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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这场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中，一大批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南共产党人，浴血奋战，前赴后继，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战斗。一大批闪耀着光辉的名字展现在我们面前：指挥抗日战争的领袖人物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在八路军担任要职的湘籍将领有彭德怀、罗荣桓、贺龙、左权、陈赓、萧劲光、黄克诚、许光达、谭政、王震、邓华、杨得志、杨勇、陈光等30余人；在新四军担任要职的湘籍将领有粟裕、傅秋涛、刘炎、钟期光、曾希圣、谭震林等人，他们为抗战的胜利和民族独立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力量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面前，毛泽东等人挺身而出，率先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集结号。
1932年4月，纵横捭阖的毛泽东登高疾呼，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在长征路上，他同意发出抗日的《八一宣言》，赞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
毛泽东见近知远，他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大无畏的理论创新勇气，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他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会后不久，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在统战工作中，湘籍共产党人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表现非凡。
在与东北军将领张学良等人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毛泽东主要用传递信件的方式。他一手漂亮的书法和诚挚的爱国语言，深深地打动了张学良等人的心。张学良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双方还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
1936年夏，彭德怀率领红军西征时，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的军官促膝谈心，达成双方互不侵犯协议。他用群众的朴实大白话，发布了给宁夏当局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提议书。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5年12月底，刘少奇前往华北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他挑灯夜战，先后撰写了30多篇文章、报告及党内通信，强调要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平津学联组织学生参加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的军事集训，同中下层军官交朋友。1936年春，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刘少奇通过华北局系统，派周小舟、吕振羽赴南京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初步谈判，争取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
西安事变后的第三天，政治敏锐的彭德怀和任弼时，认为扭转时局的机会之窗已经打开。他俩致电中革军委，提出国共两党应以民族利益为重，要毅然捐弃前嫌，“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毛泽东完全赞同他俩的提议，并在1936年12月1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定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调。
从1937年2月到9月，毛泽东先后派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林伯渠等人，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6次谈判，推动了国民党逐步向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定因素和最强大武器。
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等人花费了很大的心血。针对后来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毛泽东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提出又联合又斗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还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努力维护统一战线，克服了投降危险，提出了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他还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完整地提出了实行持久战的一整套具体的作战方针与原则，明确指出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对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基本保证。
抗日救亡运动的中枢先锋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湖南共产党人斗志昂扬、屡打头阵。
1935年12月9日，周小舟等人组成的中共北平(今北京)市临时工委，领导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声震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周小舟是湘潭人，博学多才，能文善武。他主编过宣传抗战救亡的杂志《抗日新闻》和《新东方》，组织成立北平学生联合会，对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起了重要作用。
国共合作后，具有霸蛮和灵泛两种特质的湖南共产党人抓住八路军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桂林等地设立办事处(或通讯处)的机会，大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辛亥革命元勋、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林伯渠，曾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他积极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同时为陕甘宁边区和前方领取、采购、转运战争物资、支援抗战。
谢觉哉是“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曾被派往兰州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任中共中央代表，出色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随着电视剧《黎明前的暗占戋》的热播，谍战风云人物、平江人吴克坚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他曾兼周恩来的随身副官。他以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为掩护，侦探到了日伪军的许多重要情报，被赞誉为“不败的红色特工”。
革命家和教育家、长沙人徐特立曾以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身份从延安来到长沙后，每日前来拜访探望者数以百计，其中不少还是亲朋故旧。他热情地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终日长谈。与何叔衡、姜梦周、谢觉哉并称“宁乡四髯”的王凌波，也同徐特立一起到长沙，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上校主任，参与领导开展湖南抗日救亡运动。
与此同时，滕代远、毛泽民等人受党的派遣来到新疆，帮助盛世才执行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巩固发展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推动了新疆社会的进步，支援了全国的抗战。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湖南共产党人参加的文化救亡运动是一大亮点。著名音乐家、教育家邵阳人贺绿汀，曾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他的歌曲《游击队歌》、《垦春泥》、《嘉陵江上》，在抗战期间流传海内外。长沙人田 汉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成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进军号角。
平、津、沪、宁等地沦陷后，在半年时间内先后来湘活动的学生和文化人士超过1500多人，其中有较大影响的700多人，著名人士100佘人，其中有吕振羽、田汉、翦伯赞、沈从文、张天翼、廖沫沙、周立波、谢冰莹、蒋牧良、向培良、杨东莼、谭丕模等湘籍名人，还有萧敏颂、黎澍、李锐等一批湘籍大学生返湘。他们与各地数以千计的进步师生汇合，形成了一支以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为骨干的广泛团结爱国人士的抗日文化大军，在三湘大地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高潮。
有着湘籍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黎澍、潘开茨、田汉、廖沫沙等相继创办了《观察日报》、《抗战日报》、《长沙日报》、《前进》、《火线下》、《长沙青年》等进步报刊，积极开展抗日宣传鼓动工作。
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还先后指定党在各地的公开代表：省工委是任作民、湘南特委是王涛、耒阳是李振鹏、岳阳是彭援华、衡阳是李华辑、汝城是何秉才、溆浦是翟根甲、湘乡是王俊恒、南县是文士祯等。他们都是湘籍共产党员，以公开或半公开身份，就国共合作、筹集抗日物资、推动民众抗日等问题，与党、政、军、商、学等各界人士广泛协商，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徐特立领导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和高文华领导的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通过战时书报供应所、塘田战时讲学院、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湖南妇女工作委员会、文抗会、基督教青年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广泛开展抗日的后援工作，掀起了“毁家纾难”、“捐款劳军”、“募捐购机”热潮。
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
在与日军作战的战场上，湖南共产党人不怕牺牲、浴血战斗，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和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
在八路军的战斗序列中，湘籍共产党人占有重要位置，如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一二O师师长贺龙、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恒、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他们纵横驰骋抗日战场，功勋誉满神州大地。
彭德怀协助朱德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华北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他组织指挥的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左权是朱德、彭德怀运筹帷幄、统率军队、指挥作战的得力助手，他辅佐朱德、彭德怀胜利地组织了许多重大的战役行动。在敌后抗战的艰难岁月里，他始终坚持在抗日指挥前线。1942年5月，为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在指挥阻击日军的突围战中，他不幸壮烈牺牲，成为抗战中为国捐躯的我军级别最高的高级将领。
任弼时为了统一领导全军的政治工作，在尖锐、复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中，为确保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呕心沥血，日夜操劳。
贺龙在1938年12月率一二O师主力由晋绥山区挺进冀中平原后，在8个多月的时间里指挥部队进行了100多次战斗，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1939年9月，他率部由冀中转战晋察冀边区，指挥了一系列著名战役、战斗，毙伤日伪军2．1万余人。此后，他奉命返回晋西北，领导晋绥军民坚持对敌斗争，使晋绥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
罗荣桓率部东渡黄河，参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领导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他与代师长、宜章人陈光，先后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过程中，罗荣桓作出了重大贡献。1943年3月，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并为一一五师代师长。他智勇双全，能力超群。到抗战胜利前夕，山东人民军队发展到27万人，另有民兵50万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5个战略区连成一片。毛泽东曾经感慨地说：“山东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
在八路军中，还有一批有着共产党员身份、与日军拼死搏斗的湘籍战将，他们是：
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永兴人黄克诚，率部在太行山南段坚持敌后抗战，开创和巩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他后来成了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
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湘乡人陈赓，率部奔赴山西战场抗击日军，参与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他善于组织伏击战，曾率部取得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香城固等战斗的重大胜利，成了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名将；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湘乡人谭政，参与全军政治工作领导，他发表的《革命军队和政治工作》、《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等许多重要文章，正确地指导了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政治工作，加强了军队建设；
八路军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长沙人萧劲光，领导留守兵团胜利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保卫和巩固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毛泽东曾拍着他的肩膀对大家说：“同志们，我在延安就靠这位老兄吃饭，靠你们留守兵团吃饭啊!”
此外，还有醴陵人耿飚，他曾率部以少胜多，一举收复被日军占领多年的张家口重镇，开辟了向东北进军的通道。浏阳人王震率领的部队，在每次战斗中都歼敌数千人，他所属部队被八路军总部和边区政府分别授予“模范党军”、“百战百胜的铁军”的称号。郴州人邓华，曾奉命组成邓华支队，率部在平汉、平绥两线和察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解放了平西10余万人口的地区。平江人苏振华曾率部在郓城附近的潘溪渡一带，全歼日军三十二师团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警备大队，创造了在鲁西平原全歼日军的范例。浏阳人杨勇在平型关大战中，一马当先，率领三营冲上前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在“吕梁三捷”中，他屡用计谋，歼灭日军上千人，威名远扬。株洲人杨得志，曾率部进入吕梁山区，为建立以吕梁山区为中心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嘉禾人萧克协助聂荣臻先后组织和指导了冀中区的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使晋察冀根据地在抗战相持阶段出现了迅猛扩大的新局面。浏阳人宋任穷在冀南地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8年，给不可一世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醴陵人宋时轮曾北越长城，挺进雁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收复数座城镇，受到八路军总部的高度赞扬。
在新四军的战斗序列中，湘籍共产党人同样占有重要位置。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不屈不挠，顽强战斗，谱写了壮丽的抗日诗篇。
刘少奇在1939年12月初，率中共中原局机关抵达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先后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决定执行向南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同时建议中共中央派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主力北上， 大力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
袁国平在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中遭国民党重兵包围。他指挥部队奋起抵抗，身先士卒，与敌血战7个昼夜。最后，他在身中四弹、重伤难行的情况下，为了不拖累部队行动，在担架上举枪殉国，实现了他“舍身赴敌，战死沙场”的夙愿，牺牲时年仅35岁。
粟裕先是率部挺进江南敌后，首战韦岗告捷。1939年8月他同陈毅一起，开辟了苏南抗日根据地，1940年7月，他率部挺进苏北。巩固发展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开辟了苏中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他率第一师主力南渡长江，巩固和发展了苏南、浙东抗日根据地，开辟了浙西抗日根据地。
黄克诚还担任过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北区党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苏北根据地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从1941年至1945年，他率部在苏北共作战5000余次，歼敌6．5万余人，开辟建立了拥有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800多万人口的解放区，所部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和地方部队由2万余人发展到7万余人。
此外，在新四军战将中，还有3个英勇奋战的平江籍战将。他们是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张震，在师长彭雪枫牺牲后，他与新任师长张爱萍、副师长韦国清一道，决心歼灭顽敌，完成彭雪枫遗志，在涡北反顽战役中歼敌3600多人，得到新四军军部通令嘉奖。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与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叶飞率苏浙军区指战员转战苏浙20余县，取得了对日伪作战和浙西3次反顽战役的重大胜利，胜利完成了中央所赋予的“发展东南”的战略任务。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傅秋涛，曾指挥部队在父子岭伏击日军，歼敌370余人。
除上述这些杰出人物外，为抗日战争作出突出贡献的李维汉、李富春、蔡畅、何长工、王首道、张际春、刘晓等人，战将中上将甘泗淇、朱良才、李涛、李志民、李聚奎、唐亮、彭绍辉等人，中将丁秋生等43人，他们同样是优秀的湘籍共产党员。
湖南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立下的历史功勋，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1945年4月，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的中央书记处5位书记湖南有3位，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南有5名，44名中央委员湖南有13名，33名候补中央委员湖南有10名。他们都是在抗日战争中经历了实践锻炼和战役战斗考验的领袖人物和著名将帅。
在日本帝国主义肆意侵略中国的危急时刻，湖南共产党人抱定誓死不屈之决心，怀着振兴中华之宏愿，面对侵略奋起抗争，面对危难挺身而上，为争民族自由而浴血奋战，为谋人类和平而英勇献身，他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载史册!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面前，毛泽东等人挺身而出，率先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集结号。
1932年4月，纵横捭阖的毛泽东登高疾呼，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在长征路上，他同意发出抗日的《八一宣言》，赞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
毛泽东见近知远，他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大无畏的理论创新勇气，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他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会后不久，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在统战工作中，湘籍共产党人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表现非凡。
在与东北军将领张学良等人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毛泽东主要用传递信件的方式。他一手漂亮的书法和诚挚的爱国语言，深深地打动了张学良等人的心。张学良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双方还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
1936年夏，彭德怀率领红军西征时，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的军官促膝谈心，达成双方互不侵犯协议。他用群众的朴实大白话，发布了给宁夏当局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提议书。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5年12月底，刘少奇前往华北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他挑灯夜战，先后撰写了30多篇文章、报告及党内通信，强调要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平津学联组织学生参加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的军事集训，同中下层军官交朋友。1936年春，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刘少奇通过华北局系统，派周小舟、吕振羽赴南京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初步谈判，争取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
西安事变后的第三天，政治敏锐的彭德怀和任弼时，认为扭转时局的机会之窗已经打开。他俩致电中革军委，提出国共两党应以民族利益为重，要毅然捐弃前嫌，“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毛泽东完全赞同他俩的提议，并在1936年12月1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定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调。
从1937年2月到9月，毛泽东先后派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林伯渠等人，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6次谈判，推动了国民党逐步向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定因素和最强大武器。
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等人花费了很大的心血。针对后来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毛泽东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提出又联合又斗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还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努力维护统一战线，克服了投降危险，提出了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他还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完整地提出了实行持久战的一整套具体的作战方针与原则，明确指出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对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基本保证。
抗日救亡运动的中枢先锋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湖南共产党人斗志昂扬、屡打头阵。
1935年12月9日，周小舟等人组成的中共北平(今北京)市临时工委，领导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声震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周小舟是湘潭人，博学多才，能文善武。他主编过宣传抗战救亡的杂志《抗日新闻》和《新东方》，组织成立北平学生联合会，对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起了重要作用。
国共合作后，具有霸蛮和灵泛两种特质的湖南共产党人抓住八路军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桂林等地设立办事处(或通讯处)的机会，大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辛亥革命元勋、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林伯渠，曾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他积极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同时为陕甘宁边区和前方领取、采购、转运战争物资、支援抗战。
谢觉哉是“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曾被派往兰州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任中共中央代表，出色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随着电视剧《黎明前的暗占戋》的热播，谍战风云人物、平江人吴克坚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他曾兼周恩来的随身副官。他以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为掩护，侦探到了日伪军的许多重要情报，被赞誉为“不败的红色特工”。
革命家和教育家、长沙人徐特立曾以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身份从延安来到长沙后，每日前来拜访探望者数以百计，其中不少还是亲朋故旧。他热情地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终日长谈。与何叔衡、姜梦周、谢觉哉并称“宁乡四髯”的王凌波，也同徐特立一起到长沙，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上校主任，参与领导开展湖南抗日救亡运动。
与此同时，滕代远、毛泽民等人受党的派遣来到新疆，帮助盛世才执行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巩固发展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推动了新疆社会的进步，支援了全国的抗战。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湖南共产党人参加的文化救亡运动是一大亮点。著名音乐家、教育家邵阳人贺绿汀，曾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他的歌曲《游击队歌》、《垦春泥》、《嘉陵江上》，在抗战期间流传海内外。长沙人田 汉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成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进军号角。
平、津、沪、宁等地沦陷后，在半年时间内先后来湘活动的学生和文化人士超过1500多人，其中有较大影响的700多人，著名人士100佘人，其中有吕振羽、田汉、翦伯赞、沈从文、张天翼、廖沫沙、周立波、谢冰莹、蒋牧良、向培良、杨东莼、谭丕模等湘籍名人，还有萧敏颂、黎澍、李锐等一批湘籍大学生返湘。他们与各地数以千计的进步师生汇合，形成了一支以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为骨干的广泛团结爱国人士的抗日文化大军，在三湘大地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高潮。
有着湘籍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黎澍、潘开茨、田汉、廖沫沙等相继创办了《观察日报》、《抗战日报》、《长沙日报》、《前进》、《火线下》、《长沙青年》等进步报刊，积极开展抗日宣传鼓动工作。
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还先后指定党在各地的公开代表：省工委是任作民、湘南特委是王涛、耒阳是李振鹏、岳阳是彭援华、衡阳是李华辑、汝城是何秉才、溆浦是翟根甲、湘乡是王俊恒、南县是文士祯等。他们都是湘籍共产党员，以公开或半公开身份，就国共合作、筹集抗日物资、推动民众抗日等问题，与党、政、军、商、学等各界人士广泛协商，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徐特立领导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和高文华领导的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通过战时书报供应所、塘田战时讲学院、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湖南妇女工作委员会、文抗会、基督教青年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广泛开展抗日的后援工作，掀起了“毁家纾难”、“捐款劳军”、“募捐购机”热潮。
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
在与日军作战的战场上，湖南共产党人不怕牺牲、浴血战斗，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和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
在八路军的战斗序列中，湘籍共产党人占有重要位置，如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一二O师师长贺龙、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恒、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他们纵横驰骋抗日战场，功勋誉满神州大地。
彭德怀协助朱德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华北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他组织指挥的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左权是朱德、彭德怀运筹帷幄、统率军队、指挥作战的得力助手，他辅佐朱德、彭德怀胜利地组织了许多重大的战役行动。在敌后抗战的艰难岁月里，他始终坚持在抗日指挥前线。1942年5月，为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在指挥阻击日军的突围战中，他不幸壮烈牺牲，成为抗战中为国捐躯的我军级别最高的高级将领。
任弼时为了统一领导全军的政治工作，在尖锐、复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中，为确保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呕心沥血，日夜操劳。
贺龙在1938年12月率一二O师主力由晋绥山区挺进冀中平原后，在8个多月的时间里指挥部队进行了100多次战斗，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1939年9月，他率部由冀中转战晋察冀边区，指挥了一系列著名战役、战斗，毙伤日伪军2．1万余人。此后，他奉命返回晋西北，领导晋绥军民坚持对敌斗争，使晋绥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
罗荣桓率部东渡黄河，参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领导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他与代师长、宜章人陈光，先后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过程中，罗荣桓作出了重大贡献。1943年3月，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并为一一五师代师长。他智勇双全，能力超群。到抗战胜利前夕，山东人民军队发展到27万人，另有民兵50万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5个战略区连成一片。毛泽东曾经感慨地说：“山东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
在八路军中，还有一批有着共产党员身份、与日军拼死搏斗的湘籍战将，他们是：
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永兴人黄克诚，率部在太行山南段坚持敌后抗战，开创和巩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他后来成了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
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湘乡人陈赓，率部奔赴山西战场抗击日军，参与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他善于组织伏击战，曾率部取得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香城固等战斗的重大胜利，成了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名将；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湘乡人谭政，参与全军政治工作领导，他发表的《革命军队和政治工作》、《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等许多重要文章，正确地指导了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政治工作，加强了军队建设；
八路军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长沙人萧劲光，领导留守兵团胜利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保卫和巩固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毛泽东曾拍着他的肩膀对大家说：“同志们，我在延安就靠这位老兄吃饭，靠你们留守兵团吃饭啊!”
此外，还有醴陵人耿飚，他曾率部以少胜多，一举收复被日军占领多年的张家口重镇，开辟了向东北进军的通道。浏阳人王震率领的部队，在每次战斗中都歼敌数千人，他所属部队被八路军总部和边区政府分别授予“模范党军”、“百战百胜的铁军”的称号。郴州人邓华，曾奉命组成邓华支队，率部在平汉、平绥两线和察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解放了平西10余万人口的地区。平江人苏振华曾率部在郓城附近的潘溪渡一带，全歼日军三十二师团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警备大队，创造了在鲁西平原全歼日军的范例。浏阳人杨勇在平型关大战中，一马当先，率领三营冲上前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在“吕梁三捷”中，他屡用计谋，歼灭日军上千人，威名远扬。株洲人杨得志，曾率部进入吕梁山区，为建立以吕梁山区为中心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嘉禾人萧克协助聂荣臻先后组织和指导了冀中区的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使晋察冀根据地在抗战相持阶段出现了迅猛扩大的新局面。浏阳人宋任穷在冀南地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8年，给不可一世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醴陵人宋时轮曾北越长城，挺进雁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收复数座城镇，受到八路军总部的高度赞扬。
在新四军的战斗序列中，湘籍共产党人同样占有重要位置。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不屈不挠，顽强战斗，谱写了壮丽的抗日诗篇。
刘少奇在1939年12月初，率中共中原局机关抵达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先后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决定执行向南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同时建议中共中央派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主力北上， 大力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
袁国平在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中遭国民党重兵包围。他指挥部队奋起抵抗，身先士卒，与敌血战7个昼夜。最后，他在身中四弹、重伤难行的情况下，为了不拖累部队行动，在担架上举枪殉国，实现了他“舍身赴敌，战死沙场”的夙愿，牺牲时年仅35岁。
粟裕先是率部挺进江南敌后，首战韦岗告捷。1939年8月他同陈毅一起，开辟了苏南抗日根据地，1940年7月，他率部挺进苏北。巩固发展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开辟了苏中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他率第一师主力南渡长江，巩固和发展了苏南、浙东抗日根据地，开辟了浙西抗日根据地。
黄克诚还担任过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北区党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苏北根据地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从1941年至1945年，他率部在苏北共作战5000余次，歼敌6．5万余人，开辟建立了拥有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800多万人口的解放区，所部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和地方部队由2万余人发展到7万余人。
此外，在新四军战将中，还有3个英勇奋战的平江籍战将。他们是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张震，在师长彭雪枫牺牲后，他与新任师长张爱萍、副师长韦国清一道，决心歼灭顽敌，完成彭雪枫遗志，在涡北反顽战役中歼敌3600多人，得到新四军军部通令嘉奖。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与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叶飞率苏浙军区指战员转战苏浙20余县，取得了对日伪作战和浙西3次反顽战役的重大胜利，胜利完成了中央所赋予的“发展东南”的战略任务。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傅秋涛，曾指挥部队在父子岭伏击日军，歼敌370余人。
除上述这些杰出人物外，为抗日战争作出突出贡献的李维汉、李富春、蔡畅、何长工、王首道、张际春、刘晓等人，战将中上将甘泗淇、朱良才、李涛、李志民、李聚奎、唐亮、彭绍辉等人，中将丁秋生等43人，他们同样是优秀的湘籍共产党员。
湖南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立下的历史功勋，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1945年4月，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的中央书记处5位书记湖南有3位，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南有5名，44名中央委员湖南有13名，33名候补中央委员湖南有10名。他们都是在抗日战争中经历了实践锻炼和战役战斗考验的领袖人物和著名将帅。
在日本帝国主义肆意侵略中国的危急时刻，湖南共产党人抱定誓死不屈之决心，怀着振兴中华之宏愿，面对侵略奋起抗争，面对危难挺身而上，为争民族自由而浴血奋战，为谋人类和平而英勇献身，他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