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解析话剧《立秋》，侧面展现了山西的晋商文化以及票号这一行业的兴衰历史，也就其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和话剧的矛盾冲突设置等方面做了理论分析与批评。
　　关键词：晋商 票号 《立秋》 拿来主义 悲剧性
　　一部文艺作品能够取得成功，在于其汇聚了一个时代和多数人的命运缩影；一个经典故事的精彩和触动人心之处，在于一个家庭的原型中承载了整个时代背景的负担。姚宝瑄老先生的作品《立秋》，正是这样一部供人欣赏的经典话剧。
　　席勒在《论悲剧》中说：“当一种具有纯粹价值的那个对象产生一种力量去破坏更高贵的纯粹价值时，悲剧性才显而易见。再则凡事具有同等高贵价值的对象相互摧残和毁灭时，悲剧性就表现得最纯粹最鲜明。”话剧《立秋》中的悲剧性，随着剧中曲折的情感线索和跌宕起伏的情节发展，让观众长期沉浸在一种悲伤却充满力量的情绪之中。
　　就主要人物马洪翰的心路历程来谈本剧的悲剧性，他是山西无数家票号的典型代表，其人物形象本身就具有着某种“高贵的纯粹价值”。作为一家之主和丰德票号的总经理，他恪守祖训，刚正不阿，这种精神品质是纯粹高贵的。可是，当另一种高贵的品质和精神力量也纯粹地出现并与之并存甚至对抗时，他的失败和毁灭便导致了这种强烈的悲剧性。
　　显然，这反抗无论如何是徒劳的。个人的价值取向和恩怨情仇在面临命运和时代的不可抗力的洪流之时，又算得了什么呢？改变了现状，便算是不枉费此生；若没机遇跳脱窘境，只得留下千古遗憾，为后世唱一出名剧罢了。
　　除了浓郁的悲剧色彩，《立秋》的成功之处还体现在矛盾冲突的巧妙设置上。真正智慧的批判是在事件矛盾中展现批判对象，这部极具批判力量的艺术精品，引导着观众自我体认到冲突的中心点，跟随编剧的思路进行思考。
　　“马家大院”在老太太口中是一座“山西的紫禁城”，是民间皇宫，可在改朝换代的紧要关头，紫禁城不但不是一个保护安全的圣地，反而是禁锢人心的牢笼。这浓缩了几千年来中国民众的普遍思想：只要自给自足，便不必改变现状。“守旧派”实则为“票号派”的另一代名词，“革新派”便是“银行派”的口号。传统与现实，固步自封还是順应潮流，这些沉重的时代矛盾都在剧中人物的冲突中得以体现。马洪翰不承认自己目光短浅，思维狭隘，是因为他坚持着局限的“送去主义”，踏过丝绸之路，把丰德票号的牌匾挂到了彼得堡，这在他心中便是对眼界开阔的全部定义，他没有意识到礼尚往来要“送去”，也要“拿来”。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一文中写过：“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了。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识、不自私。”
　　剧中第二重矛盾是瑶琴、昌仁、江涛一代人追求思想自由、精神信仰与以马洪翰为代表的纲常伦理教条对抗的矛盾。虽说父命难违，但在这个动荡不安却充溢着思想解放的时代社会之中，这些年轻人和“大院里的女人们”都渴求着自由。在那一出《清风亭》中，舞台上上演了戏中戏的精彩。马洪翰要他唱《认子》那一折，甚至借戏下跪，想要孩子原谅自己，回家帮着打点票号，江涛却视戏为命，离家八年，虽惦记家人却无法归来。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是一场戏，唱完就永久地结束了，但戏里能体会千百种生活。活不成自己想要的人生，只好流浪天涯身为戏子。江涛离别前留给母亲和妹妹的最后一句话，都是戏中的台词。本剧的批判程度，越感受体会越强烈，这不仅是家庭矛盾，更是民族与文化遭受到的冲击。
　　此外，剧中关于中国伟大女性的刻画和描写，以及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构思也是品味和鉴赏这部话剧的关键之处。
　　奶奶作为《立秋》中的女性代表形象，是个有着女人特定敏感且有全局意识的人。她能够意识到家族的危机感，也能看穿儿子的遭遇，在大难临头之时临危不惧，直面生死。媳妇是个贴心称职、懂得体恤全家人的女性，同时也有着大户人家身为人妇的担当和责任感。作为女儿的瑶琴是幸运的，在命运的契机点上走向了自由，解放了自我。她们的感情都是旧社会的牺牲品，老祖宗的习惯不再适用，便是抛去的时候到了。
　　奶奶在绣楼上等了五年才等到了丈夫；媳妇等了八年，却迟迟未等到最初约定好娶自己的人；瑶琴满怀期待的心情等了六年，却等来了留洋回国带着新女朋友的昌仁哥哥。其实，她们对爱情的理解究竟是什么呢？等了好多年，等来一个娶自己的人，自己就可以下绣楼，可以拥有自由，可殊不知，不幸的话，是失去了另一种自由。终于，瑶琴作为新时代的女性代表，放了足，下了楼，选择了读书，决定用自己的眼光去看看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她所能看到的，便是所有旧社会女性都将看到的。
　　这是一部极具批判力量的艺术精品，也是一出具有高度凝练的思想内涵的传神戏剧。立秋，不仅仅是立秋，还是盼立春。
　　（作者简介：宋路云，女，山西大学文学院，学生，研究方向：戏剧影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