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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中，顾松松在犯罪事实未被办案机关掌握的情况下，主动联系所在单位法定代表人，与之见面，并交代了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依法应当认定为自首。
这是一起国企财务人员挪用公款用于网络赌博的案例。本案中，国家出资企业中的财务经理是否属于监察对象，能否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私自提取公款用于赌博且不能归还的行为是挪用公款还是贪污？向所在单位领导交代了挪用公款的事实，后被监委立案调查，能否认定自首？庭审中辩称有产后抑郁，能否作为本案量刑的从轻、减轻情节？对此，相关单位工作人员进行了分析。
国企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吗
顾松松，1988年出生，2016年3月经上海新某公司（系国家出资企业）党政联席会议任命为公司财务部经理，直至案发。其间，顾松松全面负责公司财务账目、资金调配以及财务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
2019年4至12月，顾松松利用职务便利，以公司领导需要现金的虚假理由，指示出纳或自行开具现金支票57张，再凭上述现金支票先后从公司银行账户中提取现金共计人民币469万余元归个人使用，主要用于网络赌博。2020年1月，顾松松在家属的帮助下归还单位6万元。
2020年1月4日，顾松松在犯罪事实未被办案机关掌握的情况下，主动向所在单位投案。3月23日，上海市静安区监委对顾松松有关问题立案调查。调查期间，顾松松如实供述了挪用公款事实，并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那么，顾松松是否系监察对象？国家出资企业的工作人员是否当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上海市静安区纪委监委第六审查调查室主任杨烨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属于监察对象。监察对象与国家工作人员是不同领域的概念，前者用于纪检监察工作，可以确定人员管辖范围，后者在刑法意义上根据身份可适用于不同罪名。
本案中，顾松松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则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挪用公款罪。如果不是，则适用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挪用资金罪。
本案中，新某公司设公司党政联席会，讨论决定公司经营管理决策以及部门负责人任命等公司重大事项，属于在国家出资企业中对国有资产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组织。顾松松由新某公司党政联席会批准，任命为公司财务部經理，代表其在参股公司从事监督、经营、管理国有资产工作。因此，顾松松是国家工作人员。
除此之外，在国家出资企业中，还有一种国家工作人员认定，即“两高”《意见》第六条规定，“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由此可以看出，在国家出资企业中，不是所有人员都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只有符合特定任命程序和条件，才能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
挪用公款用于赌博是贪污罪还是挪用公款罪
那么，挪用公款用于赌博是贪污罪还是挪用公款罪？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三检察部主任赵琪昊表示，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重要区别是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只有查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才能认定为贪污罪。根据刑法规定与司法实践，对于下列行为应以贪污罪论处：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挪用公款后采取虚假发票平账、销毁有关账目等手段，使所挪用的公款已难以反映在单位财务账目上，且没有归还行为的;截取单位收入不入账，使所占有的公款难以反映在单位财务账上，且没有归还行为的;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有能力归还所挪用的公款而拒不归还，并隐瞒挪用的公款去向的。
本案中，从犯罪手段来看，顾松松单纯采取开具现金支票提现不入账的方式，公司账目不平，一经查账即会被发现。从资金用途来看，资金系用于网络赌博;从主观方面来看，顾松松供述希望通过日后赌博赢钱来归还公司钱款;从事后行为来看，在犯罪事实即将暴露时，顾松松没有潜逃，并归还单位6万元。综合以上方面来看，无法认定顾松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无法认定构成贪污罪，应当认定构成挪用公款罪。
主动交代问题后被监委立案调查，能否认定自首
本案中，辩护律师辩称顾松松有产后抑郁，这能否作为本案量刑的从轻、减轻情节？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管理团队负责人吴国强认为，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精神病人是否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或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应当由具有资质的相关鉴定机构确认，并不单纯采信被告人的口头供述。
本案中，首先，顾松松未提交相关病史资料，即使其存在产后抑郁的症状也并不代表患有精神疾病。其次，精神病并不等同于无刑事责任能力或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在犯罪时并未处于发病状态或在发病状态下犯罪时，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仍然应当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所实施的犯罪与辨认控制能力减弱具有直接联系时，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反之，则可以不从轻或减轻处罚。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责任能力减弱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只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不是“应当”。再次，顾松松挪用公款数额达到469万余元，用于网络赌博的非法活动，是为了满足其追求刺激、发泄情绪的不健康心理，可见其辨认能力并未受影响而有所减弱，故不应从轻或减轻处罚。
另外，在本案中，顾松松在犯罪事实未被办案机关掌握的情况下，主动联系所在单位法定代表人，与之见面，并交代了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依法应当认定为自首。顾松松在监委调查期间，继续如实供述罪行，进一步表明了其自首的态度。在认定自首的问题上，行为人并不需要既向所在单位投案，又向办案机关投案，只需要向其中一处投案即可。
纵观本案，顾松松挪用公款用于非法目的，数额巨大且不退还，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在有期徒刑10年以上的范围予以量刑。同时，考虑到顾松松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系自首，对顾松松的认罪、悔罪态度予以认可，对其减轻处罚。最后，法院作出有期徒刑9年的判决。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程威/文）
这是一起国企财务人员挪用公款用于网络赌博的案例。本案中，国家出资企业中的财务经理是否属于监察对象，能否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私自提取公款用于赌博且不能归还的行为是挪用公款还是贪污？向所在单位领导交代了挪用公款的事实，后被监委立案调查，能否认定自首？庭审中辩称有产后抑郁，能否作为本案量刑的从轻、减轻情节？对此，相关单位工作人员进行了分析。
国企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吗
顾松松，1988年出生，2016年3月经上海新某公司（系国家出资企业）党政联席会议任命为公司财务部经理，直至案发。其间，顾松松全面负责公司财务账目、资金调配以及财务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
2019年4至12月，顾松松利用职务便利，以公司领导需要现金的虚假理由，指示出纳或自行开具现金支票57张，再凭上述现金支票先后从公司银行账户中提取现金共计人民币469万余元归个人使用，主要用于网络赌博。2020年1月，顾松松在家属的帮助下归还单位6万元。
2020年1月4日，顾松松在犯罪事实未被办案机关掌握的情况下，主动向所在单位投案。3月23日，上海市静安区监委对顾松松有关问题立案调查。调查期间，顾松松如实供述了挪用公款事实，并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那么，顾松松是否系监察对象？国家出资企业的工作人员是否当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上海市静安区纪委监委第六审查调查室主任杨烨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属于监察对象。监察对象与国家工作人员是不同领域的概念，前者用于纪检监察工作，可以确定人员管辖范围，后者在刑法意义上根据身份可适用于不同罪名。
本案中，顾松松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则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挪用公款罪。如果不是，则适用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挪用资金罪。
本案中，新某公司设公司党政联席会，讨论决定公司经营管理决策以及部门负责人任命等公司重大事项，属于在国家出资企业中对国有资产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组织。顾松松由新某公司党政联席会批准，任命为公司财务部經理，代表其在参股公司从事监督、经营、管理国有资产工作。因此，顾松松是国家工作人员。
除此之外，在国家出资企业中，还有一种国家工作人员认定，即“两高”《意见》第六条规定，“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由此可以看出，在国家出资企业中，不是所有人员都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只有符合特定任命程序和条件，才能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
挪用公款用于赌博是贪污罪还是挪用公款罪
那么，挪用公款用于赌博是贪污罪还是挪用公款罪？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三检察部主任赵琪昊表示，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重要区别是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只有查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才能认定为贪污罪。根据刑法规定与司法实践，对于下列行为应以贪污罪论处：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挪用公款后采取虚假发票平账、销毁有关账目等手段，使所挪用的公款已难以反映在单位财务账目上，且没有归还行为的;截取单位收入不入账，使所占有的公款难以反映在单位财务账上，且没有归还行为的;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有能力归还所挪用的公款而拒不归还，并隐瞒挪用的公款去向的。
本案中，从犯罪手段来看，顾松松单纯采取开具现金支票提现不入账的方式，公司账目不平，一经查账即会被发现。从资金用途来看，资金系用于网络赌博;从主观方面来看，顾松松供述希望通过日后赌博赢钱来归还公司钱款;从事后行为来看，在犯罪事实即将暴露时，顾松松没有潜逃，并归还单位6万元。综合以上方面来看，无法认定顾松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无法认定构成贪污罪，应当认定构成挪用公款罪。
主动交代问题后被监委立案调查，能否认定自首
本案中，辩护律师辩称顾松松有产后抑郁，这能否作为本案量刑的从轻、减轻情节？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管理团队负责人吴国强认为，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精神病人是否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或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应当由具有资质的相关鉴定机构确认，并不单纯采信被告人的口头供述。
本案中，首先，顾松松未提交相关病史资料，即使其存在产后抑郁的症状也并不代表患有精神疾病。其次，精神病并不等同于无刑事责任能力或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在犯罪时并未处于发病状态或在发病状态下犯罪时，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仍然应当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所实施的犯罪与辨认控制能力减弱具有直接联系时，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反之，则可以不从轻或减轻处罚。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责任能力减弱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只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不是“应当”。再次，顾松松挪用公款数额达到469万余元，用于网络赌博的非法活动，是为了满足其追求刺激、发泄情绪的不健康心理，可见其辨认能力并未受影响而有所减弱，故不应从轻或减轻处罚。
另外，在本案中，顾松松在犯罪事实未被办案机关掌握的情况下，主动联系所在单位法定代表人，与之见面，并交代了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依法应当认定为自首。顾松松在监委调查期间，继续如实供述罪行，进一步表明了其自首的态度。在认定自首的问题上，行为人并不需要既向所在单位投案，又向办案机关投案，只需要向其中一处投案即可。
纵观本案，顾松松挪用公款用于非法目的，数额巨大且不退还，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在有期徒刑10年以上的范围予以量刑。同时，考虑到顾松松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系自首，对顾松松的认罪、悔罪态度予以认可，对其减轻处罚。最后，法院作出有期徒刑9年的判决。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程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