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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民國时期，出于反封建等文化、政治考量，国民政府曾多次通令废除旧历新年，社会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新旧新年之争。春节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的主将，鲁迅也曾在其一生文字中多次论及春节。然而纵览全貌，我们会发现，不同时期鲁迅笔下的“春节”是不一致的。
鲁迅笔下的“春节”始于1901年庚子除夕之夜，被保存在二弟周作人的日记里。据周作人记载：“夜拜像，又向诸尊长辞岁，及毕疲甚。饭后祭书神长恩，豫才兄作文祝之，稿存后，又闲谈至十一点钟睡。”（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179）这篇祭书神文全用骚体文言写就，文采斐然，似乎预示着一个未来文学家的诞生。文章中，鲁迅不祀钱神而敬长恩书神，所用供品也是“寒泉冷华”。其中“寒泉兮菊菹，狂诵《离骚》分为君娱”（《鲁迅的故家》，P180）一句，颇有鲁迅此时所用自号“戛剑生”之意气书生的风采。晚清祭神的风气很盛，此时的鲁迅接受新式教育时间尚短，不能免俗也是自然。对于此时的鲁迅来说，春节大抵还是一个值得庆祝的节日，是一年的了结与新生。踌躇满志的少年书生，也会展望来年，也会希望“他年芹茂而樨香兮，购异籍以相酬”（《鲁迅的故家》，P180）。
1912年民国建立，孙中山通令各省改用阳历，传统的“元旦”被安置在阳历1月1日上。虽然并没有严格废止旧历，但新旧新年并立已成定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春节作为传统封建文化的“国粹”，受到了进步人士的广泛批判。这种批判主要围绕“靡费财力、损害健康以及养成人民的劣根性”（忻平，张坤：《政俗关系视野下的民国“新P241-249）三宗罪展开，关注的重点是“春节”本身的性质与内容。鲁迅也批判春节，他曾在1918年《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旗帜鲜明地表示：“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P321）这一时期鲁迅关于春节的文字主要见于其代表作《祝福》。小说中，鲁迅详细描写了江浙地区的“祝福”习俗，使这篇文章具有了很大的民俗价值：
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鲁迅全集》第二卷，P5-6）
鲁迅的视线越过了“春节”，看向了习俗背后文化的残酷。诚如《狂人日记》之中的狂人，他打开了“春节”这本书，看到的是众人烟花般醉醺醺的快乐之中的“吃人”。祥林嫂是一片祥和中被吃个体的代表，她是一个传统妇女，勤劳、善良而坚毅，力气比男人还大，哪怕死了丈夫、被婆婆卖到深山之中，她也在隐忍而坚强地生活着，像极了中国千百年中踽踽而行的黄牛。可是仅仅因为改嫁过，祥林嫂就被社会毫不犹豫地拒之门外，哪怕这个错误本身与她无关。在改嫁的一刹那，她就注定“不洁”，注定与纯洁的“祝福”无关。“祝福”是全社会的大欢喜，而这大欢喜却是建立在无数个体悲哀的基础上，因为只有枉顾了个体的生存意志，社会才能被捏合成欢天喜地的圆。
这一时期的鲁迅遵循着国民政府的通令不过春节，所谓佳节的休闲与娱乐也无非就是游厂甸与访友，这些事他在平时也常做。他又是一个工作狂，从不会因佳节便废止自己的工作，如《故乡》和《祝福》就是在1921年和1924年的春节期间完成的。但不在意春节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过春节，就鲁迅而言，过与不过春节，主要取决于亲人是否团聚。1917年，周作人来京，1919年，母亲和朱安又被鲁迅接到了北京八道湾的住所，一家团圆。很明显，家人的到来让鲁迅非常高兴。1920年的除夕之夜，鲁迅一向清清冷冷的日记中罕见地多了温热的几笔：“晴。休假。旧历除夕也，晚祭祖先。夜添菜饮酒，放花爆。”（《鲁迅全集》第一卷，P321）然而好景不长，这份愉快的心情在1923年与周作人的矛盾中走向了尽头。1924年的除夕，被赶出了八道湾的鲁迅“饮酒特多”（《鲁迅全集》第十五卷，P500）；1925年除夕“自午至夜译《出了象牙之塔》两篇”（《鲁迅全集》第十五卷，P549）。那次风波对鲁迅的影响显然是非常大的，此后数年，鲁迅又恢复到了原来那种不过春节的状态。对于这一时期的鲁迅而言，春节就像“祝福”，而他自己就像“祥林嫂”，只是他从不抱怨罢了。无论是与朱安的婚姻还是与弟弟的矛盾，这些都不是鲁迅的过错，然而他却殊途同归地失去了爱。“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鲁迅全集》第三卷，P555）鲁迅在春节中窥到了孤独与悲哀。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自诩为中华民国正宗继承者的国民政府接过了权柄，也接下了反春节反旧历的接力棒。南京国民政府不仅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了阴历，还在放假、收税等政策上严格限制春节。1931年，上海市“旧历新年，各界一律不得休业，以期提倡国历，转移人民习尚。”（《重申禁止废历旧俗：严禁放爆敲锣击鼓休业赌博》，《申报》，1931年2月15日）从1927年年底始便生活在上海的鲁迅显然对这一系列专横的行政命令不甚满意。倒不在于过不过春节，主要是他认为纯粹的行政命令就像晚清时期的政治改革一样没有深入到文化中，纯属治标不治本。在1930年的《习惯与改革》一文中，鲁迅重点讨论了这件事，他说：“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鲁迅全集》第十四卷，P229）重要的并不在于春节本身，而在于春节背后的民众心理。倘若民众心理一直停留在封建社会得不到改变，那么无论怎么强推改革，结局也只能是“改革一两，反动十斤”（《鲁迅全集》第四卷，P229）。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这一年，阴阳合璧的历书在市面上又悄悄地横行霸道了，因为不这样就卖不出去。鲁迅的各种预言总是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最终得以实现——尽管他自己都顶希望这些预言会失算。 1927年10月，鲁迅来到上海，并正式与许广平建立了一个“相依为命，离则两伤”的家庭。1929年周海婴的出世以及三弟一家在上海的陪伴，更是让鲁迅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与幸福。他又一次找到了家庭的温暖，渐渐扭转了心态，并开始对代表着团圆的春节有了隐隐的期待。1933年的除夕之夜，鲁迅写道：“旧历除夕也，治少许肴，邀雪峰夜饭，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鲁迅全集》第十六卷，P356）1931年1月，左联五烈士在参加共产党的一次集会被捕，与五烈士之一柔石关系很好的鲁迅自然也遭到了通缉。1932年，日军又进犯上海，这两年的春节鲁迅都是在避难中度过的。或许是久经离乱，又或许是身体日渐虚弱，鲁迅越来越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幸福。1934年春节期间，鲁迅专门写了一篇小文《过年》。这篇署名“张承禄”的文章中，鲁迅坦诚地说：
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废历”或“古历”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那就格外的慶贺——这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 ……
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鲁迅全集》第五卷，P464）
他太累了。他的一生，奔波是常态，安稳偶尔也会有，但都是带着涩味的。这种涩味与时局有关，也与他自己脱不开干系。幼时的遭遇造成了他敏感、多疑而又神经质的性格，这种性格自然最适宜文学，但也对性格的主人最为不利。深夜点灯读鲁迅的文章，常常会疑心面前的灯火是鬼火，这文章的主人也不是人，而是反抗绝望的鬼魂。他太累了，以至于他终于承认，“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鲁迅全集》第五卷，P463），承认自己也需要凡俗的快乐，承认自己也想要回味一些传统带来的美好。1935年2月3日给友人黄源的信中，鲁迅兴致勃勃地说：“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鲁迅全集》第十三卷，P368）2月4日，他又在给杨霁云的信解释了自己“心平气和”的原因：“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鲁迅全集》第十三卷，P371）
从充满希望到绝望，再到复归希望，兜兜转转一个大圆，最终又回到了光明的原点。鲁迅笔下的春节，随着其人生阶段的不同，也被涂上了不一样的色彩。
/贰/
就像《西游记》里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有一些东西虽然表面上千变万化、纷繁复杂，本质上却不过是同一只孙猴子的把戏罢了。看完鲁迅这些关于春节的文字，我总觉得，他对于春节的态度看似是时时变化、“变脸比翻书还快”，仿佛对于事物没有一定之见，不过看自己心情好坏，然而事实上，一条不变的脉络却是始终贯穿于其中的。鲁迅的孙猴子就是他的反抗精神。无论是最终还是最后，鲁迅笔下的春节都绝不是顺时应景的产物。这个春节长有反骨。
最早的《祭书神文》看似不过是少年懵懂时顺时应景之作，但其内在已经蕴含了小小的反抗之苗。传统社会中，除夕之夜祭礼繁琐，中国人又常是“见庙就烧香，遇佛就磕头”，东南西北各路神仙自然是通通不得罪，都得拜一个遍。在众神之中，鲁迅却偏偏选择了书神，并为他用心写了骚体赋文。“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鲁迅的故家》，P179-180），这固然是天真幼稚的书生意气，但也有反世俗、反物质的倔强在里头。
对于鲁迅来说，大体而言，北京时期不是一段太美好的回忆。虽然中途曾有钱玄同和《新青年》的拯救，也曾有亲友的团聚，但漫长的头和尾仍旧被无穷无尽的阴霾包裹着。对于绝望的人来说，欢声笑语的春节无疑是毒药。绝望中的鲁迅用绝望的手段反抗着绝望，他钟情的方式除了工作，便是收集旧书、碑帖、拓片，这一爱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仍然保留着。1913年旧历元旦，鲁迅“午后即散部往琉璃厂，诸店悉闭”（《鲁迅全集》第十五卷，P47）；1915年正月初二“在摊上买《说文统系第一图》，拓本，泉二百；宋、元泉四枚，泉四百五十”。（《鲁迅全集》第十五卷，P160）《呐喊·自序》中曾说，钱玄同来拜访鲁迅，看到他在抄这些，就问他有什么意思，他的答案是“没有什么意思”。（《鲁迅全集》第一卷，P440）古老的东西沾着泥土，蔓延着冷冰冰的死气。鲁迅不惧怕这些死气。他愿意在满屋子的墓碑拓片中努力工作，因为这是对死一般生命的无声反抗。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鲁迅的春节好像终于妥顺了。他开始变得和普通人一样，也会放爆竹，也会早早地预备上年货，但这并不意味着开始理解春节的鲁迅就变成了一个庸人。他理解，但他仍然反感着这节日背后的封建和无聊。1934年的《过年》在和蔼之余仍夹着刺：“对于这‘历’的待遇是一样的：结账，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拜年，‘恭喜发财’！”（《鲁迅全集》第五卷，P463）1935年给杨霁云的信中，鲁迅虽说念叨自己“苦够了”，要“烹酒煮肉，且买花炮”，但后半截话却是：“况且新生活自有有力之政府主持，我辈小百姓，大可不必凑趣，自寻枯槁之道也。”（《鲁迅全集》第十三卷，P371）对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讽刺跃然纸上，仿佛春节既然是强权所禁止的，那他自然也要对着干，将这春节过得开心。在我看来，妥顺不是妥协，而是横眉冷对之外的另一种幽默的不屈服。
/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他的最后一处寓所上海大陆新村9号逝世，终年56岁。他没有能够看到1937年的春节。
我们常常会陷入到一个意义问题中：究竟为什么要过春节？在失去了传统礼仪约束的现代社会，的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春节视为一个简单的假期，其意义不过在于放七天假罢了。反对忽略传统节日的人会争辩，说这毕竟是一种文化、一种国粹，如何能数典忘祖呢？其实，这个问题，鲁迅早就思考过，答案也早就在1918年给出了：“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鲁迅全集》第一卷，P321）一切都是为了保存我们，春节说到底也是因为人而存在的。选择过春节，是因为这习俗能让亲朋好友能得到团聚的快乐；倘若有一天有一种必要出现，需要我们放弃它，那我想，放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既然现在无此必要，倒也不妨暂且“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像晚年的鲁迅一样“柔色承颜，怡怡尽乐”吧。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民國时期，出于反封建等文化、政治考量，国民政府曾多次通令废除旧历新年，社会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新旧新年之争。春节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的主将，鲁迅也曾在其一生文字中多次论及春节。然而纵览全貌，我们会发现，不同时期鲁迅笔下的“春节”是不一致的。
鲁迅笔下的“春节”始于1901年庚子除夕之夜，被保存在二弟周作人的日记里。据周作人记载：“夜拜像，又向诸尊长辞岁，及毕疲甚。饭后祭书神长恩，豫才兄作文祝之，稿存后，又闲谈至十一点钟睡。”（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179）这篇祭书神文全用骚体文言写就，文采斐然，似乎预示着一个未来文学家的诞生。文章中，鲁迅不祀钱神而敬长恩书神，所用供品也是“寒泉冷华”。其中“寒泉兮菊菹，狂诵《离骚》分为君娱”（《鲁迅的故家》，P180）一句，颇有鲁迅此时所用自号“戛剑生”之意气书生的风采。晚清祭神的风气很盛，此时的鲁迅接受新式教育时间尚短，不能免俗也是自然。对于此时的鲁迅来说，春节大抵还是一个值得庆祝的节日，是一年的了结与新生。踌躇满志的少年书生，也会展望来年，也会希望“他年芹茂而樨香兮，购异籍以相酬”（《鲁迅的故家》，P180）。
1912年民国建立，孙中山通令各省改用阳历，传统的“元旦”被安置在阳历1月1日上。虽然并没有严格废止旧历，但新旧新年并立已成定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春节作为传统封建文化的“国粹”，受到了进步人士的广泛批判。这种批判主要围绕“靡费财力、损害健康以及养成人民的劣根性”（忻平，张坤：《政俗关系视野下的民国“新P241-249）三宗罪展开，关注的重点是“春节”本身的性质与内容。鲁迅也批判春节，他曾在1918年《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旗帜鲜明地表示：“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P321）这一时期鲁迅关于春节的文字主要见于其代表作《祝福》。小说中，鲁迅详细描写了江浙地区的“祝福”习俗，使这篇文章具有了很大的民俗价值：
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鲁迅全集》第二卷，P5-6）
鲁迅的视线越过了“春节”，看向了习俗背后文化的残酷。诚如《狂人日记》之中的狂人，他打开了“春节”这本书，看到的是众人烟花般醉醺醺的快乐之中的“吃人”。祥林嫂是一片祥和中被吃个体的代表，她是一个传统妇女，勤劳、善良而坚毅，力气比男人还大，哪怕死了丈夫、被婆婆卖到深山之中，她也在隐忍而坚强地生活着，像极了中国千百年中踽踽而行的黄牛。可是仅仅因为改嫁过，祥林嫂就被社会毫不犹豫地拒之门外，哪怕这个错误本身与她无关。在改嫁的一刹那，她就注定“不洁”，注定与纯洁的“祝福”无关。“祝福”是全社会的大欢喜，而这大欢喜却是建立在无数个体悲哀的基础上，因为只有枉顾了个体的生存意志，社会才能被捏合成欢天喜地的圆。
这一时期的鲁迅遵循着国民政府的通令不过春节，所谓佳节的休闲与娱乐也无非就是游厂甸与访友，这些事他在平时也常做。他又是一个工作狂，从不会因佳节便废止自己的工作，如《故乡》和《祝福》就是在1921年和1924年的春节期间完成的。但不在意春节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过春节，就鲁迅而言，过与不过春节，主要取决于亲人是否团聚。1917年，周作人来京，1919年，母亲和朱安又被鲁迅接到了北京八道湾的住所，一家团圆。很明显，家人的到来让鲁迅非常高兴。1920年的除夕之夜，鲁迅一向清清冷冷的日记中罕见地多了温热的几笔：“晴。休假。旧历除夕也，晚祭祖先。夜添菜饮酒，放花爆。”（《鲁迅全集》第一卷，P321）然而好景不长，这份愉快的心情在1923年与周作人的矛盾中走向了尽头。1924年的除夕，被赶出了八道湾的鲁迅“饮酒特多”（《鲁迅全集》第十五卷，P500）；1925年除夕“自午至夜译《出了象牙之塔》两篇”（《鲁迅全集》第十五卷，P549）。那次风波对鲁迅的影响显然是非常大的，此后数年，鲁迅又恢复到了原来那种不过春节的状态。对于这一时期的鲁迅而言，春节就像“祝福”，而他自己就像“祥林嫂”，只是他从不抱怨罢了。无论是与朱安的婚姻还是与弟弟的矛盾，这些都不是鲁迅的过错，然而他却殊途同归地失去了爱。“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鲁迅全集》第三卷，P555）鲁迅在春节中窥到了孤独与悲哀。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自诩为中华民国正宗继承者的国民政府接过了权柄，也接下了反春节反旧历的接力棒。南京国民政府不仅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了阴历，还在放假、收税等政策上严格限制春节。1931年，上海市“旧历新年，各界一律不得休业，以期提倡国历，转移人民习尚。”（《重申禁止废历旧俗：严禁放爆敲锣击鼓休业赌博》，《申报》，1931年2月15日）从1927年年底始便生活在上海的鲁迅显然对这一系列专横的行政命令不甚满意。倒不在于过不过春节，主要是他认为纯粹的行政命令就像晚清时期的政治改革一样没有深入到文化中，纯属治标不治本。在1930年的《习惯与改革》一文中，鲁迅重点讨论了这件事，他说：“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鲁迅全集》第十四卷，P229）重要的并不在于春节本身，而在于春节背后的民众心理。倘若民众心理一直停留在封建社会得不到改变，那么无论怎么强推改革，结局也只能是“改革一两，反动十斤”（《鲁迅全集》第四卷，P229）。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这一年，阴阳合璧的历书在市面上又悄悄地横行霸道了，因为不这样就卖不出去。鲁迅的各种预言总是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最终得以实现——尽管他自己都顶希望这些预言会失算。 1927年10月，鲁迅来到上海，并正式与许广平建立了一个“相依为命，离则两伤”的家庭。1929年周海婴的出世以及三弟一家在上海的陪伴，更是让鲁迅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与幸福。他又一次找到了家庭的温暖，渐渐扭转了心态，并开始对代表着团圆的春节有了隐隐的期待。1933年的除夕之夜，鲁迅写道：“旧历除夕也，治少许肴，邀雪峰夜饭，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鲁迅全集》第十六卷，P356）1931年1月，左联五烈士在参加共产党的一次集会被捕，与五烈士之一柔石关系很好的鲁迅自然也遭到了通缉。1932年，日军又进犯上海，这两年的春节鲁迅都是在避难中度过的。或许是久经离乱，又或许是身体日渐虚弱，鲁迅越来越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幸福。1934年春节期间，鲁迅专门写了一篇小文《过年》。这篇署名“张承禄”的文章中，鲁迅坦诚地说：
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废历”或“古历”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那就格外的慶贺——这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 ……
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鲁迅全集》第五卷，P464）
他太累了。他的一生，奔波是常态，安稳偶尔也会有，但都是带着涩味的。这种涩味与时局有关，也与他自己脱不开干系。幼时的遭遇造成了他敏感、多疑而又神经质的性格，这种性格自然最适宜文学，但也对性格的主人最为不利。深夜点灯读鲁迅的文章，常常会疑心面前的灯火是鬼火，这文章的主人也不是人，而是反抗绝望的鬼魂。他太累了，以至于他终于承认，“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鲁迅全集》第五卷，P463），承认自己也需要凡俗的快乐，承认自己也想要回味一些传统带来的美好。1935年2月3日给友人黄源的信中，鲁迅兴致勃勃地说：“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鲁迅全集》第十三卷，P368）2月4日，他又在给杨霁云的信解释了自己“心平气和”的原因：“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鲁迅全集》第十三卷，P371）
从充满希望到绝望，再到复归希望，兜兜转转一个大圆，最终又回到了光明的原点。鲁迅笔下的春节，随着其人生阶段的不同，也被涂上了不一样的色彩。
/贰/
就像《西游记》里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有一些东西虽然表面上千变万化、纷繁复杂，本质上却不过是同一只孙猴子的把戏罢了。看完鲁迅这些关于春节的文字，我总觉得，他对于春节的态度看似是时时变化、“变脸比翻书还快”，仿佛对于事物没有一定之见，不过看自己心情好坏，然而事实上，一条不变的脉络却是始终贯穿于其中的。鲁迅的孙猴子就是他的反抗精神。无论是最终还是最后，鲁迅笔下的春节都绝不是顺时应景的产物。这个春节长有反骨。
最早的《祭书神文》看似不过是少年懵懂时顺时应景之作，但其内在已经蕴含了小小的反抗之苗。传统社会中，除夕之夜祭礼繁琐，中国人又常是“见庙就烧香，遇佛就磕头”，东南西北各路神仙自然是通通不得罪，都得拜一个遍。在众神之中，鲁迅却偏偏选择了书神，并为他用心写了骚体赋文。“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鲁迅的故家》，P179-180），这固然是天真幼稚的书生意气，但也有反世俗、反物质的倔强在里头。
对于鲁迅来说，大体而言，北京时期不是一段太美好的回忆。虽然中途曾有钱玄同和《新青年》的拯救，也曾有亲友的团聚，但漫长的头和尾仍旧被无穷无尽的阴霾包裹着。对于绝望的人来说，欢声笑语的春节无疑是毒药。绝望中的鲁迅用绝望的手段反抗着绝望，他钟情的方式除了工作，便是收集旧书、碑帖、拓片，这一爱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仍然保留着。1913年旧历元旦，鲁迅“午后即散部往琉璃厂，诸店悉闭”（《鲁迅全集》第十五卷，P47）；1915年正月初二“在摊上买《说文统系第一图》，拓本，泉二百；宋、元泉四枚，泉四百五十”。（《鲁迅全集》第十五卷，P160）《呐喊·自序》中曾说，钱玄同来拜访鲁迅，看到他在抄这些，就问他有什么意思，他的答案是“没有什么意思”。（《鲁迅全集》第一卷，P440）古老的东西沾着泥土，蔓延着冷冰冰的死气。鲁迅不惧怕这些死气。他愿意在满屋子的墓碑拓片中努力工作，因为这是对死一般生命的无声反抗。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鲁迅的春节好像终于妥顺了。他开始变得和普通人一样，也会放爆竹，也会早早地预备上年货，但这并不意味着开始理解春节的鲁迅就变成了一个庸人。他理解，但他仍然反感着这节日背后的封建和无聊。1934年的《过年》在和蔼之余仍夹着刺：“对于这‘历’的待遇是一样的：结账，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拜年，‘恭喜发财’！”（《鲁迅全集》第五卷，P463）1935年给杨霁云的信中，鲁迅虽说念叨自己“苦够了”，要“烹酒煮肉，且买花炮”，但后半截话却是：“况且新生活自有有力之政府主持，我辈小百姓，大可不必凑趣，自寻枯槁之道也。”（《鲁迅全集》第十三卷，P371）对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讽刺跃然纸上，仿佛春节既然是强权所禁止的，那他自然也要对着干，将这春节过得开心。在我看来，妥顺不是妥协，而是横眉冷对之外的另一种幽默的不屈服。
/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他的最后一处寓所上海大陆新村9号逝世，终年56岁。他没有能够看到1937年的春节。
我们常常会陷入到一个意义问题中：究竟为什么要过春节？在失去了传统礼仪约束的现代社会，的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春节视为一个简单的假期，其意义不过在于放七天假罢了。反对忽略传统节日的人会争辩，说这毕竟是一种文化、一种国粹，如何能数典忘祖呢？其实，这个问题，鲁迅早就思考过，答案也早就在1918年给出了：“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鲁迅全集》第一卷，P321）一切都是为了保存我们，春节说到底也是因为人而存在的。选择过春节，是因为这习俗能让亲朋好友能得到团聚的快乐；倘若有一天有一种必要出现，需要我们放弃它，那我想，放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既然现在无此必要，倒也不妨暂且“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像晚年的鲁迅一样“柔色承颜，怡怡尽乐”吧。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