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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际传播能力;理论研究;国际舆论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汇的关键节点上，我国对外宣传工作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为对外宣传工作指路引航，对国际传播研究提出了新要求，促使研究者围绕什么是国际传播能力、如何建设国际传播能力、如何用好国际传播能力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国际传播能力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和侧重。革命战争年代，在条件极其艰苦、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党主动与来华外国记者交流、运作海外出版、开办对外广播节目等，设法让世界了解党的存在、主张和行动，国际传播能力主要表现为点上的突破力，借由重点问题、重点事件、重点人物面向重点国家、重点人群发声。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党成为执政党，积极布局建设专业的国际传播机构，通过短波广播、报刊发行、图书出版等，传播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对重大问题的立场看法，国际传播能力主要表现为点与点间的连接力，在中国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间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系。改革开放后，我国国际传播机构在传播主体、产品形态和交往对象上都趋于多元化，努力塑造中国扩大开放、拥抱世界的崭新形象，国际传播能力主要表现为以点成线、以线成面的覆盖力，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国际交往范围空前扩大，全球参与度持续提升，综合国力不断跃升，主动顺应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技术发展趋势，国内从事国际传播的媒体与机构在内容量、覆盖率、到达率、落地率等量化指标上都位居世界前列。
历史经验说明，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点和目标设定随着物质条件、综合国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前所未有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面对中美经贸摩擦、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西方在涉疆、涉港事务上对我横加干涉等，“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越发迫切，对国际传播能力的理解也要随之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将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具体化为5个方面：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这就要求我国国际传播能力要从数量积累到质量齐升，从入耳入眼到入脑入心，从谋划一隅到规划全局，在点、线、面的基础上，朝着全方位、高层次、立体化方向发展，锻造思想、文化、情感上的穿透力。
打造与我国国力相匹配的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系统的建设必不可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可分为3个层次：表层上，是国际传播基础设施、渠道、队伍的建设，主要依靠技术和物质上的投入;中层上，是优化国际传播呈现方式，提升相关人员技术技能，主要依靠经验积累与能力培训;深层上，是话语叙事和思想体系的构建、资源整合与人脉拓展、运作机制的理顺，主要依靠战略布局与统筹协调。要进行体系性的重塑与重构，用整体性的部署和安排应对新形势新要求，在继续加强表层和中层建设的同时，下更大力气推动深层的能力建设。新阶段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目标是要搭建国际舆论生态系统，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整体规划和系统支撑，特别是研究支撑。
一方面，国际传播能力的学理探究必须与业务实践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顶层设计”“战略传播体系”“研究布局”等概念。“顶层设计”强调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有序进行，根据战略目标，安排好投入、发展顺序。“战略传播体系”是理念先行，由国内学界引入的一个概念，还需要通过研究不断细化，并在中国国际传播具体的实践中本土化。“研究布局”不仅是指研究工作，还指整体性的能力提升和力量的科学分布。
另一方面，国际传播能力的学理探究必须实现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研究，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国内外部分学者认为国际传播涉及众多方面，没有明确的边界，因而否定其独立学科地位。但结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这个特点恰恰是优势。一个体系的建设涉及方方面面，国际传播研究要与之相適应。
近年来，我国有计划地加大投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西方国家对华舆论战与贸易战、科技战、外交战等相结合，使我外部压力持续加大。因此，我们要用好多年积累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成果，既要在重点领域发力，短时间形成足以制敌的“杀手锏”“关键一招”，又要从长远上加强整体布局与规划，合理调用资源，注意综合能力提升，避免剑走偏锋。新形势下，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应用研究，形成良好的“学”“用”互动关系。
强化思想力。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国国际传播应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基本目标之上，强调围绕“国之大者”，强化理论武装，内外一体开展思想理念国际传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中国文化的结合，对外阐释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争取最广泛的理解与支持，稳步构建起中国特色国际传播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人才体系。
丰富工具箱。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面对的是一场“非对称性战争”，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力量对比，适时灵活采取“运动战”“游击战”，需要对传播技术、战术战法加强研究，不断丰富策略库、武器库，培育“巧实力”，用好后发优势。
凝聚多主体。根据目标定位，注重将各类传播主体纳入整体的战略传播体系，汇聚各类传播主体与资源，协同建设具有当代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国际传播体系。为此，要全面加强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创新国际传播思维范式，系统性进行人才培养培训，构建全民参与的工作体系。
明确方法论。首先，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党史学习教育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外宣史是个巨大宝藏，其中蕴含的策略、规律、原理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其次，合理借鉴他国经验。国际传播能力与国力、国运密切相关，应根据我国目前发展阶段与面临的问题，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和俄罗斯等国在类似阶段或相似问题上的成功做法。再次，积极引进跨界经验。我国政府部门在对外交往、企业单位在“走出去”过程中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值得国际传播机构举一反三、灵活应用，提高传播效能。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N].人民日报，2021-6-2（1）.
[2]于运全.论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对外传播新发展[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22）.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汇的关键节点上，我国对外宣传工作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为对外宣传工作指路引航，对国际传播研究提出了新要求，促使研究者围绕什么是国际传播能力、如何建设国际传播能力、如何用好国际传播能力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全面理解国际传播能力
国际传播能力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和侧重。革命战争年代，在条件极其艰苦、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党主动与来华外国记者交流、运作海外出版、开办对外广播节目等，设法让世界了解党的存在、主张和行动，国际传播能力主要表现为点上的突破力，借由重点问题、重点事件、重点人物面向重点国家、重点人群发声。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党成为执政党，积极布局建设专业的国际传播机构，通过短波广播、报刊发行、图书出版等，传播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对重大问题的立场看法，国际传播能力主要表现为点与点间的连接力，在中国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间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系。改革开放后，我国国际传播机构在传播主体、产品形态和交往对象上都趋于多元化，努力塑造中国扩大开放、拥抱世界的崭新形象，国际传播能力主要表现为以点成线、以线成面的覆盖力，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国际交往范围空前扩大，全球参与度持续提升，综合国力不断跃升，主动顺应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技术发展趋势，国内从事国际传播的媒体与机构在内容量、覆盖率、到达率、落地率等量化指标上都位居世界前列。
历史经验说明，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点和目标设定随着物质条件、综合国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前所未有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面对中美经贸摩擦、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西方在涉疆、涉港事务上对我横加干涉等，“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越发迫切，对国际传播能力的理解也要随之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将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具体化为5个方面：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这就要求我国国际传播能力要从数量积累到质量齐升，从入耳入眼到入脑入心，从谋划一隅到规划全局，在点、线、面的基础上，朝着全方位、高层次、立体化方向发展，锻造思想、文化、情感上的穿透力。
系统规划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打造与我国国力相匹配的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系统的建设必不可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可分为3个层次：表层上，是国际传播基础设施、渠道、队伍的建设，主要依靠技术和物质上的投入;中层上，是优化国际传播呈现方式，提升相关人员技术技能，主要依靠经验积累与能力培训;深层上，是话语叙事和思想体系的构建、资源整合与人脉拓展、运作机制的理顺，主要依靠战略布局与统筹协调。要进行体系性的重塑与重构，用整体性的部署和安排应对新形势新要求，在继续加强表层和中层建设的同时，下更大力气推动深层的能力建设。新阶段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目标是要搭建国际舆论生态系统，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整体规划和系统支撑，特别是研究支撑。
一方面，国际传播能力的学理探究必须与业务实践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顶层设计”“战略传播体系”“研究布局”等概念。“顶层设计”强调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有序进行，根据战略目标，安排好投入、发展顺序。“战略传播体系”是理念先行，由国内学界引入的一个概念，还需要通过研究不断细化，并在中国国际传播具体的实践中本土化。“研究布局”不仅是指研究工作，还指整体性的能力提升和力量的科学分布。
另一方面，国际传播能力的学理探究必须实现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研究，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国内外部分学者认为国际传播涉及众多方面，没有明确的边界，因而否定其独立学科地位。但结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这个特点恰恰是优势。一个体系的建设涉及方方面面，国际传播研究要与之相適应。
科学合理调用建设力量
近年来，我国有计划地加大投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西方国家对华舆论战与贸易战、科技战、外交战等相结合，使我外部压力持续加大。因此，我们要用好多年积累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成果，既要在重点领域发力，短时间形成足以制敌的“杀手锏”“关键一招”，又要从长远上加强整体布局与规划，合理调用资源，注意综合能力提升，避免剑走偏锋。新形势下，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应用研究，形成良好的“学”“用”互动关系。
强化思想力。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国国际传播应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基本目标之上，强调围绕“国之大者”，强化理论武装，内外一体开展思想理念国际传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中国文化的结合，对外阐释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争取最广泛的理解与支持，稳步构建起中国特色国际传播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人才体系。
丰富工具箱。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面对的是一场“非对称性战争”，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力量对比，适时灵活采取“运动战”“游击战”，需要对传播技术、战术战法加强研究，不断丰富策略库、武器库，培育“巧实力”，用好后发优势。
凝聚多主体。根据目标定位，注重将各类传播主体纳入整体的战略传播体系，汇聚各类传播主体与资源，协同建设具有当代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国际传播体系。为此，要全面加强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创新国际传播思维范式，系统性进行人才培养培训，构建全民参与的工作体系。
明确方法论。首先，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党史学习教育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外宣史是个巨大宝藏，其中蕴含的策略、规律、原理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其次，合理借鉴他国经验。国际传播能力与国力、国运密切相关，应根据我国目前发展阶段与面临的问题，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和俄罗斯等国在类似阶段或相似问题上的成功做法。再次，积极引进跨界经验。我国政府部门在对外交往、企业单位在“走出去”过程中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值得国际传播机构举一反三、灵活应用，提高传播效能。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N].人民日报，2021-6-2（1）.
[2]于运全.论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对外传播新发展[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