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匆匆，岁月如歌。回眸百年沧桑，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世界变化得太快。就服饰而言，从清末民初旗袍的诞生，到三十年代女子服饰的繁盛：从六十年代“不爱红妆爱武装”，祖国一片“绿海洋”，到如今缤纷色彩，“时装渐欲迷人眼”，可以说，20世纪是中国自有服饰历史以来，服饰变化最快的100年。物转入菲衣犹在，几多兴衰，几多感慨。
　　服装是一种记忆，也是一幅穿在身上的历史。它以非文本的方式记录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活色生香的服装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最为鲜活生动的形象记录。今天，当我们再次审视那段逝去的岁月，会惊奇地发现：近百年来的服装变革史，就是一部写在每个不同年代国人身上的鲜活而富有说服力的发展史。
　　在物质生活中，衣冠服饰是衣食住行之首，它最显著、最充分地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衣冠服饰上有极其强烈的反映，这在中外概不例外，在中国又与礼制相结合，并成为礼制的重要内容。历代王朝都以“会典”、“律例”、“典章”或“车服制”、“舆服制”、“丧服制”等各种条文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各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色彩、花纹和款式都有详尽的规定，不遗琐细地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违者要以僭礼逾制处以重罚，这是华夏族的传统。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这说明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以衣冠礼仪的美誉“华夏”作为族称，这既有重视仪容的方面，也包括用服装区分尊卑贵贱这一套规章制度，使森严的等级管制深入到穿衣戴帽，在华夏文明中形成衣冠之治的传统，这是中国服饰制度的特色。
　　美国人写过一本关于人类服装故事的大作，书名是《镜子镜子》。参照史书，历数20世纪中国百年的服饰变化，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社会发展印迹——呈现眼际。正如翻看前一辈人的旧相册，或者自己的早年照片，人物身上的过时衣饰都在默默地细述当年。
　　清清岁月
　　清初，中国出现了一次全国性的服饰大变动，奠定了有清一代服制的基础。满族贵族定鼎中原后，沿袭历代统治者“改正朔、易服制”的作法，顺治三年十二月，清廷规定了官民服饰之制，以满族长期骑射生活形成的袍服、马褂、箭袖、深鞋来代替汉族自古以来的上衣下裳、宽袍大袖的传统装束。数年之后，从城市到乡村，从中原到边陲，从官吏到百姓，人们的服饰发生了重大变化，满族服饰很快在大部分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这是就男子服饰而言。对女子服饰来说，在清朝统治者“男从女不从”的默许之下，出现了满汉分途的局面。可以说，满汉分途、各具特色，是有清一代女子服饰的主要特点之一。满族女子的典型装束是：梳两把头，大装戴钿子；身着蔽足旗袍：脚穿花盆底鞋；袍外常套马甲。汉族女子的典型装束是：平头圆髻，上着右襟袄衫，下着长裙，脚穿弓鞋。满族与汉族妇女的服装分属于衣裳连属制和上衣下裳制。当然，在历史长河的流淌中，满汉女子服饰既明显分途，又有局部的渗透和发展变化，但这种发展变化相当缓慢。
　　民国故事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高涨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人们从许多新的角度，提出了变革服饰的要求。把变革女子服饰同妇女解放联系起来，是当时一些新知识分子普遍的做法。他们把传统的女子服饰看做是妇女处于奴隶地位的重要标志，是束缚妇女的一大绳索。
　　秋瑾在《敬告姐妹们》一文中指出，那种“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这是一种寄生生活，也是一种被奴役的生活。妇女要求解放，必须改变这种生活方式。秋瑾希望从改变服饰使自己从外观到心灵都趋向男性。她曾表示：“我对男装有兴趣。……在中国，通行着男子强女子弱的观念来压迫妇女，我实在想具有男子那样坚强意志，为此，我想首先把外形扮作男子，然后直到心灵变成男子。”1903年秋瑾旅居北京时，曾登门拜访了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的弟妻繁子。繁子这样描述秋瑾：“修长的身材有点向前弯，头上是浓厚的密发。穿着西式男装，横戴着的黑色鸭舌帽掩盖了半个耳朵。蓝色的中世纪西装，背心显得很不合体。因为西装袖子太长，纤细的手只露出一点在袖口外。手中带着一根细手杖。从又肥又大的西服裤下面，可以瞧见茶色的靴子。胸部的领带松松地往下垂”，俨然一“男装的美人”。康有为次女康同璧，戊戌维新时投入妇女解放运动。1909年她在香港组织了“中国复古女服会”，该会宗旨是研究改进女子服装，推进女界文明。该会要求会员每年设计新装一套，立志“损益中外古今”之服装，为全国妇女设计出一种“美善”的标准服。她们还准备自设公司，出售推广新服装。
　　20世纪初，一些有见识的女性提出，衣服应与职业、身份相称，并批评道：“近年来大家都不肯往这点上讲究，也有女扮男装的，也有仿妓女戏子的装饰的，也有学生仿流氓打扮的，闹得糊里糊涂。”她们主张学习文明国家，先生、学生、医生、看护妇各有职业服装。20世纪30年代始，旗袍已成为中国都市女性的重要服装。名媛明星、女学生、工厂女工悉数接受，仅面料、做工和搭配略见差异，形成具有海派文化特点的民国典型服饰形象，造就了中国现代服装史上的一页辉煌。旗袍于20世纪20年代出现。早期旗袍未完全摆脱满装和短袄的宽大，1929年旗袍底摆上升，至膝盖以下处。1930年的旗袍长及膝盖，腰身收小，下摆收拢。1931年短旗袍兴盛，整体造型紧窄合体，腰部有较明显的曲线。1932年后，旗袍下摆复长，及脚踩或排下部，穿高跟鞋方可行走。袍身加长对旗袍的现代转型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修长旗袍使下摆开祝成为必要，开权旗袍也成了现代改良旗袍的重要标志。当红明星赎梅君常穿高视旗袍出人交际场，权高过膝甚至及臀，因了明星效应，遂成流行。1932年后，旗袍也曾流行花边装饰，凡衣缘处必镶之，使旗袍更显妩媚。到1935年后，名交际花陈玉梅、陈绮霞提倡低权，故旗袍开视趋小，依旧长度及地，完全盖住双脚，时人椰榆为“扫地旗袍”。长旗袍毕竟不实用，随抗战爆发，复回利于行走之长度。作家曹聚仁说：“一部旗袍史，离不开长了短，短了长，长了又短，这张伸缩表也和交易所的统计图相去不远。”这个时期，我国美术者工作者在商品广告画上很有点成就，那就是家喻户晓的月份牌广告画。月份牌广告画以应时的美女和时装为主要题材，在传递商品和时尚信息方面功不可没。月份牌广告画风靡了那个年代，是对民国年代上海滩的民众生活、时髦心理最准确、最典型的历史写照。“同志”你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制定过明确的服饰制度，却成功地推行了新的服饰和审美标准，同样完成了易服改元的政治使命。中国的服饰审美从此出现了极大的转折。新中国威立初年，人们的服饰是新旧 并存，中西皆有。随改造深入，衣着华贵者渐为新社会所不齿，衣着朴素的劳动者才是光荣。西装、长衫。旗袍被塞到了箱子底。20世纪50年代的时髦当然与革命相联，任何与解放区、解放军、工农大众相似的装束都是美的。列宁装、人民装、中山装成为当时最时髦的三种服装。灰棉布列宁装始于延安时代，为k式翻领，右枉双排钮，腰间束腰带，三只挖袋，胸前一只，腰旁二只斜插袋。随着根据地干部南下和接管政权，他们穿着的服装随即也带到了全国各地，并迅速被模仿制作，连妇女、儿童也穿用。进步女性喜穿列宁装，剪短发、直发梳辫、不施脂粉，脚蹬布鞋及上胶的跑鞋。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度流行裙装，不过最终让位裤装，劳动工作的妇女更多选择裤装。旗袍渐从新社会生活中淡出，直至完全消失。来自解放区的男干部穿灰色中山装，被老百姓称作“干部服”、“人民装”。人民装是中山装的一种变体。建立新的人民政权后，“人民”的字眼冠于方方面面，人民装及称谓正是那个时代的具体特征。尤其于“大跃进”时期，人们狂热地认同那些政治吃语，全民劳动的社会环境里只能穿着适合于劳作的朴素衣裤，如工作服、工装裤、中山装、中式袄褂。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服装步人“左倾”政治的极端模式，被国家领袖支持的红卫兵装成为最革命的服装，是紧跟的标志，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为军绿色洪流。典型的“红卫兵装”是：旧军装、旧军帽、武装皮带、解放鞋、红袖章、军挎包，挎包盖上绣有鲜红的“为人民服务”字样。再加上胸前佩挂毛泽东像章，手持一本《毛主席语录》，便是完整的形象。“男女同装”实属服装史上的奇特现象，多为社会文化的偏激。有着“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举倡和“半边无”的称谓，激励着新中国女性脱却红装洗去粉黛，换上军装样式的蓝灰色衣衫。这个时期的女装十分单调，均为直线造型，尽量弱化女性性征。除去红卫兵装以外，女上装大致只有春秋衫和中式外衣，式样为前翻一字领或八字领，四粒扣，领子可开可闭，两只大贴袋，直筒不显腰身，只在肩部或腋部有省道。中式外衣为中式立领，对门凛，暗门襟，当时流行衣袖不连身，采用西式纳袖子的方法。面料以素色的咔叽布、平纹布、斜纹布居多。
　　“文革”时期，在泛政治化的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异化的行为。红卫兵绿军装的流行，是崇拜领袖、从众行为的直接结果，服装只剩下“老三样”、“老三色”。“老三样”是中山装、军便装、人民装，“老三色”是蓝、绿、灰色，所谓“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女，_生们更委屈这种委屈来自于扼杀一切美好事物和个人意志的时代。不同年龄的她们损失了十多年的美丽时光，被迫放弃了与生俱来的女性审美。20世纪70年代，女性们的专用服装基本还是春秋衫和中式袄衫。“文革”后期，女性开始对服装局部细节进行改造，领子变大变小，领角或尖或圆；口袋由挖袋改贴袋，明袋里面垫上海绵或绳子用明线压出凹凸的线条，等等。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西式棉袄罩衣普遍流行，西式装袖的中式立领外褂成为最主要的女装变化之一。其他的变化表现在口袋和扣子上，暗袋、斜插袋、明袋、挖袋。扣子也由原来单一的“算盘扣”变化成有机玻璃扣，布包扣、琵琶盘扣等。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人们爱美的愿望迅速萌动，简陋而媚俗的“时装”很快出现在服装摊档里。有人从广东贩来了一些来自香港、台湾的时髦服装，那些花里胡哨的裤裙，衣衫、蛤蟆镜，已经惊得国人目瞪口呆。经过十年苍茫，人们早已失却了审美的标准和能力，于是，中国人开始集体学习穿时髦衣裳。
　　萌芽的“时髦”
　　中国改革开放的明显服饰标志，当属“西装热”。20世纪80年代的西装普及，表面上是对盛行多年的“老三样”的反动，深层原因基于对改革开放的渴求。从党政领导，到播音员、平民百姓都选择西装，实为中国特色的西装大普及。西服热也带动了其他西式服装的流行，有夹克衫、风衣等。反之，中山装，军便装开始萎缩，军绿色、灰色退位。女性们也穿上了西装套裙，流行于欧美半个多世纪的职业女性套装，亦受到中国女性们的青睐。另外，体现女性曲线的裙装复为女性的主要装束之一。20世纪80年代的夏天，连衣裙是年轻女子常备而时髦的服饰，通常配穿长筒袜和高跟鞋。连衣裙穿着方便，舒适凉爽，节省布料，这对刚刚开放还不富裕的中国女性来说，这种裙式是极佳的选择。此时流行的连衣裙，大多是无领式，造型简单明快，也有直身裙、衬衫裙、春秋裙、背心裙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的服装市场开始猛追世界潮流，时逢西方女装流行宽肩，于是中国都市女性的长短大衣、西式套装、毛线衣，甚至夏季女衬衫、连衫裙都添加海绵垫肩来符合这种时髦。有趣的是，一种裤口加有蹬条的黑色弹力针织裤迅速普及全国城乡，这种俗称“踏脚裤”或“健美裤”的裤子深得广大女性的喜爱，从转呼啦圈的年幼女童到打太极拳的老太太，无一例外。
　　与时尚同居
　　随着资讯发达、贸易频繁，国际时尚登陆中国的脚步越来越迅捷。男人们的西装外形逐渐跟上了国际潮流，由宽松过渡到合体，垫肩变薄、袖笼变小；西裤的臀围变小，立档变短，裤腿变窄，讲究轻、薄、挺。时髦的休闲服概念传入，亦为男装的一大流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双休日制度的实行，保龄球、高尔夫球、旅游、卡拉OK、滚轴溜冰等现代休闲活动的流行，使都市中忙碌的国人愈加接受休闲生活方式，更视休闲类服饰为身份地位的物化象征。
　　20世纪90年代初的女装很快地发展至一步裙、超短裙、松糕鞋的流行，层出不穷的休闲和青春意味的时装样式出现大街小巷、商场摊档。性感风格更是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流行开来，女性的衣服越穿越少，越穿越紧。十年以前，“内衣外穿”是西方设计师在时装展演台上的创意，而今，露脐、吊带衫、短档裤等暴露、性感的装束是中国大街上的风景。
　　80年代出生的青少年浸润在电视文化和快餐文化中成长，可谓彻头彻尾的消费主义者。与父辈相比，他们熟知哪些是高级成衣，哪些是大众名牌，也更乐意享受品牌背后的文化源头，从而迅速成为前卫时尚的领头群体。“哈日”、“哈韩”、“雅皮”、“波普”、“嘻哈”、“波西米亚”，种种来自国际的时尚成为青少年们具体的服饰形式。在时尚流行的潮流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中国服装界出现了寻找和恢复本民族服饰文化和形式的意识，加之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在新旧世纪交替的门槛上悄然兴起“唐装”热，立领、盘扣、斜门襟掀起了中国传统服饰时尚的盖头。新时期的服装越来越多元化、个性化。
　　整整的一个百年，中国人的穿衣着装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很少再有人回忆起那男辫子女小脚的年代。长长的一个百年，中国人的穿衣着装总算可以自由做主，不再听命和盲从于服饰制度、革命意志或他国时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