵提出理想藏书，就是出版社设想的一个藏=}5愿景，以自己的产品来引导读者。出版社自然各有各的愿景，也就可以做出自己的特色。在我想来，古典选题仍是一个重要方面，四大名著当然还可以做，整理校订以外，特别要注重印装的精美，具有典藏的品位。选题上，还可大大扩展，像冯桂芬、王韬这两位对中国现代化极有贡献的人物，至今没有一套像样的书，张岱的《石匮书》、《石匮书后集》，许多年没有整理重印了，《袁宏道集笺校》也脱销快二十年了。外国文学名著、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也应该是常销的，只是如今动辄全集，反倒成了常销的障碍，其实选本是一个很好的出路，除选得好和印得精外，还要多作市场引导。大众文化读物是常销书选题的宝库，但要做得好、印装得好，插图本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好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西方文化大众精品书系》，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房龙的书》，山东画报出版社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经典图说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汉译精品》等，开辟了一条很好的路，当然丛书中有的选题还可以斟酌。另外，旅游读物绝不能小觑，常常有比较稳定的销量，只是目前做得太滥，作者没有去过的地方，居然也能为它写书，搞得买书的游人稀里糊涂，这样的书当然是短命的。
　　阅读有年轮，读者也在换代，八十年代前期是一次出版和销售的高潮，二十年过去了，新的读者群体又产生了。钟叔河先生为海南出版社的《人人袖珍文库》拟了一条广告，都是父亲读过儿子还要读的书，这固然是常销书，但父亲没有读过，儿子正在读，孙子将继续读的书，也就是新的常销书，它的形成和完善就是文化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