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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跃文的小说《苍黄》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对女性人生价值的定位与思考，呈现出丰富的性别文化内容，体现出独特的女性观。王跃文小说审美范式与其女性形象构成一种特殊的因果关系，对其女性观的探讨对当代社会文化与两性关系具有独特意义。
关键词：王跃文；苍黄；女性形象；女性观
王跃文，著名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亡魂鸟》、《西州月》、《大清相国》、《苍黄》及小说集、散文杂文集多种。网络有评：“他的文字始终渗透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凌厉的批判锋芒。”这是从王跃文作品对现实的清醒揭示，对底层民众生活百态的观照角度来说的。著名评论家孟繁华也说过：“王跃文因官场小说而成名，事实上，他的非官场小说写得更深刻，他对性与政治的理解，对中国底层生活生动而真切的描述，都说明了他是今日中国最具感染力的作家之一。”评论家的赞誉、读者的争相购买，说明了王跃文小说的受欢迎程度。然而，评论家也好，读者也罢，大多从官场文学的角度品评王跃文的小说，鲜有人观照王跃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王跃文小说每部作品都会塑造至少一个生动的男主人公，他塑造的女性形象同样鲜活，从她们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根植于作家意识深处的两性观念。
一、《苍黄》中几类女性形象
《苍黄》里女性人物并不多，几个主要的女性形象都很典型，大致分为两类：
（一）叛逆的女性
舒谨，是男主人公李济运的爱人。她很漂亮，却没有文化，对官场的一无所知，虽然有个县委常委丈夫，却像白痴一样，经常做出一些有违现实与官场生存规则的蠢事。小说中评论舒谨：“是个不太好接近的人，熟悉她的人都知道。”舒谨虽然做了多年县领导的夫人，对官场上的级别层次还弄不清。余伟杰给歌厅妈咪电话讲：“你可要讲纪律。”舒谨百思不得其解，询问了多次，可见舒谨天真、幼稚，对腐朽的社会现实并不了解，这与深谙官场规则并在其中游刃有余的李济运等人形成鲜明对比。小说中对舒谨形象塑造的重要一笔是幼儿园师生中毒事件，这是一个受诬官员的老婆投毒造成的，舒谨在案发后也尽了自己的职责，她认为自己没有责任，所以当李济运几次劝她辞职时，她都不肯。并且，在有县委书记、县长参加的紧急会议上，李济运代她说出辞职想法时，舒谨没有附和，而是瞪着自己男人说：“你什么意思？你比刘书记还那个啊！”丝毫不顾忌官场规则。舒谨就像一个不和谐音，在这个人人遵循现实生存规则的大合唱中，时不时地蹦出来，搅上一搅。
从另个角度看，她坦率，直爽，敢言敢为，有着鲜明的个性。舒谨的不好接近，实质是不太遵循现实生存法则，按她自己的意愿生活。这就使舒谨的形象具有了叛逆与抗争的意味。在作品中作家直接评论也好，借他人之口也好，对舒谨的评价是不高的，以嘲弄的口吻突出其愚蠢无知的一面，这就反映出作家的女性观念实质上仍是保守的，并没有突出女性的主体意识。舒谨对演唱事业的向往并不被人所重视，舒谨在人前从来都是被贴上“李济运夫人”的标签，而不是女性自我。这都是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形象的潜移默化的禁锢，同时也是作家男权中心写作心理的投射。站在男性中心立场上，以技术理性与现实生存法则来衡量，舒谨的确是与现实不相容的，若非丈夫的“照顾”，她的生活可能很不好。作家正是以这样的眼光来透视舒谨，在小说指出舒谨的诸多缺点：虚荣、没文化、不懂事，似乎有意以舒谨的愚蠢来反衬李济运等人的聪明，以舒谨的无知来衬托李济运等人的有才。然而舒谨这个人物的反叛光芒冲破传统的束缚不可阻挡地散发出来。
马克思认为社会进步可以用女性地位来“精确的衡量”。妇女的觉醒和解放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以及一种文化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众人皆谨言慎行、小心翼翼，“谋取升官者机关算尽，提职者志得意满，小公务员仰人鼻息，当权者颐指气使。”（评论家张韧语）被作家描摹得活灵活现的官场，舒谨未被染苍，亦未被染黄，她是个真性灵的人，所言所行皆出自内心。然而舒谨的形象对于“所入者变，其色亦变”的官场却是反抗的象征，作家并非有意为之，但是客观上有此艺术效果。
（二）传统的女性
朱芝是作家塑造的一个完美女性，在朱芝身上，可以窥见作家的精神理想、生活理想。朱芝聰明能干、善解人意，她真心真意地爱李济运，不求回报，从不争风吃醋，她跟舒谨形成巨大的反差。舒谨反复说：“我可没那么大方，你别在外头花花草草。”而朱芝只是与李心心相印，从不提任何要求。朱芝是县委宣传部部长，虽然她当上这个部长有家庭的原因，但是她本人很能干，很有良知。她就像个消防队员，四处灭火，还发明了“网尸”这个词汇。对于品德沦丧的记者成鄂渝，她机敏地与之周旋，还勇敢地把成鄂渝全身名牌的照片在网上曝光，与成进行斗争。当得知卑劣的成鄂渝当上了市委宣传部部长时，朱芝像个小女人一样，害怕地发抖，无力前行。这时，李济运感叹：“这样的女人，应该让男人好好疼着，出来混什么官场啊！”李济运的想法其实也是作家的想法，暗示出作家的心理指向，非常鲜明地流露出一位男性作家在文化心理结构中所沉淀的男权价值观念。在男权中心意识统治下的社会中，女人的生命处境是艰难而卑下的，女性的独立生存价值是全然被男权意识遮蔽的。“她只穿职业女性的西服或套裙，靠各式各色的丝巾小心做些点缀。她的包也很中性，通常只是提着。朱芝的面色总是沉静的，眉头有时会微微皱起。”男性中心文化加在女性生理、心理上的种种束缚，从外在的服饰、言行到内在心理，均可窥掠。朱芝是主动迎合男权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朱芝和李济运成为情人后，她见到李济运妻子舒谨还很大方，可见她的内心是认可李济运的婚姻，也认可李济运婚姻之外对她的情感与性的。“威严没有漂亮重要，不信过几年你会后悔的。”李济运的话显露出内心的矛盾，既渴望有懂他的女人与他心心相印，又不希望这个女人涉足官场。王跃文从李济运的角度来审视小说中的女性，基于他男性作家的写作意识，有着男性写作心理的原因。“在男权中心社会里，男性不仅在经济、政治等社会领域里占据统治地位且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同样占据主导地位，因而男性领先掌握文化符号体系操纵权。他们领先创造了符号，拥有了话语权，建立了美的原则和规范，因而也就首先创造了女性形象和其行为范式，规定了女性的价值，创造了有关女性的一切陈述，而这一切是建立在男性写作心理基础之上的。” 朱芝被降职没有抱怨，陈美无意官场提拔，宋香云为丈夫的冤曲舍生忘死，她们的身上集具了众多传统文化之于女性的美德。这几个女性均是任劳任怨为男人付出，为男人奉献，甚至不惜生命，而自身却没有任何欲望。但是，这些顺从、忘我、牺牲、奉献无一不是从男权中心意识出发，无一不是男权中心思想笼罩下的价值观。从这些女性形象塑造中，我们可以察觉到王跃文创作中浸透着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男权意识对女性角色的价值规范和内在欲求。
在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里，对女性的认识是站在男性的角度上，以男性的立场、男性话语来叙说女性。由此建立起来的审美原则和女性范式不以女性身心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而是对女性的压抑。因而，男性作家笔下的传统女性形象所体现出来的善良、温柔、忠贞不渝与美丽的容颜正标志着传统的男权价值尺度及男权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望。
二、情色退场，悲悯情怀的笼罩
“时下的官场小说多是逸闻大揭秘，多是黄、黑、脏、丑的大展示，不惜媚俗迎合，缺少震撼人心的生命精神。为了迎合消费市场，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粗制滥造的作品，过度描绘权术，创作的情节化、娱乐化倾向严重。有人总结出官场小说的三个要素，即权力、金钱和情色。”王跃文的小说并没有太多的渲染情色，如果说《梅次故事》里尚能窥到作家沉溺于朱怀镜的婚外情感迹象，到了《苍黄》已经是淡而又淡，虽有婚外恋的情节，但并无太多情色描写。《苍黄》里更多的是作家对人生、人类命运的思考，对人们精神走向的观照，笼罩着浓郁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作家没有在小说里过多的进行性描写，并非是忽视人性，相反是对人性的更深层面的审视。尽管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并没有脱离男性中心立场，但是作家对女性的情感始终是尊重的。对朱芝这个“小三儿”不仅没有贬低，反而倍加赞扬。从人性的角度说，作家的女性观在传统的基础上有着进步的意义。
三、根植于男性中心立场的女性观
作家女性观的形成与他的成长背景有一定的关系，正如作家本人所说：“我的文学启蒙人不是老师，而是我的奶奶。我最初的文学养料不是文学名著，而是民间故事。我出生在乡村，书都见不到几本，更不用说文学氛围。我的乡村至今亦是如此，我知道绝大多数中国乡村皆如此。但乡村有自己的文化传承方式，就是世代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耳濡目染间，一种后来知道叫形象思维的本能，就在听奶奶講故事的时候养成了。”在这样的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王跃文，传统文化的血液必然深深地流淌在他的血脉里，在他的潜意识中积淀成不可磨灭的印记。乡村固有的封建文化的沉淀与民间故事里传统思想的传承，形成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所有思考方式、生存方式，都是以男人为主的模式。稳定的男性中心社会传统、稳定的封建文化传统及其心理积淀，以其特定形态弥漫于女性生活的空间，钳制和禁锢着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王跃文是在嘲弄不容于现实的叛逆女性和对符合传统道德伦理规范的理想女性的赞扬上，形成自己相对守旧的女性观。在女性角色的塑造上，没有突出女性的主体意识，对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边缘地位没有批判地审视，对女性的反叛精神没有张扬。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571页.
[2]张丽杰.《颠覆的纹络——解构男权文化的新时期女性文学》. 载《文艺评论》，2004—4.
作者简介：
焦敬敏（1980～），女，河北邯郸人，贵阳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文学与女性文化。
关键词：王跃文；苍黄；女性形象；女性观
王跃文，著名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亡魂鸟》、《西州月》、《大清相国》、《苍黄》及小说集、散文杂文集多种。网络有评：“他的文字始终渗透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凌厉的批判锋芒。”这是从王跃文作品对现实的清醒揭示，对底层民众生活百态的观照角度来说的。著名评论家孟繁华也说过：“王跃文因官场小说而成名，事实上，他的非官场小说写得更深刻，他对性与政治的理解，对中国底层生活生动而真切的描述，都说明了他是今日中国最具感染力的作家之一。”评论家的赞誉、读者的争相购买，说明了王跃文小说的受欢迎程度。然而，评论家也好，读者也罢，大多从官场文学的角度品评王跃文的小说，鲜有人观照王跃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王跃文小说每部作品都会塑造至少一个生动的男主人公，他塑造的女性形象同样鲜活，从她们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根植于作家意识深处的两性观念。
一、《苍黄》中几类女性形象
《苍黄》里女性人物并不多，几个主要的女性形象都很典型，大致分为两类：
（一）叛逆的女性
舒谨，是男主人公李济运的爱人。她很漂亮，却没有文化，对官场的一无所知，虽然有个县委常委丈夫，却像白痴一样，经常做出一些有违现实与官场生存规则的蠢事。小说中评论舒谨：“是个不太好接近的人，熟悉她的人都知道。”舒谨虽然做了多年县领导的夫人，对官场上的级别层次还弄不清。余伟杰给歌厅妈咪电话讲：“你可要讲纪律。”舒谨百思不得其解，询问了多次，可见舒谨天真、幼稚，对腐朽的社会现实并不了解，这与深谙官场规则并在其中游刃有余的李济运等人形成鲜明对比。小说中对舒谨形象塑造的重要一笔是幼儿园师生中毒事件，这是一个受诬官员的老婆投毒造成的，舒谨在案发后也尽了自己的职责，她认为自己没有责任，所以当李济运几次劝她辞职时，她都不肯。并且，在有县委书记、县长参加的紧急会议上，李济运代她说出辞职想法时，舒谨没有附和，而是瞪着自己男人说：“你什么意思？你比刘书记还那个啊！”丝毫不顾忌官场规则。舒谨就像一个不和谐音，在这个人人遵循现实生存规则的大合唱中，时不时地蹦出来，搅上一搅。
从另个角度看，她坦率，直爽，敢言敢为，有着鲜明的个性。舒谨的不好接近，实质是不太遵循现实生存法则，按她自己的意愿生活。这就使舒谨的形象具有了叛逆与抗争的意味。在作品中作家直接评论也好，借他人之口也好，对舒谨的评价是不高的，以嘲弄的口吻突出其愚蠢无知的一面，这就反映出作家的女性观念实质上仍是保守的，并没有突出女性的主体意识。舒谨对演唱事业的向往并不被人所重视，舒谨在人前从来都是被贴上“李济运夫人”的标签，而不是女性自我。这都是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形象的潜移默化的禁锢，同时也是作家男权中心写作心理的投射。站在男性中心立场上，以技术理性与现实生存法则来衡量，舒谨的确是与现实不相容的，若非丈夫的“照顾”，她的生活可能很不好。作家正是以这样的眼光来透视舒谨，在小说指出舒谨的诸多缺点：虚荣、没文化、不懂事，似乎有意以舒谨的愚蠢来反衬李济运等人的聪明，以舒谨的无知来衬托李济运等人的有才。然而舒谨这个人物的反叛光芒冲破传统的束缚不可阻挡地散发出来。
马克思认为社会进步可以用女性地位来“精确的衡量”。妇女的觉醒和解放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以及一种文化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众人皆谨言慎行、小心翼翼，“谋取升官者机关算尽，提职者志得意满，小公务员仰人鼻息，当权者颐指气使。”（评论家张韧语）被作家描摹得活灵活现的官场，舒谨未被染苍，亦未被染黄，她是个真性灵的人，所言所行皆出自内心。然而舒谨的形象对于“所入者变，其色亦变”的官场却是反抗的象征，作家并非有意为之，但是客观上有此艺术效果。
（二）传统的女性
朱芝是作家塑造的一个完美女性，在朱芝身上，可以窥见作家的精神理想、生活理想。朱芝聰明能干、善解人意，她真心真意地爱李济运，不求回报，从不争风吃醋，她跟舒谨形成巨大的反差。舒谨反复说：“我可没那么大方，你别在外头花花草草。”而朱芝只是与李心心相印，从不提任何要求。朱芝是县委宣传部部长，虽然她当上这个部长有家庭的原因，但是她本人很能干，很有良知。她就像个消防队员，四处灭火，还发明了“网尸”这个词汇。对于品德沦丧的记者成鄂渝，她机敏地与之周旋，还勇敢地把成鄂渝全身名牌的照片在网上曝光，与成进行斗争。当得知卑劣的成鄂渝当上了市委宣传部部长时，朱芝像个小女人一样，害怕地发抖，无力前行。这时，李济运感叹：“这样的女人，应该让男人好好疼着，出来混什么官场啊！”李济运的想法其实也是作家的想法，暗示出作家的心理指向，非常鲜明地流露出一位男性作家在文化心理结构中所沉淀的男权价值观念。在男权中心意识统治下的社会中，女人的生命处境是艰难而卑下的，女性的独立生存价值是全然被男权意识遮蔽的。“她只穿职业女性的西服或套裙，靠各式各色的丝巾小心做些点缀。她的包也很中性，通常只是提着。朱芝的面色总是沉静的，眉头有时会微微皱起。”男性中心文化加在女性生理、心理上的种种束缚，从外在的服饰、言行到内在心理，均可窥掠。朱芝是主动迎合男权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朱芝和李济运成为情人后，她见到李济运妻子舒谨还很大方，可见她的内心是认可李济运的婚姻，也认可李济运婚姻之外对她的情感与性的。“威严没有漂亮重要，不信过几年你会后悔的。”李济运的话显露出内心的矛盾，既渴望有懂他的女人与他心心相印，又不希望这个女人涉足官场。王跃文从李济运的角度来审视小说中的女性，基于他男性作家的写作意识，有着男性写作心理的原因。“在男权中心社会里，男性不仅在经济、政治等社会领域里占据统治地位且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同样占据主导地位，因而男性领先掌握文化符号体系操纵权。他们领先创造了符号，拥有了话语权，建立了美的原则和规范，因而也就首先创造了女性形象和其行为范式，规定了女性的价值，创造了有关女性的一切陈述，而这一切是建立在男性写作心理基础之上的。” 朱芝被降职没有抱怨，陈美无意官场提拔，宋香云为丈夫的冤曲舍生忘死，她们的身上集具了众多传统文化之于女性的美德。这几个女性均是任劳任怨为男人付出，为男人奉献，甚至不惜生命，而自身却没有任何欲望。但是，这些顺从、忘我、牺牲、奉献无一不是从男权中心意识出发，无一不是男权中心思想笼罩下的价值观。从这些女性形象塑造中，我们可以察觉到王跃文创作中浸透着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男权意识对女性角色的价值规范和内在欲求。
在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里，对女性的认识是站在男性的角度上，以男性的立场、男性话语来叙说女性。由此建立起来的审美原则和女性范式不以女性身心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而是对女性的压抑。因而，男性作家笔下的传统女性形象所体现出来的善良、温柔、忠贞不渝与美丽的容颜正标志着传统的男权价值尺度及男权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望。
二、情色退场，悲悯情怀的笼罩
“时下的官场小说多是逸闻大揭秘，多是黄、黑、脏、丑的大展示，不惜媚俗迎合，缺少震撼人心的生命精神。为了迎合消费市场，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粗制滥造的作品，过度描绘权术，创作的情节化、娱乐化倾向严重。有人总结出官场小说的三个要素，即权力、金钱和情色。”王跃文的小说并没有太多的渲染情色，如果说《梅次故事》里尚能窥到作家沉溺于朱怀镜的婚外情感迹象，到了《苍黄》已经是淡而又淡，虽有婚外恋的情节，但并无太多情色描写。《苍黄》里更多的是作家对人生、人类命运的思考，对人们精神走向的观照，笼罩着浓郁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作家没有在小说里过多的进行性描写，并非是忽视人性，相反是对人性的更深层面的审视。尽管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并没有脱离男性中心立场，但是作家对女性的情感始终是尊重的。对朱芝这个“小三儿”不仅没有贬低，反而倍加赞扬。从人性的角度说，作家的女性观在传统的基础上有着进步的意义。
三、根植于男性中心立场的女性观
作家女性观的形成与他的成长背景有一定的关系，正如作家本人所说：“我的文学启蒙人不是老师，而是我的奶奶。我最初的文学养料不是文学名著，而是民间故事。我出生在乡村，书都见不到几本，更不用说文学氛围。我的乡村至今亦是如此，我知道绝大多数中国乡村皆如此。但乡村有自己的文化传承方式，就是世代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耳濡目染间，一种后来知道叫形象思维的本能，就在听奶奶講故事的时候养成了。”在这样的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王跃文，传统文化的血液必然深深地流淌在他的血脉里，在他的潜意识中积淀成不可磨灭的印记。乡村固有的封建文化的沉淀与民间故事里传统思想的传承，形成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所有思考方式、生存方式，都是以男人为主的模式。稳定的男性中心社会传统、稳定的封建文化传统及其心理积淀，以其特定形态弥漫于女性生活的空间，钳制和禁锢着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王跃文是在嘲弄不容于现实的叛逆女性和对符合传统道德伦理规范的理想女性的赞扬上，形成自己相对守旧的女性观。在女性角色的塑造上，没有突出女性的主体意识，对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边缘地位没有批判地审视，对女性的反叛精神没有张扬。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571页.
[2]张丽杰.《颠覆的纹络——解构男权文化的新时期女性文学》. 载《文艺评论》，2004—4.
作者简介：
焦敬敏（1980～），女，河北邯郸人，贵阳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文学与女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