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那一看就惊住了！”证监会一位曾经暗访过成都“红庙子”的人士提起当时的场景依然唏嘘不已，“一条窄窄的小街，街上的人挤都挤不动。街边并排摆着一张张破桌子，桌上场景相似，左边摆着一摞股票、股权证；右边迭放起一万元一捆的人民币，最高的能有一尺高。”
　　“红庙子”是成都青羊区一条狭窄的小街。然而在1990年代初，这里曾经是中国最大的“一级半”市场，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股票黑市”。它随着企业股份制改革和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大潮兴起，也伴着股票交易的规范化而没落。
　　虽然从盛到衰不过短短两年多，但是“红庙子”对推动企业股份制改革，普及股票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推动柜台交易纳入立法，以及此后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兴起
　　提起成都，不少人会想到古朴深幽的杜甫草堂，或者威严肃穆的武侯祠。但是老股民们更会想到那条叫“红庙子”的小街道，这里曾是让多少人痴迷忘返的地方。
　　这条南北走向，长不过200米，宽仅十几米的小街，在1990年代初骤然兴盛，一张张花花绿绿的股票和一叠叠人民币在买者和卖者之间传递着。“红庙子”也盛名远播，成为一条热闹的股票权证街市。
　　1992年，四川金融市场证券交易中心在成都红庙子街开门营业了，无论是国债还是企业债券都在此交易。此时的红庙子街就出现了两三个倒爷，一张纸板，写着收购股票、股权证的名称。
　　他们收购的“股票”，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股票的原始凭证，大多都是手写的白条票据，加盖单位公章。这种“股票”源于1980年代末的股份制改造试点企业。有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992年初，四川省股份制试点企业按照规定，向社会定向募集法人股和企业内部职工个人股，股票和股权证的发行量超过10亿元。
　　这些在当地发行的数额巨大的股票、股权证和企业债券为个人拥有掌握，既不能在沪深两市挂牌上市，也没有其他正规合法的交易场所进行交易。
　　“其实，当时社会上已经有私下交易这种股票、股权证的现象，但是不多。这都是完全自发形成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原副主任、《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王连洲回忆道。
　　由于四川省第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四川盐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曾在“红庙子”摆摊发行，所以此后股票、股权证、企业债券等证券拥有者便自发地聚集在这里交易。
　　这也是“红庙子”市场的雏形。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到，“证券和股市要坚决放开试，错了可以纠正。”或许是受这段话的影响，这一年的股市从春天开始就呈现亢奋的态势。
　　沪深证券交易所，被股民挤得水泄不通，前几年无人问津的股票其时已成了万人争抢的宝贝，投资者对后市行情不断看好。而此时，山高水远的四川省股份改制的企业还基本上在以1元/股的价格向内部职工和社会发行股票、股权证。但是这些改制的企业一旦在沪深两市挂牌，股票价格上升空间巨大。这种巨大的价格差刺激着不少投资者。
　　深圳、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再加上四川省内不少投资者都涌进“红庙子”，收购原始的股票和权证，期望日后上市赚钱获利。红庙子也逐渐成为新中国发起时间最早、交易规模最大的“一级半”股票交易市场。
　　火爆
　　红庙子的真正火爆还是源于一只股票的发行上市。这只名为乐山电力（600644）的股票于1993年4月26日正式在上交所A股上市。此时，面额1元的乐山电力股票在红庙子已经炒到13元。而上市当天，乐山电力盘中最高飙到50元。有人因此一夜暴富。
　　赚钱的示范效应使得红庙子的人气暴涨。
　　成都老股民穆丞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讲述了他见过的红庙子。“沿街摆摊都是大户。他们一般是一把小竹椅，一个小桌子，再立上一张写满股票名字的纸板，买卖就开张了。”穆丞说，“街上熙熙攘攘挤着的都是散户。这些散户把股票、股权证、身份证复印件拿在手里，举在胸前，一边拥挤着往前走，一边讨价还价。既是卖家也是买家。”
　　“那时候从街南头500元收一张可转债，挤到街北头卖掉，就能赚500元甚至1000元。”穆丞提起当时的情景依然留恋，而1990年代初成都人的月平均工资也不过500元左右。
　　在利润的刺激下，无论是农工商，还是学生、干部、教师都从四面八方赶来，自发参与交易。市场的范围也从红庙子街，向四周延伸。
　　前述证监会人士分析“红庙子”当时的交易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少量的企业债券需要在四川金融市场证券交易中心挂牌委托交易过户。买卖双方谈好价格后，去办理柜台转让。另一种也是最多的一种，买卖双方谈好股票（或者股权证、债券）的价格，直接当面交易。
　　这种交易是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的，“一方查验股票、身份证，另一方哗哗数钱。当面货款两讫，跟菜市场一样。”穆丞回忆道，交易信息被围观者迅速传播开去，直接影响下一轮的交易价格。
　　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助理巡视员丁弘曾经这样描述：“鼎盛时期的红庙子，只有疯狂，没有理性；只听消息，没有道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证、法人股，拟发行的认购证，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凭证、交款收据，本地的、外地的，红庙子一概都炒。什么公司的盈利能力、资产情况、发展趋势，什么市盈率、市净率、分红情况都不管，也都不懂，有钱赚就行。”
　　前述证监会人士表示，在最火爆的时候，每天有数万甚至十万人次来“红庙子”买卖股票。
　　红庙子的火爆也加速推进了四川省内企业的股改进程。
　　四川盐化的一名老职工回忆道，1980年代末四川省内企业股份制改革时的阻力很大，因为社会上对股份制还存在着“姓公姓私”的争论，因此，尽管1元钱1股，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始股，但内部员工都对其持怀疑态度：这样一张“纸”（即股票）就值这么多钱？
　　但是，随着红庙子的火爆，这张‘纸’真的开始变得值钱了。这名老职工还清晰记得，当时有自称来自天津、上海的几个人，在工厂大门前摆摊，以2元/股的价格收购股权证，“后面才知道是到成都的红庙子市场上转手倒卖。据说那时候有来自深圳的大户在红庙子市场大笔收购四川盐化股票，能卖到8元/股。” 　　股票、股权证能赚钱，使得四川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热情空前高涨。
　　影响
　　很快，红庙子街的交易活动引起当地政府和证券监管机构的高度重视。红庙子最为红火是在1993年前后，此时证监会也派人“暗访”。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这是一个自发的、自由的、火爆的场外交易市场。”前述证监会人士如是评价“红庙子”。
　　如何规范场外交易市场，制止非法黑市，为没有上市的股票提供合法的交易渠道，在当时掀起了理论探讨的热潮。
　　柜台交易是一种古老的有价证券交易形式，也是世界公认的制止黑市交易的最有效的手段。遗憾的是中国的柜台交易是在原始、分散、缺乏统一规划和管理的状态下发展的。这也为“红庙子”这种股票黑市的滋生，创造了条件。
　　截至1993年，红庙子这样的市场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成都，四川的乐山、德阳、绵阳、南充等地，甚至全国的其他地方都有“红庙子”。鉴于当时全国范围内比较猖獗的黑市交易，各界专家、学者强烈呼吁规范发展柜台交易，给柜台交易以明确的法律地位。
　　“当时讨论的结果是，股票二级市场除了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市场外，还包括场外交易场所。开放场外交易市场，不仅为不符合上市标准的股票提供了流通转让的场所，也可以有效打击黑市交易。这不仅有利于统一监管，也有利于股民不受损害。”王连洲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在《证券法》的起草过程中，也有人认为柜台交易是原始的、分散的，不符合现代证券市场交易要求的。北京大学教授曹凤岐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上市公司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达不到上市标准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开放柜台交易市场，一些达不到上市标准的股份制企业的股票，就失去了合法流通与转让的机会。这不仅不利于激活微观经济，而且必然会造成黑市交易。如果开放了柜台交易市场，使这些企业股票的转让合法化、规范化，既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又可以杜绝黑市交易。
　　王连洲表示，可以说“红庙子”推动柜台交易写入《证券法》，给柜台交易以明确的法律地位。
　　此后，三板市场——全国性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市场在北京成立，这也是一个场外柜台交易市场，设立的目的是为未上市公司筹集资金。不少人评价说，其实最早的“三板市场”应属成都的“红庙子”。
　　此时真正的“红庙子”市场在经历迁址、截源、引导后，平稳关闭，重新变身成了一条小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