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的世界性大衰退，至今仍然没有出现行将结束的明确迹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它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70年代的经济衰退相提并论。前两次经济危机，分别导致了经济学思想史上的“凯恩斯革命”和“供给学派革命”，这次经济危机是否会引发第三次“经济学革命”呢？这还需要我们继续期待。
　　观察家们早就注意到，2009年以后，凯恩斯主义卷土重来，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已采取相当激进的经济刺激政策，然而收效甚微，或者只在短期发挥了一定作用。各种凯恩斯主义的促进经济复苏的药方似乎全都失灵。另一方面，虽然西方各发达国家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宽松货币政策，这些国家却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也违背了货币主义的预言。在此之前，自视为里根传人的小布什，声称坚持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却充当了供给学派的掘墓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与占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抗衡的是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历史上看，当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货币主义、公共选择理论业已成熟，并呈现出了主流化趋势，供给学派尚处于襁褓之中。从代表人物的影响来看，当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早已闻名全球并且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收入囊中时，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弗、蒙代尔、罗伯茨、费尔德斯坦等人才刚刚崭露头角。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总统里根推出的“经济复兴计划”的主要理论依据却是供给学派理论，里根本人也被称为“供给学派总统”。这就是异乎寻常的“供给学派革命”。

堡垒形成

　　当然，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体，除了强调减税的供给学派政策，货币主义政策和以坚持平衡预算为特点的传统保守派经济政策，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关键在于，不仅这次“革命”被称为“供给学派革命”（而没有被称为“货币主义革命”或其他什么革命），而且日后的观察家们也都将美国经济复苏的功绩记到了供给学派头上，以至于凯恩斯主义集大成者、“干预主义”头面人物保罗·萨缪尔森也不得不承认，“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一段经济胜利的历史”。甚至到了1996年，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还宣称：“我们增长政策的基础是供给经济学理论。”
　　那么，“供给学派革命”是怎样发生的呢？这就会涉及供给学派干将保罗·克雷格·罗伯茨的活动。
　　保罗·克雷格·罗伯茨并不是最重要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家（那是拉弗和蒙代尔），也不是最重要的供给学派政治家（那是里根和杰克·肯普），但他却可能是“供给学派革命”最重要的推手。
　　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前身是“肯普—罗斯法案”，罗伯茨是这个法案的主要起草人。在出版了《异化与苏联经济》《马克思的经济交换》等著作之后，罗伯茨进入国会，自1975年至1978年，担任共和党众议员肯普的经济顾问。在这个时期，罗伯茨竭尽全力，争取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对供给学派经济政策的支持，成了两党之间协调同情供给学派议员的核心人物。1976年，罗伯茨还担任了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少数党（即共和党）成员的首席经济学家。事实可能正如罗伯茨所云，“这场革命于1975年夏天发源于国会议员杰克·肯普的办公室，一直持续到里根政府的头30个月。杰克·肯普是第一个供给学派的政治家，罗纳德·里根则是第一个供给学派的总统。”而且，“这场革命是在少数几个人的不懈努力下产生的。”
　　1978年，《华尔街日报》主编罗伯特·L.巴特利请罗伯茨接替离职的裘德·万尼斯基，担任该报评论版编辑。在此之前，罗伯茨已经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过多篇评论，不仅扩大了供给学派的影响，也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万尼斯基也是一个供给主义者，1975年，他安排福特总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副手迪克·切尼与拉弗见面。正是在这次会面中，拉弗在一张餐巾上绘制了著名的“拉弗曲线”。不过，当时福特政府并没有采纳拉弗提出的减税建议。
　　罗伯茨在《华尔街日报》评论版编辑的职位上一直干到1980年。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了当时附属于乔治城大学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从事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万尼斯基、罗伯茨等人在使《华尔街日报》评论版编辑克里斯托尔和鲍勃·巴特利从单纯的研究者转变为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他们使《华尔街日报》变成了普及供给学派理论、鼓吹供给学派政策的中心和堡垒。

功成身退

　　1980年，里根在总统选举中战胜了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和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共和党人约翰·安德森。1981年初，罗伯茨进入里根政府，担任助理财政部长，主管财政部经济政策办公室，负责经济政策的设计。
　　虽然里根被称为“供给学派总统”，但在供给主义者看来，关于经济政策，他们并没能在里根政府内部占据优势，尤其是白宫办公厅及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分别掌握在“权贵派”詹姆斯·贝克和“保守派”戴维·艾伦·斯托克曼手中。贝克和斯托克曼都曾担任过里根对手的助手——在共和党内初选时，贝克是里根最大竞争对手老布什的竞选总管，而斯托克曼支持的则是约翰·康纳利（此前斯托克曼还担任过约翰·安德森的助手）。罗伯茨等供给主义者认为，自己是“里根派”，而里根政府内除了货币主义者之外的那些人，则想把里根拖回旧有的轨道。
　　里根政府执政初期，供给主义者主要集中在财政部。他们以罗伯茨为首，是操纵供给学派经济学这种“巫术经济学”的“巫师”。“巫术经济学”是老布什给供给学派经济学取的绰号。与在国会任职时一样，罗伯茨也成为了政府内供给主义者的核心。
　　1981年8月底，在全面减税法案获得国会通过后，美国總统里根特地致信罗伯茨表示感谢。里根说道，“执政最初几个月的经历是令人振奋的，而你为了使我们的‘经济复兴计划’主要内容得以在国会通过所进行的努力，构成了供给学派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供给学派革命成功了，或者说，已经变得不可逆转。1982年的1月，罗伯茨宣布辞职，离开里根政府，担任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研究部门的“威廉·E.西蒙斯主席”，直到1993年。后来，罗伯茨还相继担任过加图研究所和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罗伯茨现在依然是一名非常活跃的学者和评论家。1993年，《福布斯媒体指南》把他列为“全美国最顶尖的七位记者”之一。他对民主、共和两党政府都持批评态度，对小布什的攻击尤其猛烈。罗伯茨撰文指出，“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是小布什政府的“第一批受害者”，小布什的支持者与“狂热地支持希特勒的纳粹冲锋队员一样没脑子、没道德”。

为何发生

　　从上面勾勒的罗伯茨的活动轨迹可以看出，在一批有坚定信念的活跃分子的积极努力下，一个宣扬、推广供给学派思想的网络早在里根当选总统之前就已经形成。这个网络有自己的学术领袖，有自己的政治领袖，有自己的思想阵地，当然也有自己的追随者。如果时机成熟、情势有利，这样一个网络是可以迸发出极大力量的。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在供给学派的网络形成之前，新自由主义者的网络早已形成，而且更成熟，规模也更大（例如货币主义学派的网络），为什么偏偏就发生了供给学派革命呢？原因或许有三个。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供给学派比货币主义学派的“革命性”本来就更强一些。货币主义虽然反对凯恩斯主义，但是它事实上也建立在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之上，而且同样侧重于需求一面。供给学派则直接从供给一面入手，对凯恩斯主义的挑战显得更直接。
　　第二，货币主义能够解释通货膨胀的根源，但是在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货币主义能够给出的意见并不多。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货币主义理论在所有情形下都会面临的主要缺陷是，它突出强调货币数量的变动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因而使人过分关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债权—债务关系的有害影响，却忽略了向流通中注入和撤出货币数量对相对价格的结构所产生的更重要、危害也更大的影响。因为这会扭曲资源配置，尤其会导致投资向错误的方向配置。”供给学派成功地使共和党主流关注经济增长，而減税在当时的情境下几乎成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选择。
　　第三，里根执政，是政党交替执政的开始。政治家必须有所作为，不然就是“政治不正确”。货币主义者、奥地利学派的经济主张，如果放在当时英国的情境中看，就是“革命性”的，因为实现了他们的经济政策就算得上是“大有作为”。而且英国必须解决工会势力过于强大、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同时还要完成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美国这方面的问题远远不如英国严重，因此采取货币主义者、奥地利学派的经济主张，可能会显得政治家“无所作为”。同时，里根总统的信念、苏联扩张带来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由是观之，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美国，多年的滞胀令凯恩斯主义名声扫地，货币主义者已经在学术上令凯恩斯主义者举手投降，供给学派以革命的姿态出现，趁势而上，迅速地填补了货币主义的空缺，实现了一场革命。
　　任何革命的发生，必定是“黑天鹅”事件，或者说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的结果。有心人的苦心经营汇成潮流，再配合特定的环境、情势，方能成事。关于本次经济危机的成因还未形成共识；到底是什么“主义”该为危机的发生承担责任（即“革命的对象”），也是一笔糊涂账；至于新思潮的汇聚，也没有明显的线索。这样来看，新经济学革命可能仍在酝酿当中。当然，任何“经济学革命”，我们都是乐见其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