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比今年春晚红起来的旭日阳刚不知道苦多少倍，只不过我能写不会唱”，朱幼棣坐在窗明几净的咖啡厅里蓦地发出这样的慨叹。
　　他刚从中南海退休不久，此前的职务是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系出“清水衙门”的老朱不修边幅，裹着厚厚的羽绒服，戴着老旧式样的眼镜，没有车接车送。
　　四十多年前，高中没毕业的朱幼棣就在“工业学大庆”的隆隆口号声中，走进了浙江205矿当工人。矿井下面，浓烟总是把人呛得地转天旋，顶层的石头毫无征兆地往下掉，你只能紧挨着墙壁踟蹰前行。有时候，昏暗中听见“啪”的一声巨响，然后传来几声惨叫，一条年轻的生命就突然间在离你不远的地方结束了。
　　“等我们跑到外面，尸体已经抬走了，只剩下藤制的安全帽躺在路边的水沟里，都是血。”
　　这段经历给他的触动很大。身边的人说，老朱并不像个红墙里走出来的官员——说话不留情面，写字无所畏惧。朱幼棣笑言：“怕什么！这就是我们矿工的秉性！连生死都早已看淡。”
　　国务院研究室是为国务院主要领导提供决策咨询的办事机构。朱幼棣任职期间，曾多次参与起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和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作为“高级幕僚”和“中央首长智库”，他有机会长期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国家在社会制度设计的顶层，隐匿着的种种疮疤。
　　某些疮疤，比如“医改”，朱幼棣认为，“没有理由不去揭开”。否则，它将发炎、流脓，直至癌变。
　　正是基于此，他写出了一本40万字的政论著作《大国医改》，并已于近期公开出版。这个涉及到十几亿人口的公共话题，也是敏感话题，朱幼棣关注、研究了十几年——“我想，是时候在较高较宽的视角上，俯瞰医改的源起、涨落、漫溢和激荡，抑或最后流失了。”
　　如果医改搞不好，
　　会出现体制性的“倒退”
　　朱幼棣的矿工生涯止于1978年。不过，他说自己的底层情结从未终结。三十多年后，朱被调至国务院扶贫办工作，走访调研了不少贫困县乡、偏远山区。他不曾想到——“在有能力申办奥运会的大国里，仍存在大量的、不可想象的穷困。底层，依旧是底层。”
　　但是，“很多北京的官员并不了解这些，也难以真正了解底层民众的实情。调查也只是听汇报，走马看花，就开始拟方案定政策了。”朱幼棣觉得，这是包括“医改”在内的诸多政策实行不力，不被群众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
　　1978年，朱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并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几乎每个月发表一篇”。 彼时，马未都任《青年文学》编辑，常常编发朱幼棣的来稿。虚构写作，让他沉浸在一种近似透明的美好之中。朱幼棣曾获《萌芽》杂志颁发的首届“创作荣誉奖”。“现在的年轻人知道《萌芽》，大体是因为后来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当年的创作荣誉奖就相当于韩寒获得的一等奖。”
　　大学毕业那年，朱进了新华社成为一名新闻记者，“一下子从虚构中再次拉进了现实”。在新华社，文笔干练、具有研究精神的朱幼棣受到器重，他历任国内新闻部工业室副主任、教科文室主任、政治室主任，后来得以频繁出入中南海，报道对象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1990年代初期，朱幼棣对时任能源部副部长的胡富国进行了一次采访，深谈长达3天，令胡很是欣赏，并念念不忘。胡后来历任山西省长、省委书记，多次提出“希望小朱到身边来一起做事”。1997年，在报道完“邓小平逝世”和“香港回归”两个重大政治事件后，朱幼棣病了一场。两年后，他来到太原，任山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从此踏入政坛。
　　“一种生活看到头不行。做了多年的记者，跑过几乎所有的条线，接触过从最高层直至最基层，这样的经历去官场，也许还能干出点事情。”朱幼棣把职业转型视作对自己的改革：改革是改变，更是革命，它需要力度。“人的改革如此，大国医改更应是如此”。
　　但是，除却部分官员认为医改已经或即将产生有力度的改变外，包括朱幼棣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感受到——中国医药卫生系统的真正革命哪怕姗姗来迟的到来。并且，如果搞不好，会出现“一些实质性体制性的‘倒退’，更遑论改革了。”
　　医院成为许多人苦难的起点，以及终点
　　本来，医改与否和朱幼棣本人关联不大。按照政策，他享受医疗费用国家全额报销。他也可以调研一些相对轻松的专题。但种种见闻，让他“下定决心要搞清楚医药和卫生的真相。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1996年冬天，他骑自行车去北京肿瘤医院采访。在医院附近的半地下室里，老朱见到了一位外地来的老工人：癌症晚期。国企改制后，他无处报销医药费，面对高昂着头的首都大医院，倾家荡产后也只能坐着等待死亡。这位工人花一百多元买来一块石头，疼的时候就用它按一按，换来片刻的、麻醉的安宁。
　　那排北风呼啸的半地下室，偶尔能透进些许阳光。在一间屋子的窗台上，老朱看到了一盆小花。小花的主人是一位从烟台来北京治病的山东某化纤厂女工，刚满25岁，也是癌症晚期，父母和男朋友一直陪着她，钱已全部花光，连回家过年的路费也凑不齐了。朱幼棣很感慨：“没有人会注意到，在北京城地下室的小窗里，还有一株盼着太阳的小花。”
　　6年后，朱幼棣自己的父亲走进一家三级甲等大医院，在住院20多天、花完近5万元自付费用后与世长辞。而精通心血管治疗的一位外地专家事后告诉老朱，医院的治疗很有问题。老朱回忆，在父亲弥留之际，医院每天及时送来一张通知单，告知“预交的钱完了，明天就停药”。
　　老朱的这些见闻，其实每天都在这个国家上演。医院成为许多人肉体和精神苦难的起点，以及终点。
　　朱幼棣在1980年代出版过一部报告文学《温州大爆发》，曾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而《大国医改》是朱第一次出版的非虚构写作作品，充满了时评与政论色彩。他感慨地说，“在中国改革劈波斩浪的三十年中，公平地说，相比之下，仅有少数领域朱门依旧，涛声依旧，笙歌与悲歌依旧。只是春去秋来，人非而物似而已。”
　　医药卫生领域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医改不触及体制，那还有什么意义？！”
　　2000年，朱幼棣去大别山区扶贫，特意来到位于蕲春的李时珍墓前拜谒；次日，他又前往不远处的黄梅县东山寺寻访中国禅宗史上的重要衣钵传人弘忍、惠能的足迹。
　　这两处古迹如今都显得凄凉而又寥落。对宗教有研究兴趣的老朱联想起，佛教里有药师佛，最早的藏医出自寺院，西医的诞生发展又与基督教会密不可分；在古希腊，医生从业前必须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词》：“……无论何时登堂入室，吾都将以病人安危为念，逃避不善之举，……恪守此誓，绝不违背，终生治病救人，永享世人之尊。如有违此言，将得报应。”朱幼棣说，自己一直就觉得“大医如同大德，都需要宗教一般的坚守和奉献”。
　　现实的中国呢？
　　“望闻问切——现在的望，就是看患者的身份；问，问你怎么来的？开车还是自己来的，带了多少钱？人们无法想象，医生对着‘钱’处方下药，写检查化验单，实施手术，暗地盘算着创收和拿回扣的数字。而且这并非个别。”结果是，“回春的妙手越来越少，回钱的妙手却越来越多。”
　　有时候，老朱会有些“并非怀旧的回望”：1960年代的中国，虽积贫积弱，民众却“尚能在共产主义的‘世外桃源’里自乐，农村赤脚医生倒有‘原生态’之美”。在国际卫生组织的阿拉木图会议上，中国的“赤脚医生”群体曾受到世界同行的高度赞誉。而在城市，单位大都设置卫生室，相当于西方国家的社区诊所，药品免费派发，大病及时向指定医院转诊；即使没有工作的老人小孩，也可挂靠家里的正式职工，享受一定的医疗待遇。
　　如今，“卫生部还是那个卫生部”。朱幼棣一言以蔽之：只要还在“医药不分、管办不分、政事不分、营利与非营利不分”的体制下，医改就如同“扭大秧歌”——进两步，退三步，基本在原地打转；医院就仍会“卖药牟利”，医生就仍能“开方赚钱”；而百姓就“望不到云开雾散，月落日升，年轻人成了老人，一些疾病缠身的病人，更是在有生之年等不到了”。
　　咖啡厅里温柔的音乐与朱幼棣的严肃、愤懑和无奈极不相称。北京的天渐渐暗下来，一杯铁观音也从香气四溢泡至索然无味。朱幼棣边穿上羽绒服，边加重语气地说道：“如果医改不触及体制机制，那还有什么意义？！”
　　包括音乐在内的所有声音，此刻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