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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硅谷”为观察对象，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发展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后得出：要建设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必须建立良性运转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制度环境是创新生态系统良性运转的基础。对比创新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指出广州建设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的“短板”，提出要从政府科技管理、创新成果转化、协同创新和创新服务支撑机制四方面入手进行制度创新，从而达到创新生态系统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创新生态系统；制度创新；政府科技管理；成果转化激励；协同创新；创新服务支撑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8-0019-03
2016年8月，广州在市委十届九次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着力建设国际航运、航空、科技创新三大战略枢纽，以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源和增长极。就航运和航空来说，广州港口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2015年，广州港货物吞吐量完成5.2亿吨，分别位居国内第五位和全球第六位[1]；2015年，白云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5 521万人次，国内排名第三、国际排名第十八。某种程度上，广州已经是准枢纽型的航运、航空城市。而要成为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广州却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那么，什么是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它有哪些发展特征？比较而言，目前广州还存在哪些短板？回答好这些问题，对于广州建设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的定义及其内涵
在汉语中，“枢纽”是指主门户开合之枢与提系器物之纽，意指事物的关键部位或事物之间联系的中心环节，《辞海》也把“枢纽”比喻为事物的关键或冲要的地点。一个城市在某一或某些领域的集散、活动能力极强，并能辐射全球，它的枢纽性活动效应即使在它所属的国家之外也能产生较强影响，这样的城市才可以称为“国际枢纽城市”。
如果给这个城市再加一个定语，“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那么这个定义会更加具体，即城市本身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创新等方面的活动能力、集散能力极强，同时影响力辐射到周边城市、地区甚至国家。这个定义，不仅强调城市本身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还对城市的科技创新集散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有要求。提到国际科创中心，人们自然就会想到“硅谷”，研究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全球领先发展或许可以对我们有所启示。
二、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的核心——创新生态系统
2004年，美国竞争力委员会提出“创新生态系统”概念，认为各种创新主体（大学、企业等）和创新支撑要素（政府政策、风险资本等）集聚形成以不同核心技术为主导的创新种群和创新群落。创新种群、创新群落与创新环境之间，通过人才流、资本流、技术流等的联结传导，形成共生竞合、动态演化的开放性创新生态系统。探寻“硅谷”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用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来解释硅谷的成功有着惊人的契合度。
（一）技术流——科技创新企业多样集群
硅谷真正迎来科技企业集聚浪潮，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的。有“硅谷之父”之称的弗雷德里克·特曼教授，曾任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一直鼓励电子工程专业学生创业，并于1951年在斯坦福校区旁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园，仅接纳科技企业入驻。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这里汇集了惠普、英特尔、甲骨文、思科、苹果、谷歌（重组后为阿尔法贝塔）、脸书等众多全球顶级科技企业，2016年财富500强企业中有16个来自硅谷[2]。从这些企业的成立时间和涉及领域分析，当代硅谷布满了不同发展阶段建立的、不同科技领域的创新企业集群。
（二）人才流——科技创新人才高度集聚
硅谷的科技人才（包括大量的留學生和移民），许多是在硅谷领先的研究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完成学业后，聚集到硅谷进行创业和就业的。据统计，1996—2015年，硅谷每年要接纳外国移民1万—2万人，截至2012年，技术移民人口占当地总人口数的36%，他们创建的科技企业占到硅谷总数的1/3。正是“有着不同母语、不同文化背景的工程师、科学家和企业家成为联结硅谷与其母国科技中心的纽带，使得硅谷的企业能接触到其他地区的人才、技术和市场，这是硅谷始终保持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3]。
（三）资本流——科技创新能力持续积累
硅谷历经近百年风霜，但始终能够借助外来技术、人才和资本，通过从商业实践到产品产业的持续创新，维持其增长壮大。硅谷的科技企业集群源自其流动人才的创业或新企业创造，而新企业创造则可以放大和加速科技创新效应。人才、资本和技术的流动使科技企业集群进化和发展成为新兴产业，如生物技术、太阳能、纳米技术和清洁技术等。2013年头3个月，硅谷清洁技术企业风险资本投资迅猛增长，占全加州的比例达到50%[2]。可见，科技产业化在强化持续创新中扮演最关键的角色，而在科技产业化过程中资本投入也是最强有力的推动力之一。
三、广州离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有多远
（一）广州构建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的可能
纵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和演变，不难发现，迄今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无数个波次的创新资源跨国大转移，每一次转移都会带来全球创新中心的更替。进入21世纪，全球的分工体系正在重新“洗牌”，全球创新空间势必会随之进行调整，全球科创资源正呈现出系统性东移的趋势，亚洲地区正从科技创新的边缘向中心移动。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发展实际来看，未来将出现一批新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都有可能进一步崛起成为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
就广州的创新能力看，高校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有79所大学、141家研发机构、19家国家重点实验室、近百万在校大学生、超300万大专以上人才；国际技术合作平台建设总数从2011年的8个增长到2015年的39个；近年来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截至2015年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到1万亿元人民币，2015年全市新增发明专利6 000多件，比2014年增长近50%；2015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先后认定广州的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为国家级软件、生物、信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广州也被国家确定为“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和“节能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城市”[4]。2010—2015年，广州五次荣登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首。最令人振奋的是，2016年“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永久落户广州，应该说广州具有成为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的潜力和基础。 （二）广州构建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的障碍
对比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中的联结传导要素（技术、人才、资本），广州要成为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单就科技创新能力本身，就有很多“短板”需要“补齐”。
1.高端创新平台少。虽然广州近年来倾力打造了各种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创新创意产业园区，聚集了一些创新创意企业，但园区大都停留在招商引资的层面，对园区企业成长缺乏规划，对创新型企业的吸附力不强。企业之间也未能形成很好的集群产业链或价值链，不利于企业持续创新和园区壮大发展。广州市拥有很多制造业巨头，但这些老牌的制造业缺乏创新的动力与激情，有些龙头企业虽然具有强大的制造力和良好的创新基础，但由于体量庞大、体制陈旧，没能完全迸发出应有的企业创造力和创新活力，创新优势并未充分转化为创新能力。
2.创新资本投入少。相比于目前国内提出要建立科创中心的几个城市，广州R&D投入不足。2015年，广州R&D投入强度为2.3%，北京5.95%、深圳4.05%、上海3.6%，广州该项经费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偏低。政府对于引导社会创新投入和企业创新投资缺乏有效的政策措施，没有形成全社会参与研发的氛围。如何激发企业与社会资本的R&D投资热情，使得全市R&D投入强度达到国际科创中心标准，这对广州来说极具挑战性。
3.创新领军人才少。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广州高层次人才总量明显偏少，领军人才和复合型高端人才明显不足。北京、上海和南京两院院士人数分别是969人、202人和79人，而广州算上双聘院士才77人，如若不然，仅有3位院士，可以说少得可怜。从高层人才的分布看，广州地区高层次人才大部分集中在事业单位，而深圳高层次人才则大部分在企业，尤其是集中在高新技术企业。因此，深圳的高层次人才直接参与创新经济的程度和作用比广州市高得多。
“创新驱动发展”，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但是何以驱动创新呢？以往的实践和研究都表明，创新能力与活力的激发、创新人才的集聚、创新投入的刺激和创新环境的优化提升，这些都是持续创新的要素与动力。硅谷之所以能够聚集如此多的创新企业和人才，主要的原因在于拥有利于创新发生发展的要素与环境，即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与创新主体之间良好的互动是创新涌流的关键。
而良好的互动却有赖于创新环境中的制度体系，尤其是那些最主要的、能够对科技创新产生直接影响的制度，比如政府科技创新政策、人才激励机制、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价值分配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有机整合为创新生态系统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提供激励机制，是科技创新的动力源泉。
四、创新制度供给——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石
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制度环境与科技创新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形成推动创新乃至社会持续向前发展的有机整体。创新制度环境犹如太阳、空气和水，不同的制度作用于不同的创新主体和创新网络，使其在良好的制度下生存、运转。完备的、积极的制度环境可以促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而不良的制度环境会抑制创新生长，甚至给创新生态系统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因此，要构建良性运转的创新生态系统，首先必须对现有的创新制度环境进行梳理、调整，以制度的变革来刺激创新生态系统的优化。
（一）探索开放有序的政府科技创新管理体制
1.明确政府在创新活动中的功能定位。着力破除陈旧的体制机制障碍，重点推进政府转变角色，从传统科技管理部门转向创新规划治理部门，从科技管理者转为创新服务者。进一步厘清市场和政府边界，明确市场与政府在创新中的功能定位，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优化配置创新资源的決定性作用，真正实现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和核心地位；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创新工作的方式方法，主动了解创新企业需求，在政策法规、体制机制等方面及时进行“供给侧改革”，为激发创新活力建立良好的支撑平台。
2.优化创新产品的市场准入制度。减少科技创新领域的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增强审批效率，增加创新中介机构和创新金融服务机构的自主性，保证创新资源、产品流通市场环境的公正性。优化科技创新成果的市场准入制度，破除不合理的制度障碍，降低科技创新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激发企业与社会的创新活力。对于涉及科技创新的重点行业和企业，应主动开辟绿色通道，使这些重点领域的创新技术和产品能快速进入市场，加快创新循环，增强行业创新活力。
3.鼓励开放合作的创新交流制度。坚持开放合作，站在世界地图面前来谋划广州的创新工作，汲取世界先进创新型城市成功经验，多层次、多渠道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与交流，尤其是打通技术和人才上的互联互通，积极“引进来”“走出去”，鼓励国内创新企业参与国际大型科技项目或创新计划，着力提高本土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支持国内创新产品、技术和服务开拓国际市场，鼓励外资和国际风投资金参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创新项目投资，在双向合作中学习，提高国际投融资合作的质量和水平。整合资源，搭建与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匹配的优质创新载体，以“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为依托，探索建立全球性的联合研究机构与创新成果展示平台。
（二）构建利益导向的创新成果转化与激励机制
1.加大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力度。突出企业在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大力支持创新技术实力强的企业和龙头制造企业牵头实施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进一步强化“三个对接”，即创新成果对接现实生产力、创新项目对接产业、创新价值对接利益分配。按美国《贝耶-多尔法案》的经验，鼓励科学家、研究人员通过创办企业将其科研成果商业化，促成大量研发联合体产生，形成政府-大学-产业部门之间的三螺旋合作系统。可见，创新成果的商业化或商品化是创新成果转化以及激励创新的重要途径，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提供一个自由公平的交易平台和市场。
2.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机制。整合广州以及广东省现有的知识产权服务资源，在“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的基础上，率先建立“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使其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知识产权交易的重要平台。该中心应建立市场统一的知识产权评价机制，制定科技创新、专利、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定价标准和转让程序，为创新成果的所有者和消费者自行议价和交易提供公平、透明、安全的市场。建立健全行业协会法律制度和质量监管制度，强化《专利法》和《知识产权法》的权威，提高案件查处效率和力度，保护创新价值，完善侵犯知识产权处置机制，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交易环境。 3.增强科技创新人才集聚向心力。观察美国可以发现，科研人才的聚集与流动对创新实力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的科研体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使工业家、企业管理者、科学家、工程师、自学成才的发明家和其他创业者可以在各领域机构自由流动”[3]。而上文也提到，创新型人才缺乏是广州成为科创枢纽的最大阻碍。必须花大力气创新人才引进、培养与交流机制，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广州市产业、科技实际，加强高校、科研院所和人才部门合作。要破除体制障碍，打通交流渠道，通过引进、培养、交流等多种方式，构建一个“创新型人才网络”。加大优秀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的引进力度，优化专业技术人员及配偶家属待遇，让创新型人才能“引进来、留得住”，增强城市对创新人才的集聚力和吸附力。
（三）优化市场导向的科技协同创新机制
1.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创新发生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整个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者和企业家整体的数量和水平。因此，要想方设法发展扶持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成为创新标杆，吸引创新创意企业向其集聚，孵化出产业链上下游所需要的创新创意企业，形成创新集群带动效应。推动大型龙头企业申请国家创新基金或项目建立研发中心，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科技创新产业链上的企业进行相关技术的研发，形成创新产业链完整、产品技术不断更新、吸附力极强的“创新暴风眼”。
2.构建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除进一步加强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外，应以更开放的姿态打造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研发的共享平台，如联合创建实验室、研发中心等。建立实验室等科技创新硬件资源的多方投入机制与共享机制，并创新人才双向交流渠道。
3.建立健全珠三角协同创新机制。珠三角经济和科技发展十分迅速，广州、深圳、佛山、江门等城市都在不同领域有创新特色，广州作为珠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应发挥中心作用，积极争取政策，加强与珠三角城市的深度合作，促进行政区域间的协同创新。力求消弭行政壁垒，共同探讨和制定城际协同创新的合作规则，创建区域合作平台，探索建立珠三角区域产学研科技创新联盟，合作完成重大科技项目，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和合作共享机制，提高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率。
（四）完善便利专业的创新服务支撑机制
1.强调创新精神与创新文化。从硅谷以及美国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支持创新的文化氛围是创新活力迸发的社会条件。加大创新精神和文化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自由开放、交流合作、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氛围，弘扬企业家精神、创新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和动力。人的发展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因此，在学校教育阶段，应大力推广科技创新课外活动，着力培养学生敢于尝试、积极思考的创新意识。
2.完善科技创新中介服务体系。大力培育专业化、“全科型”的中介服务机构，保证整个创新链条上的各类创新主体，从前期咨询到项目推介的各个环节都能得到及时的、专业的服务。加大鼓励创新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在前期筹备和起步阶段加强政府指导，加大政府补贴。
3.建立健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借鉴国际科创中心典型经验，如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和NASDAQ的做法[5]，SBA以联邦政府信用为那些无法通过合理借款渠道融资的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而NASDAQ，就是专为科技型小企业融资设立的电子交易和現代IPO。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投资市场，引进和发展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创新创业基金等，建立多样化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尤其要深化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多渠道加大对中小创新企业的资本扶持力度，鼓励和引导资本市场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廖琨.广州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跑”出加速度——专访广州港务局局长、党委书记常敏[J].中国水运，2016（9）：3.
[2]Silicon Valley Index[J/OL].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 Network，Inc.[2014-04-10].http：//www.jointventure.org/.
[3]胡曙红，黄丽，杜德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构建的实践——基于三螺旋和创新生态系统视角的分析：以硅谷为例[J].上海经济研究，2016（3）：27.
[4]刘慧琼.广州成为国际城市创新领导者的可行性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6（9）：100.
[5]张秀娥，祁伟宏，方卓.美国硅谷创业生态系统环境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18）：61.
关键词：创新生态系统；制度创新；政府科技管理；成果转化激励；协同创新；创新服务支撑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8-0019-03
2016年8月，广州在市委十届九次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着力建设国际航运、航空、科技创新三大战略枢纽，以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源和增长极。就航运和航空来说，广州港口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2015年，广州港货物吞吐量完成5.2亿吨，分别位居国内第五位和全球第六位[1]；2015年，白云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5 521万人次，国内排名第三、国际排名第十八。某种程度上，广州已经是准枢纽型的航运、航空城市。而要成为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广州却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那么，什么是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它有哪些发展特征？比较而言，目前广州还存在哪些短板？回答好这些问题，对于广州建设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的定义及其内涵
在汉语中，“枢纽”是指主门户开合之枢与提系器物之纽，意指事物的关键部位或事物之间联系的中心环节，《辞海》也把“枢纽”比喻为事物的关键或冲要的地点。一个城市在某一或某些领域的集散、活动能力极强，并能辐射全球，它的枢纽性活动效应即使在它所属的国家之外也能产生较强影响，这样的城市才可以称为“国际枢纽城市”。
如果给这个城市再加一个定语，“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那么这个定义会更加具体，即城市本身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创新等方面的活动能力、集散能力极强，同时影响力辐射到周边城市、地区甚至国家。这个定义，不仅强调城市本身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还对城市的科技创新集散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有要求。提到国际科创中心，人们自然就会想到“硅谷”，研究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全球领先发展或许可以对我们有所启示。
二、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的核心——创新生态系统
2004年，美国竞争力委员会提出“创新生态系统”概念，认为各种创新主体（大学、企业等）和创新支撑要素（政府政策、风险资本等）集聚形成以不同核心技术为主导的创新种群和创新群落。创新种群、创新群落与创新环境之间，通过人才流、资本流、技术流等的联结传导，形成共生竞合、动态演化的开放性创新生态系统。探寻“硅谷”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用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来解释硅谷的成功有着惊人的契合度。
（一）技术流——科技创新企业多样集群
硅谷真正迎来科技企业集聚浪潮，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的。有“硅谷之父”之称的弗雷德里克·特曼教授，曾任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一直鼓励电子工程专业学生创业，并于1951年在斯坦福校区旁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园，仅接纳科技企业入驻。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这里汇集了惠普、英特尔、甲骨文、思科、苹果、谷歌（重组后为阿尔法贝塔）、脸书等众多全球顶级科技企业，2016年财富500强企业中有16个来自硅谷[2]。从这些企业的成立时间和涉及领域分析，当代硅谷布满了不同发展阶段建立的、不同科技领域的创新企业集群。
（二）人才流——科技创新人才高度集聚
硅谷的科技人才（包括大量的留學生和移民），许多是在硅谷领先的研究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完成学业后，聚集到硅谷进行创业和就业的。据统计，1996—2015年，硅谷每年要接纳外国移民1万—2万人，截至2012年，技术移民人口占当地总人口数的36%，他们创建的科技企业占到硅谷总数的1/3。正是“有着不同母语、不同文化背景的工程师、科学家和企业家成为联结硅谷与其母国科技中心的纽带，使得硅谷的企业能接触到其他地区的人才、技术和市场，这是硅谷始终保持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3]。
（三）资本流——科技创新能力持续积累
硅谷历经近百年风霜，但始终能够借助外来技术、人才和资本，通过从商业实践到产品产业的持续创新，维持其增长壮大。硅谷的科技企业集群源自其流动人才的创业或新企业创造，而新企业创造则可以放大和加速科技创新效应。人才、资本和技术的流动使科技企业集群进化和发展成为新兴产业，如生物技术、太阳能、纳米技术和清洁技术等。2013年头3个月，硅谷清洁技术企业风险资本投资迅猛增长，占全加州的比例达到50%[2]。可见，科技产业化在强化持续创新中扮演最关键的角色，而在科技产业化过程中资本投入也是最强有力的推动力之一。
三、广州离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有多远
（一）广州构建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的可能
纵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和演变，不难发现，迄今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无数个波次的创新资源跨国大转移，每一次转移都会带来全球创新中心的更替。进入21世纪，全球的分工体系正在重新“洗牌”，全球创新空间势必会随之进行调整，全球科创资源正呈现出系统性东移的趋势，亚洲地区正从科技创新的边缘向中心移动。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发展实际来看，未来将出现一批新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都有可能进一步崛起成为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
就广州的创新能力看，高校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有79所大学、141家研发机构、19家国家重点实验室、近百万在校大学生、超300万大专以上人才；国际技术合作平台建设总数从2011年的8个增长到2015年的39个；近年来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截至2015年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到1万亿元人民币，2015年全市新增发明专利6 000多件，比2014年增长近50%；2015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先后认定广州的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为国家级软件、生物、信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广州也被国家确定为“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和“节能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城市”[4]。2010—2015年，广州五次荣登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首。最令人振奋的是，2016年“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永久落户广州，应该说广州具有成为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的潜力和基础。 （二）广州构建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的障碍
对比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中的联结传导要素（技术、人才、资本），广州要成为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城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单就科技创新能力本身，就有很多“短板”需要“补齐”。
1.高端创新平台少。虽然广州近年来倾力打造了各种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创新创意产业园区，聚集了一些创新创意企业，但园区大都停留在招商引资的层面，对园区企业成长缺乏规划，对创新型企业的吸附力不强。企业之间也未能形成很好的集群产业链或价值链，不利于企业持续创新和园区壮大发展。广州市拥有很多制造业巨头，但这些老牌的制造业缺乏创新的动力与激情，有些龙头企业虽然具有强大的制造力和良好的创新基础，但由于体量庞大、体制陈旧，没能完全迸发出应有的企业创造力和创新活力，创新优势并未充分转化为创新能力。
2.创新资本投入少。相比于目前国内提出要建立科创中心的几个城市，广州R&D投入不足。2015年，广州R&D投入强度为2.3%，北京5.95%、深圳4.05%、上海3.6%，广州该项经费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偏低。政府对于引导社会创新投入和企业创新投资缺乏有效的政策措施，没有形成全社会参与研发的氛围。如何激发企业与社会资本的R&D投资热情，使得全市R&D投入强度达到国际科创中心标准，这对广州来说极具挑战性。
3.创新领军人才少。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广州高层次人才总量明显偏少，领军人才和复合型高端人才明显不足。北京、上海和南京两院院士人数分别是969人、202人和79人，而广州算上双聘院士才77人，如若不然，仅有3位院士，可以说少得可怜。从高层人才的分布看，广州地区高层次人才大部分集中在事业单位，而深圳高层次人才则大部分在企业，尤其是集中在高新技术企业。因此，深圳的高层次人才直接参与创新经济的程度和作用比广州市高得多。
“创新驱动发展”，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但是何以驱动创新呢？以往的实践和研究都表明，创新能力与活力的激发、创新人才的集聚、创新投入的刺激和创新环境的优化提升，这些都是持续创新的要素与动力。硅谷之所以能够聚集如此多的创新企业和人才，主要的原因在于拥有利于创新发生发展的要素与环境，即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与创新主体之间良好的互动是创新涌流的关键。
而良好的互动却有赖于创新环境中的制度体系，尤其是那些最主要的、能够对科技创新产生直接影响的制度，比如政府科技创新政策、人才激励机制、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价值分配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有机整合为创新生态系统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提供激励机制，是科技创新的动力源泉。
四、创新制度供给——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石
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制度环境与科技创新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形成推动创新乃至社会持续向前发展的有机整体。创新制度环境犹如太阳、空气和水，不同的制度作用于不同的创新主体和创新网络，使其在良好的制度下生存、运转。完备的、积极的制度环境可以促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而不良的制度环境会抑制创新生长，甚至给创新生态系统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因此，要构建良性运转的创新生态系统，首先必须对现有的创新制度环境进行梳理、调整，以制度的变革来刺激创新生态系统的优化。
（一）探索开放有序的政府科技创新管理体制
1.明确政府在创新活动中的功能定位。着力破除陈旧的体制机制障碍，重点推进政府转变角色，从传统科技管理部门转向创新规划治理部门，从科技管理者转为创新服务者。进一步厘清市场和政府边界，明确市场与政府在创新中的功能定位，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优化配置创新资源的決定性作用，真正实现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和核心地位；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创新工作的方式方法，主动了解创新企业需求，在政策法规、体制机制等方面及时进行“供给侧改革”，为激发创新活力建立良好的支撑平台。
2.优化创新产品的市场准入制度。减少科技创新领域的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增强审批效率，增加创新中介机构和创新金融服务机构的自主性，保证创新资源、产品流通市场环境的公正性。优化科技创新成果的市场准入制度，破除不合理的制度障碍，降低科技创新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激发企业与社会的创新活力。对于涉及科技创新的重点行业和企业，应主动开辟绿色通道，使这些重点领域的创新技术和产品能快速进入市场，加快创新循环，增强行业创新活力。
3.鼓励开放合作的创新交流制度。坚持开放合作，站在世界地图面前来谋划广州的创新工作，汲取世界先进创新型城市成功经验，多层次、多渠道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与交流，尤其是打通技术和人才上的互联互通，积极“引进来”“走出去”，鼓励国内创新企业参与国际大型科技项目或创新计划，着力提高本土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支持国内创新产品、技术和服务开拓国际市场，鼓励外资和国际风投资金参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创新项目投资，在双向合作中学习，提高国际投融资合作的质量和水平。整合资源，搭建与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匹配的优质创新载体，以“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为依托，探索建立全球性的联合研究机构与创新成果展示平台。
（二）构建利益导向的创新成果转化与激励机制
1.加大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力度。突出企业在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大力支持创新技术实力强的企业和龙头制造企业牵头实施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进一步强化“三个对接”，即创新成果对接现实生产力、创新项目对接产业、创新价值对接利益分配。按美国《贝耶-多尔法案》的经验，鼓励科学家、研究人员通过创办企业将其科研成果商业化，促成大量研发联合体产生，形成政府-大学-产业部门之间的三螺旋合作系统。可见，创新成果的商业化或商品化是创新成果转化以及激励创新的重要途径，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提供一个自由公平的交易平台和市场。
2.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机制。整合广州以及广东省现有的知识产权服务资源，在“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的基础上，率先建立“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使其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知识产权交易的重要平台。该中心应建立市场统一的知识产权评价机制，制定科技创新、专利、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定价标准和转让程序，为创新成果的所有者和消费者自行议价和交易提供公平、透明、安全的市场。建立健全行业协会法律制度和质量监管制度，强化《专利法》和《知识产权法》的权威，提高案件查处效率和力度，保护创新价值，完善侵犯知识产权处置机制，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交易环境。 3.增强科技创新人才集聚向心力。观察美国可以发现，科研人才的聚集与流动对创新实力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的科研体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使工业家、企业管理者、科学家、工程师、自学成才的发明家和其他创业者可以在各领域机构自由流动”[3]。而上文也提到，创新型人才缺乏是广州成为科创枢纽的最大阻碍。必须花大力气创新人才引进、培养与交流机制，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广州市产业、科技实际，加强高校、科研院所和人才部门合作。要破除体制障碍，打通交流渠道，通过引进、培养、交流等多种方式，构建一个“创新型人才网络”。加大优秀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的引进力度，优化专业技术人员及配偶家属待遇，让创新型人才能“引进来、留得住”，增强城市对创新人才的集聚力和吸附力。
（三）优化市场导向的科技协同创新机制
1.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创新发生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整个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者和企业家整体的数量和水平。因此，要想方设法发展扶持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成为创新标杆，吸引创新创意企业向其集聚，孵化出产业链上下游所需要的创新创意企业，形成创新集群带动效应。推动大型龙头企业申请国家创新基金或项目建立研发中心，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科技创新产业链上的企业进行相关技术的研发，形成创新产业链完整、产品技术不断更新、吸附力极强的“创新暴风眼”。
2.构建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除进一步加强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外，应以更开放的姿态打造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研发的共享平台，如联合创建实验室、研发中心等。建立实验室等科技创新硬件资源的多方投入机制与共享机制，并创新人才双向交流渠道。
3.建立健全珠三角协同创新机制。珠三角经济和科技发展十分迅速，广州、深圳、佛山、江门等城市都在不同领域有创新特色，广州作为珠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应发挥中心作用，积极争取政策，加强与珠三角城市的深度合作，促进行政区域间的协同创新。力求消弭行政壁垒，共同探讨和制定城际协同创新的合作规则，创建区域合作平台，探索建立珠三角区域产学研科技创新联盟，合作完成重大科技项目，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和合作共享机制，提高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率。
（四）完善便利专业的创新服务支撑机制
1.强调创新精神与创新文化。从硅谷以及美国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支持创新的文化氛围是创新活力迸发的社会条件。加大创新精神和文化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自由开放、交流合作、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氛围，弘扬企业家精神、创新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和动力。人的发展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因此，在学校教育阶段，应大力推广科技创新课外活动，着力培养学生敢于尝试、积极思考的创新意识。
2.完善科技创新中介服务体系。大力培育专业化、“全科型”的中介服务机构，保证整个创新链条上的各类创新主体，从前期咨询到项目推介的各个环节都能得到及时的、专业的服务。加大鼓励创新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在前期筹备和起步阶段加强政府指导，加大政府补贴。
3.建立健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借鉴国际科创中心典型经验，如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和NASDAQ的做法[5]，SBA以联邦政府信用为那些无法通过合理借款渠道融资的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而NASDAQ，就是专为科技型小企业融资设立的电子交易和現代IPO。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投资市场，引进和发展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创新创业基金等，建立多样化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尤其要深化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多渠道加大对中小创新企业的资本扶持力度，鼓励和引导资本市场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廖琨.广州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跑”出加速度——专访广州港务局局长、党委书记常敏[J].中国水运，2016（9）：3.
[2]Silicon Valley Index[J/OL].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 Network，Inc.[2014-04-10].http：//www.jointventure.org/.
[3]胡曙红，黄丽，杜德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构建的实践——基于三螺旋和创新生态系统视角的分析：以硅谷为例[J].上海经济研究，2016（3）：27.
[4]刘慧琼.广州成为国际城市创新领导者的可行性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6（9）：100.
[5]张秀娥，祁伟宏，方卓.美国硅谷创业生态系统环境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1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