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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10日，当有人嘲笑Abdelmalek Bayout特有的穆斯林眼影时，Bayout一时忍无可忍，将对方杀死。Bayout是一名居住在意大利的阿尔及利亚男子。因为有精神疾病，他最初被判刑9年2个月。但在上诉中，法庭接受了一份神经科学家的报告，报告包括大脑扫描以及基因检测的证据，证据显示Bayout带有一个与攻击性和犯罪行为紧密相关的MAOA-L基因型，Bayout因此于2009年s月再次获得减刑。这是第一次因为行为遗传学的证据改变了法庭判决的结果。
大脑功能缺失引发暴力和冷血
杀人犯的大脑会与众不同么?答案是：确实有一部分杀人犯的大脑上存在着异常。
20世纪90年代，南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Adrian Raine进行了一系列脑成像研究。Raine及同事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PET)比较杀人犯和正常被试者的大脑代谢水平，发现了杀人犯在前额叶皮层存在功能缺损。损伤主要集中在眶额皮层。这一结构在整个大脑皮层最前端的下部，因下面紧挨着眼眶而得名。
眶额皮层和人的智商无关，它主要负责情感调节和对社会规则的认知，一个人的性格以及社会适应能力都与之密切相关。眶额皮层受损或者功能被抑制的人，在社会交往、情绪控制、伦理和道德判断等方面会存在一定的障碍。
人们对眶额皮层功能的理解是从铁路工人Phineas Gage的传奇开始的。在1848年的一次爆炸事故中，一根铁棍从Gage的面部插入并穿过颅顶飞出。虽然，幸运的Gage没有死，而且身体和智商都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但是他却从一个稳重、有责任心的年轻人变得狂躁冲动且不负责任，并因此丢掉了工作——眶额皮层受到的重创让Gage“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1996年的一项针对279名受过头部创伤的越战老兵的研究发现，眶额皮层的损伤程度与病人的暴力攻击性成正比。对反社会人格障碍及病理性说谎病人的大脑的研究，也显示出他们在眶额皮层的部位存在缺损。即使对正常人群来说，眶额皮层神经活动的强弱也一样和暴力情绪关系密切——当人们愤怒或者在脑海里想象攻击性行为的时候，眶额皮层的神经活动明显减弱。
眶额皮层是大脑最晚进化出的一部分，而目直到25岁发育才能成熟。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幼年早期，大脑的眶额皮层受到损伤，要他形成正面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判断就比较困难；并且，如果没能及时发现问题并对之进行强化教育，在成年后，他甚至会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错的。
另一个和暴力行为密切相关的大脑结构是杏仁核。对人的脑成像研究发现，杏仁核与理解他人心理、攻击性以及从面孔中识别恐惧和悲伤情绪的能力有关。对暴力行为的一系列研究都表明，当一个人试图攻击他人时，如果从对方的脸上读出了恐惧和悲伤，这些信息会对抑制攻击者的暴力性起到重要作用。而负责解读这种情绪的正是大脑中杏仁核部分，所以，如果杏仁核受到了损伤，就会直接导致大脑对恐惧场景的响应减弱，会使人感同身受、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变差。简单说来，眶额皮层的损伤让人冲动，而杏仁核的损伤让人冷血。
斗士基因让你充满“斗志”
有研究估计，一个社会中50％的犯罪是由10％的家庭造成的。这种家族集中性提示了反社会攻击性行为是遗传性的。对双胞胎子攻击性的研究表明，4096—50％的攻击性行为的风险可以由遗传因素解释。像攻击性这样的复杂行为，已经发现与多个基因有关。Brunner等人在1993年发现的MAOA基因是最重要的一个攻击性相关基因，也被称为斗士基因(warrior gene)。
MAOA是一种和性别相关的基因，只存在于X染色体上，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历史上冷血杀手以男人居多。因为女孩从父母处各获取一个X染色体，总体上的效果就好像被抵消了一样，而男孩只能从母亲那里获取x染色体。
MAOA是一种线粒体分解代谢酶，可以调节大脑中神经递质的释放，比如廊清素和肾上腺素。实验表明，带有低表达基因型MAOA-L的个体，更容易受到实验者的挑逗而产生攻击性行为。这类个体的眶额皮层和杏仁核都有缺损。而在脑功能上，眶额皮层在执行认知控制任务和情绪加工任务时的激活水平都会减弱，而杏仁核对情绪加工的响应则会升高；并且，从眶额皮层到杏仁核的联系会受到破坏，而正常情况下眶额皮层是会调节杏仁核的活动的。
总结起来就是，MAOA-L基因通过影响控制情感唤醒、情绪调节和冲动控制的神经回路来影响人们的攻击性行为。
是否应该对“天生杀人狂”网开一面?
Bayout因为被证实携带MAOA-L基因而被法院判定减刑，但是判决却引来了巨大的争议。带有MAOA-L基因的个体一定会出现反社会问题么?答案是否定的。基因并不能完全决定个体的行为模式。
各种族携带MAOA-L基因的比例，高加索人是3496，非洲人是59％，太平洋的毛利人是56%，而最高的竟然是我们汉族人，达到了77％。这个数字无疑让人吃惊，因为我们并不算一个暴力的民族，所以，基因决定论是站不住脚的。
2002年，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家Terrie Moffitt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MAOA-L型个体只有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过虐待才会表现出反社会性问题，人的攻击性行为是由基因、环境以及大脑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共同决定的。
即使一个人携带了MAOA-L基因，而且又成长在受虐待的环境中，他也不能因此就推卸掉自己的责任。目前的科学证据只能表明从概率上他犯罪的可能性会更大，但并不能支持绝对的因果关系——即证明此类个体无法控制自己的犯罪冲动和行为。设想一个凶手的同卵双胞胎兄弟。他的基因与凶手的完全一样，生长的环境也完全相同，但是他一定也会去杀人么?这其中，人的自由意志还是起着决定的作用的。
并且，如果我们承认不可控的基因对行为的影响，从而弱化了罪犯的责任。对罪犯进行了宽大处理的话；那么，这样的思维模式也会顺理成章地推导出另一绪论：既然他的犯罪行为是他无法控制的，那就应该要对他实行更长时间的监禁。
只是，这已经超出了科学家的思考范围。科学家只负责研究大脑、基因、环境甚至文化，是如何互相作用从而导致一种行为的发生的。至于如何利用科学家的研究结果，那是一个政治问题、伦理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行为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法律和伦理问题，这需要法律学家和伦理学家来进一步回答。
大脑功能缺失引发暴力和冷血
杀人犯的大脑会与众不同么?答案是：确实有一部分杀人犯的大脑上存在着异常。
20世纪90年代，南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Adrian Raine进行了一系列脑成像研究。Raine及同事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PET)比较杀人犯和正常被试者的大脑代谢水平，发现了杀人犯在前额叶皮层存在功能缺损。损伤主要集中在眶额皮层。这一结构在整个大脑皮层最前端的下部，因下面紧挨着眼眶而得名。
眶额皮层和人的智商无关，它主要负责情感调节和对社会规则的认知，一个人的性格以及社会适应能力都与之密切相关。眶额皮层受损或者功能被抑制的人，在社会交往、情绪控制、伦理和道德判断等方面会存在一定的障碍。
人们对眶额皮层功能的理解是从铁路工人Phineas Gage的传奇开始的。在1848年的一次爆炸事故中，一根铁棍从Gage的面部插入并穿过颅顶飞出。虽然，幸运的Gage没有死，而且身体和智商都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但是他却从一个稳重、有责任心的年轻人变得狂躁冲动且不负责任，并因此丢掉了工作——眶额皮层受到的重创让Gage“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1996年的一项针对279名受过头部创伤的越战老兵的研究发现，眶额皮层的损伤程度与病人的暴力攻击性成正比。对反社会人格障碍及病理性说谎病人的大脑的研究，也显示出他们在眶额皮层的部位存在缺损。即使对正常人群来说，眶额皮层神经活动的强弱也一样和暴力情绪关系密切——当人们愤怒或者在脑海里想象攻击性行为的时候，眶额皮层的神经活动明显减弱。
眶额皮层是大脑最晚进化出的一部分，而目直到25岁发育才能成熟。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幼年早期，大脑的眶额皮层受到损伤，要他形成正面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判断就比较困难；并且，如果没能及时发现问题并对之进行强化教育，在成年后，他甚至会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错的。
另一个和暴力行为密切相关的大脑结构是杏仁核。对人的脑成像研究发现，杏仁核与理解他人心理、攻击性以及从面孔中识别恐惧和悲伤情绪的能力有关。对暴力行为的一系列研究都表明，当一个人试图攻击他人时，如果从对方的脸上读出了恐惧和悲伤，这些信息会对抑制攻击者的暴力性起到重要作用。而负责解读这种情绪的正是大脑中杏仁核部分，所以，如果杏仁核受到了损伤，就会直接导致大脑对恐惧场景的响应减弱，会使人感同身受、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变差。简单说来，眶额皮层的损伤让人冲动，而杏仁核的损伤让人冷血。
斗士基因让你充满“斗志”
有研究估计，一个社会中50％的犯罪是由10％的家庭造成的。这种家族集中性提示了反社会攻击性行为是遗传性的。对双胞胎子攻击性的研究表明，4096—50％的攻击性行为的风险可以由遗传因素解释。像攻击性这样的复杂行为，已经发现与多个基因有关。Brunner等人在1993年发现的MAOA基因是最重要的一个攻击性相关基因，也被称为斗士基因(warrior gene)。
MAOA是一种和性别相关的基因，只存在于X染色体上，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历史上冷血杀手以男人居多。因为女孩从父母处各获取一个X染色体，总体上的效果就好像被抵消了一样，而男孩只能从母亲那里获取x染色体。
MAOA是一种线粒体分解代谢酶，可以调节大脑中神经递质的释放，比如廊清素和肾上腺素。实验表明，带有低表达基因型MAOA-L的个体，更容易受到实验者的挑逗而产生攻击性行为。这类个体的眶额皮层和杏仁核都有缺损。而在脑功能上，眶额皮层在执行认知控制任务和情绪加工任务时的激活水平都会减弱，而杏仁核对情绪加工的响应则会升高；并且，从眶额皮层到杏仁核的联系会受到破坏，而正常情况下眶额皮层是会调节杏仁核的活动的。
总结起来就是，MAOA-L基因通过影响控制情感唤醒、情绪调节和冲动控制的神经回路来影响人们的攻击性行为。
是否应该对“天生杀人狂”网开一面?
Bayout因为被证实携带MAOA-L基因而被法院判定减刑，但是判决却引来了巨大的争议。带有MAOA-L基因的个体一定会出现反社会问题么?答案是否定的。基因并不能完全决定个体的行为模式。
各种族携带MAOA-L基因的比例，高加索人是3496，非洲人是59％，太平洋的毛利人是56%，而最高的竟然是我们汉族人，达到了77％。这个数字无疑让人吃惊，因为我们并不算一个暴力的民族，所以，基因决定论是站不住脚的。
2002年，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家Terrie Moffitt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MAOA-L型个体只有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过虐待才会表现出反社会性问题，人的攻击性行为是由基因、环境以及大脑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共同决定的。
即使一个人携带了MAOA-L基因，而且又成长在受虐待的环境中，他也不能因此就推卸掉自己的责任。目前的科学证据只能表明从概率上他犯罪的可能性会更大，但并不能支持绝对的因果关系——即证明此类个体无法控制自己的犯罪冲动和行为。设想一个凶手的同卵双胞胎兄弟。他的基因与凶手的完全一样，生长的环境也完全相同，但是他一定也会去杀人么?这其中，人的自由意志还是起着决定的作用的。
并且，如果我们承认不可控的基因对行为的影响，从而弱化了罪犯的责任。对罪犯进行了宽大处理的话；那么，这样的思维模式也会顺理成章地推导出另一绪论：既然他的犯罪行为是他无法控制的，那就应该要对他实行更长时间的监禁。
只是，这已经超出了科学家的思考范围。科学家只负责研究大脑、基因、环境甚至文化，是如何互相作用从而导致一种行为的发生的。至于如何利用科学家的研究结果，那是一个政治问题、伦理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行为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法律和伦理问题，这需要法律学家和伦理学家来进一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