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海康（今属雷州市）人陈瑸，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中进士，后来被安排到福建古田县做县令。他疏议废加耗、惩贪官、崇节俭、兴书院、饬武备，很快得以升官，后任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他在外面做“裸官”20多年，从未携带家属。儿子想去探望，苦于路途遥远缺少路费，最后也没去成。
　　陈瑸没有请师爷，只有一两个仆从，以瓜果蔬菜为食，史称“官厨惟进瓜蔬”。他与海瑞、丘浚齐名，号称“岭南三大清官”之一，他清廉卓绝，康熙称赞他为“苦行老僧”。“苦行”二字，实在是对陈瑸人生最精妙的概括，古代为官者，大部分都如陈瑸一样。至于“苦行”的根源，还要从异地为官的用人机制说起。

“千年都行汉政法”，制度雷同“异”有别 

　　上世纪90年代，一个盗墓团伙来到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西南约2000米的高岭上，他们用钢钎探明了一个直径3米多、深5米的土坑，打开了一个棺盖。很快，温泉镇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制止了盗掘行动，并将此事上报给了相关单位。
　　此后不久，专业考古团队来到这里，进而有了震惊学界的发现——尹湾汉墓群。尹湾汉墓墓主是西汉东海郡功曹吏师饶。汉墓简牍中，注明了东海郡124名官员官职和籍贯。令人惊讶的是，其中的123人不是东汉郡本郡人，唯一的一个例外，也是本郡其他县调迁而来。这说明，早在西汉时期，官员的籍贯回避制度已经建立起来。
　　尹湾汉墓的发现更推翻了史学界一直以来的观点——官员异地任职制度起源于东汉桓帝时期。这一论点的主要支撑在于，中国第一个关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规“三互法”在东汉末期出台。
　　渐渐地，史学界有了新的看法，官员异地任职制度草创于西汉，那时虽未明文记载，却成为官场内一种不成文的规矩。有一句诗叫做“百代都行秦政法”，不过在官员异地任职这一点上，却是“千年都行汉政法”。自汉朝以来，每一个封建王朝都延续了官员异地任职制度，并不断加以完善。
　　异地为官这一制度延续千年，但这个“异”字，在不同朝代却有不同的含义与规定。在隋唐两代，“地方官用外地人，回避本郡”，也就是说，本郡人士不得担任该郡的官职。宋代规定进一步细化，地方官员不仅须回避本籍， 而且非本籍而有地产之地亦须回避。有的官员，都因为这项规定，令自身仕途为之一变，朱熹便是其中之一。
　　朱熹祖籍徽州（今安徽），出生于南剑州（今属福建）。《朱文公集》说，因为回避制度，他无法在出生成长的南剑州任职，甚至因为家族有田产在徽州婺源，他也无法去徽州任职。
　　众所周知，朱熹对于祖籍地徽州怀有一份浓浓的乡愁，无数次在诗文中表达对这片土地的向往。但就因为这条“在法也合回避”，他的仕途只能绕道而行，最终只是以学者的身份踏足故土，开坛讲课。历史上，只要官员不掌权了，回老家做教职人员，政府是不会管的。
　　到了明代，除了延续本省人不得在本省做官的惯例，更进一步细化为，“南北更调，已定为常例”。 也就是说，让南方人到北方去做官， 北方人到南方去做官。到清代，异地任职有了改变，不再以行政区划为标准，而改以五百里为限， 即官员原籍、寄籍五百里以内（ 包括邻省） 的地区， 都得回避。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浙江绍兴府通判一职出缺，按人事任命制度，先由吏部文选司在初审基础上选出符合条件的若干人选，再以抽签方式决定取舍，结果，顺天籍张廷泰中选。据说乾隆帝接见张廷泰时，听出了他的绍兴口音，便问明缘由，得知其幼年曾随父在绍兴居住数年，于是乾隆取消原拟任命，让张廷泰到福建任职去了。

配套政策没跟上，就会有人钻空子

　　南宋抗金将领、诗人张守，是江苏人，在被朝廷任命为绍兴知府时，他主动申请辞免，理由是张家在绍兴府会稽县置有三百亩田产。张守以此為理由，申请回避。官员的自觉固然符合封建社会对于官员的“德治”要求，但作为权力中央，深谙制度比道德更靠谱。
　　异地任职制度在执行中，催生出其他配套制度。在宋代，对于官员的档案管理非常严密，甚至建立起某种财产登记制度。宋代《吏部条法总类》规定，凡“应参选注阙官”，俱须于差注前验实“本官委的有无祖产并妻家田产在所射处”。所以，朱熹、张守在徽州、会稽等地有田产的事，朝廷能够知晓。清代的官员档案管理或许较为粗糙，张廷泰幼年的生活经历，朝廷并不知晓，只知道他是顺天籍。若不是乾隆听出了张廷泰的绍兴口音，他便“衣锦还乡”了。
　　有时候，配套政策没跟上，就会有人钻空子，进而影响吏治。《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记录了从顺治十三年到宣统三年的，256年时间里，南部县144名知县的详细状况。在官员异地任职十分严格的清代，这些县令的籍贯全都在500里外的地方。不过再仔细查阅这些县令的生平则发现，尽管他们来自外省，但大多在四川多年。
　　一名叫章仪庆的县令，是浙江绍兴人，光绪二十七（1901年）年入川，经过“多岗位锻炼”，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担任南部县令。结束在南部任职经历后，他又辗转四川多地，成为四川官场的“老熟人。”还有一名叫侯昌镇的知县，原籍湖南，出任南部知县之前，已在四川奉节、开县等地做过两任知县。
　　像章仪庆、侯昌镇这样的外地官，在某省官场一待就是几十年，在古代官场屡见不鲜。一名历史学者介绍，古代交通不便，官员远离家乡为官已是千里跋涉，若再频繁远距离调动，那更是麻烦。因此，许多外地官员到任后，大多在一个省调动。如此一来，这些官员在一个地方任职几十年，虽是外地人，却难免卷入当地盘根错节的关系中。这与异地为官制度的初衷或许背道而驰。
　　科举考试中屡禁不止的“冒籍”，就与异地为官制度有关。江南历来富庶，教育水平也很高。这就意味着，籍贯江浙的人士，不仅在科场上面临更大压力，一旦通过考试步入官场，还得去西南、西北等偏远地区为官。于是，许多江南的生员想尽办法修改籍贯，不仅成为“高考移民”，还能在未来分配中占便宜。 　　清末著名的实业家张謇是江苏海门人，不幸投胎到三代都没有读书应试的家庭，按当时的规定，没资格去考试。张謇的老师宋琳支招，把他带到二百里外的如皋，更改户籍，给当地人张驹做了“孙子”，但张謇家万万没想到，装孙子变成了遭人讹诈的“真孙子”。
　　后来他中秀才，付给张驹与老师宋琳大约300两银子。却不料张驹爱抽大烟，以举报冒籍威胁张謇家，敲诈索要350两银子。一次得逞，张驹再三敲诈。最后张謇家不堪其扰，拒绝再掏钱。张驹恼羞成怒，报了官府。好在当地政府爱惜人才，为张謇解除了麻烦。但张謇家为此付出了1000两银子的代价，负债累累。
　　大多数朝代，朝廷并没限制官员带家属赴任，能带上家人，就少了些孤单寂寞冷。然而，碍于路途遥远，调动频繁，不少官员上任都少有带家属的。有时候官员家属却成了危害百姓的一种势力，就会引起朝廷的注意。
　　唐代律令对于可能蕴含于家庭“亲情”中的腐败風险，作出了明确的规范。《大唐六典》明确规定：诸外任官人，不得将亲属宾客往任所……与百姓争利。
　　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御史刘子章条奏外官禁止多带家口。这是清代首次对官员携带家丁作出限制。各级官员都规定有相应名额。例如“藩臬带家人四十名，道府带三十名，同知、通判、州县带二十名……”

人治社会的制度，是用来被打破的 

　　唐太宗时期，有廉能之名的贾敦实担任饶阳县令后，他的哥哥贾敦复又被派往瀛洲任刺史，成了弟弟贾敦实的上司。兄弟俩都是异地为官，不过却违背了当时的回避制度。按照唐朝制度，同一祖父名下的本家成员，都不能在一个部门任职。但唐太宗却打破惯例，“以其兄弟廉谨，许令同州”。这也说明，“回避”制度虽然严格，但皇帝金口一开，就没有破不了的规矩。
　　籍贯回避制度到了中央集权式微时期，基本就形同虚设了。
　　明朝末年，天下大乱。大臣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镇压农民军，深得崇祯皇帝赏识。崇祯帝派杨嗣昌为督师，前往湖广作战。督师在明朝是一个官职，地位比总督更高。不过杨嗣昌是湖广人，他督师湖广，显然违背了异地为官的原则。但满朝上下谁也没说什么，一来是杨嗣昌深得皇上喜爱，二来国事艰危，谁肯打谁就上，回不回避倒无所谓了。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一个封建王朝的初期，官员异地任职制度往往执行较为严格，到了王朝末年却是另一番景象。明代的杨嗣昌督师湖广即是一例，安徽人李鸿章也接替了恩师曾国藩两江总督的位子，管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王朝末年纲纪松弛，到了危急时刻，满朝上下都认为异地任职过于刻板，谁有本事谁就上，这也暴露出人治社会的任何制度，都不太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