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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领域发展速度的不同，对于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手段有着不同的需求
10月的中国，既在收获，也在反思。
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此前已使用50年的“五年计划”的提法改为“五年规划”。计划变规划，引起了广泛讨论。
10月，我国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举国欢庆，世界同贺。《人民日报》10月17日发表社论，指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优越性”是我国航天技术的不断取得突破的原因所在。
同样也是在10月，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领军杂志《经济研究》刊发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的文章，文章直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前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的状况，强调“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这是三件并不相关的事，然而却有着共同的基奠。似乎一边是在向“计划”挥手作别，而另一边却是在强调“计划”的不可或缺。
反对“计划”的三个理由
事实上，对于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国家而言，讨论其经济建设和技术进步，总是离不开关于计划和市场的思辨。而经济理论界关于政府计划可行性的论战也是由来已久。大体上，人们主要是从下列三个方面来反对实行政府计划。
反对计划的第一个的理由是，政府计划者无法获得关于消费者偏好和企业生产技术的必要信息。不能获得必要的信息将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不能比较各种资源配置选择的优劣；二是如果要制订一个内在一致的计划，其成本将高得不可行。应当说，我国计划经济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政府计划的信息困境。信息不准确、不全面、不及时是约束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计划决策科学化的首要因素。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1958年我国公报粮食总产量为9600亿斤，而到1959年8月核实的数却只有5000亿斤左右，而到1980年进行再核实，发现1958年的实际总产量只有4000亿斤左右，信息扭曲程度达到2倍以上。1964年，毛泽东在总结1959年钢铁指标“朝令夕改”的教训时，说了7个字“总而言之，不摸底”，也反映了高度集中的政府计划所面临的信息困境。然而，基于信息的理由反对政府计划，在理论上并没有彻底令人信服。政府计划者固然无法获得制订计划的全部信息，但在市场中的企业，其生产决策也同样面临信息的约束。如果说市场中的企业无需了解这些信息，只要根据市场价格来调整生产即可，那么计划者也完全可以通过模仿市场价格的形成过程来调整计划下的企业生产。
认为计划不可行的第二个理由是，政府计划将面临激励机制的扭曲。激励的扭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适当的机制和标准来选择资源管理者或政府计划者，而在市场条件下让利润创造者成为资源管理者是市场机制的必然逻辑；二是政府计划将使经济主体失去追求利润和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所谓“在排拆了私人的物质利益之后，人就失去了动力”。首先，对政府官僚而言，作为资源的管理者，没有动力来寻求使效率最高的生产方式，比如通过调节价格，使市场上的供求保持均衡。相反，如果让经济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能够增加计划者的权力，并能为他带来大量的有形和无形的利益，因此，政府计划制订者更愿意使经济经常保持在短缺状态下；其次，在缺乏企业私人所有权情况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也没有积极性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者进行认真的成本核算。由于不能享有自己创新的成果，经济主体也就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基于激励机制反对计划的理由，也同样受到来自政府计划倡导者的反对。倡导者认为，至少在理论上，激励机制可以通过民主集中制这类民主决策机制加以解决。而市场经济中也同样面临激励扭曲的问题，存在政治家和大公司管理层为个人目标而浪费社会资源的可能。
反对政府通过计划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第三个理由是，计划的实施是以资源的集中为前提的，而资源集中带来的一个风险是，一旦计划投资失败，就是整个社会的失败，将导致全局性的、大面积的资源错配和浪费。而市场经济则不然，资源分散在各个独立的经济主体手中，某一个经济主体判断失误，投资失败，损失的也只是他自己所管理的资源，影响是局部的，而他的失败还可以为其他经济主体提供相应的信息。允许试错的存在，可以让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进行创新发现，是市场优于计划所在。
“计划”的优势
政府计划本身有着一些难于克服的困难和矛盾，然而“计划”并非总是一无是处，计划也有着市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政府计划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如果要办的所谓“大事”具有模仿和赶超的特点，政府计划的优势就更为明显。模仿和赶超，意味着技术路线相对明确，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要小得多，也不会存在投资方向的失败和资源的错配，在这种条件下，集中资源进行建设和追赶，同分散的市场化方式相比，往往能更快更有效地达到相应的目标。我国在建国初期能够迅速地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政府计划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处。在模仿型经济中，政府计划是一个很好的手段，这也是一部分人偏爱计划的重要原因所在。
除计划能够有效地帮助政府集中资源，实现其战略目标这一优势外，政府计划倡导者还可以列出很多政府计划的好处。比如政府以计划的手段对经济加以干预，可以使得收入分配相对更为平等，实现社会公平，避免市场演进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再比如，由政府通过计划对经济主体的活动加以协调和控制，可以避免市场经济中企业分散决策所导致的外部性问题，以及企业垄断的弊端等等。
中国为何徘徊
理论的争论往往是实践需求的反映。当下的中国，一方面有些人希望赶紧与“计划”作别，而另一方面却有些人在一再强调“计划”的重要性，这种徘徊的本身是由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决定的。从计划转型而来的中国经济，并非各个方面都是齐头并进，政府计划对于那些仍然处模仿和赶超阶段的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相对而言在那些已处于世界前沿或者不具模仿性、需要不同经济主体进行投入探索和创造的领域，则往往更期待着市场机制的支持。
比如，在高新技术和一些新兴领域，中国与世界几乎是同时起步，这些领域需要的是自主创新，自主探索，也面临着更多不确定性因素。在这些领域，更需要的是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允许不同的主体进行创新，进行试错。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将是一个相对高效的选择。
再比如在另外一些领域，比如航天工程技术领域，总体上中国仍然处于模仿和赶超的阶段。这些领域缺的是足够的资源支持，由于国外已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相对而言这些领域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就要少得多，也不需要去进行太多的试错。在这种情况，选择政府计划，集中资源加以推动，往往能更快更好的实现模仿和赶超目标。航天技术尽管整体上是我们中国自己主导研制，有着许多自主创新的技术，然而俄罗斯和美国航天科技的领先发展，其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和理论技术路线，可以直接减少我国进行大规模试错实验的必要，不确定性也要小得多，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国家计划集中资源支持该领域的发展，就可以使得目标很快得以实现。
计划还是市场，这是一个老问题，然而问题久远并不意味问题答案的清楚明了。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中国逐步明确了计划与市场只是方法和手段的问题，并非主义之争。时至今日，经济结构的非平行推进，不同领域发展速度的不同，对于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手段有着不同的需求，有些领域需要计划的支撑，有些领域则需要市场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对整个经济体而言，计划和市场能否协调共存，如何让其协调共存，还需要我们仔细斟酌。
10月的中国，既在收获，也在反思。
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此前已使用50年的“五年计划”的提法改为“五年规划”。计划变规划，引起了广泛讨论。
10月，我国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举国欢庆，世界同贺。《人民日报》10月17日发表社论，指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优越性”是我国航天技术的不断取得突破的原因所在。
同样也是在10月，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领军杂志《经济研究》刊发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的文章，文章直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前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的状况，强调“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这是三件并不相关的事，然而却有着共同的基奠。似乎一边是在向“计划”挥手作别，而另一边却是在强调“计划”的不可或缺。
反对“计划”的三个理由
事实上，对于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国家而言，讨论其经济建设和技术进步，总是离不开关于计划和市场的思辨。而经济理论界关于政府计划可行性的论战也是由来已久。大体上，人们主要是从下列三个方面来反对实行政府计划。
反对计划的第一个的理由是，政府计划者无法获得关于消费者偏好和企业生产技术的必要信息。不能获得必要的信息将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不能比较各种资源配置选择的优劣；二是如果要制订一个内在一致的计划，其成本将高得不可行。应当说，我国计划经济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政府计划的信息困境。信息不准确、不全面、不及时是约束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计划决策科学化的首要因素。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1958年我国公报粮食总产量为9600亿斤，而到1959年8月核实的数却只有5000亿斤左右，而到1980年进行再核实，发现1958年的实际总产量只有4000亿斤左右，信息扭曲程度达到2倍以上。1964年，毛泽东在总结1959年钢铁指标“朝令夕改”的教训时，说了7个字“总而言之，不摸底”，也反映了高度集中的政府计划所面临的信息困境。然而，基于信息的理由反对政府计划，在理论上并没有彻底令人信服。政府计划者固然无法获得制订计划的全部信息，但在市场中的企业，其生产决策也同样面临信息的约束。如果说市场中的企业无需了解这些信息，只要根据市场价格来调整生产即可，那么计划者也完全可以通过模仿市场价格的形成过程来调整计划下的企业生产。
认为计划不可行的第二个理由是，政府计划将面临激励机制的扭曲。激励的扭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适当的机制和标准来选择资源管理者或政府计划者，而在市场条件下让利润创造者成为资源管理者是市场机制的必然逻辑；二是政府计划将使经济主体失去追求利润和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所谓“在排拆了私人的物质利益之后，人就失去了动力”。首先，对政府官僚而言，作为资源的管理者，没有动力来寻求使效率最高的生产方式，比如通过调节价格，使市场上的供求保持均衡。相反，如果让经济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能够增加计划者的权力，并能为他带来大量的有形和无形的利益，因此，政府计划制订者更愿意使经济经常保持在短缺状态下；其次，在缺乏企业私人所有权情况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也没有积极性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者进行认真的成本核算。由于不能享有自己创新的成果，经济主体也就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基于激励机制反对计划的理由，也同样受到来自政府计划倡导者的反对。倡导者认为，至少在理论上，激励机制可以通过民主集中制这类民主决策机制加以解决。而市场经济中也同样面临激励扭曲的问题，存在政治家和大公司管理层为个人目标而浪费社会资源的可能。
反对政府通过计划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第三个理由是，计划的实施是以资源的集中为前提的，而资源集中带来的一个风险是，一旦计划投资失败，就是整个社会的失败，将导致全局性的、大面积的资源错配和浪费。而市场经济则不然，资源分散在各个独立的经济主体手中，某一个经济主体判断失误，投资失败，损失的也只是他自己所管理的资源，影响是局部的，而他的失败还可以为其他经济主体提供相应的信息。允许试错的存在，可以让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进行创新发现，是市场优于计划所在。
“计划”的优势
政府计划本身有着一些难于克服的困难和矛盾，然而“计划”并非总是一无是处，计划也有着市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政府计划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如果要办的所谓“大事”具有模仿和赶超的特点，政府计划的优势就更为明显。模仿和赶超，意味着技术路线相对明确，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要小得多，也不会存在投资方向的失败和资源的错配，在这种条件下，集中资源进行建设和追赶，同分散的市场化方式相比，往往能更快更有效地达到相应的目标。我国在建国初期能够迅速地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政府计划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处。在模仿型经济中，政府计划是一个很好的手段，这也是一部分人偏爱计划的重要原因所在。
除计划能够有效地帮助政府集中资源，实现其战略目标这一优势外，政府计划倡导者还可以列出很多政府计划的好处。比如政府以计划的手段对经济加以干预，可以使得收入分配相对更为平等，实现社会公平，避免市场演进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再比如，由政府通过计划对经济主体的活动加以协调和控制，可以避免市场经济中企业分散决策所导致的外部性问题，以及企业垄断的弊端等等。
中国为何徘徊
理论的争论往往是实践需求的反映。当下的中国，一方面有些人希望赶紧与“计划”作别，而另一方面却有些人在一再强调“计划”的重要性，这种徘徊的本身是由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决定的。从计划转型而来的中国经济，并非各个方面都是齐头并进，政府计划对于那些仍然处模仿和赶超阶段的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相对而言在那些已处于世界前沿或者不具模仿性、需要不同经济主体进行投入探索和创造的领域，则往往更期待着市场机制的支持。
比如，在高新技术和一些新兴领域，中国与世界几乎是同时起步，这些领域需要的是自主创新，自主探索，也面临着更多不确定性因素。在这些领域，更需要的是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允许不同的主体进行创新，进行试错。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将是一个相对高效的选择。
再比如在另外一些领域，比如航天工程技术领域，总体上中国仍然处于模仿和赶超的阶段。这些领域缺的是足够的资源支持，由于国外已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相对而言这些领域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就要少得多，也不需要去进行太多的试错。在这种情况，选择政府计划，集中资源加以推动，往往能更快更好的实现模仿和赶超目标。航天技术尽管整体上是我们中国自己主导研制，有着许多自主创新的技术，然而俄罗斯和美国航天科技的领先发展，其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和理论技术路线，可以直接减少我国进行大规模试错实验的必要，不确定性也要小得多，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国家计划集中资源支持该领域的发展，就可以使得目标很快得以实现。
计划还是市场，这是一个老问题，然而问题久远并不意味问题答案的清楚明了。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中国逐步明确了计划与市场只是方法和手段的问题，并非主义之争。时至今日，经济结构的非平行推进，不同领域发展速度的不同，对于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手段有着不同的需求，有些领域需要计划的支撑，有些领域则需要市场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对整个经济体而言，计划和市场能否协调共存，如何让其协调共存，还需要我们仔细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