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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导演田沁鑫永远是个谜，她的戏，她的人，她的个性、外表以至内心，常常如同魔方的不同侧面变化万端，而每一个侧面都闪烁着，让你痴迷，让你惊喜，希望走近但又距离着……
那是第一次走进她的家，空旷的客厅顶部装置着几只大射灯，以为走进小剧场却一眼瞥到角落里的白菜萝卜和女性杂志的封面。深色的卫生间神秘而贵气，原木打造的一体橱柜质感深沉朴实。而我们的采访是在阳台上，彼此盘腿在一小块榻榻米上，头顶一只古色古香的木制灯笼，薰香瓶发散出淡淡檀香，幽雅的古琴声徐徐缭绕……田沁鑫手把一只精致的紫砂壶，不疾不徐地冲开片片乌龙，话题就这样展开……
因为生于60年代末
田沁鑫儿时的梦是演戏，看着舞台上穿着花花绿绿各色戏装的人物打打唱唱，演绎人生，小孩子的心里觉得多美好。后来她有机会真的学起了京剧，虽然最终没有站在舞台上，但却奠定了她的一生注定与戏有缘。
读书，是田沁鑫对儿时的美好回忆。中国古典名著、西方经典名著、现代科幻小说……《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三国》、《西游记》，甚至《三言二拍》……统统成为田沁鑫青少年时期的精神武装。大量的阅读和积累，使田沁鑫开始有了创作的冲动，居然在不大的年纪自己试着编起了“三言二拍”。如果换到今天，田沁鑫说不定能成为低龄作家群的一员。但当时，她把自己读进了中央戏剧学院，不是学编剧，而是学导演，因为做导演，也要懂文学剧本。而以后田沁鑫做导演成气候的几部大戏，都是她亲自操刀写剧本，这不得不归功于当年自编“三言二拍”的功底。而读书，更为以后田沁鑫形成独立成熟的艺术观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的田沁鑫，在中国话剧界已是赫赫有名，不虚心地说：也是今天中国话剧舞台上最活跃最出色的女导演。然而，各种媒体上如果不是因为说到她的戏，恐怕不大见到田沁鑫的名字。以至于这次采访的开始，田沁鑫谨慎地把自己规定为：北京专业话剧院最年轻的导演、国家话剧院惟一的女导演。
一贯低调，这是田沁鑫的作风；埋头做事，扎实，不浮躁，这是田沁鑫的为人和做戏。她把自己这些骨子里的秉性归结于“生于60年代末”。她说：“60年代末这批人，没有‘文革’的经历，心中没有呐喊和口号；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价值观念、文化思潮大量涌进国门时，又不具备可以接受的年龄，所以以后对外来各种流派思想的吸纳也达不到疯狂的程度。因为赶上了经济建设时期，踏实、务实成为我们这一代的作风。因此这代人今天在各个领域大都是中坚，但大多是默默无闻，不事张扬，也不自恋。”
成长对于每一个人都是资本，田沁鑫是在读书和思考中长大的，是在中国文化的浸染中成长的，这注定了她以后对艺术思考的深刻，也因此成就了她的戏：个性隐藏着却无处不在，内涵深刻大气，形式上又令人耳目一新。最可贵的，是在探索中始终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识与品位。
用历史人的故事实现对今天的精神记录
当然，每个人走向成熟的路都并非笔直顺畅。
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田沁鑫没有直奔戏剧，年轻的她也曾经一度迷惘。那是1995年，像每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学子一样，田沁鑫渴望一种全新的生活，一心想离开北京这个祖辈人几代生活的古都，向往现代城市。于是，她一脚跨进深圳一家广告公司，做起现代传媒。
一年后，她回来了。
这一年，在深圳急剧速度的城市节奏中，在高度商业化的广告运作中，田沁鑫终于看清自己真正要什么。做广告，来钱快，但再有创意的广告也是在为产品服务，高科技时代各种现代传媒的记录手段，几乎不包含情感，不包含思想，也不包含任何人文关怀。田沁鑫感到精神上的无所适从，更重要的是思考无以表达。她重新梳理自己的思想，终于认识到只有通过戏剧的手段，用活人表演的方式，才有可能表达她对社会的敏感，对人生的思考，传达她精神层面的追求。
回忆起当时的抉择，田沁鑫这样总结自己：“从深圳回来，不是转折，是回到习惯，现在看是困守，是思想懒惰，也可以说是不勇敢。那个城市不能承受我精神上的肆意、痴迷和自由。于是，回来了，想实现少小时对戏的梦想。因为骨子里清楚不爱冒险，所以回来是寻找安全。应该说这个思维是女性的。”
然而，深圳一年，毕竟彰显了田沁鑫追寻的另一面———对新事物的探求欲望，对新思想的接纳心理。这不仅是时代在她身上的反馈，也因为，她那年轻人活跃跳荡的内心世界。因此，她自己分析自己：严格意义上，我不是一个古典主义者，但又有古典主义的情结；严格说，我不是实验派的现代艺术家，但又对现代艺术有无穷好奇。因此，无论是话剧《断腕》、《驿站桃花》、《生死场》、《狂飙》，还是《赵氏孤儿》、京剧《宰相刘罗锅》，我做的戏都是过去题材，但人家觉得很新颖。我是用戏剧这个方式来表达对现在事现代人的看法，用历史人的故事实现对今天的精神记录，在作品中表达自己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游走、挣扎的困惑。最终是在寻找什么？是在寻找我自己。
与隔世间历史人物的对话
田沁鑫在话剧《赵氏孤儿》的导演阐述中，有一句堪称经典的自白：我做戏，因为我悲伤。
悲伤，因为举目世间无数感叹！
还是在中戏学习的时候，一次课上，当老师介绍大剧作家田汉在大跃进时写了一部完全不符合自己艺术水准的《十三陵畅想曲》时，教室里一片笑声。只有田沁鑫，鼻子一阵发酸，心情格外沉重。她痛苦，为田汉痛苦，为中国众多知识精英文化名人的挣扎、困惑和压抑而痛苦。那时，她心里的愿望就是自己能有机会给予众人一个真实的田汉。正是基于学生时代这次心灵的冲动，几年后，大家看到了话剧《狂飙》，看到了田沁鑫在通读田汉16卷文集后，与大师精神交汇，用自己的心得再现的一个极具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田汉。这是一个复归人性的田汉，一个真实可爱的田汉，一个田沁鑫认识的田汉。
挖掘人性深层的渴望与诉求，这是田沁鑫做戏的终极表达。因为有感于社会中人性的压抑，所以她悲伤，所以她表达。
从《断腕》、《驿站桃花》到《生死场》、《狂飙》，田沁鑫的主要作品都是自编自导，而且都是悲剧，因为她觉得悲剧使人高尚。2000年8月，田沁鑫参与导演的京剧《宰相刘罗锅》赴台演出，她随剧同往。在台湾，巧遇著名老生张学津主演的全本京剧《赵氏孤儿》也在台北演出。从小熟识戏曲、有着深厚功底的田沁鑫看到程婴舍子救孤处，不免三番落泪，深有感触，当时就存下了一定要做台话剧的念头。从台北回来后，田沁鑫就一门心思扑在《赵氏孤儿》的创作上。国家话剧院给予大力支持，把这部剧作为建院初推出的最重要的中国经典剧目。
创作中的田沁鑫寝食无序，经常在夜深人静时还亢奋于笔下的人物。《赵氏孤儿》讲述了一场心存善道，却好死不得，真相无人知晓的大悲剧。它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揭示着“舍命论道”的精神，探讨“诚信”在时代中所具备的普遍意义。田沁鑫在“导演阐述”中写道：在春秋那个时代，“诚信”二字，就相当于“身家性命”。而现今社会，私欲的弥漫，思想的覆灭，礼节的丢失，道德底线的几近崩溃。垄断与霸占的蓬勃与横扫，过度的竞争产生出人情绪上迷乱、焦躁到了不识好歹。人和人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甚至出现一有些良善举动之人，我们都会想想他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目的。真的是悲惨的人生图景，忙乱而无序。因此，尽管剧情仍取材于《左传》、《史记》等史料记载以及元代纪君祥的同名杂剧，但田沁鑫最后出台的演出工作台本完全是根据自身对生活的感受倾力写就，充满了独特的想像力。剧中贯穿着“失义人心不在，失信正道不存”的春秋大义精神，令人感悟到“在这浊乱的世上，得见一真正信义君子，亦无愧于在这乱世行走一遭”。
与隔世间历史人物的对话，是田沁鑫寻求自我表达的途径。因为对现今社会的迷惘与痛苦，也苦于自身的渺小与无奈，所以她悲伤，所以她表达。
那是第一次走进她的家，空旷的客厅顶部装置着几只大射灯，以为走进小剧场却一眼瞥到角落里的白菜萝卜和女性杂志的封面。深色的卫生间神秘而贵气，原木打造的一体橱柜质感深沉朴实。而我们的采访是在阳台上，彼此盘腿在一小块榻榻米上，头顶一只古色古香的木制灯笼，薰香瓶发散出淡淡檀香，幽雅的古琴声徐徐缭绕……田沁鑫手把一只精致的紫砂壶，不疾不徐地冲开片片乌龙，话题就这样展开……
因为生于60年代末
田沁鑫儿时的梦是演戏，看着舞台上穿着花花绿绿各色戏装的人物打打唱唱，演绎人生，小孩子的心里觉得多美好。后来她有机会真的学起了京剧，虽然最终没有站在舞台上，但却奠定了她的一生注定与戏有缘。
读书，是田沁鑫对儿时的美好回忆。中国古典名著、西方经典名著、现代科幻小说……《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三国》、《西游记》，甚至《三言二拍》……统统成为田沁鑫青少年时期的精神武装。大量的阅读和积累，使田沁鑫开始有了创作的冲动，居然在不大的年纪自己试着编起了“三言二拍”。如果换到今天，田沁鑫说不定能成为低龄作家群的一员。但当时，她把自己读进了中央戏剧学院，不是学编剧，而是学导演，因为做导演，也要懂文学剧本。而以后田沁鑫做导演成气候的几部大戏，都是她亲自操刀写剧本，这不得不归功于当年自编“三言二拍”的功底。而读书，更为以后田沁鑫形成独立成熟的艺术观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的田沁鑫，在中国话剧界已是赫赫有名，不虚心地说：也是今天中国话剧舞台上最活跃最出色的女导演。然而，各种媒体上如果不是因为说到她的戏，恐怕不大见到田沁鑫的名字。以至于这次采访的开始，田沁鑫谨慎地把自己规定为：北京专业话剧院最年轻的导演、国家话剧院惟一的女导演。
一贯低调，这是田沁鑫的作风；埋头做事，扎实，不浮躁，这是田沁鑫的为人和做戏。她把自己这些骨子里的秉性归结于“生于60年代末”。她说：“60年代末这批人，没有‘文革’的经历，心中没有呐喊和口号；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价值观念、文化思潮大量涌进国门时，又不具备可以接受的年龄，所以以后对外来各种流派思想的吸纳也达不到疯狂的程度。因为赶上了经济建设时期，踏实、务实成为我们这一代的作风。因此这代人今天在各个领域大都是中坚，但大多是默默无闻，不事张扬，也不自恋。”
成长对于每一个人都是资本，田沁鑫是在读书和思考中长大的，是在中国文化的浸染中成长的，这注定了她以后对艺术思考的深刻，也因此成就了她的戏：个性隐藏着却无处不在，内涵深刻大气，形式上又令人耳目一新。最可贵的，是在探索中始终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识与品位。
用历史人的故事实现对今天的精神记录
当然，每个人走向成熟的路都并非笔直顺畅。
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田沁鑫没有直奔戏剧，年轻的她也曾经一度迷惘。那是1995年，像每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学子一样，田沁鑫渴望一种全新的生活，一心想离开北京这个祖辈人几代生活的古都，向往现代城市。于是，她一脚跨进深圳一家广告公司，做起现代传媒。
一年后，她回来了。
这一年，在深圳急剧速度的城市节奏中，在高度商业化的广告运作中，田沁鑫终于看清自己真正要什么。做广告，来钱快，但再有创意的广告也是在为产品服务，高科技时代各种现代传媒的记录手段，几乎不包含情感，不包含思想，也不包含任何人文关怀。田沁鑫感到精神上的无所适从，更重要的是思考无以表达。她重新梳理自己的思想，终于认识到只有通过戏剧的手段，用活人表演的方式，才有可能表达她对社会的敏感，对人生的思考，传达她精神层面的追求。
回忆起当时的抉择，田沁鑫这样总结自己：“从深圳回来，不是转折，是回到习惯，现在看是困守，是思想懒惰，也可以说是不勇敢。那个城市不能承受我精神上的肆意、痴迷和自由。于是，回来了，想实现少小时对戏的梦想。因为骨子里清楚不爱冒险，所以回来是寻找安全。应该说这个思维是女性的。”
然而，深圳一年，毕竟彰显了田沁鑫追寻的另一面———对新事物的探求欲望，对新思想的接纳心理。这不仅是时代在她身上的反馈，也因为，她那年轻人活跃跳荡的内心世界。因此，她自己分析自己：严格意义上，我不是一个古典主义者，但又有古典主义的情结；严格说，我不是实验派的现代艺术家，但又对现代艺术有无穷好奇。因此，无论是话剧《断腕》、《驿站桃花》、《生死场》、《狂飙》，还是《赵氏孤儿》、京剧《宰相刘罗锅》，我做的戏都是过去题材，但人家觉得很新颖。我是用戏剧这个方式来表达对现在事现代人的看法，用历史人的故事实现对今天的精神记录，在作品中表达自己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游走、挣扎的困惑。最终是在寻找什么？是在寻找我自己。
与隔世间历史人物的对话
田沁鑫在话剧《赵氏孤儿》的导演阐述中，有一句堪称经典的自白：我做戏，因为我悲伤。
悲伤，因为举目世间无数感叹！
还是在中戏学习的时候，一次课上，当老师介绍大剧作家田汉在大跃进时写了一部完全不符合自己艺术水准的《十三陵畅想曲》时，教室里一片笑声。只有田沁鑫，鼻子一阵发酸，心情格外沉重。她痛苦，为田汉痛苦，为中国众多知识精英文化名人的挣扎、困惑和压抑而痛苦。那时，她心里的愿望就是自己能有机会给予众人一个真实的田汉。正是基于学生时代这次心灵的冲动，几年后，大家看到了话剧《狂飙》，看到了田沁鑫在通读田汉16卷文集后，与大师精神交汇，用自己的心得再现的一个极具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田汉。这是一个复归人性的田汉，一个真实可爱的田汉，一个田沁鑫认识的田汉。
挖掘人性深层的渴望与诉求，这是田沁鑫做戏的终极表达。因为有感于社会中人性的压抑，所以她悲伤，所以她表达。
从《断腕》、《驿站桃花》到《生死场》、《狂飙》，田沁鑫的主要作品都是自编自导，而且都是悲剧，因为她觉得悲剧使人高尚。2000年8月，田沁鑫参与导演的京剧《宰相刘罗锅》赴台演出，她随剧同往。在台湾，巧遇著名老生张学津主演的全本京剧《赵氏孤儿》也在台北演出。从小熟识戏曲、有着深厚功底的田沁鑫看到程婴舍子救孤处，不免三番落泪，深有感触，当时就存下了一定要做台话剧的念头。从台北回来后，田沁鑫就一门心思扑在《赵氏孤儿》的创作上。国家话剧院给予大力支持，把这部剧作为建院初推出的最重要的中国经典剧目。
创作中的田沁鑫寝食无序，经常在夜深人静时还亢奋于笔下的人物。《赵氏孤儿》讲述了一场心存善道，却好死不得，真相无人知晓的大悲剧。它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揭示着“舍命论道”的精神，探讨“诚信”在时代中所具备的普遍意义。田沁鑫在“导演阐述”中写道：在春秋那个时代，“诚信”二字，就相当于“身家性命”。而现今社会，私欲的弥漫，思想的覆灭，礼节的丢失，道德底线的几近崩溃。垄断与霸占的蓬勃与横扫，过度的竞争产生出人情绪上迷乱、焦躁到了不识好歹。人和人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甚至出现一有些良善举动之人，我们都会想想他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目的。真的是悲惨的人生图景，忙乱而无序。因此，尽管剧情仍取材于《左传》、《史记》等史料记载以及元代纪君祥的同名杂剧，但田沁鑫最后出台的演出工作台本完全是根据自身对生活的感受倾力写就，充满了独特的想像力。剧中贯穿着“失义人心不在，失信正道不存”的春秋大义精神，令人感悟到“在这浊乱的世上，得见一真正信义君子，亦无愧于在这乱世行走一遭”。
与隔世间历史人物的对话，是田沁鑫寻求自我表达的途径。因为对现今社会的迷惘与痛苦，也苦于自身的渺小与无奈，所以她悲伤，所以她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