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闻一多研究会、武汉大学文学院、闻一多基金会联合主办，《文学评论》编辑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湖北大学文学院、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江汉大学文学院、湖北师范学院、湖北省教育学院、黄冈师范学院、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等单位协办，“闻一多殉难6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7月20至21日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召开。到会的中外学者及闻一多亲属共计八十余人。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陆耀东致开幕词，对闻一多的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他的学术成就和爱国精神作了高度评价。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尚永亮教授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闻一多的历史地位，认为他的学术情怀包含了前期火热诗情的深厚积淀和后期作为斗士的胆魄和精神。研讨会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国恩教授主持，闻一多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原河北省省长李尔重和闻一多基金会顾问、原湖北省副省长王利滨到会，李尔重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与会者就闻一多与大学教育、闻一多的人格与精神、闻一多的新诗理论与创作、闻一多的学术研究及其他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在闻一多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一、大学教育的理念
　　
　　闻一多与大学教育成为本次研讨会的热点。商金林（北京大学）指出，闻一多以教学为天职，他的一系列主张如把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办成培养学术人才的研究中心、调整文学院的专业设置等，对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乃至我国大学文科的改革和发展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吴艳（江汉大学）对闻一多20 多年的教学生涯作了详细的统计分析，阐述闻一多“教授职业”生存方式的形成与特点有着时代历史的普遍性，同时又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形成了既具有丰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又受西方文化，陶的现代文人的绅士风度。秦方奇（平顶山学院）认为，闻一多对文学课属性问题特别是文学性与科学性关系问题的认识有着不同流俗的思考，文学是属于艺术的范畴。文学的批评与研究虽也采取科学方法，但文学终非严格的科学。这既是对“五四”以来“科学至上”观念的反拨，也是为找回文学“自我”而对寄生于文学上的种种附加物的一次清理。李文平（重庆师大），许祖华、孙红震（华中师大），张文民（河南师大）等结合当前大学教育进行反思，认为闻一多反对狭隘功利主义的教育观，针对“中西对立，语文不分”的弊端提出立足民族本位、多学科专业交叉融合、中西兼容的大学教育观念，其诗艺与诗情统一、微观分析与宏观建构统一的教学方法，仍是当今教育理论界所应倡导的。
　　
　　二、精神、思想与人格
　　
　　陈国恩（武汉大学）以闻一多的书信这一最为私人化的文体作为人格研究的切入角度进行详细梳理，认为尽管兼有诗人、学者、民主斗士的多重身份，但其人格发展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表现出一种内心自我道德完善的期许和为艺术、创造、人类勇于献身的“基督精神”，而这种精神落实到公共领域，则形成他激于正义、甘为公理而战的挑战性格。周棉（徐州师大）从西南联大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教授们营造的民主自由氛围入手进行分析，认为正是高度的精神自由和独立的办学原则构成了联大特有的爱国、民主、自由的氛围，滋养了闻一多的民主自由精神，散发出不朽的人格光辉。闻立雕通过对谢泳《血色闻一多》一书的具体评析辩驳道，闻一多的思想后期比前期更成熟理性，同时又保持着青年时代的激情。在他身上，激情与理性并不互相对立排斥。在民主斗士阶段，他终于走上了寻找几十年才找到的光辉大道，确立了崭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小聪（国际关系学院）指出，闻一多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人格精神是他能够与鲁迅、郭沫若等“五四”文化巨人明显区别开来的基本原因所在。他的精神可以超越特定历史情境而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的新的资源和象征。李乐平（广东海洋大学）认为，闻一多身上体现出正义、求真、求善、求美的方正人格，由于其人格的高洁，所以他之由绅士转变为斗士，就不是政治家的政治抱负，而是坚持正义、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行为。
　　对于闻一多思想的复杂与矛盾性，与会者多有论及。易彬（长沙理工大学）从闻一多编选新诗的活动入手揭示其政治理性与美学理念的矛盾交织。认为尽管《现代诗钞》在总体上是一部艺术兴味充分、美学风格多元化的新诗选本，却也存在着诸种残缺与矛盾，闻一多放弃进一步编订工作，主要是因为政治理性战胜了美学理念。邹福清（武汉大学）指出，闻一多对屈原进行了颠覆性解读，将屈原身上存在的身份与行为的矛盾置于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人”的解放史中，这种解读的背后是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杨永明（武汉大学）认为，闻一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深依恋是支撑其艺术生命力的精神源泉。这种痴迷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心理倾向。从他诗作中从追寻到幻灭的恋旧情结和死亡意识的不同彰显可以看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激烈交锋，隐含着他心灵深处的冲突与分裂的文化心理。
　　
　　三、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
　　
　　曹万生（四川师大）认为，闻一多1920年代的新诗批评最有历史地位，开创了新诗批评的艺术范式、价值标准与评价模式。他提出的音节、幻想、句式、“20世纪精神”、地方色彩等概念，成为初期新诗非诗性的扭转与新诗诗性奠定的基石。蒋登科（西南大学）指出，闻一多格律诗理论是现代格律诗主张之大源，在创作中不断得到实验，不断衍生出与之相关的新的诗体理论。他诗歌理论的科学性来源于扎实的诗学根基和丰厚的诗学积淀，既有新诗文体建设的总结和反思，又有对诗歌传统的重新思考，更有外国艺术观念的影响。江锡铨（江苏教育学院）则论述了闻一多新诗与绘画美的关系，闻一多所接受的绘画训练和绘画理论，使他在新诗史上第一次从相对独立的角度把绘画所表现的廓线美和色彩美与语言形象联系了起来，在更高、更开阔的层面上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诗中有画”的艺术传统。关于新诗节奏，陆正兰（西南大学）认为，闻一多以“音尺”为单元的节奏理论，既不同于古典诗歌的“顿”、“逗”或“句读”，也不完全是西方诗歌的“音尺”，而是两者的结合。
　　王桂妹（吉林大学）分析闻一多的新诗创作，认为他把大量具有东方色彩、东方神韵的藻绘与意象有意识地融入到创作中，成就了新诗独特的韵致。这些古典藻绘是古人的情感蒸发后的凝结，本身就已经内蕴着音节之美，与色彩美共同熔铸了闻一多诗歌的古典美。刘磊夫（咸宁职业技术学院）认为，闻一多诗歌既注重内审的理智的生活观照，又着意于外在的诗美的创造。诗在他手中已不仅是一种情感的表现，而且是一种情感的思想，一种美化的智慧结晶的方式。于启宏（长沙理工大学）从闻一多对伊丽莎白·勃郎宁的《葡萄牙商籁体》的翻译与原诗的对比中论述了他对形式（ｆｏｒｍ）的重视，他的ｆｏｒｍ内涵显然要比通常的“形式”更厚实一些，包含了新诗除主题内容之外的一切艺术性因素。卢惠余（盐城师范学院）论证，闻一多深受意象派诗歌的影响，把它和我国古代诗学中“隐”的概念沟通、融会起来，把意象与象征统一起来，突出意象的象征性和思情的隐含性，实现了对意象主义的超越。马得翠（武汉大学）则认为在闻一多的新诗建构中，戏剧、小说的艺术技巧的融入也是新诗获得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四、学术研究及其他
　　
　　学术生涯是闻一多生命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刘殿祥（大同大学）谈到，闻一多和其他现代学者如胡适、鲁迅等共同把中国学术从古典范式推进到了现代范式，完成了古代学术的现代转型。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上”“下”贯通的学术追求，使他既区别于中国传统学术中乾嘉学派的烦琐考据家，又区别于近代以来以西方理论高谈阔论中国学术的理论家。朴学精神、现代思维、诗人激情、史家视野、文化意识，可以说就是他的学术个性特征。刘保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以闻一多的《庄子》研究为例，说明闻一多在学术研究对象上广泛涉猎，在学术追求上精进不已，在学术论断上振聋发聩，充分体现了他打通中西，推陈出新的治学精神。邓乔彬（暨南大学）、赵晓岚（湖南师大）认为，闻一多的学术研究走出了晚清“体用”之说，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结合得非常完美。与传统的“通儒之学”不同，亦与近现代的“通人”如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的广泛涉猎相异，除了传统的基础学问外，较之他的前辈更为专精，但较之他的后辈却显博洽，可谓是将传统的“通儒之学”收缩到重分别的“专学”，又将“专学”覆盖至如前所说的古代文学多个领域。
　　研究视角的多样化也是本次研讨的特点。闻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媒体传播的角度考察了围绕“李闻惨案”的舆论交锋。他对刊登在国内各大媒体上的“李闻”被刺消息和评论做了排比梳理，清晰地展示了当年各种政治势力对待这一事件的认识与态度及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发展过程，探究这一惨案与当时政治时局的内在联系。徐希平（西南民族大学）分析了闻一多与新闻出版界广义上的关系，推崇闻一多在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上的贡献。关于闻一多殉难这一重大事件，黄曼君（华中师大）、梁笑梅（西南大学）作了详尽的文化解读，认为在政治文化意义上，它表现为民族整体生命的主体化过程，闻一多所怒对的“手枪”是自由和民主的死敌；在思想文化意义上，这体现出中西文化的融合，其中既有入世有为、淡薄名利的传统，又有忏悔意识、形上追求等人文主义因素；在审美文化意义上，他的死同他诗歌中的死亡意识一样向我们展示了崇高美的境界，是以诗情为哲理，实现了对人生的审美超越。
　　闭幕式上，陆耀东先生就调整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会征求了代表意见，大会决定增补五位副会长：王保生、程光炜、商金林、王光明、陈国恩（常务）。会议在陈国恩教授致闭幕词后圆满结束。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