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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子学”这一概念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以为，“新子学”不仅仅是一种口号，或是一种学术观点，而应当是当代中国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潮。我国正处于社会大转型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来引导和进行阐释，这特别需要学术理论界对相关问题、对社会现状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思路来引领社会发展的进程。“新子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所作出的一种思考和回答，我寄希望于它能够在当今中华文化的重构中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此前，笔者发表了《论“新子学”与中华文化之重构》一文，侧重谈了经历百年来社会大变迁之后，目前中华文化需要进行重构。而本文则希望借此机会，探讨如何通过复兴“新子学”，重新建构中华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的问题。
一、“子学”复兴是时代的必然抉择
关于“子学”复兴的重要性，在《“新子学”论集》一书中，有许多学者都谈了很好的意见。林其锬先生从“子学”的原创精神、求实精神、争鸣精神、会通精神、开创精神等诸方面，提出应当承继诸子的优良传统来构建“新子学”的学科。陈鼓应先生则在《序》中明确提出，“子学兴替关乎中国思想变革”，并从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发展的历程，联系今日海峡两岸的社会状况，指出了弘扬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在当今时代所具有的特别重要的意义。方勇先生的系列论述，更是从内涵上深入阐述“新子学”构想与全面复兴“新子学”口号提出的现实意义与历史必然性。时代的巨变要求有新的思想、新的学术理论来引领社会向正常健康的方向发展。“新子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并引起大家共同的关注。
那么，为什么说“子学”复兴是时代的必然选择呢？我们有必要一起回顾一下历史。虽然今天的人们一致承认，两千多年前的“子学”时代是中华文化史上最光辉的时期。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子学”却经历了十分坎坷的发展道路。秦王朝虽然是因法家理论而兴盛的，但它统一六国后却下了一道严厉的“焚书令”，“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并上演了“焚书坑儒”的丑剧。西汉初期，黄老之学一度勃兴。但至西汉中期，武帝听从董仲舒的意见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诸子百家之学从此成为异端。即使到魏晋时期，玄学曾一度为士人所喜爱，但官方提倡的，依旧是经学和儒学。虽然在其后两千年间，历经了众多王朝的兴替，但经学、儒学一直是钦定的“官学”内容，儒家学说也由子学上升到经学的尊位。尤其是宋明理学兴起至清的近千年间，历代王朝更以经学为正道，以之作为科举取士的依据，诸子学为异端，这是子学最受排斥的时期。
儒家也是先秦诸子中的一家，它对于中华文化传承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孔孟的学说中也有许多民主性的精华，对于今天的中华文化重构仍有其重要价值。但因其后儒家被列入正统官学，多数封建王朝推行文化专制，诸子之学由是式微。如最早的三家显学之一的墨学，汉代以后就逐渐湮灭无闻。道家一则因道教兴起，将老庄作为其经典而得以保存；二则因历代文人大多出仕为儒，归隐则道，因此相对而言，无论在宗教还是社会生活里，道家还是有一些市场和社会影响力的，但人们所关注的已经不是老子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有关社会治理方面的内容。法家则因历代统治者实行阳儒阴法的统治术，因此其香火倒也不曾中断过。
当然，专制思想的压制是不可能持久的。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兴起，社会思潮开始发生变化，“思想解放”之风渐渐蒙发，那时的士人已经敢于议论朝政，表达不同意见。在学术领域中标新立异者也大有人在。李卓吾遗世独立，以异端自居，公开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所撰的《焚书》《续焚书》，直斥封建礼教，倡导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其中的许多观点来自对子学的传承，如谓“庶人非下，侯王非高”，是“致一之理”（《李氏丛书·老子解下篇》）。这种倡导人类平等的思想，是对封建等级制的批判，而他的“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的说法，也显然是源于道家的学说。李贽著作中有《老子解》一卷、《庄子解》三卷、《墨子批选》二卷，皆为儒学之外的子书。李贽有众多弟子，其学说深受时人拥戴，“儒释从之者几千万人。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不但儒教溃防，即释宗绳检，亦多所清弃”（姚瓒：《近事丛残》）。笔者在读明人笔记小说时发现，其中多有追求个性解放、遗世独立者在。
至晚明，士人批评时政，集会结社，东林、复社、几社，皆为文士集会之处。他们相互间既切磋学问，又评议朝政，且与在朝的官员及市井民众相互关联，形成朝野互动的格局。上述种种，均显示出社会政治局面的新变。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士人的思想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对经学、理学产生怀疑，而对诸子之学产生很大兴趣。尤其是在经历了明清鼎革、国破家亡的惨剧之后，痛定思痛，得以存留下来的一批学者对传统的学术进行反思和批判。黄宗羲作《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学术史著作，并注重研究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严厉批判封建时代的君权思想，成为我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批判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空疏学风，开创有清一代朴学的根基。王夫之在《周易外传》等著作中，批判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作有《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等子学著作。他博览群书，以为经子平等，倡导革新。而傅山则力倡诸子之学，开清代诸子学研究之先河。到清中期，学人继清初学者之绪，朴学大兴，学人以子证经，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清王朝以子学为异端的枷锁。
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经学难以与西方思潮相对接，于是有识之士想到了子学的传统，开始探索以子学应对西学之路，于是有了晚清诸子学的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反孔思潮的传播，旧有的“以经学为中心”的学术体系土崩瓦解，子学顺势而起，成为士人研究的热点和传播创新思想的理论依据。严复、胡适、章太炎等，均致力于倡导子学的复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中就认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①章太炎从清末始，便大力倡导复兴诸子学，他著有多部研究诸子的著作，并到处宣传、演讲。严复特别关注于《老》《庄》学说，并以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来比较老庄学说中所追求的自由。他尤其关注荀子、老子、庄子之学，尊子而贬孔，并大倡国学，著有《国学概论》《国故论衡》等。他所著的《老子评语》，其中便联系西方的进化论，认为老庄的学说与西方的达尔文、孟德斯鸠、斯宾塞相通。他认为，老子无为论具有民主的内涵，而庄子内篇的思想，包含有现代自由主义的“听民自由”的观念。这是严氏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现代阐析。 由于传统的经学独尊观念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强烈冲击，几近破灭，由此迎来了民国时期“子学”的复兴。自20世纪初起，“子学”已经堂而皇之地成为学者们热心研究的对象。民国时期，经子地位平等，不分轩轾地均在学者们的关注研究之列，并由此取得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民国时期的“子学”研究热潮，是我国学术界对诸子学现代转型所作的初步尝试。
纵观我国长达数千年的文化史，学界都一致认同，先秦的子学时代和20世纪的民国时期是中华文化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时代。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是形成文化繁荣的客观条件。历史已经证明，在“经学独尊”，子学遭受排挤甚至被视为异端的时代，社会思想文化便陷于僵化乃至倒退；而在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子学思潮较为活跃的时期（如春秋战国、西汉前期，魏晋时期），文化创造力便得到弘扬与发展。即使在一些文化学术领域，情况也是如此。中唐时期的韩愈和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虽其锋芒指向形式主义的骈文和佛道思想的盛行，以恢复儒学道统为己任，但他们也都得益于吸取诸子学说的精华和异彩纷呈的表达手法。
我们今日倡导“新子学”，正是从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行思考和选择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应当由一代代人认真加以继承，这也是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经常提到的“接着讲”。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曾经谈到，当今确有许多人是真心关注中华文化命运的，提出了重构中华文化的种种思路，是一种新时期的文化自觉。但正确的道路选择是第一位的。如有的学者提出要恢复经学和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以为只有这样才是弘扬传统文化。然而，历史教训已经表明，此路易于变异。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儒家思想多是断章取义，阳奉阴违，各取所需。我们认为，只能用当代眼光和世界眼光来重新诠释和提炼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才能真正使经学和儒学获得新生，墨守成规是错误的主张。
令人欣慰的是在“新子学”提出之后的两年多来，我们的国家、社会对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已经和几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国家层面上大力推动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虽然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形成决议。但老实说，当时的整个社会状况令人深感忧虑，大家更多关心的是，会不会再出现意料不到的问题，对于决议能否得到实行，社会能否健康发展深感忧心。然而，仅仅过了三年多时间，我国的社会生活便发生了令人瞩目的明显变化：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各种改革方案的强力推进，都令人深感欣慰。也许再过几十年时间，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才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发生和正在进行的这一场变革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历史作用。也只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具备了可能性。
二是目前中国处于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打开网络、博客、微信等，不同学派、各种思想都在热烈地交锋，甚至一些偶发的事件，也会在这些媒体上引发阵阵涟漪。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因为各种声音的发出能够使执政当局从多方面了解民意、民情，从而为科学的决策提供参考。然而，我们是否因此可以说，真正的百家争鸣局面已经形成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上述种种不过是潜在于民间的一些议论表达方式，类似于古代民众聚集于“乡校”以议国政一样，它和真正的战国时代的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相去甚远。
我很赞同大家对于战国时代出现“百家争鸣”局面所作的分析。所谓子学，应当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独立之人格和思想，自由的批评与争鸣以及具有深度的创造性”②。大家总是说五四时期是继战国时代之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其特点也同样在于此。当时的各种不同学派代表人物，也是希望能够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之后，为国家“再造文明”出谋划策。
当代中国经过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正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之林。思想文化领域做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形象与软实力的提升。因此，如何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充分调动文化思想领域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子学复兴在提升我国软实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问题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
何谓国家的软实力？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实力及其影响力。古代中国两千多年间，相对于其他民族国家而言，有着很强的软实力。对内而言，它以共同的民族认同为基础，有完整的思想体系、制度文化、教育体制；对外而言，则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东方文化圈的形成，便是以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的辐射而形成的。
然而近代以来，随着“天朝”的衰落，西方崛起，其在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形成的制度、理念、价值观，成为各国争相效仿的对象。反观我国，旧有的观念被冲垮，新的理念未形成，经济上又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况，自然形不成文化的软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冲破了一系列束缚社会经济发展的条条框框，以惊人的速度崛起，这才逐渐引发世界的关注。然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建设方面并没有很好地跟进，出现了信仰危机、人心涣散、道德沦丧、腐败盛行等负面现象。它表明社会文明的控制力出现了问题，如果不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也难以保持，社会也将再度遭遇困境与危机。
为什么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在现代经济腾飞之时，却出现了文明的危机？这是一个值得世人共同关注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这些年来一直呼吁要尽快重构中华文化，以避免出现更严重的危机局面。拿什么来重构？最关键的要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起，因为它是中华民族之根、之魂。“新子学”所提出的构想，适时地提供了重构中华文化的新思路。重构中华文化，也就是把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所积淀的优秀传统加以弘扬。这其中需要鉴别和整理。何为优秀文化，何为糟粕？要经过认真梳理，将中华文化中的精华融入当代社会。
人们常惊讶于古代先贤的博大精深。他们能用最简短、最凝练的语言，将深刻的道理明白地揭示出来。《老子》一书，不过五千言，然而书中所阐述的深刻哲理，影响了人类二千多年的文明史，对于中华民族深层次的人格构建，更是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柳宗元的一篇《送薛存义序》，聊聊二百余字，把官民关系讲得一清二楚，可成为所有当权者的必读教材。他指出官吏是“民之役”，即民众的仆役，而不可以“役民”，即奴役民众。他抨击当时的官吏们“受其值，怠其事，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的腐败之风。“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他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指斥贪官庸吏，文章的深刻程度抵得上厚厚的一本《行政学》。而且他把“势”这一概念提出来，指出问题的根源是“势不同也”，即当权者掌握生杀大权，而民众居于下位，没有罢黜官员的权力，由是而引发人们的深刻思考。柳宗元时代固然无法解决这个难题，当代社会是否能建立起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让权力真正被关进笼子里？至今这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曾这样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中国学术史又何尝不是如此。从先秦时代的经子之学到汉代的儒学、魏晋的玄学、唐代的儒道佛并存共进、宋明理学、清代的朴学，如果没有这一代一代的学术承传与发展创新，中华学术传统早就不复存在了。
然而，今日之所以出现中国人的信仰危机，出现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底气不足，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将所谓信仰神化为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文革”中的“三忠于”“四无限”是其顶点。“文革”结束之后，当领袖走下神坛，人们发现，信仰已经消亡。二是将信仰等同于某种阶段性政治目标和理念，当一种政治目标或理念在现实中遭遇挫折，人们便以为再无可以信仰的东西而不知所从，信仰危机随之产生。于是，社会产生无序现象，人们的行为失去约束的依据，道德底线似乎也不复存在。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端，多与此相关。
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实力强大，而更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持久的文化延续，有民族文化观念体系的共同认同，也即价值观的存在，这应当是这个民族信仰的最深层的内容。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形成了本民族世代传承的价值观，这应当是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例如古代的“忠、孝、仁、义、礼、智、信”，“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这些虽被认为是儒家所提倡的理念，然而儒家学说也是承继着古代王道之学，长期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虽然曾经被封建统治者作了有利于其统治的解释，但其中也有大量是涉及民众间的人际关系的内容，过去将其完全与腐朽没落的封建思想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其实是过激的行为。因为它集中代表的是人之所以为人需要遵守的道德准则。儒家的一些道德观，至今仍在海外华人中被奉为信条。道家和墨家的理论体系中，也都有大量的人文精神、道德及伦理的阐述。中华古代传统文化的许多思想理念，过去一个时期在研究中总喜欢给贴上阶级的标签，而只要贴上“封建地主阶级”的标签，便自然严厉批判，于是乎作为古代思想智慧的结晶也一并被抛弃，这才是造成今日信仰空白、道德沦丧的根源。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用十二个词二十四个字来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就吸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当今世界公认的现代文明的因素，因而更能为民众所接受。
“新子学”之所以自提倡之日起，马上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与关注，正是因其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而又坦然面向当今世界，与西方的学术思想交流与对话，这种不固守一隅的开放精神正适应了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可以成为今日学术界理论研究的一面旗帜，也是学术理论创新的一个典范。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我们的学术理论报刊上，有多少这样的有分量的文章呢？答案让人深感遗憾。不客气地讲，许多发表的文章不过是文化垃圾。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确实应当思考。难道中国人缺乏智慧了吗？思想解放的口号喊了30多年，但在思想意识形态的研究中却有着许多不可逾越的禁区，限制着作者和编者的创造性，形成了被称为犬儒主义的学术风气，宁左勿右、阐释学依然是今日的显学。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变，所谓创造精神就只是一句空话。只有当这些杂志和报纸都成为理论创新渠道的时候，我们才能说出现了真正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有渠道畅通，人人畅所欲言，民族精神、民族创造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
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文风的问题。早在唐代，韩愈就主张文章写作“惟陈言之务去”，我党在延安整风时期也曾严厉地批评教条主义、党八股的文风，然而这些年来此风大长。为什么一些主渠道的重要理论报刊的文章，不见学理，只有说教，越来越被人诟病？马克思主义原是一种科学的理论，然而为什么在一些人口中就成为教条，成为打击别的不同见解的棍子？中央一直要求主流媒体应当贴近民生，反映民众的心声和诉求，唯其如此，政通人和、生动活泼的局面才会真正形成，中央的这种要求应当真正落到实处。
三、以“新子学”推动和促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子学时代所产生的各种学说，是我们祖先精神智慧的结晶，也是世界文化轴心时代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子学时代为起点，吸收两千多年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新子学”的学术理论体系，是一项宏伟的系统工程。
我十分钦佩方勇先生和他的团队所具有的勇气和担当。虽然在项目启动时，我曾经有着不少顾虑和担心。但是，经过他们几年来的努力，我看到基础工程的建设已经扎实地在推进。以先秦诸子为主的古代典籍整理和成果，已一批批地完成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相关义理的阐释也在同步地进行中。有这样好的内外条件和基础，加上海内外众多学者的共同关注，我相信这项宏伟的工程不仅能够顺利完成，而且能够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提供有益的理论创新成果。
当然，如何科学、准确地对历代的传世作品作出评价和新的阐释，是一项十分重要但又很不容易做好的工作。例如对法家的评价问题。作为先秦诸子中的一家，法家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并产生了一批杰出的人物。但对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如何评价，我觉得需要反思。
我很赞同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所说，韩非是一位“极权主义者”，“完全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论”。④而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用“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加以评论。我以为从对待民众的角度而言，韩非的理论根本不把人当人，只是把人当成与牲畜毫无二致、可任意驱使的农奴而已，一切权力都要高度集中于帝王一人身上。在文化方面，韩非更是走极端，是秦始皇文化专制政策理论的制定者。他的理论虽为秦国的统一立下大功，但却在两千多年中国封建集权社会中起到十分恶劣的作用和影响。然而我所见到的国内评论者，多对其所谓历史进步意义大谈特谈，而对封建集权理论和文化专制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危害或鲜有提及，或轻描淡写。郭沫若对韩非、秦始皇的批判，对儒家的赞扬，其后果是被“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的一句诗给彻底否定。郭氏尤其在此后的批林批孔中被整得惶惶不可终日。我想今日的评论者至今依然沿袭过去的观点是不应该的，我们应当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封建独裁者的一边。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的文学史中对历代文学作品的评论是以“人民性”作为褒贬的标准的，然而后来“人民性”“人道主义”受到批判，而代之以阶级性为标准，于是动辄对古代作家划阶级成分，乱贴标签。直到新时期以来，才重新用“人民性”来作为对古代文学的评价标准。在哲学界，对传统思想的阶级属性、历代思想家的阶级划分也莫不如此。因此，今天我们特别要防止对所评论的人物及其作品褒贬任声，抑扬过实的情况。
三百多年前，参加抗清斗争失败的王夫之老人担心中华传统文脉中断，在深山中整理古代文化经典，写下“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对联，表达他对这一信念的坚守不移。我们这一代学人，一定能够不负时代的厚望，在弘扬传统文化中不断创新，开拓出中华学术的新局面。
注释
①《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91年。②张永祥：《反者道之动》，叶蓓卿编：《“新子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14年，第82页。③郭沫若：《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后记）。
作者简介：汤漳平，男，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漳州363000）。
此前，笔者发表了《论“新子学”与中华文化之重构》一文，侧重谈了经历百年来社会大变迁之后，目前中华文化需要进行重构。而本文则希望借此机会，探讨如何通过复兴“新子学”，重新建构中华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的问题。
一、“子学”复兴是时代的必然抉择
关于“子学”复兴的重要性，在《“新子学”论集》一书中，有许多学者都谈了很好的意见。林其锬先生从“子学”的原创精神、求实精神、争鸣精神、会通精神、开创精神等诸方面，提出应当承继诸子的优良传统来构建“新子学”的学科。陈鼓应先生则在《序》中明确提出，“子学兴替关乎中国思想变革”，并从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发展的历程，联系今日海峡两岸的社会状况，指出了弘扬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在当今时代所具有的特别重要的意义。方勇先生的系列论述，更是从内涵上深入阐述“新子学”构想与全面复兴“新子学”口号提出的现实意义与历史必然性。时代的巨变要求有新的思想、新的学术理论来引领社会向正常健康的方向发展。“新子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并引起大家共同的关注。
那么，为什么说“子学”复兴是时代的必然选择呢？我们有必要一起回顾一下历史。虽然今天的人们一致承认，两千多年前的“子学”时代是中华文化史上最光辉的时期。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子学”却经历了十分坎坷的发展道路。秦王朝虽然是因法家理论而兴盛的，但它统一六国后却下了一道严厉的“焚书令”，“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并上演了“焚书坑儒”的丑剧。西汉初期，黄老之学一度勃兴。但至西汉中期，武帝听从董仲舒的意见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诸子百家之学从此成为异端。即使到魏晋时期，玄学曾一度为士人所喜爱，但官方提倡的，依旧是经学和儒学。虽然在其后两千年间，历经了众多王朝的兴替，但经学、儒学一直是钦定的“官学”内容，儒家学说也由子学上升到经学的尊位。尤其是宋明理学兴起至清的近千年间，历代王朝更以经学为正道，以之作为科举取士的依据，诸子学为异端，这是子学最受排斥的时期。
儒家也是先秦诸子中的一家，它对于中华文化传承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孔孟的学说中也有许多民主性的精华，对于今天的中华文化重构仍有其重要价值。但因其后儒家被列入正统官学，多数封建王朝推行文化专制，诸子之学由是式微。如最早的三家显学之一的墨学，汉代以后就逐渐湮灭无闻。道家一则因道教兴起，将老庄作为其经典而得以保存；二则因历代文人大多出仕为儒，归隐则道，因此相对而言，无论在宗教还是社会生活里，道家还是有一些市场和社会影响力的，但人们所关注的已经不是老子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有关社会治理方面的内容。法家则因历代统治者实行阳儒阴法的统治术，因此其香火倒也不曾中断过。
当然，专制思想的压制是不可能持久的。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兴起，社会思潮开始发生变化，“思想解放”之风渐渐蒙发，那时的士人已经敢于议论朝政，表达不同意见。在学术领域中标新立异者也大有人在。李卓吾遗世独立，以异端自居，公开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所撰的《焚书》《续焚书》，直斥封建礼教，倡导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其中的许多观点来自对子学的传承，如谓“庶人非下，侯王非高”，是“致一之理”（《李氏丛书·老子解下篇》）。这种倡导人类平等的思想，是对封建等级制的批判，而他的“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的说法，也显然是源于道家的学说。李贽著作中有《老子解》一卷、《庄子解》三卷、《墨子批选》二卷，皆为儒学之外的子书。李贽有众多弟子，其学说深受时人拥戴，“儒释从之者几千万人。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不但儒教溃防，即释宗绳检，亦多所清弃”（姚瓒：《近事丛残》）。笔者在读明人笔记小说时发现，其中多有追求个性解放、遗世独立者在。
至晚明，士人批评时政，集会结社，东林、复社、几社，皆为文士集会之处。他们相互间既切磋学问，又评议朝政，且与在朝的官员及市井民众相互关联，形成朝野互动的格局。上述种种，均显示出社会政治局面的新变。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士人的思想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对经学、理学产生怀疑，而对诸子之学产生很大兴趣。尤其是在经历了明清鼎革、国破家亡的惨剧之后，痛定思痛，得以存留下来的一批学者对传统的学术进行反思和批判。黄宗羲作《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学术史著作，并注重研究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严厉批判封建时代的君权思想，成为我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批判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空疏学风，开创有清一代朴学的根基。王夫之在《周易外传》等著作中，批判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作有《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等子学著作。他博览群书，以为经子平等，倡导革新。而傅山则力倡诸子之学，开清代诸子学研究之先河。到清中期，学人继清初学者之绪，朴学大兴，学人以子证经，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清王朝以子学为异端的枷锁。
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经学难以与西方思潮相对接，于是有识之士想到了子学的传统，开始探索以子学应对西学之路，于是有了晚清诸子学的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反孔思潮的传播，旧有的“以经学为中心”的学术体系土崩瓦解，子学顺势而起，成为士人研究的热点和传播创新思想的理论依据。严复、胡适、章太炎等，均致力于倡导子学的复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中就认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①章太炎从清末始，便大力倡导复兴诸子学，他著有多部研究诸子的著作，并到处宣传、演讲。严复特别关注于《老》《庄》学说，并以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来比较老庄学说中所追求的自由。他尤其关注荀子、老子、庄子之学，尊子而贬孔，并大倡国学，著有《国学概论》《国故论衡》等。他所著的《老子评语》，其中便联系西方的进化论，认为老庄的学说与西方的达尔文、孟德斯鸠、斯宾塞相通。他认为，老子无为论具有民主的内涵，而庄子内篇的思想，包含有现代自由主义的“听民自由”的观念。这是严氏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现代阐析。 由于传统的经学独尊观念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强烈冲击，几近破灭，由此迎来了民国时期“子学”的复兴。自20世纪初起，“子学”已经堂而皇之地成为学者们热心研究的对象。民国时期，经子地位平等，不分轩轾地均在学者们的关注研究之列，并由此取得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民国时期的“子学”研究热潮，是我国学术界对诸子学现代转型所作的初步尝试。
纵观我国长达数千年的文化史，学界都一致认同，先秦的子学时代和20世纪的民国时期是中华文化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时代。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是形成文化繁荣的客观条件。历史已经证明，在“经学独尊”，子学遭受排挤甚至被视为异端的时代，社会思想文化便陷于僵化乃至倒退；而在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子学思潮较为活跃的时期（如春秋战国、西汉前期，魏晋时期），文化创造力便得到弘扬与发展。即使在一些文化学术领域，情况也是如此。中唐时期的韩愈和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虽其锋芒指向形式主义的骈文和佛道思想的盛行，以恢复儒学道统为己任，但他们也都得益于吸取诸子学说的精华和异彩纷呈的表达手法。
我们今日倡导“新子学”，正是从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行思考和选择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应当由一代代人认真加以继承，这也是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经常提到的“接着讲”。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曾经谈到，当今确有许多人是真心关注中华文化命运的，提出了重构中华文化的种种思路，是一种新时期的文化自觉。但正确的道路选择是第一位的。如有的学者提出要恢复经学和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以为只有这样才是弘扬传统文化。然而，历史教训已经表明，此路易于变异。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儒家思想多是断章取义，阳奉阴违，各取所需。我们认为，只能用当代眼光和世界眼光来重新诠释和提炼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才能真正使经学和儒学获得新生，墨守成规是错误的主张。
令人欣慰的是在“新子学”提出之后的两年多来，我们的国家、社会对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已经和几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国家层面上大力推动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虽然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形成决议。但老实说，当时的整个社会状况令人深感忧虑，大家更多关心的是，会不会再出现意料不到的问题，对于决议能否得到实行，社会能否健康发展深感忧心。然而，仅仅过了三年多时间，我国的社会生活便发生了令人瞩目的明显变化：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各种改革方案的强力推进，都令人深感欣慰。也许再过几十年时间，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才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发生和正在进行的这一场变革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历史作用。也只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具备了可能性。
二是目前中国处于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打开网络、博客、微信等，不同学派、各种思想都在热烈地交锋，甚至一些偶发的事件，也会在这些媒体上引发阵阵涟漪。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因为各种声音的发出能够使执政当局从多方面了解民意、民情，从而为科学的决策提供参考。然而，我们是否因此可以说，真正的百家争鸣局面已经形成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上述种种不过是潜在于民间的一些议论表达方式，类似于古代民众聚集于“乡校”以议国政一样，它和真正的战国时代的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相去甚远。
我很赞同大家对于战国时代出现“百家争鸣”局面所作的分析。所谓子学，应当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独立之人格和思想，自由的批评与争鸣以及具有深度的创造性”②。大家总是说五四时期是继战国时代之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其特点也同样在于此。当时的各种不同学派代表人物，也是希望能够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之后，为国家“再造文明”出谋划策。
当代中国经过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正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之林。思想文化领域做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形象与软实力的提升。因此，如何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充分调动文化思想领域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子学复兴在提升我国软实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问题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
何谓国家的软实力？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实力及其影响力。古代中国两千多年间，相对于其他民族国家而言，有着很强的软实力。对内而言，它以共同的民族认同为基础，有完整的思想体系、制度文化、教育体制；对外而言，则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东方文化圈的形成，便是以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的辐射而形成的。
然而近代以来，随着“天朝”的衰落，西方崛起，其在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形成的制度、理念、价值观，成为各国争相效仿的对象。反观我国，旧有的观念被冲垮，新的理念未形成，经济上又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况，自然形不成文化的软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冲破了一系列束缚社会经济发展的条条框框，以惊人的速度崛起，这才逐渐引发世界的关注。然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建设方面并没有很好地跟进，出现了信仰危机、人心涣散、道德沦丧、腐败盛行等负面现象。它表明社会文明的控制力出现了问题，如果不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也难以保持，社会也将再度遭遇困境与危机。
为什么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在现代经济腾飞之时，却出现了文明的危机？这是一个值得世人共同关注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这些年来一直呼吁要尽快重构中华文化，以避免出现更严重的危机局面。拿什么来重构？最关键的要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起，因为它是中华民族之根、之魂。“新子学”所提出的构想，适时地提供了重构中华文化的新思路。重构中华文化，也就是把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所积淀的优秀传统加以弘扬。这其中需要鉴别和整理。何为优秀文化，何为糟粕？要经过认真梳理，将中华文化中的精华融入当代社会。
人们常惊讶于古代先贤的博大精深。他们能用最简短、最凝练的语言，将深刻的道理明白地揭示出来。《老子》一书，不过五千言，然而书中所阐述的深刻哲理，影响了人类二千多年的文明史，对于中华民族深层次的人格构建，更是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柳宗元的一篇《送薛存义序》，聊聊二百余字，把官民关系讲得一清二楚，可成为所有当权者的必读教材。他指出官吏是“民之役”，即民众的仆役，而不可以“役民”，即奴役民众。他抨击当时的官吏们“受其值，怠其事，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的腐败之风。“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他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指斥贪官庸吏，文章的深刻程度抵得上厚厚的一本《行政学》。而且他把“势”这一概念提出来，指出问题的根源是“势不同也”，即当权者掌握生杀大权，而民众居于下位，没有罢黜官员的权力，由是而引发人们的深刻思考。柳宗元时代固然无法解决这个难题，当代社会是否能建立起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让权力真正被关进笼子里？至今这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曾这样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中国学术史又何尝不是如此。从先秦时代的经子之学到汉代的儒学、魏晋的玄学、唐代的儒道佛并存共进、宋明理学、清代的朴学，如果没有这一代一代的学术承传与发展创新，中华学术传统早就不复存在了。
然而，今日之所以出现中国人的信仰危机，出现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底气不足，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将所谓信仰神化为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文革”中的“三忠于”“四无限”是其顶点。“文革”结束之后，当领袖走下神坛，人们发现，信仰已经消亡。二是将信仰等同于某种阶段性政治目标和理念，当一种政治目标或理念在现实中遭遇挫折，人们便以为再无可以信仰的东西而不知所从，信仰危机随之产生。于是，社会产生无序现象，人们的行为失去约束的依据，道德底线似乎也不复存在。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端，多与此相关。
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实力强大，而更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持久的文化延续，有民族文化观念体系的共同认同，也即价值观的存在，这应当是这个民族信仰的最深层的内容。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形成了本民族世代传承的价值观，这应当是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例如古代的“忠、孝、仁、义、礼、智、信”，“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这些虽被认为是儒家所提倡的理念，然而儒家学说也是承继着古代王道之学，长期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虽然曾经被封建统治者作了有利于其统治的解释，但其中也有大量是涉及民众间的人际关系的内容，过去将其完全与腐朽没落的封建思想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其实是过激的行为。因为它集中代表的是人之所以为人需要遵守的道德准则。儒家的一些道德观，至今仍在海外华人中被奉为信条。道家和墨家的理论体系中，也都有大量的人文精神、道德及伦理的阐述。中华古代传统文化的许多思想理念，过去一个时期在研究中总喜欢给贴上阶级的标签，而只要贴上“封建地主阶级”的标签，便自然严厉批判，于是乎作为古代思想智慧的结晶也一并被抛弃，这才是造成今日信仰空白、道德沦丧的根源。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用十二个词二十四个字来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就吸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当今世界公认的现代文明的因素，因而更能为民众所接受。
“新子学”之所以自提倡之日起，马上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与关注，正是因其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而又坦然面向当今世界，与西方的学术思想交流与对话，这种不固守一隅的开放精神正适应了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可以成为今日学术界理论研究的一面旗帜，也是学术理论创新的一个典范。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我们的学术理论报刊上，有多少这样的有分量的文章呢？答案让人深感遗憾。不客气地讲，许多发表的文章不过是文化垃圾。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确实应当思考。难道中国人缺乏智慧了吗？思想解放的口号喊了30多年，但在思想意识形态的研究中却有着许多不可逾越的禁区，限制着作者和编者的创造性，形成了被称为犬儒主义的学术风气，宁左勿右、阐释学依然是今日的显学。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变，所谓创造精神就只是一句空话。只有当这些杂志和报纸都成为理论创新渠道的时候，我们才能说出现了真正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有渠道畅通，人人畅所欲言，民族精神、民族创造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
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文风的问题。早在唐代，韩愈就主张文章写作“惟陈言之务去”，我党在延安整风时期也曾严厉地批评教条主义、党八股的文风，然而这些年来此风大长。为什么一些主渠道的重要理论报刊的文章，不见学理，只有说教，越来越被人诟病？马克思主义原是一种科学的理论，然而为什么在一些人口中就成为教条，成为打击别的不同见解的棍子？中央一直要求主流媒体应当贴近民生，反映民众的心声和诉求，唯其如此，政通人和、生动活泼的局面才会真正形成，中央的这种要求应当真正落到实处。
三、以“新子学”推动和促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子学时代所产生的各种学说，是我们祖先精神智慧的结晶，也是世界文化轴心时代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子学时代为起点，吸收两千多年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新子学”的学术理论体系，是一项宏伟的系统工程。
我十分钦佩方勇先生和他的团队所具有的勇气和担当。虽然在项目启动时，我曾经有着不少顾虑和担心。但是，经过他们几年来的努力，我看到基础工程的建设已经扎实地在推进。以先秦诸子为主的古代典籍整理和成果，已一批批地完成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相关义理的阐释也在同步地进行中。有这样好的内外条件和基础，加上海内外众多学者的共同关注，我相信这项宏伟的工程不仅能够顺利完成，而且能够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提供有益的理论创新成果。
当然，如何科学、准确地对历代的传世作品作出评价和新的阐释，是一项十分重要但又很不容易做好的工作。例如对法家的评价问题。作为先秦诸子中的一家，法家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并产生了一批杰出的人物。但对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如何评价，我觉得需要反思。
我很赞同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所说，韩非是一位“极权主义者”，“完全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论”。④而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用“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加以评论。我以为从对待民众的角度而言，韩非的理论根本不把人当人，只是把人当成与牲畜毫无二致、可任意驱使的农奴而已，一切权力都要高度集中于帝王一人身上。在文化方面，韩非更是走极端，是秦始皇文化专制政策理论的制定者。他的理论虽为秦国的统一立下大功，但却在两千多年中国封建集权社会中起到十分恶劣的作用和影响。然而我所见到的国内评论者，多对其所谓历史进步意义大谈特谈，而对封建集权理论和文化专制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危害或鲜有提及，或轻描淡写。郭沫若对韩非、秦始皇的批判，对儒家的赞扬，其后果是被“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的一句诗给彻底否定。郭氏尤其在此后的批林批孔中被整得惶惶不可终日。我想今日的评论者至今依然沿袭过去的观点是不应该的，我们应当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封建独裁者的一边。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的文学史中对历代文学作品的评论是以“人民性”作为褒贬的标准的，然而后来“人民性”“人道主义”受到批判，而代之以阶级性为标准，于是动辄对古代作家划阶级成分，乱贴标签。直到新时期以来，才重新用“人民性”来作为对古代文学的评价标准。在哲学界，对传统思想的阶级属性、历代思想家的阶级划分也莫不如此。因此，今天我们特别要防止对所评论的人物及其作品褒贬任声，抑扬过实的情况。
三百多年前，参加抗清斗争失败的王夫之老人担心中华传统文脉中断，在深山中整理古代文化经典，写下“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对联，表达他对这一信念的坚守不移。我们这一代学人，一定能够不负时代的厚望，在弘扬传统文化中不断创新，开拓出中华学术的新局面。
注释
①《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91年。②张永祥：《反者道之动》，叶蓓卿编：《“新子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14年，第82页。③郭沫若：《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后记）。
作者简介：汤漳平，男，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漳州36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