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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30年的岁月之河中，商业流行词如一叶叶扁舟，伴随每一个商业流行词的，是无数曾经的风流人物。
每一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商业流行词——
大包干、承包制、合资企业、投机倒把、倒爷、炒股、三角债、产权改革、下海经商、企业自主权、贸易摩擦、联营、走私、共同致富、非法集资、下岗、多元化、国际化、国有垄断、红帽子……
在长达30年的岁月之河中，这些流行词如一叶叶扁舟，在峰尖谷底起伏翻腾。
有些商业流行词汇，已经慢慢驶出了我们的视线甚至记忆；有些商业流行词还在继续幻化演变；而更多的商业流行词层出不穷。
伴随每一个商业流行词的，是无数曾经的风流人物。
如果我们眼光不够长远，这些词与人物将淡出我们的视线；如果我们记忆不够牢靠，这些词汇与人物将模糊在我们头脑的褶皱中；但幸运的是，还会有企业史、商业史、改革史??给这些词汇和人物留有一席之地。
当今天的你和我、明天的他和她，翻开这些历史的篇章，那些风行一时的词汇和人物会再次奔袭而来。
下海经商
邓小平的两次南巡揭开了新中国公司元年的序幕。
中国几次大的下海经商浪潮发生在1981年、1984年和1992年等几个年份。
1981年主要两大因素导致了社会大量剩余劳动力：一个是大批知青返乡；一个是国企的“三产”和“停薪留职”。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很多人的行为还算不上经商，大多都是养鸡、做家具、摆大碗茶之类的小打小闹。“三产”本来是国企主业受阻后展开的商业自救，却本末倒置，没有真正解决冗员过多、效率低下的问题，反而导致人心涣散。
后面两次下海经商浪潮都与邓小平南巡紧密相关。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央领导人寄予厚望的国企改革始终见效甚微，反而南方那片不毛之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1984年元旦刚过，邓小平开始了第一次南巡，先后去了深圳和珠海，并题词肯定两个特区的经济发展。随即，中央宣布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中国出现了壮观的“孔雀东南飞”景象，大批青年奔向了南方的热土。燥热的情绪迅速发酵，最终导致了“全民经商”浪潮的来临。
这一年创业的人有柳传志、王石、张瑞敏、李经纬、段永平、赵新先、李东生、潘宁、牟其中等人，后来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
在短暂的倒春寒后，邓小平于1992年元旦后开始了第二次南巡。
与第一次的相对谨慎相比，这一次邓公热情洋溢地称赞了特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等旗帜鲜明的观点。
正如其后的两会期间刊发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标题所渲染的一样，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新的下海经商热。
这次浪潮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大批中低层官员毅然跳下了海，其中包括陈东升、郭凡生、冯仑、田源、薄熙成等人。
三角债
困扰中国经济长达数年的魔鬼之链终于解开。
因为上一年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于1989年开始实施强硬的宏观紧缩政策，商品在一夜之间从抢购变成滞销，大多数企业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经历了“冰火两重天”，造成了企业大量的库存和资金紧绷、互相之间拖欠的恶性循环。
据资料显示，当年3月末，全国企业超过正常结算期的拖欠总额高达1085亿元。这个叫“三角债”的难题，将在数年时间内一直困扰中国的经济发展。
1991年5月，发生了一件新闻媒体替企业要债的趣闻。
在几年时间内，上海宝钢被拖欠的“三角债”已经累积达20多亿元，企业和政府使用浑身解数也收效甚微，宝钢濒临绝境。一不做二不休，宝钢干脆把100多家欠债企业名单在媒体上刊登出来。于是，随后的几个月时间内，全国很多媒体记者掀起了一股替宝钢去要债的热潮，而且收效显著。
也在这一年，朱镕基从上海市委书记调到北京任副总理。素以强硬和务实著称的他，上任后啃下的第一块硬骨头就是“三角债”。他远赴深受“三角债”之苦的东北三省进行坐镇督战，并在回京后召开了全国清理“三角债”电话会议。
清理过程中朱镕基还邀请众多媒体进行监督促进。到第二年5月，全国清理固定资产项目4283个，收到了注入1元资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困扰中国经济长达数年的魔鬼之链终于解开。
投机倒把/倒爷
有时候运气很重要，甚至能决定人的命运，曾经的倒爷王石、柳传志就是幸运儿。
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禁止乡镇社队企业的“无序”生长，避免同国企争夺原料。
这一年，韩庆生等四个国企的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为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让这家农机厂起死回生，每人也得到了600元酬劳。但后来，韩庆生却因“技术投机倒把罪”，被判入狱300天；第二年，因小商品兴起的温州，却爆发了“八大王事件”，包括“电机大王”胡金林等八人在内，因为“投机倒把”和“严重扰乱经济秩序”被公安机关追捕；1983年，牟其中因为倒卖座钟，被捕入狱一年……而这种利用专政力量对体制外资本进行遏制，一直将持续20余年。
1983年前后，“倒爷”最集中的地方是北京和深圳。前者是政策资源和钱权交易的中心，后者是因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成为“倒全国、卖全国”的“倒爷天堂”。深圳的前十年，并非是原先设想的靠吸引外资发展起来的，而是一帮“倒爷”倒出来的。
柳传志刚创业的1984年，曾经头脑发热、拿着社科院计算机所给的20万元开办费加入了“倒爷”行列，但第一次倒卖彩电就给骗走了14万元；而远在深圳的王石远比柳传志幸运，他靠倒卖玉米积累了第一桶金。
1985年，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海南倒卖汽车案。在那段时间内，全岛陷入了疯狂之中，人人争跑批文、个个倒卖汽车，短短一年多时间内，通过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先后批准进口8.9万辆。当时的海南行政区一把手雷宇被撤职，组织部长林桃森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无期徒刑。
1985年初，国家宣布实行“价格双轨制”，这直接促进了“倒爷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一方面，“投机倒把”行为扰乱了经济秩序、滋生了官场腐败、导致了一批灰色暴富阶层的诞生；另一方面，全国无数的“倒爷”们，如白蚁般把计划经济的坚固堤岸啃噬得千疮百孔，并最终崩溃。
1997年《刑法》修订时，终于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名，这个披着浓重计划经济色彩的字眼淡出了历史。
股市/炒股/资本运作
虽然股市高低错落，但高西庆、王波明等人却永成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开拓者。
完全是一厢情愿，1988年8月，在纽约工作的律师高西庆和证券交易员王波明跑回国内，怂恿相关部门筹建中国的股票交易所。
在一次汇报会上，中央领导和专家们对此发表意见：一是条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
而此时在上海，管金生、阚治东等人已经卷起袖子干了起来，相继成立了申银、海通、万国等三家证券公司。
一个叫杨怀定的仓库管理员闻到了空气中的腥味，怀揣借来的10万元跑遍了当时政府允许开放国库券转让的7个城市。短短余月，杨怀定变成了大名鼎鼎的“杨百万”。
1990年6月，35岁的上海人民银行分行金融管理处副处长尉文渊受命筹建上海证交所。当时，可供他烹饪的只有“三把蔬菜”（万国、申银、海通三家证券公司）和“六块肉”（符合上市资格的6家公司）。12月19日举行了上海证交所开业典礼，朱镕基致辞。总裁尉文渊敲完开市锣后便激动的晕倒在地。而在此之前的12月1日，深圳市证交所却“未婚先孕”，在没有中央政府批文的情况下抢先开市。
因为受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刺激，中国股市开始呈现出亢奋的态势。
尉文渊在当年5月宣布放开股价，并发明了“大户室”；而深圳的股票则从无人问津突然变成争相抢购，发行新股只得实行凭身份证抽签的办法。于是，两天之内深圳涌进了上百万抢领抽签表的人。拥挤的人群中，就有后来成为资本大鳄的唐万新的身影。由于抽签表发放出现了集体舞弊事件，最终导致了群体恶性事件。这一事件，也直接催生了证监会的诞生。
1993年，股市发生了宝延风波和苏三山案，这奠定了中国股市的灰色基调。两年后，“证券之父”管金生在国债期货市场与有政府背景的中国经济开发总公司对赌，最终爆发了“3.27事件”。管金生因此被捕，尉文渊也受牵连被免职。第二年，万国与申银合并为申银万国。
发育不健全的股市给了那些半死不活的国企一个全新的狩猎场，他们开始了肆无忌惮的融资圈钱游戏，并直接诞生了大批“壳资源”和以此兴风作浪的庄家们。
1999年突然来临的“5.19行情”，更是让吕梁、唐万新、刘波、宋朝弟、宋如华等庄家疯狂起舞。“把自己变成野兽，也就摆脱了做人的痛苦”，中国股市沦落为没有道德底线的野蛮之域。
2006年6月6日，中国股市跌入冰点。欲哭无泪的股民们终于等来了股权分置改革，这给死气沉沉的股市带来了新的生机。一年后，终于迎来了全民狂欢的股市盛景。但在狂热之中，灰色操纵和投机色彩却愈发浓烈。
好景不长，2008年的股市又高位跳水，跌去了近六成。中国股民们在奥运会的全国欢庆热浪中继续苦苦支撑。
产权改革
产权问题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家最为致命的生死坎。
在计划体制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企业家，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有了产权意识的觉醒，开始了一轮持续20多年的艰苦卓绝、跌宕起伏的追求资本人格独立的斗争。
1988年，当绝大数人还在承包制的圈子里折腾的时候，柳传志却跑到香港成立了合资的贸易公司，而王石正在和公司的大股东进行坚决的抗争，鲁冠球则通过“花钱买不管”界定了产权。他们都为以后的产权改革留下了极为隐晦的伏笔。
国企改革一直是一个让各级政府领导人头痛的难题。在失去耐心后，有些地方开始主张国企“安乐死”，希望达到“死一块活一片”的目的。有经济学家据此提出了“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方针。
于是，一场浩大的资本盛宴开始了。其中最为冒进的是诸城市市长陈光，因为将全市所有272家国营或集体企业全部出售给了个人，因此被称为“陈卖光”。
出售国企的出路之一是由让经营不错的国企兼并亏损的国企。比如宗庆后的校办工厂兼并了当地的大型国企——杭州罐头厂；出路之二是向外资出售。最离奇的是中策并购案。一个叫黄鸿年的印尼籍华人，在1992年4月到1993年6月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先后收购了全国各地几百家国企。这引发了其他国外企业的争相效仿；出路之三是出售给国内民营资本。集体企业活跃的浙江，进行了大规模的产权变革，称为“量化改革”。
到1996年前后，浙江80%的中小集体企业都完成了产权量化改造，催生了一大批亿万富翁。
1998年，政府针对国企开始了新一轮更为猛烈的产权改革，那就是“国退民进”。
这场运动从1997年开始试点，到1998年大规模推广，一直到2003年进入尾声，彻底改变了国企所有制格局，也导致了地方政府、国有资本、国外资本、民营资本等几方的一场利益大博弈。
产权问题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家最为致命的生死坎。围绕这个难题，酿造了众多企业家无尽的悲喜剧：沉沦的有李经纬、郑俊怀、仰融、潘宁等人；飙升的有柳传志、王石、鲁冠球等人；而海尔的张瑞敏、长虹的赵勇、海信的周厚健等人一直在岸边谨慎地观望并伺机而动。
多元化/国际化
如果说多元化让史玉柱吃一堑长一智，国际化却让李东生吞下了难咽的苦果。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多元化思想开始在中国企业家脑海中疯长。
最典型的是首钢。除了钢铁的主业以外，它涉及的领域有自行车、医院、杠铃、大衣、家具、房地产、饭店、机器、计算机、银行、面条等，几乎是全面出击、四处开花，从事产业之多、之杂让人瞠目结舌。
三九集团的赵新先也不甘人后。乘着“抓大放小”的政策东风，赵新先成立了三九投资管理公司，委派60多名干部浩浩荡荡开往全国进行企业收购。从1996年到2001年之间，一共收购了140多家地方企业。
前来中国考察的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忧心忡忡地提出：“我认为中国人有点儿急躁。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至于中国企业家很难专注于某个领域。”但他的声音没有几个人会听进去。不久，就有一些企业开始为无节制的多元化付出代价，其中的典型是太阳神、巨人集团、三九集团等。
伴随多元化而来的是国际化冲动。从1999年开始，雄心勃勃的李东生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国际化扩张。让“多元化大师”韦尔奇都备感棘手的法国汤姆逊彩电，却被李东生信心百倍地收至麾下。但20多年来一直顺风顺水的李东生，最终却栽在了这个国际化收购上面。
但国际化似乎是愈发壮大的中国企业不可回避的出路。
在国内价格战的厮杀中，中国家电的利润已经“薄得像刀片一样”，张瑞敏觉得，唯一的出路便是实现全球化布局，实现高增值下的高增长。在这种思想下，联想、海尔、华为、万向等国内优秀企业，都开始前赴后继地踏上了国际化的征途。
对中国企业而言，国际化是一个必然趋势，问题是：谁将是不慎牺牲的烈士？
每一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商业流行词——
大包干、承包制、合资企业、投机倒把、倒爷、炒股、三角债、产权改革、下海经商、企业自主权、贸易摩擦、联营、走私、共同致富、非法集资、下岗、多元化、国际化、国有垄断、红帽子……
在长达30年的岁月之河中，这些流行词如一叶叶扁舟，在峰尖谷底起伏翻腾。
有些商业流行词汇，已经慢慢驶出了我们的视线甚至记忆；有些商业流行词还在继续幻化演变；而更多的商业流行词层出不穷。
伴随每一个商业流行词的，是无数曾经的风流人物。
如果我们眼光不够长远，这些词与人物将淡出我们的视线；如果我们记忆不够牢靠，这些词汇与人物将模糊在我们头脑的褶皱中；但幸运的是，还会有企业史、商业史、改革史??给这些词汇和人物留有一席之地。
当今天的你和我、明天的他和她，翻开这些历史的篇章，那些风行一时的词汇和人物会再次奔袭而来。
下海经商
邓小平的两次南巡揭开了新中国公司元年的序幕。
中国几次大的下海经商浪潮发生在1981年、1984年和1992年等几个年份。
1981年主要两大因素导致了社会大量剩余劳动力：一个是大批知青返乡；一个是国企的“三产”和“停薪留职”。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很多人的行为还算不上经商，大多都是养鸡、做家具、摆大碗茶之类的小打小闹。“三产”本来是国企主业受阻后展开的商业自救，却本末倒置，没有真正解决冗员过多、效率低下的问题，反而导致人心涣散。
后面两次下海经商浪潮都与邓小平南巡紧密相关。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央领导人寄予厚望的国企改革始终见效甚微，反而南方那片不毛之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1984年元旦刚过，邓小平开始了第一次南巡，先后去了深圳和珠海，并题词肯定两个特区的经济发展。随即，中央宣布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中国出现了壮观的“孔雀东南飞”景象，大批青年奔向了南方的热土。燥热的情绪迅速发酵，最终导致了“全民经商”浪潮的来临。
这一年创业的人有柳传志、王石、张瑞敏、李经纬、段永平、赵新先、李东生、潘宁、牟其中等人，后来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
在短暂的倒春寒后，邓小平于1992年元旦后开始了第二次南巡。
与第一次的相对谨慎相比，这一次邓公热情洋溢地称赞了特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等旗帜鲜明的观点。
正如其后的两会期间刊发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标题所渲染的一样，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新的下海经商热。
这次浪潮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大批中低层官员毅然跳下了海，其中包括陈东升、郭凡生、冯仑、田源、薄熙成等人。
三角债
困扰中国经济长达数年的魔鬼之链终于解开。
因为上一年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于1989年开始实施强硬的宏观紧缩政策，商品在一夜之间从抢购变成滞销，大多数企业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经历了“冰火两重天”，造成了企业大量的库存和资金紧绷、互相之间拖欠的恶性循环。
据资料显示，当年3月末，全国企业超过正常结算期的拖欠总额高达1085亿元。这个叫“三角债”的难题，将在数年时间内一直困扰中国的经济发展。
1991年5月，发生了一件新闻媒体替企业要债的趣闻。
在几年时间内，上海宝钢被拖欠的“三角债”已经累积达20多亿元，企业和政府使用浑身解数也收效甚微，宝钢濒临绝境。一不做二不休，宝钢干脆把100多家欠债企业名单在媒体上刊登出来。于是，随后的几个月时间内，全国很多媒体记者掀起了一股替宝钢去要债的热潮，而且收效显著。
也在这一年，朱镕基从上海市委书记调到北京任副总理。素以强硬和务实著称的他，上任后啃下的第一块硬骨头就是“三角债”。他远赴深受“三角债”之苦的东北三省进行坐镇督战，并在回京后召开了全国清理“三角债”电话会议。
清理过程中朱镕基还邀请众多媒体进行监督促进。到第二年5月，全国清理固定资产项目4283个，收到了注入1元资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困扰中国经济长达数年的魔鬼之链终于解开。
投机倒把/倒爷
有时候运气很重要，甚至能决定人的命运，曾经的倒爷王石、柳传志就是幸运儿。
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禁止乡镇社队企业的“无序”生长，避免同国企争夺原料。
这一年，韩庆生等四个国企的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为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让这家农机厂起死回生，每人也得到了600元酬劳。但后来，韩庆生却因“技术投机倒把罪”，被判入狱300天；第二年，因小商品兴起的温州，却爆发了“八大王事件”，包括“电机大王”胡金林等八人在内，因为“投机倒把”和“严重扰乱经济秩序”被公安机关追捕；1983年，牟其中因为倒卖座钟，被捕入狱一年……而这种利用专政力量对体制外资本进行遏制，一直将持续20余年。
1983年前后，“倒爷”最集中的地方是北京和深圳。前者是政策资源和钱权交易的中心，后者是因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成为“倒全国、卖全国”的“倒爷天堂”。深圳的前十年，并非是原先设想的靠吸引外资发展起来的，而是一帮“倒爷”倒出来的。
柳传志刚创业的1984年，曾经头脑发热、拿着社科院计算机所给的20万元开办费加入了“倒爷”行列，但第一次倒卖彩电就给骗走了14万元；而远在深圳的王石远比柳传志幸运，他靠倒卖玉米积累了第一桶金。
1985年，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海南倒卖汽车案。在那段时间内，全岛陷入了疯狂之中，人人争跑批文、个个倒卖汽车，短短一年多时间内，通过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先后批准进口8.9万辆。当时的海南行政区一把手雷宇被撤职，组织部长林桃森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无期徒刑。
1985年初，国家宣布实行“价格双轨制”，这直接促进了“倒爷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一方面，“投机倒把”行为扰乱了经济秩序、滋生了官场腐败、导致了一批灰色暴富阶层的诞生；另一方面，全国无数的“倒爷”们，如白蚁般把计划经济的坚固堤岸啃噬得千疮百孔，并最终崩溃。
1997年《刑法》修订时，终于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名，这个披着浓重计划经济色彩的字眼淡出了历史。
股市/炒股/资本运作
虽然股市高低错落，但高西庆、王波明等人却永成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开拓者。
完全是一厢情愿，1988年8月，在纽约工作的律师高西庆和证券交易员王波明跑回国内，怂恿相关部门筹建中国的股票交易所。
在一次汇报会上，中央领导和专家们对此发表意见：一是条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
而此时在上海，管金生、阚治东等人已经卷起袖子干了起来，相继成立了申银、海通、万国等三家证券公司。
一个叫杨怀定的仓库管理员闻到了空气中的腥味，怀揣借来的10万元跑遍了当时政府允许开放国库券转让的7个城市。短短余月，杨怀定变成了大名鼎鼎的“杨百万”。
1990年6月，35岁的上海人民银行分行金融管理处副处长尉文渊受命筹建上海证交所。当时，可供他烹饪的只有“三把蔬菜”（万国、申银、海通三家证券公司）和“六块肉”（符合上市资格的6家公司）。12月19日举行了上海证交所开业典礼，朱镕基致辞。总裁尉文渊敲完开市锣后便激动的晕倒在地。而在此之前的12月1日，深圳市证交所却“未婚先孕”，在没有中央政府批文的情况下抢先开市。
因为受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刺激，中国股市开始呈现出亢奋的态势。
尉文渊在当年5月宣布放开股价，并发明了“大户室”；而深圳的股票则从无人问津突然变成争相抢购，发行新股只得实行凭身份证抽签的办法。于是，两天之内深圳涌进了上百万抢领抽签表的人。拥挤的人群中，就有后来成为资本大鳄的唐万新的身影。由于抽签表发放出现了集体舞弊事件，最终导致了群体恶性事件。这一事件，也直接催生了证监会的诞生。
1993年，股市发生了宝延风波和苏三山案，这奠定了中国股市的灰色基调。两年后，“证券之父”管金生在国债期货市场与有政府背景的中国经济开发总公司对赌，最终爆发了“3.27事件”。管金生因此被捕，尉文渊也受牵连被免职。第二年，万国与申银合并为申银万国。
发育不健全的股市给了那些半死不活的国企一个全新的狩猎场，他们开始了肆无忌惮的融资圈钱游戏，并直接诞生了大批“壳资源”和以此兴风作浪的庄家们。
1999年突然来临的“5.19行情”，更是让吕梁、唐万新、刘波、宋朝弟、宋如华等庄家疯狂起舞。“把自己变成野兽，也就摆脱了做人的痛苦”，中国股市沦落为没有道德底线的野蛮之域。
2006年6月6日，中国股市跌入冰点。欲哭无泪的股民们终于等来了股权分置改革，这给死气沉沉的股市带来了新的生机。一年后，终于迎来了全民狂欢的股市盛景。但在狂热之中，灰色操纵和投机色彩却愈发浓烈。
好景不长，2008年的股市又高位跳水，跌去了近六成。中国股民们在奥运会的全国欢庆热浪中继续苦苦支撑。
产权改革
产权问题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家最为致命的生死坎。
在计划体制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企业家，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有了产权意识的觉醒，开始了一轮持续20多年的艰苦卓绝、跌宕起伏的追求资本人格独立的斗争。
1988年，当绝大数人还在承包制的圈子里折腾的时候，柳传志却跑到香港成立了合资的贸易公司，而王石正在和公司的大股东进行坚决的抗争，鲁冠球则通过“花钱买不管”界定了产权。他们都为以后的产权改革留下了极为隐晦的伏笔。
国企改革一直是一个让各级政府领导人头痛的难题。在失去耐心后，有些地方开始主张国企“安乐死”，希望达到“死一块活一片”的目的。有经济学家据此提出了“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方针。
于是，一场浩大的资本盛宴开始了。其中最为冒进的是诸城市市长陈光，因为将全市所有272家国营或集体企业全部出售给了个人，因此被称为“陈卖光”。
出售国企的出路之一是由让经营不错的国企兼并亏损的国企。比如宗庆后的校办工厂兼并了当地的大型国企——杭州罐头厂；出路之二是向外资出售。最离奇的是中策并购案。一个叫黄鸿年的印尼籍华人，在1992年4月到1993年6月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先后收购了全国各地几百家国企。这引发了其他国外企业的争相效仿；出路之三是出售给国内民营资本。集体企业活跃的浙江，进行了大规模的产权变革，称为“量化改革”。
到1996年前后，浙江80%的中小集体企业都完成了产权量化改造，催生了一大批亿万富翁。
1998年，政府针对国企开始了新一轮更为猛烈的产权改革，那就是“国退民进”。
这场运动从1997年开始试点，到1998年大规模推广，一直到2003年进入尾声，彻底改变了国企所有制格局，也导致了地方政府、国有资本、国外资本、民营资本等几方的一场利益大博弈。
产权问题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家最为致命的生死坎。围绕这个难题，酿造了众多企业家无尽的悲喜剧：沉沦的有李经纬、郑俊怀、仰融、潘宁等人；飙升的有柳传志、王石、鲁冠球等人；而海尔的张瑞敏、长虹的赵勇、海信的周厚健等人一直在岸边谨慎地观望并伺机而动。
多元化/国际化
如果说多元化让史玉柱吃一堑长一智，国际化却让李东生吞下了难咽的苦果。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多元化思想开始在中国企业家脑海中疯长。
最典型的是首钢。除了钢铁的主业以外，它涉及的领域有自行车、医院、杠铃、大衣、家具、房地产、饭店、机器、计算机、银行、面条等，几乎是全面出击、四处开花，从事产业之多、之杂让人瞠目结舌。
三九集团的赵新先也不甘人后。乘着“抓大放小”的政策东风，赵新先成立了三九投资管理公司，委派60多名干部浩浩荡荡开往全国进行企业收购。从1996年到2001年之间，一共收购了140多家地方企业。
前来中国考察的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忧心忡忡地提出：“我认为中国人有点儿急躁。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至于中国企业家很难专注于某个领域。”但他的声音没有几个人会听进去。不久，就有一些企业开始为无节制的多元化付出代价，其中的典型是太阳神、巨人集团、三九集团等。
伴随多元化而来的是国际化冲动。从1999年开始，雄心勃勃的李东生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国际化扩张。让“多元化大师”韦尔奇都备感棘手的法国汤姆逊彩电，却被李东生信心百倍地收至麾下。但20多年来一直顺风顺水的李东生，最终却栽在了这个国际化收购上面。
但国际化似乎是愈发壮大的中国企业不可回避的出路。
在国内价格战的厮杀中，中国家电的利润已经“薄得像刀片一样”，张瑞敏觉得，唯一的出路便是实现全球化布局，实现高增值下的高增长。在这种思想下，联想、海尔、华为、万向等国内优秀企业，都开始前赴后继地踏上了国际化的征途。
对中国企业而言，国际化是一个必然趋势，问题是：谁将是不慎牺牲的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