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接待”，早在2000年前秦汉时期就有，尽管总的看来，史上反奢侈接待和铺张浪费收效甚微，但依然有不少君臣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秦汉时期，全国就建立了以各级政府机关和官办驿站为依托，免费接待过往官员的接待系统。出差官员只要持有通行凭证，就可免费享受驿站提供的饮食、住宿、车马交通等服务，经费一般中央或地方政府负担。
　　历代王朝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对官员出差接待标准大多作了硬性规定。朱元璋还动用严刑峻法整治“超规格接待”问题，甚至做出过“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的规定，其中流传至今的“四菜一汤”，就是朱元璋的发明。跟历朝皇帝相比，朱元璋非常俭朴。当他发觉官员们出差公干时有公款吃喝、铺张浪费的苗头，便趁马皇后过生日机会召集群臣吃饭，可令大臣们没想到的是：第一道菜是炒萝卜，第二道菜是炒韭菜，第三道是两大碗青菜，最后一道是葱花豆腐汤。众臣疑惑不解，朱元璋解释道：“萝卜上了街，药店无买卖;韭菜青又青，长治久安定人心;两碗青菜一样香，两袖清风好丞相;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洁如日月。”于是“四菜一汤”的接待标准就这样流传至今。
　　但纵观历史，地方官吏为了讨好上级或迫于上级淫威，公款吃喝、送礼行贿、迎送讲排场之风盛行，成了几千年官场上久治不愈的痼疾顽症，甚至不少官员因接待不周而成为阶下囚。史上不仅有像朱元璋那样严惩“接待讲排场”的皇帝，也有少数官员“出污泥而不染”，牢记皇帝教诲，就是不信邪，向庞大的官场顽症讲排场、极度奢侈豪华的“三公消费”宣战。
　　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杭州城极为繁华，中央派赴该路的监司大多在城内设立办事处，这个去了那个又来，以至杭州领导班子不得不专门安排一员副职陪他们吃喝玩乐。此时任杭州通判的苏东坡就扮演过这个角色，因为不胜酒力，疲于应付，他经常对同僚发牢骚，说杭州通判这个差事是“酒食地狱”。由此可见，古代肆意公款吃喝到了何种地步。

　　如果苏东坡对公务接待“潜规则”没有办法，只能发发牢骚，那么，东汉末年的刘备、张飞、海瑞、林则徐等，则是公开向奢靡之风宣战的典范。
　　刘备在桃园结义后，与关羽、张飞一起参与讨伐黄巾起义军，大小打了30余仗，立了累累战功，却只被封了一个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官职。一天，督邮（相当于邮政局长）路过这个县，刘备所在县的县令出差，只好他出面接待，由于吃喝招待不周，再加上没有送礼，督邮便故意刁难，逼迫县衙的工作人员指控刘备欺压百姓。张飞得知后大怒，将督邮揪出馆驿，痛打一顿，砸烂官场接待潜规则当然后果严重，刘、关、张三人只得辞官而去。
　　明代海瑞出任浙江省淳安县知县时，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带了一大批随从经过淳安县，住在驿馆。海瑞对手下说，不管来者身份如何，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然而这个骄横的“官二代”见小小的淳安县令竟敢对自己如此怠慢，立即大发雷霆，居然命人把驿吏捆绑起来，倒吊在梁上。海瑞听说后，马上启动预案，带着差役赶到驿馆，喝令将那胡公子一行抓起来。他说：“胡总督早有吩咐，要各县招待过往官吏时不得铺张浪费，所以现在这位胡公子一定是假冒的。”说罢便将他们痛打一顿，赶出了县境。
　　海瑞当官那时，按照当时的“潜规则”：如果是巡抚等部级领导路过淳安，接待费要银子三四百两，相当于10万元人民币;一般同级官员路过淳安，大概要用接待费二三十两银子，以粮价折算，在6000元人民币左右。而海瑞才不管这些潜规则，他只遵循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公务接待标准，至于礼品、红包、迎送排場等额外的接待一概没有。
　　按照朱元璋的接待标准：同级官员的伙食费、随从的伙食费、用船用夫费，合计不过五六钱银子，约150元人民币。如果巡抚等上级领导驾到，另加一只鹅、一只火腿，市价二钱银子，再补充五六分银子的蔬菜，合计不过200元人民币。海瑞非常赞同这个标准，认为足以保证客人吃得可口了。
　　如果说搞“软对抗的苏东坡”“硬对抗的张飞、海瑞、薛礼勤”都属于“以下抗上”的最牛官员，那么林则徐则是“以上抗下”对抗官场接待顽疾的“最牛官员”。
　　1839年，朝廷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这位钦差大臣发出的第一道公文却与鸦片毫无关系：“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务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送，私送者定行特参。”此令一出，各地官员顿时议论纷纷，私下里质疑林则徐。要知道，几千年来，官员之间的迎来送往已成为中国古代官场中公开的“潜规则”。即使林则徐禁令如此，从北京到广州，一路上仍有不少地方官员想乘机巴结林则徐，但由于林则徐坚持原则，为此还严惩了个别违规者，才使自己没有被官场的这种不良风气所污染。身为钦差大臣，林则徐竟需要动真格才能禁绝官场的超标准接待，实在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