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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环境基金（GEF）支持下，联合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于2002年发起的一个大型项目。200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6个国家选择了5个不同类型的传统农业系统作为首批保护试点。经过10多年的努力，目前已有36个GIAHS项目，分布在15个国家，其中中国有11个，位居世界各国之首。
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的项目官员，戴卫东参与了GIAHS项目从准备到实施、验收的全部过程，亲眼目睹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短短10年间，中国科学院和农业部在GIAHS项目执行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不仅推动了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同時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农业领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引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成功实践者
戴卫东认为，中国是粮农组织GIAHS动态保护理念最成功的实践者。
在2005年所确定的首批6个GIAHS项目试点国家中，中国的工作无疑是最为成功的——项目执行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农业部）与具体实施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政府）密切配合，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提高了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的遗产保护意识，探索了行之有效的保护途径和措施，在有效保护传统稻鱼共生系统及其所蕴含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农业生态景观、农业民俗文化、农业生产技术的同时，通过农产品和特色食品加工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拓展了农业生产功能和发展方式，提高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当地农民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
“青田的经验特别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成功推广到其他地区，在农业部的统一组织和中国科学院有关专家的技术支持下，中国的GIAHS数量已达到11个，同时还率先开展了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
他补充说，有关管理部门和科研人员合作，开展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体制与机制建设探索，在国际上率先成立了专家委员会，颁布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也写入了国务院有关文件中。
重要推动者
中国是粮农组织GIAHS项目最重要的推动者。“中国是最早响应并积极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国家，一批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戴卫东回忆，在粮农组织召开的历次国际论坛上，中国都积极宣传介绍自己的实践经验；2011年，中国科学院李文华院士当选指导委员会主席，对于GIAHS项目的顺利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6月，农业部与FAO协商从中国捐赠的“南南合作”信托基金中列支200万美元，用于开展GIAHS有关工作；农业部联合粮农组织分别于2014、2015年举办了两期“GIAHS高级别培训班’，有30多个国家的60多人次前来学习；在农业部的推动下，2014年召开的APEC第三届农业与粮食部长会议通过的《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北京宣言》中强调，要“加大各经济体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方面所作的努力”。
正是在中国政府等的强力推动下，GIAHS于2015年6月被正式列入FAO的常规工作。
主要引领者
“中国是国际GIAHS保护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最主要引领者。”戴卫东说。
在GIAHS项目实施过程中，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文华院士和闵庆文研究员团队为代表，一批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的不同领域的科研人员，围绕农业文化遗产的起源与演化、农业生物多样性与适应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效应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多功能价值与可持续性评价、生态农业与多功能农业发展、旅游发展潜力与可持续旅游发展对策、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与制度建设等开展了多学科综合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倡导成立了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会、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等学术交流平台；在有关高校开设了农业文化遗产课程或讲座。
“此外，还招收了农业文化遗产方向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培养了一批有志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年轻人才。”
担当传承重任
戴卫东认为，“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农业文化。”
然而，谁来担负延续一种古老耕作方式的重任？谁又能远离文化变迁、技术进步、生态变化来独守传统，从而更好地服务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这是急待研究的课题。
戴卫东的看法是：不刻意追求大而多，也不一定要对被列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某种耕作方式及农耕文化进行大范围推广。
“但至少在那些地理偏僻、生态脆弱、耕作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可以适当保留传统的耕作方式及农耕文化，并通过多功能价值的挖掘，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譬如，他说，在农业机械难以施展“才华”和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土地退化的山区，就可以让某些传统的耕作方式当家，像红河的稻作梯田、青田的稻田养鱼、从江的稻鱼鸭、万年的贡米生产基地等。这样的生产方式，既适合那里的自然条件，也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在谈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时，他强调，“我们所进行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保护整个的农耕系统。农耕系统保住了，与之相伴的农业文化、生物多样性及可持续发展思想等就全都保住了。如果一个农耕系统丢失了，那就会丢失一大片。一个系统的丢失，比一个生物物种的丢失更可怕。”
戴卫东呼吁，由各省农业主管部门牵头，建立农业文化遗产联合保护机构，参加单位包括文物、农业、水利、林业、畜牧业、渔业及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以确定保护范围，各司其职，实施对原生态物种的修复、传统农业生产技艺、设施的保护等任务。同时，在普查基础上，筛选出重点保护目录，尤其是濒临灭亡的重要遗产，由上述部门按各自职责加以保护。
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的项目官员，戴卫东参与了GIAHS项目从准备到实施、验收的全部过程，亲眼目睹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短短10年间，中国科学院和农业部在GIAHS项目执行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不仅推动了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同時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农业领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引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成功实践者
戴卫东认为，中国是粮农组织GIAHS动态保护理念最成功的实践者。
在2005年所确定的首批6个GIAHS项目试点国家中，中国的工作无疑是最为成功的——项目执行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农业部）与具体实施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政府）密切配合，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提高了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的遗产保护意识，探索了行之有效的保护途径和措施，在有效保护传统稻鱼共生系统及其所蕴含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农业生态景观、农业民俗文化、农业生产技术的同时，通过农产品和特色食品加工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拓展了农业生产功能和发展方式，提高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当地农民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
“青田的经验特别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成功推广到其他地区，在农业部的统一组织和中国科学院有关专家的技术支持下，中国的GIAHS数量已达到11个，同时还率先开展了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
他补充说，有关管理部门和科研人员合作，开展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体制与机制建设探索，在国际上率先成立了专家委员会，颁布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也写入了国务院有关文件中。
重要推动者
中国是粮农组织GIAHS项目最重要的推动者。“中国是最早响应并积极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国家，一批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戴卫东回忆，在粮农组织召开的历次国际论坛上，中国都积极宣传介绍自己的实践经验；2011年，中国科学院李文华院士当选指导委员会主席，对于GIAHS项目的顺利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6月，农业部与FAO协商从中国捐赠的“南南合作”信托基金中列支200万美元，用于开展GIAHS有关工作；农业部联合粮农组织分别于2014、2015年举办了两期“GIAHS高级别培训班’，有30多个国家的60多人次前来学习；在农业部的推动下，2014年召开的APEC第三届农业与粮食部长会议通过的《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北京宣言》中强调，要“加大各经济体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方面所作的努力”。
正是在中国政府等的强力推动下，GIAHS于2015年6月被正式列入FAO的常规工作。
主要引领者
“中国是国际GIAHS保护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最主要引领者。”戴卫东说。
在GIAHS项目实施过程中，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文华院士和闵庆文研究员团队为代表，一批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的不同领域的科研人员，围绕农业文化遗产的起源与演化、农业生物多样性与适应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效应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多功能价值与可持续性评价、生态农业与多功能农业发展、旅游发展潜力与可持续旅游发展对策、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与制度建设等开展了多学科综合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倡导成立了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会、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等学术交流平台；在有关高校开设了农业文化遗产课程或讲座。
“此外，还招收了农业文化遗产方向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培养了一批有志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年轻人才。”
担当传承重任
戴卫东认为，“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农业文化。”
然而，谁来担负延续一种古老耕作方式的重任？谁又能远离文化变迁、技术进步、生态变化来独守传统，从而更好地服务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这是急待研究的课题。
戴卫东的看法是：不刻意追求大而多，也不一定要对被列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某种耕作方式及农耕文化进行大范围推广。
“但至少在那些地理偏僻、生态脆弱、耕作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可以适当保留传统的耕作方式及农耕文化，并通过多功能价值的挖掘，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譬如，他说，在农业机械难以施展“才华”和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土地退化的山区，就可以让某些传统的耕作方式当家，像红河的稻作梯田、青田的稻田养鱼、从江的稻鱼鸭、万年的贡米生产基地等。这样的生产方式，既适合那里的自然条件，也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在谈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时，他强调，“我们所进行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保护整个的农耕系统。农耕系统保住了，与之相伴的农业文化、生物多样性及可持续发展思想等就全都保住了。如果一个农耕系统丢失了，那就会丢失一大片。一个系统的丢失，比一个生物物种的丢失更可怕。”
戴卫东呼吁，由各省农业主管部门牵头，建立农业文化遗产联合保护机构，参加单位包括文物、农业、水利、林业、畜牧业、渔业及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以确定保护范围，各司其职，实施对原生态物种的修复、传统农业生产技艺、设施的保护等任务。同时，在普查基础上，筛选出重点保护目录，尤其是濒临灭亡的重要遗产，由上述部门按各自职责加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