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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造成多名无辜民众伤亡。铁的事实证明,这是一起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打砸抢烧事件。事后部分西方媒体无视事实、歪曲报道,严重背离了其标榜的“客观、公正、独立、平衡”的新闻观。部分西方媒体针对“7·5”事件的不实报道证明,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为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服务的西方媒体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公正”。
一、背离真实客观原则——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
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新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新闻专业主义的涵义可以简单概括为: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包括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以服务公众为中心目标,担负独特的社会责任等一系列行为规范和行业标准。①
“7·5”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对媒体采取开放、透明的态度,努力为境内外媒体的采访报道提供方便,一些境外媒体记者甚至在事件发生的次日就抵达乌鲁木齐。然而在铁的事实面前,部分西方媒体仍旧背离了客观公正的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德国之声”无视伤亡巨大的事实,在报道中声称“参加和平示威的维吾尔人为了表明抗议活动和分裂主义没有任何关联”;英国《伦敦晚报》官网报道乌鲁木齐“7·5” 事件时配发了中国中央电视台公布的被暴徒袭击的无辜群众相互安慰的视频截图,图片中是两位被暴徒袭击后满脸是鲜血的少女。然而,该报给出的图片说明却写道:“两名女士在被警察攻击后,互相安慰。”由此可见,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已经使这些西方媒体严重背离了新闻报道“客观性”的原则。这些不实报道恰恰揭穿了西方媒体“公正”报道的虚伪性,是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公然违背,必将使其丧失在受众心目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二、意识形态偏见下的新闻选择框架
传统的框架理论是对媒体新闻报道倾向性的一种研究。这种研究的前提是,大多数媒体在公开层面上,都积极主张新闻报道的客观和中立,并认为新闻工作者有义务真实全面地反映事实。但是框架理论却认为,新闻记者是在报道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报道手段,带有一定主观性地构建一个社会“真实”,这就是新闻记者提供给受众的框架。这个框架反映了记者的主观意志,因此不可能是客观的。
新闻框架的构建主要通过对新闻事件的选择、强调或遗漏,使某些信息在新闻文本中更加突出,从而影响受众对世界的感知,乃至态度。而在此次“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通过选择和强调的新闻框架构建也是非常明显的。以《纽约时报》为例,在“7·5”事件发生后的一系列报道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词汇包括ethnic violence (种族冲突)、protest(抗议),极力模糊事件本质。在这一系列报道中,很少提及犯罪分子的暴行,反而着力渲染中国政府为平息事态所采取的一系列合理措施。《纽约时报》在其社论中还大量援引“大赦国际”的观点,对中国政府平息犯罪事件采取的正当措施进行恶意歪曲。在《纽约时报》记者拍摄的4组共计43张新闻图片中,拍摄正在执勤的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的图片共计20张,占报道总量近半成。在报道警方逮捕涉案人员的新闻图片中,镜头没有对准犯罪分子,而是举起拳头,眼含泪水的涉案人员家属。这种略带悲怆的画面,宣扬着西方推崇的对亲属的爱,平民面对拥有“暴力”的警察时的勇敢,但它没有说,他们的亲属是犯罪嫌疑人,也沒有去倾听那些无辜死难者的家属的声音。明显的倾向性在报道中显露无遗。在西方主流媒体针对“7·5”事件的报道中,我们既没有看到全面客观地分析,也没有看到对事实准确、平衡的报道,记者在意识形态偏见下的主观判断成为“7·5”事件报道框架的决定因素。
三、基于刻板思维的符号化过程
著名传播学者斯图尔特·霍尔认为,人们共享的概念图被翻译成一种通用的语言,与特定的符号联系起来,形成特定的意义。在创造我们文化的意义系统的同时,这些符号代表或表征了我们头脑中拥有的诸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概念关系,它们共同创造了我们文化的系统意义。媒体的报道就是一种表征,部分西方媒体对“7·5”事件的不实报道构成了一个符号化的语言系统。仍旧以有“美国第一大报”美誉的《纽约时报》为例,在“7·5”事件发生后的一周内,《纽约时报》关于事件的主要报道见下表:
通过对这10篇报道的标题进行分析就可以明显看出《纽约时报》对“7·5”事件符号化的过程。在这一存在明显递进趋势的报道过程中,先是报道“种族冲突”的情况,然后是中国政府的行为与态度,接着甚至正面介绍了暴力行动的策划者热比娅,最后援引了“大赦国际”的观点,对事件爆发的深层原因进行歪曲分析。如此一来,“7·5”事件的基本含义由最初的“种族冲突”转向对政府行为的批评,最后上升到对传统“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通过这一符号化过程,美国的读者不知不觉间在媒体设置好的框架下进行思考,不实报道得以“事实化”。可见,西方媒体对“7·5”事件的不实报道再一次确认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并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偏见。
四、“新闻自由”外衣下的双重标准
1992年4月,因为白人警察殴打黑人罗德尼·金,美国洛杉矶发生骚乱,进而发展为造成多人伤亡的严重暴力事件,布什总统派遣4000余名联邦军队进城平息暴力行动。路透社在电讯稿开头援引布什总统的话说:“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复秩序。”西方各主流媒体无一例外地采用美国政府发布的官方信息,对暴力行为进行了谴责。而当中国发生“7·5” 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时,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却鲜有中国官方的声音,相反暴乱组织者热比娅的言论却屡屡见诸报端。《华尔街日报》刊登了热比娅恶意歪曲事实的文章,澳大利亚的《时代报》甚至把这位民族分裂分子称为“和中国战斗的钢铁女人”。
部分西方媒体一系列的不实报道充分显示了其掌握国际舆论话语霸权的傲慢与偏见,在冷战思维的延续下,西方主流媒体在客观事实面前采用双重标准,在“新闻自由”的外衣下出卖新闻道义,背叛客观公正原则。英国学者古德温与惠内尔指出:新闻报道的公正中立不会凭空得来,媒体主体世界观的建构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内在关系无处不在。从“中国威胁论”到“西藏事件”,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早已不是新鲜事,西方媒体关于“7·5”事件的不实报道进一步暴露出深藏于其思维中的一贯的、对待中国问题的双重标准。
五、商业利益驱使下的不实报道
施拉姆曾经说过:“经济控制远比政府的控制对美国大众媒体施加的影响更为有力。”在媒体的社会属性让位商业属性的西方社会,追求利润是媒体运作的终极目的。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眼球,西方媒体总是想方设法以耸人听闻的消息取悦受众,而负面新闻似乎总是比正面的新闻报道更能吸引受众。在这种商业利益的趋势下,西方媒体总是热衷于对发展中国家负面新闻的报道。在这条新闻产品的生产线上,西方媒体总是倾向于从受众愿意接受的角度报道新闻。例如在关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报道中,美国媒体对平民伤亡就鲜有报道。在这次关于“7·5”事件的报道中,部分西方媒体不惜歪曲事实真相,尽力迎合西方受众对中国一贯的刻板印象,在迎合受众的同时又对受众造成了更深的误导。在这个怪圈中,最终赢得关注的不是新闻本身而是西方媒体,真正从中获益的也不是受众,而是媒体自身。
在对西方媒体对“7·5”事件的不实报道深入分析之后,我们可以总结两点经验:第一,在开放、透明的采访环境下,西方媒体并未生产出真实客观的新闻产品,说明在西方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缺失,意识形态偏见根深蒂固,新闻报道唯利是图的大背景下,对中国的刻板印象长期都不会得以扭转;第二,反观自身,我们的对外传播还非常薄弱,在网络传播打造全球传播平台的新环境下,我们要进一步改进传播技巧,更好地树立国家形象,才能在国际舆论引导上获得主动权。
注释:
① 侯迎中、赵志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初探》[J],《当代传播》,2003,04
一、背离真实客观原则——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
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新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新闻专业主义的涵义可以简单概括为: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包括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以服务公众为中心目标,担负独特的社会责任等一系列行为规范和行业标准。①
“7·5”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对媒体采取开放、透明的态度,努力为境内外媒体的采访报道提供方便,一些境外媒体记者甚至在事件发生的次日就抵达乌鲁木齐。然而在铁的事实面前,部分西方媒体仍旧背离了客观公正的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德国之声”无视伤亡巨大的事实,在报道中声称“参加和平示威的维吾尔人为了表明抗议活动和分裂主义没有任何关联”;英国《伦敦晚报》官网报道乌鲁木齐“7·5” 事件时配发了中国中央电视台公布的被暴徒袭击的无辜群众相互安慰的视频截图,图片中是两位被暴徒袭击后满脸是鲜血的少女。然而,该报给出的图片说明却写道:“两名女士在被警察攻击后,互相安慰。”由此可见,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已经使这些西方媒体严重背离了新闻报道“客观性”的原则。这些不实报道恰恰揭穿了西方媒体“公正”报道的虚伪性,是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公然违背,必将使其丧失在受众心目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二、意识形态偏见下的新闻选择框架
传统的框架理论是对媒体新闻报道倾向性的一种研究。这种研究的前提是,大多数媒体在公开层面上,都积极主张新闻报道的客观和中立,并认为新闻工作者有义务真实全面地反映事实。但是框架理论却认为,新闻记者是在报道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报道手段,带有一定主观性地构建一个社会“真实”,这就是新闻记者提供给受众的框架。这个框架反映了记者的主观意志,因此不可能是客观的。
新闻框架的构建主要通过对新闻事件的选择、强调或遗漏,使某些信息在新闻文本中更加突出,从而影响受众对世界的感知,乃至态度。而在此次“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通过选择和强调的新闻框架构建也是非常明显的。以《纽约时报》为例,在“7·5”事件发生后的一系列报道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词汇包括ethnic violence (种族冲突)、protest(抗议),极力模糊事件本质。在这一系列报道中,很少提及犯罪分子的暴行,反而着力渲染中国政府为平息事态所采取的一系列合理措施。《纽约时报》在其社论中还大量援引“大赦国际”的观点,对中国政府平息犯罪事件采取的正当措施进行恶意歪曲。在《纽约时报》记者拍摄的4组共计43张新闻图片中,拍摄正在执勤的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的图片共计20张,占报道总量近半成。在报道警方逮捕涉案人员的新闻图片中,镜头没有对准犯罪分子,而是举起拳头,眼含泪水的涉案人员家属。这种略带悲怆的画面,宣扬着西方推崇的对亲属的爱,平民面对拥有“暴力”的警察时的勇敢,但它没有说,他们的亲属是犯罪嫌疑人,也沒有去倾听那些无辜死难者的家属的声音。明显的倾向性在报道中显露无遗。在西方主流媒体针对“7·5”事件的报道中,我们既没有看到全面客观地分析,也没有看到对事实准确、平衡的报道,记者在意识形态偏见下的主观判断成为“7·5”事件报道框架的决定因素。
三、基于刻板思维的符号化过程
著名传播学者斯图尔特·霍尔认为,人们共享的概念图被翻译成一种通用的语言,与特定的符号联系起来,形成特定的意义。在创造我们文化的意义系统的同时,这些符号代表或表征了我们头脑中拥有的诸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概念关系,它们共同创造了我们文化的系统意义。媒体的报道就是一种表征,部分西方媒体对“7·5”事件的不实报道构成了一个符号化的语言系统。仍旧以有“美国第一大报”美誉的《纽约时报》为例,在“7·5”事件发生后的一周内,《纽约时报》关于事件的主要报道见下表:
通过对这10篇报道的标题进行分析就可以明显看出《纽约时报》对“7·5”事件符号化的过程。在这一存在明显递进趋势的报道过程中,先是报道“种族冲突”的情况,然后是中国政府的行为与态度,接着甚至正面介绍了暴力行动的策划者热比娅,最后援引了“大赦国际”的观点,对事件爆发的深层原因进行歪曲分析。如此一来,“7·5”事件的基本含义由最初的“种族冲突”转向对政府行为的批评,最后上升到对传统“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通过这一符号化过程,美国的读者不知不觉间在媒体设置好的框架下进行思考,不实报道得以“事实化”。可见,西方媒体对“7·5”事件的不实报道再一次确认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并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偏见。
四、“新闻自由”外衣下的双重标准
1992年4月,因为白人警察殴打黑人罗德尼·金,美国洛杉矶发生骚乱,进而发展为造成多人伤亡的严重暴力事件,布什总统派遣4000余名联邦军队进城平息暴力行动。路透社在电讯稿开头援引布什总统的话说:“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复秩序。”西方各主流媒体无一例外地采用美国政府发布的官方信息,对暴力行为进行了谴责。而当中国发生“7·5” 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时,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却鲜有中国官方的声音,相反暴乱组织者热比娅的言论却屡屡见诸报端。《华尔街日报》刊登了热比娅恶意歪曲事实的文章,澳大利亚的《时代报》甚至把这位民族分裂分子称为“和中国战斗的钢铁女人”。
部分西方媒体一系列的不实报道充分显示了其掌握国际舆论话语霸权的傲慢与偏见,在冷战思维的延续下,西方主流媒体在客观事实面前采用双重标准,在“新闻自由”的外衣下出卖新闻道义,背叛客观公正原则。英国学者古德温与惠内尔指出:新闻报道的公正中立不会凭空得来,媒体主体世界观的建构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内在关系无处不在。从“中国威胁论”到“西藏事件”,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早已不是新鲜事,西方媒体关于“7·5”事件的不实报道进一步暴露出深藏于其思维中的一贯的、对待中国问题的双重标准。
五、商业利益驱使下的不实报道
施拉姆曾经说过:“经济控制远比政府的控制对美国大众媒体施加的影响更为有力。”在媒体的社会属性让位商业属性的西方社会,追求利润是媒体运作的终极目的。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眼球,西方媒体总是想方设法以耸人听闻的消息取悦受众,而负面新闻似乎总是比正面的新闻报道更能吸引受众。在这种商业利益的趋势下,西方媒体总是热衷于对发展中国家负面新闻的报道。在这条新闻产品的生产线上,西方媒体总是倾向于从受众愿意接受的角度报道新闻。例如在关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报道中,美国媒体对平民伤亡就鲜有报道。在这次关于“7·5”事件的报道中,部分西方媒体不惜歪曲事实真相,尽力迎合西方受众对中国一贯的刻板印象,在迎合受众的同时又对受众造成了更深的误导。在这个怪圈中,最终赢得关注的不是新闻本身而是西方媒体,真正从中获益的也不是受众,而是媒体自身。
在对西方媒体对“7·5”事件的不实报道深入分析之后,我们可以总结两点经验:第一,在开放、透明的采访环境下,西方媒体并未生产出真实客观的新闻产品,说明在西方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缺失,意识形态偏见根深蒂固,新闻报道唯利是图的大背景下,对中国的刻板印象长期都不会得以扭转;第二,反观自身,我们的对外传播还非常薄弱,在网络传播打造全球传播平台的新环境下,我们要进一步改进传播技巧,更好地树立国家形象,才能在国际舆论引导上获得主动权。
注释:
① 侯迎中、赵志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初探》[J],《当代传播》,20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