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甲型H1N1流感传入中国大陆的时候，许多人在第一时间想起了六年前肆虐中国的“非典”。此次媒体的密集报道、政府措施的及时出台、社会的密切关注以及民众相对从容的心态，都与六年前形成鲜明反差。
　　
　　“非典”失语之下……
　　
　　“非典”曾经是2003春夏之际一个最令人谈之色变的词。2002年11月16日，“非典”首个病例在广东爆发。2003年4月以来，“非典”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和程度向北京袭来，向人类发起了猖狂攻击。
　　紧接着，“非典”在越南、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扩散，当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向全球发出警告之时，在中国内地，人们从公共媒体上却几乎得不到什么信息。公共媒体失语，“小道消息”自然大行其道：社会上的种种传闻不绝于耳，互联网上充斥着“广州发生致命流感”的消息，很多人都接到了“非典会死人”的手机短信，还有一些电话互传熟人的熟人、朋友的朋友已染上此病的消息。
　　直到2003年3月底之前，我国公共传媒对“非典”基本处于“失语”状态，起初不报，继而淡化。结果呢?
　　2月18日，山西太原27岁的徐丽，需要到广东出差。她听说了广东的疫情，有些担心。母亲在当地一家党报工作，特地为她查阅了一些报纸，并给在广州工作的同行打电话，得知“都是谣传，没那么严重”。父亲还在互联网上进行了查询，了解到“非典型肺炎是肺炎中最轻的一种，没有致命危险”。于是，徐丽和弟弟随身带着一些板蓝根出发了。
　　抵达广州，出租车司机告诉徐丽：“我们每天拉这么多客人，没有防范，什么事也没有，一点不害怕。”之后，她辗转揭阳、深圳，2月22日晚，在深圳到广州的列车上，徐丽感到很累、浑身发冷。23日回到太原后，发烧至40度，她接连走了三家大医院，都被诊断为普通感冒。对自己是不是得了“非典”的质疑，医生都不以为然。在询问了广州一家医院，被告知“非典是衣原体感染”后，她在家人陪护下再次来到医院，检查衣原体，结果是“正常肺炎，一般不会传染”。但是输液后，她的体温仍然很高。
　　徐丽说；“后来回想，我始终不能明白，在这个信息从地球南边转到北边只需要2秒钟的时代，为什么在这些省会的一流医院，却没能得到更多关于疾病的信息，哪怕是一点警告，提示……”
　　2月28日，由于治疗一直不见起色，徐丽决定转院。3月1日，在家人及山西省人民医院魏大夫的陪同下，徐丽到达北京301医院，被安排在急诊病房，同病房的还有另外三个病友。此时，徐丽高烧不退，几乎丧失希望，但妈妈说：“301医院是全国最好的，信息肯定和别的地方不一样。”魏大夫返回太原不久，被发现感染了“非典”病毒，此外，太原还有两名护士被感染。
　　回首往事，徐丽说：“医生、护士也是受害者。广东去年11月份就发病，难道国家级的医院连必要的通知都没有接到吗?”
　　3月3日，徐丽转入呼吸科病房，徐母也高烧39度。3月4日，主治大夫告诉他们：这种病与广东的“非典”情况符合，赶紧分隔病房，安排徐母住院。此时，徐父在太原也高烧，被确诊为支气管炎，病情持续恶化。3月5日，徐父也来到301医院。后来一家人都被转至传染病医院302医院。
　　据北京市急救中心的医生后来回忆：从301医院转送302医院，转运车辆未经任何防护，司机、医生浑然不知所面临的威胁。此后，302医院十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成为北京市最早被感染的一批医护人员。随后，301医院发现感染病例。4月14日，此前曾在302医院就医的王某成为天津首例“非典”病人。
　　徐丽回忆，她的丈夫曾给南方一家影响较大的报社打电话，希望能以自己的经历向社会发出警示，宣传“非典”知识，告诉大家“非典”传染力有多强。但接听电话的人没等他说完，就说：“跟当地医疗部门联系吧!”把电话挂掉了。
　　在302医院，徐丽及其父母住进同一个病房。徐丽退烧了，身体出现好转迹象，而父亲和母亲终因病情过重，先后离开人世。3月8日，徐丽1岁多的孩子、弟弟、弟媳也相继出现了“非典”症状。3月12日，徐丽的舅舅出现症状，被送往北京佑安医院。随即，佑安医院也出现十多例感染患者。3月27日，在该院进修的内蒙古临河市一名医生返回家乡，疫情随之扩散到了内蒙古。
　　302医院“非典”患者不断增多，而徐丽在电视上看到的是，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反复指出：“北京只有几名山西患者”。她写到：“可怕的无知，可恨的盲从!如果，新闻资源被很好地用到宣传‘非典’知识上，那该多好啊。”
　　
　　恐慌始于流言　流言止于公开
　　
　　直到4月3日，张文康仍称：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时任北京市长孟学农也说：对于13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22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中新社4月4日一篇报道也这样写到：由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目前北京已有效控制了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的传播和扩散，在居民当中没有原发病例发生。“北京并未出现外界谣传的恐慌现象，居民依然安居乐业，生活未受到任何影响。由于正值春暖花开，北京人纷纷走出家门享受美好春光。不少家庭举家远足，到野外踏青。公共场所依然人满为患。京城各家影院的生意红火。”
　　然而，4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全球旅行指南，建议计划前往中国香港和广东的旅客考虑推迟不必要的旅行。4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集合各国传染病学专家到达中国广东省进行相关的疫情调查。4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广东省的调查小组发表初步调查结果，表示可能发现“非典”病毒证据。4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北京列入疫区，列为疫区的指征为存在病毒在当地连续传播的证据。
　　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国民众开始了解这场发生在自家门内的灾难。面对如此神秘的病毒，人们产生了最原始的恐惧，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自救，平日常见的板蓝根和白醋，也曾一度出现“洛阳纸贵”、排队抢购的场面。更可怕的是，在某一天当北京的民众下班后到超市购物时，居然出现抢购粮食、食用油和瓶装水现象。药店也出现抢购现象。一条来源不明的消息到处传播：北京要封城。
　　封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人们，听到这样的消息，难免恐慌。有多少人还会去思考消息的真假呢?何况人们从政府和官方媒体听不到任何声音。
　　到4月14日，北京终于不再强作镇定，开始启动一级疫情控制措施。随后几天，政府的态度和做法发生逆转。4月18日，中国政府下令，要准确、及时和诚实地报告“非典”疫情，并视“非典”为对国家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严重威胁。4月20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内地“非典”的最新疫情和防治情况。 　　4月21日，中央宣布了对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的撤职决定。吴仪临危受命，兼任卫生部部长，王岐山出任北京市代市长。“非典”之战出现巨大的转机。北京市仅用一天时间，就于4月22日建立了一套“非典”疫情报告直通网络。4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成立国务院防治“非典”指挥部，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任总指挥。中央财政设立“非典”防治基金，基金总额20亿元。北京市对“非典”疫情重点区域实行隔离控制。市教委研究决定，全市各中小学可暂放假两周，时间从4月24日至5月7日。
　　随之建立的还有卫生部新闻发言制度，由卫生部新闻发布会进行定期的信息发布。卫生部官员在发布会上首次承认北京在“非典”防治工作中存在着薄弱环节，并表示针对最新的疫情报告，北京市已制定比较严密的措施，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包括机场体温检测设备、实验室化验设施、各级医院排查警报系统等，用于监测、隔离、救护和治疗的设施、机制也趋于完善。
　　国家卫生部自4月21日起每天下午4点用电视直播方式向社会公布“非典”疫情的最新统计数字，规定实施“信息发布制度”，且做到“信息发布及时、准确、全面”，使人们能在第一时间内了解到“非典”的感染病例、疑似病例、死亡病例的人数。
　　从4月23日晚，经过七天七夜的奋战，在北京郊区建起了一座各项设施达到国际水平的全国最大的救治“非典”病人的专科医院——北京小汤山医院。5月1日建成启用，并开始接治病人。2003年5月9日，中国政府又出台了一部传染病法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条例》。至此，一张防范“非典”的大网开始真正在全国上下拉开了。
　　到5月4日，广州已经十几天没有死亡病例。5月5日，温家宝总理指出，北京扭转了被动局面。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取消北京地区的“旅游警告”，并将北京从有疫情传播的地区中去除。
　　恐慌始于流言，而流言止于公开。只有在不公布信息或者不完全公布信息的夹缝中，流言才能得以生存和肆虐。
　　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一个新病毒可以在24小时之内到达世界任何地区。有人说“疫情面前，没有国家是孤岛；防疫面前，没有个人是孤军，惟有焕发出集体的理性，才可能让人类在疫情面前显出强大的力量”。
　　“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甲型H1N1流感，一次次事件不断拷问着一个城市的承受力，一个民族的承受力，也成为考验中国政府的一块试金石。要想赢得这场考试，需要每个国家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承担起为整个人类负责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