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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花月痕》是我国第一部以妓女为主要人物的长篇小说，也是晚清早期狭邪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本文详细描述了小说中存在的“悲情”模式和“团圆”模式这两种不同的爱情故事，并从不同方面揭示出造成这两种模式最终走向的原因，以此来把握小说中“情”的深刻内涵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从而探寻“情”的出路。
关键词：“情”；原因；探寻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191-03
鲁迅认为晚清狭邪小说经历了“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谥恶”[1]的阶段，而早期的《花月痕》应该属于“溢美”的类型。小说通过对名士名妓的“溢美”，展现出韦痴珠与刘秋痕之间的真性情，韩荷生与杜采秋之间的真意气，以此将“情”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两个不同爱情故事的抒写，无论是建功立业共享恩惠，还是怀才不遇同赴黄泉，都值得我们探讨。
一、两种爱情模式的抒写
小说开篇便写到“情之所钟，端在我辈”[2]，并通过学究先生与小子的对话，引发我们对“情”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悲情”模式，这是关于落魄文人韦痴珠与青楼女子刘秋痕的爱情故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韦痴珠性情直率而凄婉，文采出众，弱冠登第，写《平倭十策》，针砭时弊，拒绝随波逐流，却生逢乱世，才能不得施展，触禁忌而孤独飘零，哀叹于时世。刘秋痕生性倔强又孤冷，命运坎坷悲惨，想努力保持自己的秉性，却奈何家庭的逼迫，沉溺于眼泪却又无力的抗争。两人未见面之前，就已惺惺相惜。第九回写到秋痕误入痴珠的住处，看到他的联句、小照便道：“痴珠沦落天涯，怪可怜的”，“过了数年，自然要换一番局面，我便是今日的痴珠了”[2]。及至后来见面，痴珠将秋痕细细打量一番，觉得好像见过，写出了他们之间暗藏的情思。两人可谓一见如故，交往便日益频繁。痴珠沦落此地的时候，仕途不得意，家庭也遭遇变故，日渐变得多愁善感。对于以后，想到自己在华严庵抽的签“秋月何如春月好，青衫自古恨天涯”[2]，充满了忧虑。至于秋痕，三岁丧父，生母改嫁，所依靠的祖母又饿死，被堂叔卖到章家为奴，常受鞭打，又被牛氏串通李裁缝拐走，迫于生计，逼良为娼。倾心于痴珠后便决定专心相伴，不再接待他人，为此受尽牛氏、狗头等人的折磨。先是他们私下为秋痕招揽“客人”，后又偷拿信物造成两人误解，甚至私下串通促使狗头欺侮秋痕。面对这些爱情中遭遇的波折，痴珠抱定一切似乎都已注定的念想既不想去争取也缺乏能力去抗争，只是兀自郁郁寡欢；秋痕却铁骨铮铮，敢于撕破虚伪的面具，为摆脱被玩弄的命运，进行了悲壮的反抗。无奈还是抗争，都是“情”的显现。一个是“万里一心，遥遥相照；万古一心，久久不磨”[2]，一个是“血书表情，殉情而亡”，痴情与真情尽露。正所谓“比翼双飞，频伽并命；生既堪怜，死尤可敬”[2]。这是“悲情”模式的真实写照。“韦痴珠与刘秋痕之间的恋情之所以吸引我们，并非来自浪漫的故事本身，而是来自这浪漫故事的‘后果’。正如小说标题所示，不是这‘花月’，而是其‘痕’，引来了读者的注目”[3]。故事的结局固然让我们感到悲痛，但他们为“情”的努力也值得我们去关注。
其次，对韩荷生与杜采秋“团圆”模式的爱情故事进行分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道：“其书虽不全写狭邪，顾与伎人特有关涉，隐现全书中，配以名士，亦如佳人才子小说定式”[1]。韩荷生与杜采秋的爱情故事无论是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描写还是结局的设计都是传统才子佳人故事的再现。韩荷生气宇宏深，才识高远，又得老师推荐，进入达官幕中做事。才能不断得到施展，消除战乱，平定倭寇，后被封侯。杜采秋聪慧过人，书画精通，性情豪迈，重情重义，敢于争取自己的爱情，最后受一品夫人封典。荷生与采秋的名士名妓的形象，虽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才子佳人，但在小说中他们欢场人的身份似乎被忽略，更多的是强调对于情的追求，强调他们之间情的真挚。他们互相倾慕，一见倾心，但两人的交往难免也要遭遇一些风波。如第十二回，采秋母亲贾氏擅自将愉园借给别人宴请朋友，并逼迫采秋接见客人。这件事情造成荷生与采秋之间的误会，几乎相决绝。第三十四回，贾氏反悔两人的婚事，故意刁难荷生和采秋，差点毁坏一桩好姻缘。后来荷生升官加爵，仕途步步高升，贾氏才作罢，成全两人。这些文本的描写在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中都可以找出相似之处，比如《西厢记》中张生和莺莺的故事，大体上也是如此演变的，最后获得大团圆的结局。“人生艳福，春镜无双”[2]的结局设计，既满足了读者对于才子佳人大团圆结局的期待，也表现出作者书写的理想化色彩。
二、不同原因的分析
韦痴珠与刘秋痕爱情悲剧产生的原因既是他们性格所致，又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文化传统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韦痴珠的性格是矛盾的，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古代才子的张扬个性，放浪形骸，孤傲不羁，所以当他被朝廷镇压，志向不得施展便消沉堕落；同时在他身上我们也看到了林黛玉的影子，用眼泪铸成悲凉的世界。痴珠只是一味地相信宿命论的观点，沉浸在悲痛之中无法自拔，不会去主动争取自己的爱情，使悲剧一步步蔓延。比如，他本来可以依靠朋友的力量来帮助秋痕赎身，挽救他们的爱情，可他的软弱使他退缩了。他只能在别人逼迫他给个准确答复时候，敷衍塞责，沉浸在个人精神世界里，期望逃开这个现实世界，借以逃离这现实世界的所有琐碎必须解决的问题。痴珠的态度，部分折射出在动荡的晚清年代，在一个不能再通过四书五经换取锦绣前途的时代，文人日渐落魄，却又强要逞能的尴尬状态[4]。而秋痕性格中冷漠消极的一面，又使他们离得越来越远。秋痕对于人情世故表现的冷漠不随俗，她选择独自承受痛苦，故意冷淡与痴珠的感情，故意少接客，便招惹了贾氏等人，造成不愉快。而对于爱情消极的等待，等待贾氏、狗头这些人不在刁难，等待痴珠的境况好些，这些幻想又使她错失以后在一起的可能。传统文化的禁锢也加剧了他们的不幸。一直以来被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提倡“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为此而努力。韦痴珠亦是如此，他也渴望考取功名为国尽忠，然而仕途并不如意，才华的施展又遭打击，致使他走向消沉堕落。封建文化对刘秋痕的迫害更大。她因家庭的逼迫沦为青楼女子，充当挣钱的工具。在这里，她丧失了自由，丧失了人格，根本没有地位可言。她的行为不符合三纲五常的传统礼教，即使是真挚的感情也得不到承认，终究抵不过被奴役的命运。小说中描写的时代背景是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既遭受着外国侵略的压迫，又面临着国内农民起义的动乱。而朝廷又黑暗腐败，无法扭转日益败坏的时局。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有才华抱负的知识分子，空有报国的热忱而无处施展。韦痴珠便是如此，再加上战乱导致他家破人亡，耽误在旅途而无法南归等，都增添了他们爱情的悲剧色彩。作者也借此抒发了对动荡社会现实的担忧，对朝廷黑暗腐败的不满等心情。通过痴珠与秋痕爱情悲剧的描写，我们看到“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感觉到男女主人公不再仅仅是命运的玩物，实际上，他们似乎以惨淡决绝的心情，迎向恋情的苦果，其极致处，竟予人以‘苦中作乐’的扭曲感。”[3]这样的爱情悲剧怎能不让人感叹？ 韩荷生和杜采秋的爱情故事同样是名士与名妓的结合却获得了美好的结局，这其中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韩荷生与杜采秋自身对于爱情的主动争取，他们的性格迎合于世俗，作者的有意安排等等。首先在面对爱情的时候，韩荷生与杜采秋积极地付出努力去争取，不相信宿命论的观点。比如，采秋听闻荷生重订《芳谱》后倾慕他的文采，便立刻前往并州，创造俩人相识相知的机遇；遭遇愉园风波，采秋荷生一同解决，而不是独咽苦果；荷生在军营屡建奇功，官职不断加升，也为他们的爱情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其次，荷生和采秋的性情相对灵活圆融，遇事灵敏机智。荷生正是凭借他的才智和为人处世的圆融，在官场上不断得志。而在与母亲相处、同其他名士交往等方面，则体现出采秋的灵活机智。他们的这种性格更迎合于世俗，便减少了俩人交往中的阻碍。他们相爱，但却不像痴珠秋痕那样沉溺于其中，而是相对清醒和理性。最后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古代的才子佳人小说大部分采取的都是大团圆的结局模式，这样设计表达出青年男女对于爱情的理想期盼，并将理想与现实对比，进而批判现实的不合理，鼓励他们去抗争，达到反封建的进步意义。此外，“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爱情也会带给人们一种精神上的慰藉。《花月痕》中这样写，是作者的事功之梦破灭后别无选择的心灵之梦，反映了作者魏秀仁作为一个文人面对现实的无奈而表现出来的自我派遣心态和知遇之感的缺失[5]。
三、“情”之出路的探寻
在对两种爱情模式进行详细的分析以及了解它们各自的成因之后，我们从唯情主义的倾向、个性解放的意识、理想现实的对抗三方面来探寻“情”之出路。晚清狭邪小说所表现的情感，最引人注目的层面是对理想爱情的追求，表现出惟情倾向[6]。在《花月痕》第一回，作者写道：“大抵人之良心，其发现最真者，莫如男女份上。故《大学》言诚意，必例之于‘好好色’，《孟子》言舜之孝，必验之于‘慕少艾’”。“今人一生将真面目藏过，拿一副面具套上，外则当场酬酢，内则迩室周旋，即使分若君臣，亲若兄弟，爱若夫妇，谊若朋友，亦只是此一副面具，再无第二副更换。”[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不再将传统的士大夫理想放在首位，而是更多的关注唯情主义和个性解放。小说中，作者没有过多的描写名士与名妓之间的风流韵事，不注重他们之间身体欲望的发泄，而是集中精力刻画名士与名妓之间的精神层面的追求，以此来获得情感的满足。比如痴珠与秋痕之间的交往，大部分内容都是在描写他们与朋友们之间的诗酒唱和活动，用诗词来传达彼此之间的情感，痴珠的四首七绝定情诗便将他的痴情与真情表达的淋漓尽致。痴珠与秋痕，荷生与采秋，他们各自之间的感情，建立在知己的基础上。痴珠、秋痕是一对“知己”，他们命运相似，境遇相近，性情相同，他们都有一种反奴性、反世俗、反虚伪，与现实冰火不相容的叛逆性格，因此心灵才能够相通。同样，荷生、采秋也是一对“知己”，其人生观、世界观、为人态度、入世精神，都惊人地一致[7]。他们在交往的过程中没有传统的士大夫对青楼女子的玩弄之意，而是“知己”之间的真性情的流露，传达出一种不自觉地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如第十四回，痴珠与秋痕第一次见面，痴珠便不准秋痕叫“老爷”，这就将俩人的地位摆在平等的位置上；采秋对于爱情的大胆追求以及不懈坚守，也体现出了这一点。最后，从《花月痕》来看，韦、韩各自的恋情可以作一比较，他们虽然都遭遇到了一些障碍，但由于各自看待世界及对待理想的姿态不同，却取得了截然相反的结果。韦痴珠和刘秋痕收获的是恋情的幻灭，而韩荷生与杜采秋则仍取得了才子佳人式的“大团圆”。这样，在《花月痕》文本内部就出现了一种与才子佳人小说的对话关系，此中呈现的是理想主义对悲观主义的胜利。由于作者在小说中虽怜惜痴珠之才，但依然掩藏不住对荷生的羡慕，因此，痴珠那动人心魄的幻灭感可看做对理想主义的文化黄金时代一去不返的惆怅感伤，而那向死而生的决绝中所流淌的亦是对这一“黄金时代”的深情回眸与缅怀[8]。而韦痴珠与韩荷生则可以看成是作者现实与理想的映照，借韦痴珠的落魄与韩荷生的得志来反映现实的残酷与幻想的美好，并形成对抗，凸显作者批判的姿态，以及为“情”之出路所做出的努力。
《花月痕》虽然承续了古代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因素，但又有所突破。韦痴珠与刘秋痕、韩荷生与杜采秋爱情故事的描写，让我们看到小说对于“情”的强调是依附于精神层面的，对于人的真性情的表达也给予一定的关注，从而达到消遣作者内心世界的忧郁以及批判不合理的现实世界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271，216.
〔2〕魏秀仁.花月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60，27，314，358，27，2.
〔3〕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7，88.
〔4〕潘良枝.试论晚清小说中文人与妓女传统写作模式的破碎——以《花月痕》《海上花列传》《孽海花》为例[D].中南民族大学，2008.21.
〔5〕陈芳华.魏秀仁及其《花月痕》研究[D].苏州大学，2009.55.
〔6〕侯运华.晚清狭邪小说的独特内蕴[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6）：52.
〔7〕刘红林.试论晚清小说《花月痕》的现代属性[J].明清小说研究，2008，（3）：187.
〔8〕祝东，徐刚.怨恨、颓废、回瞥——对魏秀仁《花月痕》中现代性体验的解读[J].山西大学学报，2008，31（6）：44.
（责任编辑 赛汉）
关键词：“情”；原因；探寻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191-03
鲁迅认为晚清狭邪小说经历了“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谥恶”[1]的阶段，而早期的《花月痕》应该属于“溢美”的类型。小说通过对名士名妓的“溢美”，展现出韦痴珠与刘秋痕之间的真性情，韩荷生与杜采秋之间的真意气，以此将“情”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两个不同爱情故事的抒写，无论是建功立业共享恩惠，还是怀才不遇同赴黄泉，都值得我们探讨。
一、两种爱情模式的抒写
小说开篇便写到“情之所钟，端在我辈”[2]，并通过学究先生与小子的对话，引发我们对“情”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悲情”模式，这是关于落魄文人韦痴珠与青楼女子刘秋痕的爱情故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韦痴珠性情直率而凄婉，文采出众，弱冠登第，写《平倭十策》，针砭时弊，拒绝随波逐流，却生逢乱世，才能不得施展，触禁忌而孤独飘零，哀叹于时世。刘秋痕生性倔强又孤冷，命运坎坷悲惨，想努力保持自己的秉性，却奈何家庭的逼迫，沉溺于眼泪却又无力的抗争。两人未见面之前，就已惺惺相惜。第九回写到秋痕误入痴珠的住处，看到他的联句、小照便道：“痴珠沦落天涯，怪可怜的”，“过了数年，自然要换一番局面，我便是今日的痴珠了”[2]。及至后来见面，痴珠将秋痕细细打量一番，觉得好像见过，写出了他们之间暗藏的情思。两人可谓一见如故，交往便日益频繁。痴珠沦落此地的时候，仕途不得意，家庭也遭遇变故，日渐变得多愁善感。对于以后，想到自己在华严庵抽的签“秋月何如春月好，青衫自古恨天涯”[2]，充满了忧虑。至于秋痕，三岁丧父，生母改嫁，所依靠的祖母又饿死，被堂叔卖到章家为奴，常受鞭打，又被牛氏串通李裁缝拐走，迫于生计，逼良为娼。倾心于痴珠后便决定专心相伴，不再接待他人，为此受尽牛氏、狗头等人的折磨。先是他们私下为秋痕招揽“客人”，后又偷拿信物造成两人误解，甚至私下串通促使狗头欺侮秋痕。面对这些爱情中遭遇的波折，痴珠抱定一切似乎都已注定的念想既不想去争取也缺乏能力去抗争，只是兀自郁郁寡欢；秋痕却铁骨铮铮，敢于撕破虚伪的面具，为摆脱被玩弄的命运，进行了悲壮的反抗。无奈还是抗争，都是“情”的显现。一个是“万里一心，遥遥相照；万古一心，久久不磨”[2]，一个是“血书表情，殉情而亡”，痴情与真情尽露。正所谓“比翼双飞，频伽并命；生既堪怜，死尤可敬”[2]。这是“悲情”模式的真实写照。“韦痴珠与刘秋痕之间的恋情之所以吸引我们，并非来自浪漫的故事本身，而是来自这浪漫故事的‘后果’。正如小说标题所示，不是这‘花月’，而是其‘痕’，引来了读者的注目”[3]。故事的结局固然让我们感到悲痛，但他们为“情”的努力也值得我们去关注。
其次，对韩荷生与杜采秋“团圆”模式的爱情故事进行分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道：“其书虽不全写狭邪，顾与伎人特有关涉，隐现全书中，配以名士，亦如佳人才子小说定式”[1]。韩荷生与杜采秋的爱情故事无论是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描写还是结局的设计都是传统才子佳人故事的再现。韩荷生气宇宏深，才识高远，又得老师推荐，进入达官幕中做事。才能不断得到施展，消除战乱，平定倭寇，后被封侯。杜采秋聪慧过人，书画精通，性情豪迈，重情重义，敢于争取自己的爱情，最后受一品夫人封典。荷生与采秋的名士名妓的形象，虽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才子佳人，但在小说中他们欢场人的身份似乎被忽略，更多的是强调对于情的追求，强调他们之间情的真挚。他们互相倾慕，一见倾心，但两人的交往难免也要遭遇一些风波。如第十二回，采秋母亲贾氏擅自将愉园借给别人宴请朋友，并逼迫采秋接见客人。这件事情造成荷生与采秋之间的误会，几乎相决绝。第三十四回，贾氏反悔两人的婚事，故意刁难荷生和采秋，差点毁坏一桩好姻缘。后来荷生升官加爵，仕途步步高升，贾氏才作罢，成全两人。这些文本的描写在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中都可以找出相似之处，比如《西厢记》中张生和莺莺的故事，大体上也是如此演变的，最后获得大团圆的结局。“人生艳福，春镜无双”[2]的结局设计，既满足了读者对于才子佳人大团圆结局的期待，也表现出作者书写的理想化色彩。
二、不同原因的分析
韦痴珠与刘秋痕爱情悲剧产生的原因既是他们性格所致，又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文化传统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韦痴珠的性格是矛盾的，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古代才子的张扬个性，放浪形骸，孤傲不羁，所以当他被朝廷镇压，志向不得施展便消沉堕落；同时在他身上我们也看到了林黛玉的影子，用眼泪铸成悲凉的世界。痴珠只是一味地相信宿命论的观点，沉浸在悲痛之中无法自拔，不会去主动争取自己的爱情，使悲剧一步步蔓延。比如，他本来可以依靠朋友的力量来帮助秋痕赎身，挽救他们的爱情，可他的软弱使他退缩了。他只能在别人逼迫他给个准确答复时候，敷衍塞责，沉浸在个人精神世界里，期望逃开这个现实世界，借以逃离这现实世界的所有琐碎必须解决的问题。痴珠的态度，部分折射出在动荡的晚清年代，在一个不能再通过四书五经换取锦绣前途的时代，文人日渐落魄，却又强要逞能的尴尬状态[4]。而秋痕性格中冷漠消极的一面，又使他们离得越来越远。秋痕对于人情世故表现的冷漠不随俗，她选择独自承受痛苦，故意冷淡与痴珠的感情，故意少接客，便招惹了贾氏等人，造成不愉快。而对于爱情消极的等待，等待贾氏、狗头这些人不在刁难，等待痴珠的境况好些，这些幻想又使她错失以后在一起的可能。传统文化的禁锢也加剧了他们的不幸。一直以来被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提倡“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为此而努力。韦痴珠亦是如此，他也渴望考取功名为国尽忠，然而仕途并不如意，才华的施展又遭打击，致使他走向消沉堕落。封建文化对刘秋痕的迫害更大。她因家庭的逼迫沦为青楼女子，充当挣钱的工具。在这里，她丧失了自由，丧失了人格，根本没有地位可言。她的行为不符合三纲五常的传统礼教，即使是真挚的感情也得不到承认，终究抵不过被奴役的命运。小说中描写的时代背景是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既遭受着外国侵略的压迫，又面临着国内农民起义的动乱。而朝廷又黑暗腐败，无法扭转日益败坏的时局。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有才华抱负的知识分子，空有报国的热忱而无处施展。韦痴珠便是如此，再加上战乱导致他家破人亡，耽误在旅途而无法南归等，都增添了他们爱情的悲剧色彩。作者也借此抒发了对动荡社会现实的担忧，对朝廷黑暗腐败的不满等心情。通过痴珠与秋痕爱情悲剧的描写，我们看到“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感觉到男女主人公不再仅仅是命运的玩物，实际上，他们似乎以惨淡决绝的心情，迎向恋情的苦果，其极致处，竟予人以‘苦中作乐’的扭曲感。”[3]这样的爱情悲剧怎能不让人感叹？ 韩荷生和杜采秋的爱情故事同样是名士与名妓的结合却获得了美好的结局，这其中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韩荷生与杜采秋自身对于爱情的主动争取，他们的性格迎合于世俗，作者的有意安排等等。首先在面对爱情的时候，韩荷生与杜采秋积极地付出努力去争取，不相信宿命论的观点。比如，采秋听闻荷生重订《芳谱》后倾慕他的文采，便立刻前往并州，创造俩人相识相知的机遇；遭遇愉园风波，采秋荷生一同解决，而不是独咽苦果；荷生在军营屡建奇功，官职不断加升，也为他们的爱情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其次，荷生和采秋的性情相对灵活圆融，遇事灵敏机智。荷生正是凭借他的才智和为人处世的圆融，在官场上不断得志。而在与母亲相处、同其他名士交往等方面，则体现出采秋的灵活机智。他们的这种性格更迎合于世俗，便减少了俩人交往中的阻碍。他们相爱，但却不像痴珠秋痕那样沉溺于其中，而是相对清醒和理性。最后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古代的才子佳人小说大部分采取的都是大团圆的结局模式，这样设计表达出青年男女对于爱情的理想期盼，并将理想与现实对比，进而批判现实的不合理，鼓励他们去抗争，达到反封建的进步意义。此外，“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爱情也会带给人们一种精神上的慰藉。《花月痕》中这样写，是作者的事功之梦破灭后别无选择的心灵之梦，反映了作者魏秀仁作为一个文人面对现实的无奈而表现出来的自我派遣心态和知遇之感的缺失[5]。
三、“情”之出路的探寻
在对两种爱情模式进行详细的分析以及了解它们各自的成因之后，我们从唯情主义的倾向、个性解放的意识、理想现实的对抗三方面来探寻“情”之出路。晚清狭邪小说所表现的情感，最引人注目的层面是对理想爱情的追求，表现出惟情倾向[6]。在《花月痕》第一回，作者写道：“大抵人之良心，其发现最真者，莫如男女份上。故《大学》言诚意，必例之于‘好好色’，《孟子》言舜之孝，必验之于‘慕少艾’”。“今人一生将真面目藏过，拿一副面具套上，外则当场酬酢，内则迩室周旋，即使分若君臣，亲若兄弟，爱若夫妇，谊若朋友，亦只是此一副面具，再无第二副更换。”[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不再将传统的士大夫理想放在首位，而是更多的关注唯情主义和个性解放。小说中，作者没有过多的描写名士与名妓之间的风流韵事，不注重他们之间身体欲望的发泄，而是集中精力刻画名士与名妓之间的精神层面的追求，以此来获得情感的满足。比如痴珠与秋痕之间的交往，大部分内容都是在描写他们与朋友们之间的诗酒唱和活动，用诗词来传达彼此之间的情感，痴珠的四首七绝定情诗便将他的痴情与真情表达的淋漓尽致。痴珠与秋痕，荷生与采秋，他们各自之间的感情，建立在知己的基础上。痴珠、秋痕是一对“知己”，他们命运相似，境遇相近，性情相同，他们都有一种反奴性、反世俗、反虚伪，与现实冰火不相容的叛逆性格，因此心灵才能够相通。同样，荷生、采秋也是一对“知己”，其人生观、世界观、为人态度、入世精神，都惊人地一致[7]。他们在交往的过程中没有传统的士大夫对青楼女子的玩弄之意，而是“知己”之间的真性情的流露，传达出一种不自觉地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如第十四回，痴珠与秋痕第一次见面，痴珠便不准秋痕叫“老爷”，这就将俩人的地位摆在平等的位置上；采秋对于爱情的大胆追求以及不懈坚守，也体现出了这一点。最后，从《花月痕》来看，韦、韩各自的恋情可以作一比较，他们虽然都遭遇到了一些障碍，但由于各自看待世界及对待理想的姿态不同，却取得了截然相反的结果。韦痴珠和刘秋痕收获的是恋情的幻灭，而韩荷生与杜采秋则仍取得了才子佳人式的“大团圆”。这样，在《花月痕》文本内部就出现了一种与才子佳人小说的对话关系，此中呈现的是理想主义对悲观主义的胜利。由于作者在小说中虽怜惜痴珠之才，但依然掩藏不住对荷生的羡慕，因此，痴珠那动人心魄的幻灭感可看做对理想主义的文化黄金时代一去不返的惆怅感伤，而那向死而生的决绝中所流淌的亦是对这一“黄金时代”的深情回眸与缅怀[8]。而韦痴珠与韩荷生则可以看成是作者现实与理想的映照，借韦痴珠的落魄与韩荷生的得志来反映现实的残酷与幻想的美好，并形成对抗，凸显作者批判的姿态，以及为“情”之出路所做出的努力。
《花月痕》虽然承续了古代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因素，但又有所突破。韦痴珠与刘秋痕、韩荷生与杜采秋爱情故事的描写，让我们看到小说对于“情”的强调是依附于精神层面的，对于人的真性情的表达也给予一定的关注，从而达到消遣作者内心世界的忧郁以及批判不合理的现实世界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271，216.
〔2〕魏秀仁.花月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60，27，314，358，27，2.
〔3〕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7，88.
〔4〕潘良枝.试论晚清小说中文人与妓女传统写作模式的破碎——以《花月痕》《海上花列传》《孽海花》为例[D].中南民族大学，2008.21.
〔5〕陈芳华.魏秀仁及其《花月痕》研究[D].苏州大学，2009.55.
〔6〕侯运华.晚清狭邪小说的独特内蕴[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6）：52.
〔7〕刘红林.试论晚清小说《花月痕》的现代属性[J].明清小说研究，2008，（3）：187.
〔8〕祝东，徐刚.怨恨、颓废、回瞥——对魏秀仁《花月痕》中现代性体验的解读[J].山西大学学报，2008，31（6）：44.
（责任编辑 赛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