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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84603，我随手敲下的这串数字，是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浙江的常住人口数。38年前无意记下的数字，仍能脱口而出。
我当时跟随的领导，协助分管副省长翟翕武，协调处理人口普查的一些事情。我所在单位跟人口普查没什么关系，所以人口普查没我什么事。但因跟随领导的缘由，使得我对那次人口普查，居然也有一些了解。其中的一些巧遇和花絮，在这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被激活。
1982年春，我随领导去绍兴。那天是副省长翟翕武去绍兴检查工作，现场解决问题。中午阳光灿烂，春意融融，翟翕武和我们一起，在绍兴宾馆餐厅大堂，围着一张大圆桌吃饭。一起吃饭的一位浙江日报记者，突然指着边上一张方桌说，那不是谢晋和某著名编剧吗。
当时餐厅里吃饭的人不多。我们靠里边，谢晋与著名编剧在窗边，方桌上有一把锡酒壶，四五个菜，他们俩对饮聊天，似乎很尽兴。记者大概是职业习惯，上去与谢晋招呼，我在边上看着，觉得运气真好，遇上了大导演。
那次人口普查，按通知要求我是去街道登记的。登记的地方是在松木场沿山河村的一间住宅里，他们问我哪里出生，我说上海。那时好像还没有出生地概念，反正户口簿上我成了上海人，我太太调侃我，“明明是宁波人，偏偏要说成上海人！”比较不好意思。那是改革开放后的首次人口普查。前一次是1964年的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已相隔18年了。此后，逢十的年份进行人口普查成为惯例。
我还承担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课题研究。结题会上一位素不相识的杭大教师高兴地跟我说，他的论文用了我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上的一个公式，顺利评上副教授，我虚荣心瞬间爆棚。
七普的全国公报出来后，网上出现了一些质疑声音。其实，普查数据与平常年份的抽样数据具有不可比性，不过如抽样数据与普查数据出入太大，确也表明数据质量的问题。统计局朋友对此解释说，这是由于各方面对抽样调查不重视，基层力量薄弱，缺乏质量控制手段，没有实行下管一级等情况造成的。
我倒是认为，国家统计局的工作在政府部门中是比较不错的，数据处理和公布大致还算贴心。浙江省统计局的统计信息公布效率这几年大大提高，例行的定期公布大大提前，是我们混数字的人的福音。这次七普，浙江省的数据是在全国数据公布后的第3天公布的。
不过，一些特定年龄段的全国人口数据，可能有较大误差。只要把两次普查的年龄段数据，移动10岁对照比较，就能得到结论。因为存在死亡因素，一般情况下，同一拨人过了10年，只会减少，不会增加。因此，如本次普查的特定年龄段人口比上次普查的相应年龄段人口增加，大概率是数据存在问题。
例如，2010年六普11岁人口，比2000年五普1岁人口多21.2%;2010年六普31岁人口，比2000年五普21岁人口数多5.0%。加总计算，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口数，前者误差9.0%，后者误差1.9%。如扣除正常误差因素，实际误差或稍小一些。
但纯凭这些数据，仍不能确切判断到底是哪次普查出现较大误差。因为前后两次普查，理论上都同时存在着偏多或偏少的可能性。当然必须强调，尽管这些误差对数据总体准确性影响很小，但也不能认为无关紧要。
人口普查数据具有自我校核机制。各省的户籍人口数和常住人口数并不相等，但全国总计的户籍人口数和常住人口数，理论上恒等。实际工作中，要使这两个数据相等恐怕并不容易。
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全国数据5月11日公布时，我就筹划着作些分析。因为这是一件大事，日本称之为“国势调查”。
人口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变量。根据五普和六普的年龄表，全国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开始减少，2013年至2026年合计将减少近5000万人左右，宏观经济结构随之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劳动和资本的博弈关系发生变化，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逐渐上升，出口和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逐渐下降。这些正是提出双循环的宏观经济背景。
七普数据揭示了浙江人口的一个重要情况，就是外来流动人口大大优化了浙江人口结构。1990年以來，浙江外来流动人口从当年103.6万人，增加到2020年1618.6万人，已占浙江人口的25.1%。而且，外来流动人口这10年的增量，刚好稍高于同期劳动年龄人口增量，这在逻辑上表明，浙江的新增就业人口主要依赖外来劳动力。
如果没有外来流动人口又将如何？分析表明，如果没有外来流动人口，浙江人口结构将大大恶化。干活的人更少，老人更多。孩子占比仅提高0.91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降低6.11个百分点，老龄化提高5.18个百分点。
流动人口是一条大河，载着希望，载着活力。杭州市常住人口1990年为583.2万人，2020年为1193.6万人，翻了一番多，其中80%多是外来人口。杭州以其自身活力吸引众多外来人口，外来人口又以自己的努力，进一步创造了杭州的新的繁荣。
当然，这也是一个“跷跷板”。流入人口对浙江及杭州人口结构的优化，也就是对人口流出省份人口结构的恶化。浙江尤其是杭州务请努力报答大家的厚爱。
我当时跟随的领导，协助分管副省长翟翕武，协调处理人口普查的一些事情。我所在单位跟人口普查没什么关系，所以人口普查没我什么事。但因跟随领导的缘由，使得我对那次人口普查，居然也有一些了解。其中的一些巧遇和花絮，在这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被激活。
1982年春，我随领导去绍兴。那天是副省长翟翕武去绍兴检查工作，现场解决问题。中午阳光灿烂，春意融融，翟翕武和我们一起，在绍兴宾馆餐厅大堂，围着一张大圆桌吃饭。一起吃饭的一位浙江日报记者，突然指着边上一张方桌说，那不是谢晋和某著名编剧吗。
当时餐厅里吃饭的人不多。我们靠里边，谢晋与著名编剧在窗边，方桌上有一把锡酒壶，四五个菜，他们俩对饮聊天，似乎很尽兴。记者大概是职业习惯，上去与谢晋招呼，我在边上看着，觉得运气真好，遇上了大导演。
那次人口普查，按通知要求我是去街道登记的。登记的地方是在松木场沿山河村的一间住宅里，他们问我哪里出生，我说上海。那时好像还没有出生地概念，反正户口簿上我成了上海人，我太太调侃我，“明明是宁波人，偏偏要说成上海人！”比较不好意思。那是改革开放后的首次人口普查。前一次是1964年的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已相隔18年了。此后，逢十的年份进行人口普查成为惯例。
我还承担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课题研究。结题会上一位素不相识的杭大教师高兴地跟我说，他的论文用了我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上的一个公式，顺利评上副教授，我虚荣心瞬间爆棚。
七普的全国公报出来后，网上出现了一些质疑声音。其实，普查数据与平常年份的抽样数据具有不可比性，不过如抽样数据与普查数据出入太大，确也表明数据质量的问题。统计局朋友对此解释说，这是由于各方面对抽样调查不重视，基层力量薄弱，缺乏质量控制手段，没有实行下管一级等情况造成的。
我倒是认为，国家统计局的工作在政府部门中是比较不错的，数据处理和公布大致还算贴心。浙江省统计局的统计信息公布效率这几年大大提高，例行的定期公布大大提前，是我们混数字的人的福音。这次七普，浙江省的数据是在全国数据公布后的第3天公布的。
不过，一些特定年龄段的全国人口数据，可能有较大误差。只要把两次普查的年龄段数据，移动10岁对照比较，就能得到结论。因为存在死亡因素，一般情况下，同一拨人过了10年，只会减少，不会增加。因此，如本次普查的特定年龄段人口比上次普查的相应年龄段人口增加，大概率是数据存在问题。
例如，2010年六普11岁人口，比2000年五普1岁人口多21.2%;2010年六普31岁人口，比2000年五普21岁人口数多5.0%。加总计算，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口数，前者误差9.0%，后者误差1.9%。如扣除正常误差因素，实际误差或稍小一些。
但纯凭这些数据，仍不能确切判断到底是哪次普查出现较大误差。因为前后两次普查，理论上都同时存在着偏多或偏少的可能性。当然必须强调，尽管这些误差对数据总体准确性影响很小，但也不能认为无关紧要。
人口普查数据具有自我校核机制。各省的户籍人口数和常住人口数并不相等，但全国总计的户籍人口数和常住人口数，理论上恒等。实际工作中，要使这两个数据相等恐怕并不容易。
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全国数据5月11日公布时，我就筹划着作些分析。因为这是一件大事，日本称之为“国势调查”。
人口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变量。根据五普和六普的年龄表，全国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开始减少，2013年至2026年合计将减少近5000万人左右，宏观经济结构随之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劳动和资本的博弈关系发生变化，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逐渐上升，出口和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逐渐下降。这些正是提出双循环的宏观经济背景。
七普数据揭示了浙江人口的一个重要情况，就是外来流动人口大大优化了浙江人口结构。1990年以來，浙江外来流动人口从当年103.6万人，增加到2020年1618.6万人，已占浙江人口的25.1%。而且，外来流动人口这10年的增量，刚好稍高于同期劳动年龄人口增量，这在逻辑上表明，浙江的新增就业人口主要依赖外来劳动力。
如果没有外来流动人口又将如何？分析表明，如果没有外来流动人口，浙江人口结构将大大恶化。干活的人更少，老人更多。孩子占比仅提高0.91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降低6.11个百分点，老龄化提高5.18个百分点。
流动人口是一条大河，载着希望，载着活力。杭州市常住人口1990年为583.2万人，2020年为1193.6万人，翻了一番多，其中80%多是外来人口。杭州以其自身活力吸引众多外来人口，外来人口又以自己的努力，进一步创造了杭州的新的繁荣。
当然，这也是一个“跷跷板”。流入人口对浙江及杭州人口结构的优化，也就是对人口流出省份人口结构的恶化。浙江尤其是杭州务请努力报答大家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