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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另外一种活法
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依靠自己的胆识和见识、借鉴西化的管理模式后，开始意识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精华中也蕴涵着丰富的经营管理之道
管理是什么，艺术、科学、抑或体验？事实上，张维迎的说法有一定道理，“管理没有新问题，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从这层上说，无论国家、企业，还是个人生活的管理，一旦出现问题，是能在经验世界里找到答案的。
那么，人们的经验从何而来？简单地说，来自横向与纵向的生活体验。所谓横向，就是人们所感知到的同时代人的成功或失败；所谓纵向，就是人们学习到的历史上的成功与失败。易中天的“品三国”能有那么多的“粉丝”，甚至于有“嫁人要嫁易中天”的豪言，道理并不深奥。“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品三国”就是“品衣冠”、“品得失”、“品兴衰”。“三分天下”虽是往事，但“品”出味来就是当代人的新体悟！
中国历史浩浩荡荡，给予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多年前，许多历史学者开始力图从“旧知”开出“新智”，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就是其中一位。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著作有《汉代农业》、《求古编》、《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从学术背景看，他是纯而又纯的历史学家。但他对“历史”一直有另外一个学术思考，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很难得地记录了两千多年来的管理历程。因此，中国历史是可以这样假设的：它是一个超级大公司，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在运作，只是期间不停地改组、变换。国家的产品就是为国民的服务，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或者国家安全有巨大危险，那么公司就要破产，国家就要面临颠覆或者遭遇革命。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努力完善政府的职业化管理，由此中国成就了一个变化无穷的管理大系统。
着眼于此，许倬云曾将一些有关“历史与管理”的演讲结集《从历史看领导》、《从历史看组织》出版，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最近，他应邀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演讲，又有了一部《从历史看管理》。该书通过深入浅出的语言，用一个演变的眼光，针对管理学界关注的核心概念，重组了大家日常熟知的历史知识，精彩纷呈，创见迭出。书中总结出任何组织，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内包括了不同单位，天生复杂与不稳定，因此树立权威、协调一致、上下通气富有效率，都是十分必要的。从中国历史经验看，解决好这个问题，可以着手于三个核心关系，一是确定各个单位之间，尤其是总部和下属分部之间的关系；二是有效实现上层对下层的控制、执行和监督；三是选用干练之材去执行各种不同管理职能。
许先生将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的政权架构分类，总结出四种管理模式，并对应了现有的企业类型。其中封建制度相当于现代麦当劳之类的连锁网络，这是一种系统内各单位的松弛型联系。郡县制度相当于今天的树型网络，即总部下面有不独立的分公司，这种架构下分公司有可能独立。羁縻制度相当于现在的加盟网络，总公司与代理行之间的关系很松散，约束力不强，但有利于网络的扩张。理藩制度相当于现代的联盟网络，公司之间地位平等，技术互相支持，资源互相协调，但不稳定。
应该说，中国企业的突飞猛进，企业家们经过了依靠自己的胆识和见识，借鉴西化的管理模式之后，开始意识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精华中也蕴涵着丰富的经营管理之道，迫切地想去了解其中的奥妙。历史学家们如果能像许倬云教授一样，走出书斋，传授历史知识，提炼历史智慧，那将是“历史”的另一种活法！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
创造现代性
李建安
在传统的宏大历史叙述之外，作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社会、理解历史的另一种通道，开启了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性
晚清以来，西医传教士进入中国人的健康领域，并逐渐掌握了言说中国“疾病”的权力话语体系，中国人开始由“常态”变成“病态”，并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被当作“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再造病人”由此而来。不仅如此，知识精英通过西医使中国人的身体经破损到复员再造的过程，痛楚地感受到被凌辱的命运，整个中国社会都是“病态”的，进而又把被治愈的病体想象成为“民族再生”的符号。治理社会变成了一种“医疗”行为，甚至革命也变成了一种“隐喻”的治疗。因此，现代“病人”观念跟传统的病人观念似乎已经是有着极为根本性的差别了——现代的“病人”在“罹患疾病的原始生物含义”之外还承载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思想和制度的内涵”。“再造病人”也正是在这里获得了现代性意义，即再造民族、再造社会、再造国家。
这种疾病的隐喻不仅是一种抽象的话语实践，更是帝国扩张中的一种“标准化”策略，实际上当我们的知识精英开始自觉地运用西医言说中国社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一种“自我殖民”的历程。由此，西医的现代权威被树立起来，中国人对空间的基本想象得以改变，医院被制度化。与此同时，西医的逐渐制度化也使其实现了现代帝国“殖民品格”对中国更为全面规训。西方卫生试验区在城市的建立，使医疗的空间——医院和生活的空间——社区被迅速结合起来，医疗监控的区域变成了一个实际的区域即卫生区，从而有效地破坏了传统社区中有关生死的控制形式和传统观念。
不仅如此，“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借助“细菌”是“帝国主义象征”的政治隐喻，“反细菌战”实现了自上而下的全民动员，也使中国人的医疗行为的个体特征被赋予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的健康或“生病”都不是一种单独的个体行为，而是与其成为一个“国民”的身份状态和素质有关，祛除疾病、保持健康与中国能否作为一个合格的现代民族国家自立于世界这样的大命题紧紧联系在一起，民族主义的情绪因此被激发出来。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外在的民族主义情绪转化为内在的常规化制度监控逐渐被意识到，国家对乡村的渗透和控制被合法化。苏珊桑塔格的话令人印象深刻：“以前是医生们发动对疾病的战争，现在是全社会发动这场战争。把战争转化为对大众进行意识形态队员的时机，这的确使得战争观念变成了一个有用的隐喻，可用于一切形式的、其目标是大败敌人的那些改善运动。”
“疾病”从来都是一种隐喻。福柯就指出，疾病不仅是个人事件，还必然是一种社会现象。1832年以后的中国更是如此，中国人在被冠以“东亚病夫”之后，开始对自身的国民性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疑惧心理。鲁迅一开始去学习治疗中国人身体疾病的医术，后来转向治疗中国人的精神疾患，因为他发现只有文字才是治疗国人疾病的“药”。然后是清末民初时期的崇尚武德到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到新中国成立后消灭黄赌毒，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等等。“病人”、“治病”等隐喻贯穿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共产主义运动史，这同时也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
作者杨念群作为中国大陆“后现代史学”的践行者，以人类学的“浓描”手法实现了历史著作的“情景化写作”，在传统的宏大历史叙述之外，作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社会、理解历史的另一种通道，开启了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性。
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依靠自己的胆识和见识、借鉴西化的管理模式后，开始意识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精华中也蕴涵着丰富的经营管理之道
管理是什么，艺术、科学、抑或体验？事实上，张维迎的说法有一定道理，“管理没有新问题，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从这层上说，无论国家、企业，还是个人生活的管理，一旦出现问题，是能在经验世界里找到答案的。
那么，人们的经验从何而来？简单地说，来自横向与纵向的生活体验。所谓横向，就是人们所感知到的同时代人的成功或失败；所谓纵向，就是人们学习到的历史上的成功与失败。易中天的“品三国”能有那么多的“粉丝”，甚至于有“嫁人要嫁易中天”的豪言，道理并不深奥。“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品三国”就是“品衣冠”、“品得失”、“品兴衰”。“三分天下”虽是往事，但“品”出味来就是当代人的新体悟！
中国历史浩浩荡荡，给予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多年前，许多历史学者开始力图从“旧知”开出“新智”，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就是其中一位。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著作有《汉代农业》、《求古编》、《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从学术背景看，他是纯而又纯的历史学家。但他对“历史”一直有另外一个学术思考，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很难得地记录了两千多年来的管理历程。因此，中国历史是可以这样假设的：它是一个超级大公司，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在运作，只是期间不停地改组、变换。国家的产品就是为国民的服务，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或者国家安全有巨大危险，那么公司就要破产，国家就要面临颠覆或者遭遇革命。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努力完善政府的职业化管理，由此中国成就了一个变化无穷的管理大系统。
着眼于此，许倬云曾将一些有关“历史与管理”的演讲结集《从历史看领导》、《从历史看组织》出版，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最近，他应邀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演讲，又有了一部《从历史看管理》。该书通过深入浅出的语言，用一个演变的眼光，针对管理学界关注的核心概念，重组了大家日常熟知的历史知识，精彩纷呈，创见迭出。书中总结出任何组织，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内包括了不同单位，天生复杂与不稳定，因此树立权威、协调一致、上下通气富有效率，都是十分必要的。从中国历史经验看，解决好这个问题，可以着手于三个核心关系，一是确定各个单位之间，尤其是总部和下属分部之间的关系；二是有效实现上层对下层的控制、执行和监督；三是选用干练之材去执行各种不同管理职能。
许先生将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的政权架构分类，总结出四种管理模式，并对应了现有的企业类型。其中封建制度相当于现代麦当劳之类的连锁网络，这是一种系统内各单位的松弛型联系。郡县制度相当于今天的树型网络，即总部下面有不独立的分公司，这种架构下分公司有可能独立。羁縻制度相当于现在的加盟网络，总公司与代理行之间的关系很松散，约束力不强，但有利于网络的扩张。理藩制度相当于现代的联盟网络，公司之间地位平等，技术互相支持，资源互相协调，但不稳定。
应该说，中国企业的突飞猛进，企业家们经过了依靠自己的胆识和见识，借鉴西化的管理模式之后，开始意识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精华中也蕴涵着丰富的经营管理之道，迫切地想去了解其中的奥妙。历史学家们如果能像许倬云教授一样，走出书斋，传授历史知识，提炼历史智慧，那将是“历史”的另一种活法！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
创造现代性
李建安
在传统的宏大历史叙述之外，作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社会、理解历史的另一种通道，开启了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性
晚清以来，西医传教士进入中国人的健康领域，并逐渐掌握了言说中国“疾病”的权力话语体系，中国人开始由“常态”变成“病态”，并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被当作“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再造病人”由此而来。不仅如此，知识精英通过西医使中国人的身体经破损到复员再造的过程，痛楚地感受到被凌辱的命运，整个中国社会都是“病态”的，进而又把被治愈的病体想象成为“民族再生”的符号。治理社会变成了一种“医疗”行为，甚至革命也变成了一种“隐喻”的治疗。因此，现代“病人”观念跟传统的病人观念似乎已经是有着极为根本性的差别了——现代的“病人”在“罹患疾病的原始生物含义”之外还承载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思想和制度的内涵”。“再造病人”也正是在这里获得了现代性意义，即再造民族、再造社会、再造国家。
这种疾病的隐喻不仅是一种抽象的话语实践，更是帝国扩张中的一种“标准化”策略，实际上当我们的知识精英开始自觉地运用西医言说中国社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一种“自我殖民”的历程。由此，西医的现代权威被树立起来，中国人对空间的基本想象得以改变，医院被制度化。与此同时，西医的逐渐制度化也使其实现了现代帝国“殖民品格”对中国更为全面规训。西方卫生试验区在城市的建立，使医疗的空间——医院和生活的空间——社区被迅速结合起来，医疗监控的区域变成了一个实际的区域即卫生区，从而有效地破坏了传统社区中有关生死的控制形式和传统观念。
不仅如此，“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借助“细菌”是“帝国主义象征”的政治隐喻，“反细菌战”实现了自上而下的全民动员，也使中国人的医疗行为的个体特征被赋予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的健康或“生病”都不是一种单独的个体行为，而是与其成为一个“国民”的身份状态和素质有关，祛除疾病、保持健康与中国能否作为一个合格的现代民族国家自立于世界这样的大命题紧紧联系在一起，民族主义的情绪因此被激发出来。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外在的民族主义情绪转化为内在的常规化制度监控逐渐被意识到，国家对乡村的渗透和控制被合法化。苏珊桑塔格的话令人印象深刻：“以前是医生们发动对疾病的战争，现在是全社会发动这场战争。把战争转化为对大众进行意识形态队员的时机，这的确使得战争观念变成了一个有用的隐喻，可用于一切形式的、其目标是大败敌人的那些改善运动。”
“疾病”从来都是一种隐喻。福柯就指出，疾病不仅是个人事件，还必然是一种社会现象。1832年以后的中国更是如此，中国人在被冠以“东亚病夫”之后，开始对自身的国民性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疑惧心理。鲁迅一开始去学习治疗中国人身体疾病的医术，后来转向治疗中国人的精神疾患，因为他发现只有文字才是治疗国人疾病的“药”。然后是清末民初时期的崇尚武德到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到新中国成立后消灭黄赌毒，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等等。“病人”、“治病”等隐喻贯穿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共产主义运动史，这同时也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
作者杨念群作为中国大陆“后现代史学”的践行者，以人类学的“浓描”手法实现了历史著作的“情景化写作”，在传统的宏大历史叙述之外，作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社会、理解历史的另一种通道，开启了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