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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再会黄华 援蒋问题激烈交锋
司徒雷登与黄华会晤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南京外交界引起很大反响,各种猜测莫衷一是。传言称,司徒雷登已与中共取得了联系,要求其他外国使馆同美国一起行动等等。其他使节也争先恐后地要求与黄华见面。
鉴于此,中共南京市委请示中央同意,由黄华出面,把在南京的所有外交使节召集起来,开了一次见面会,借机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强调其先决条件是彻底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同时也宣布对留在南京的各国使节和外交人员的具体政策,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加深了各国使节对新中国政策的了解。
司徒雷登首次会见黄华后,言犹未尽,两次派傅泾波到黄华处商谈,想进一步摸中共的底,提出司徒雷登希望再次与黄华会晤。经请示周恩来后,黄华于6月6日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到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以茶话会的形式举行第二次会谈。司徒雷登首先提出拟去上海和回美国的问题。黄华说,你可按侨民身份到外事处申请。接着,双方就台湾问题和美国援蒋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黄华严正指出:“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是:外国武装撤出中国;不能援助国民党政府,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美国要同中国建立新关系,首先要停止援助国民党逃亡政府,断绝与这个逃亡政府的关系。司徒雷登辩解说,目前中国两党各占一部分地区,美国对许多地区的情况很不了解,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为慎重从事,不能表明拥护或反对哪一方面,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时,这个问题自然解决。至于美援问题,现在只是去年国会通过的所余部分,今后不会再有援助了。
黄华反驳说:“据我个人看,我军打下广州之后,就可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将由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产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已表明我反对任何美援,并说明了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所以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停止援助蒋介石,以表明美国放弃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但是现在美国仍在支持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因此建立外交关系无从谈起。”黄华铿锵有力的言词使司徒雷登无言以对。最后,司徒雷登表示,希望努力使中美关系完善解决,对美苏关系及世界和平均是一大贡献。
从司徒雷登的谈话来看,美国当局的对华政策走向是很明显的,一方面为了保住在中国大陆的利益,不得不与中共联系;另一方面,为了确保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就不能与国民党残余势力断交。司徒雷登作为美国的代表,忠实地执行美国当局的政策,并竭诚为这一政策服务。
司徒雷登计划秘访北平 杜鲁门否决使之夭折
司徒雷登与黄华第二次会见后,坐卧不宁,仅隔一天,就派傅泾波再次赴外事处会见黄华说,美国现政府中,马歇尔、艾奇逊和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了解很深。司徒雷登最近接到代理国务卿雷登来电,希望他返美前能到北平与周恩来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京大学,这样返美活动将更有力量。请黄华先生能否转达。
黄华说,美国对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并无正式表示,至于司徒雷登去北平的要求不会得到回答。并以交通尚未恢复为由,予以婉拒。
黄华会见傅泾波之后,将司徒雷登的要求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了慎重研究,认为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有所松动,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不无益处,但考虑到我与美国尚无外交关系,因此以通过非官方渠道为好。
与此同时,司徒雷登又给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写信,表示他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每年的6月24日都要回燕京大学过生日,并出席毕业典礼。因此今年还想去北平,不知中共当局允许否?希望陆志韦设法与周恩来联系。陆志韦请示周恩来,于是毛泽东、周恩来决定通过陆志韦给司徒雷登去信,邀请他访问燕大,并暗示此次司徒雷登之行有可能见到中共高层领导人。
司徒雷登看到陆志韦的来函之后,欣喜万分,连忙委派傅泾波于6月27日会见黄华。傅泾波会见黄华时,拿出了陆志韦6月16日致司徒雷登的一封英文邀请信。傅泾波说,司徒雷登不知该信是何用意,希望黄华问明北平中共领导人的意图。
黄华经请示周恩来,并得到周恩来的指示后,于6月28日向司徒雷登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欢迎他去燕京大学过生日,届时他将在北平像中国共产党的许多老朋友那样受到欢迎。
司徒雷登、傅泾波和黄华之间的交谈,没有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授权,甚至在司徒雷登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信息时,美国国务院也没有收到有关情况的汇报。
司徒雷登考虑到去北平是一件大事,当时美国国会的情况非常复杂,派别争斗激烈,在对华政策上意见各异。他担心此时去北平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决定请示国务卿艾奇逊,陈述了北平之行的利与弊,并要求给予指示。
美国当局决策人对司徒雷登去北平一事表现得犹豫不决,国务卿艾奇逊也无法决断,只得将这个问题交“最高一级”决定。最终,美国总统杜鲁门使用了否定权,不让司徒雷登去北平。7月1日,艾奇逊致电司徒雷登:“对您的请求,无论情况如何,都不要到北平去。”
7月2日,司徒雷登派傅泾波再次拜会黄华,不无遗憾地说,艾奇逊来电,要司徒雷登必须于7月25日以前返回华盛顿,中途不得停留。并说,现在决定司徒雷登不去北平,是怕引起各方评论。他经过短暂的回国后即返中国,届时可以去北平。对此,黄华说,北平是根据司徒雷登之请求同意他去北平访问燕京大学的,去与不去,完全由司徒雷登自己决定。至此,司徒雷登的北平之旅夭折,成为这位美国人的终生憾事。
美大使北平之行不甘夭折 陈铭枢穿针引线传递信息
司徒雷登在南京与黄华保持接触之外,还通过国民党元老派人物陈铭枢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传递信息。
司徒雷登与陈铭枢早就相识,当他得知陈铭枢将于1949年6月中旬去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于5月下旬就和陈铭枢取得联系,并邀陈赴南京。6月10日,司徒雷登和陈铭枢长谈了4个多小时,委托陈向中共领导人转交4份长长的文件,并转达以下5点意见:
1、美国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2、对于即将成立的中共控制的政府,美国所特别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它是确实维护联合国宣言所规定的人权呢还是采取极权主义或警察国家的通常做法?第二,它是否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若是这样,这种立场应当被认为实际上是向世界其他国家宣战。
3、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使希望保持美中友好关系的人士感到不安。
4、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共官方的言论似乎妨碍同美国进行贸易。
5、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但是,中共应当体会到他(司徒雷登——作者)和外交使团中其他负责人仍然留在南京这一事实的重要意义。
从这5点意见可看出,司徒雷登作为美国的代言人,十分惧怕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他一方面试探新中国对美政策的动向;另一方面,对中共领导人和新中国进行威胁和恐吓。
陈铭枢带着司徒雷登给他的文件和5点意见离开南京赴北平。十多天后,从北平传来陈铭枢的信息,说他已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事情办得十分顺利;他要求司徒雷登推迟返回美国,以便他们在南京交换意见。为此,司徒雷登高兴不已。6月24日他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我已间接得到了陈铭枢的消息,他已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过话,谈话结果完全令人满意。”“希望我能推迟原定的返美时间。”
此时,司徒雷登已接到艾奇逊的电令,命他无论如何都不要到北平去,并要他在7月25日前返回华盛顿。司徒雷登对此很不甘心。7月6日,他再次致电艾奇逊说,他将在12日至13日会见由北平返回上海的陈铭枢,了解有关毛周的情况后,立即返回华盛顿。
7月9日,司徒雷登会见自北平赶回南京的陈铭枢。陈铭枢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和两份附件交给司徒雷登。陈说,备忘录是他本人北平之行的成果,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根据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综合整理的。而两个附件,实际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针对司徒雷登的5点意见和4份文件的直接答复。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司徒雷登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人拘留时所表现出的“个人品质”表示赞扬,对他在中国办教育以及在改善中美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寄予“非常大的希望”,表示司徒雷登若以私人身份来北平,也许能够会见一位属于负责地位的人。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严正地阐明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立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和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并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向前看的、开放的、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建立崭新的、平等的中美关系既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倘若美国当局也同意本着向前看的态度,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中美关系是会好转的。同时对司徒雷登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
司徒雷登毕竟是代表美国对华政策的代言人,是代表美国利益的。他反复地阅读陈铭枢带来的两个附件,脸色越来越难看,深感沮丧。他认为在这些文件中,“没有任何偏离他们目前的政治路线以改善与美国关系的迹象”。他感到中美关系没有改善的余地了。
司徒雷登灰溜溜离华 中美接触失之交臂
司徒雷登寄希望的北平之旅受到美国当局的阻挠,陈铭枢带来的信息又令他失望,一次次的努力都付之东流,只得离开中国回美国了。
司徒雷登在离开南京之前,美国总统杜鲁门曾指令他离开南京后去广州向蒋介石辞行。司徒雷登对此感到很为难。为了取消广州之行,他两次致电艾奇逊,陈述不能去广州的理由。他说:“我赞成国务院不让我毕恭毕敬地去北平参见毛泽东主席,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改变航程去广州拜见蒋委员长也是不明智的。”
7月5日,司徒雷登为办理出境手续再次与黄华进行最后一次会谈。司徒雷登问黄华:“你对美国今后的对华政策有什么希望?”
黄华从容回答说:“现在谈不上希望你们做什么。因为首先需要美国放弃错误的政策,证明它具有对中国人民堪称友好的诚意。但迄今美国仍支持反动派打内战,并组织‘太平洋公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一帝国主义政策。”
司徒雷登辩解说:“中国发生内战原非美国政府所愿,美国政府至今对‘太平洋公约’未表示任何赞成支持,所以是没有责任的。”
黄华批驳说:“你们美国支援蒋介石枪炮等战略物资打内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还说中国内战不是美国政府所愿,是令人难以信服的。”
两人又谈了一些其他的事,然后就简单地道别了。这也是他们师徒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8月2日,司徒雷登和傅泾波等一行8人乘美国运输机,按指定航线由南京飞往冲绳返美,没有面见蒋介石。
以后,司徒雷登再没有到中国来,他所做的努力化为泡影,最终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1952年11月,司徒雷登致函美国总统希望辞去有名无实的“驻华大使”职务,12月被获准。他于1962年病逝。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司徒雷登与黄华会晤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南京外交界引起很大反响,各种猜测莫衷一是。传言称,司徒雷登已与中共取得了联系,要求其他外国使馆同美国一起行动等等。其他使节也争先恐后地要求与黄华见面。
鉴于此,中共南京市委请示中央同意,由黄华出面,把在南京的所有外交使节召集起来,开了一次见面会,借机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强调其先决条件是彻底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同时也宣布对留在南京的各国使节和外交人员的具体政策,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加深了各国使节对新中国政策的了解。
司徒雷登首次会见黄华后,言犹未尽,两次派傅泾波到黄华处商谈,想进一步摸中共的底,提出司徒雷登希望再次与黄华会晤。经请示周恩来后,黄华于6月6日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到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以茶话会的形式举行第二次会谈。司徒雷登首先提出拟去上海和回美国的问题。黄华说,你可按侨民身份到外事处申请。接着,双方就台湾问题和美国援蒋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黄华严正指出:“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是:外国武装撤出中国;不能援助国民党政府,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美国要同中国建立新关系,首先要停止援助国民党逃亡政府,断绝与这个逃亡政府的关系。司徒雷登辩解说,目前中国两党各占一部分地区,美国对许多地区的情况很不了解,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为慎重从事,不能表明拥护或反对哪一方面,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时,这个问题自然解决。至于美援问题,现在只是去年国会通过的所余部分,今后不会再有援助了。
黄华反驳说:“据我个人看,我军打下广州之后,就可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将由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产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已表明我反对任何美援,并说明了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所以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停止援助蒋介石,以表明美国放弃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但是现在美国仍在支持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因此建立外交关系无从谈起。”黄华铿锵有力的言词使司徒雷登无言以对。最后,司徒雷登表示,希望努力使中美关系完善解决,对美苏关系及世界和平均是一大贡献。
从司徒雷登的谈话来看,美国当局的对华政策走向是很明显的,一方面为了保住在中国大陆的利益,不得不与中共联系;另一方面,为了确保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就不能与国民党残余势力断交。司徒雷登作为美国的代表,忠实地执行美国当局的政策,并竭诚为这一政策服务。
司徒雷登计划秘访北平 杜鲁门否决使之夭折
司徒雷登与黄华第二次会见后,坐卧不宁,仅隔一天,就派傅泾波再次赴外事处会见黄华说,美国现政府中,马歇尔、艾奇逊和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了解很深。司徒雷登最近接到代理国务卿雷登来电,希望他返美前能到北平与周恩来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京大学,这样返美活动将更有力量。请黄华先生能否转达。
黄华说,美国对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并无正式表示,至于司徒雷登去北平的要求不会得到回答。并以交通尚未恢复为由,予以婉拒。
黄华会见傅泾波之后,将司徒雷登的要求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了慎重研究,认为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有所松动,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不无益处,但考虑到我与美国尚无外交关系,因此以通过非官方渠道为好。
与此同时,司徒雷登又给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写信,表示他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每年的6月24日都要回燕京大学过生日,并出席毕业典礼。因此今年还想去北平,不知中共当局允许否?希望陆志韦设法与周恩来联系。陆志韦请示周恩来,于是毛泽东、周恩来决定通过陆志韦给司徒雷登去信,邀请他访问燕大,并暗示此次司徒雷登之行有可能见到中共高层领导人。
司徒雷登看到陆志韦的来函之后,欣喜万分,连忙委派傅泾波于6月27日会见黄华。傅泾波会见黄华时,拿出了陆志韦6月16日致司徒雷登的一封英文邀请信。傅泾波说,司徒雷登不知该信是何用意,希望黄华问明北平中共领导人的意图。
黄华经请示周恩来,并得到周恩来的指示后,于6月28日向司徒雷登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欢迎他去燕京大学过生日,届时他将在北平像中国共产党的许多老朋友那样受到欢迎。
司徒雷登、傅泾波和黄华之间的交谈,没有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授权,甚至在司徒雷登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信息时,美国国务院也没有收到有关情况的汇报。
司徒雷登考虑到去北平是一件大事,当时美国国会的情况非常复杂,派别争斗激烈,在对华政策上意见各异。他担心此时去北平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决定请示国务卿艾奇逊,陈述了北平之行的利与弊,并要求给予指示。
美国当局决策人对司徒雷登去北平一事表现得犹豫不决,国务卿艾奇逊也无法决断,只得将这个问题交“最高一级”决定。最终,美国总统杜鲁门使用了否定权,不让司徒雷登去北平。7月1日,艾奇逊致电司徒雷登:“对您的请求,无论情况如何,都不要到北平去。”
7月2日,司徒雷登派傅泾波再次拜会黄华,不无遗憾地说,艾奇逊来电,要司徒雷登必须于7月25日以前返回华盛顿,中途不得停留。并说,现在决定司徒雷登不去北平,是怕引起各方评论。他经过短暂的回国后即返中国,届时可以去北平。对此,黄华说,北平是根据司徒雷登之请求同意他去北平访问燕京大学的,去与不去,完全由司徒雷登自己决定。至此,司徒雷登的北平之旅夭折,成为这位美国人的终生憾事。
美大使北平之行不甘夭折 陈铭枢穿针引线传递信息
司徒雷登在南京与黄华保持接触之外,还通过国民党元老派人物陈铭枢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传递信息。
司徒雷登与陈铭枢早就相识,当他得知陈铭枢将于1949年6月中旬去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于5月下旬就和陈铭枢取得联系,并邀陈赴南京。6月10日,司徒雷登和陈铭枢长谈了4个多小时,委托陈向中共领导人转交4份长长的文件,并转达以下5点意见:
1、美国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2、对于即将成立的中共控制的政府,美国所特别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它是确实维护联合国宣言所规定的人权呢还是采取极权主义或警察国家的通常做法?第二,它是否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若是这样,这种立场应当被认为实际上是向世界其他国家宣战。
3、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使希望保持美中友好关系的人士感到不安。
4、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共官方的言论似乎妨碍同美国进行贸易。
5、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但是,中共应当体会到他(司徒雷登——作者)和外交使团中其他负责人仍然留在南京这一事实的重要意义。
从这5点意见可看出,司徒雷登作为美国的代言人,十分惧怕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他一方面试探新中国对美政策的动向;另一方面,对中共领导人和新中国进行威胁和恐吓。
陈铭枢带着司徒雷登给他的文件和5点意见离开南京赴北平。十多天后,从北平传来陈铭枢的信息,说他已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事情办得十分顺利;他要求司徒雷登推迟返回美国,以便他们在南京交换意见。为此,司徒雷登高兴不已。6月24日他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我已间接得到了陈铭枢的消息,他已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过话,谈话结果完全令人满意。”“希望我能推迟原定的返美时间。”
此时,司徒雷登已接到艾奇逊的电令,命他无论如何都不要到北平去,并要他在7月25日前返回华盛顿。司徒雷登对此很不甘心。7月6日,他再次致电艾奇逊说,他将在12日至13日会见由北平返回上海的陈铭枢,了解有关毛周的情况后,立即返回华盛顿。
7月9日,司徒雷登会见自北平赶回南京的陈铭枢。陈铭枢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和两份附件交给司徒雷登。陈说,备忘录是他本人北平之行的成果,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根据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综合整理的。而两个附件,实际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针对司徒雷登的5点意见和4份文件的直接答复。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司徒雷登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人拘留时所表现出的“个人品质”表示赞扬,对他在中国办教育以及在改善中美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寄予“非常大的希望”,表示司徒雷登若以私人身份来北平,也许能够会见一位属于负责地位的人。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严正地阐明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立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和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并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向前看的、开放的、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建立崭新的、平等的中美关系既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倘若美国当局也同意本着向前看的态度,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中美关系是会好转的。同时对司徒雷登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
司徒雷登毕竟是代表美国对华政策的代言人,是代表美国利益的。他反复地阅读陈铭枢带来的两个附件,脸色越来越难看,深感沮丧。他认为在这些文件中,“没有任何偏离他们目前的政治路线以改善与美国关系的迹象”。他感到中美关系没有改善的余地了。
司徒雷登灰溜溜离华 中美接触失之交臂
司徒雷登寄希望的北平之旅受到美国当局的阻挠,陈铭枢带来的信息又令他失望,一次次的努力都付之东流,只得离开中国回美国了。
司徒雷登在离开南京之前,美国总统杜鲁门曾指令他离开南京后去广州向蒋介石辞行。司徒雷登对此感到很为难。为了取消广州之行,他两次致电艾奇逊,陈述不能去广州的理由。他说:“我赞成国务院不让我毕恭毕敬地去北平参见毛泽东主席,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改变航程去广州拜见蒋委员长也是不明智的。”
7月5日,司徒雷登为办理出境手续再次与黄华进行最后一次会谈。司徒雷登问黄华:“你对美国今后的对华政策有什么希望?”
黄华从容回答说:“现在谈不上希望你们做什么。因为首先需要美国放弃错误的政策,证明它具有对中国人民堪称友好的诚意。但迄今美国仍支持反动派打内战,并组织‘太平洋公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一帝国主义政策。”
司徒雷登辩解说:“中国发生内战原非美国政府所愿,美国政府至今对‘太平洋公约’未表示任何赞成支持,所以是没有责任的。”
黄华批驳说:“你们美国支援蒋介石枪炮等战略物资打内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还说中国内战不是美国政府所愿,是令人难以信服的。”
两人又谈了一些其他的事,然后就简单地道别了。这也是他们师徒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8月2日,司徒雷登和傅泾波等一行8人乘美国运输机,按指定航线由南京飞往冲绳返美,没有面见蒋介石。
以后,司徒雷登再没有到中国来,他所做的努力化为泡影,最终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1952年11月,司徒雷登致函美国总统希望辞去有名无实的“驻华大使”职务,12月被获准。他于1962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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