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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免征额应至少提高到3000元,而且需要建立起个税免税额与CPI联动机制,让个税起征点与通胀水平同步,以避免民众财富蒸发。
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把个税起征点从现行的2000元提高到5000元,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但是会议结束后,财政部官员发表谈话称,调整后的个税起征点以3000元为宜,不可能出现大幅度提高。
人大代表和财政部官员在个税起征点上出现意见分歧,其实是很正常的。民众作为纳税人,基于自我的立场,总是希望税赋负担越轻越好,人大代表既然代表民意,自然也会要求把起征点定得高一些;而财政部作为一个对国家财政收入直接负责任的政府部门,同样是基于自我的立场,总是希望起征点定得越低越好,以便能够收到更多的税金。
问题在于我国现行的制度框架,由于人大代表还难以对政府施加足够的影响力,因此这一围绕着个税起征点所产生的博弈,其实输赢已定,我们不能对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抱有太高的期待。
其实,个税起征点不管作如何调整,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30年来,征收个税的目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项税收刚出现时,其目标侧重于调节个人收入,征收对象也主要是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
但今天,个税已经成为一种普适税种,其侧重点已转移到了让民众通过纳税增加对国家的认同,至于调节个人收入,反而已成为其辅助作用,因此,要求回到30年前的情景也是不现实的。
从原则上说,每一个公民,无论收入多寡,都有纳税的法律义务。但是,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民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提高,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还仅仅刚刚解决了温饱,谈不上富裕,同时由于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尽合理,社会的贫富差距还很突出。
因此,设立一个起征点,豁免一部分低收入者的交税义务,是合情合理的。但关键在于,这个起征点是以什么为依据来确定的,却一直模糊不清。我国开征个税以后的30多年时间里,长期实行的是800元的起征点,只是在最近几年才作了两次调整,而在调整期间总是伴随着激烈的争议,民众和官方的态度截然相反,其原因就在于对个税起征点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标准,导致官民之间各说各的话。
今年出现的争论,其实是前些年争论的重复,并无什么新的意义。如果财政部提出的3000元起征点成为现实,随着目前已经形成的通胀趋势,可以预料,这个起征点马上又会显得落后,不久以后,社会将再一次为提高起征点而起争议。
显然,对于个税起征点,我们不应该再只局限于起征点的高低,而是应该引入新的思路,建立更具科学性和灵活性的个税征收制度,可以考虑根据宏观经济运行和民众实际收入水平随时浮动的起征点。
比如,国家可以在每一年度开始的时候,将每一个省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用简单算术平均法得出一个全国的数值,乘以上一年度CPI的平均水平,作为本年度的起征点。假设某一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水平为1200元,上一年度CPI平均水平是4,则本年度个税起征点应该是1200元×4=4800元。根据这样的制度,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就是双向的,CPI走高,起征點随之走高,CPI走低,起征点也可相应走低。
在此制度路径之下,个税征收无疑将更为科学,官民之间也有了共同的利益诉求,社会也少了无休止的争论。在这样一种机制激励之下,国家为了多增加个税收入,除了努力提高民众收入以外,还有更大的动力来控制物价,保障民生。
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把个税起征点从现行的2000元提高到5000元,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但是会议结束后,财政部官员发表谈话称,调整后的个税起征点以3000元为宜,不可能出现大幅度提高。
人大代表和财政部官员在个税起征点上出现意见分歧,其实是很正常的。民众作为纳税人,基于自我的立场,总是希望税赋负担越轻越好,人大代表既然代表民意,自然也会要求把起征点定得高一些;而财政部作为一个对国家财政收入直接负责任的政府部门,同样是基于自我的立场,总是希望起征点定得越低越好,以便能够收到更多的税金。
问题在于我国现行的制度框架,由于人大代表还难以对政府施加足够的影响力,因此这一围绕着个税起征点所产生的博弈,其实输赢已定,我们不能对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抱有太高的期待。
其实,个税起征点不管作如何调整,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30年来,征收个税的目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项税收刚出现时,其目标侧重于调节个人收入,征收对象也主要是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
但今天,个税已经成为一种普适税种,其侧重点已转移到了让民众通过纳税增加对国家的认同,至于调节个人收入,反而已成为其辅助作用,因此,要求回到30年前的情景也是不现实的。
从原则上说,每一个公民,无论收入多寡,都有纳税的法律义务。但是,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民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提高,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还仅仅刚刚解决了温饱,谈不上富裕,同时由于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尽合理,社会的贫富差距还很突出。
因此,设立一个起征点,豁免一部分低收入者的交税义务,是合情合理的。但关键在于,这个起征点是以什么为依据来确定的,却一直模糊不清。我国开征个税以后的30多年时间里,长期实行的是800元的起征点,只是在最近几年才作了两次调整,而在调整期间总是伴随着激烈的争议,民众和官方的态度截然相反,其原因就在于对个税起征点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标准,导致官民之间各说各的话。
今年出现的争论,其实是前些年争论的重复,并无什么新的意义。如果财政部提出的3000元起征点成为现实,随着目前已经形成的通胀趋势,可以预料,这个起征点马上又会显得落后,不久以后,社会将再一次为提高起征点而起争议。
显然,对于个税起征点,我们不应该再只局限于起征点的高低,而是应该引入新的思路,建立更具科学性和灵活性的个税征收制度,可以考虑根据宏观经济运行和民众实际收入水平随时浮动的起征点。
比如,国家可以在每一年度开始的时候,将每一个省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用简单算术平均法得出一个全国的数值,乘以上一年度CPI的平均水平,作为本年度的起征点。假设某一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水平为1200元,上一年度CPI平均水平是4,则本年度个税起征点应该是1200元×4=4800元。根据这样的制度,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就是双向的,CPI走高,起征點随之走高,CPI走低,起征点也可相应走低。
在此制度路径之下,个税征收无疑将更为科学,官民之间也有了共同的利益诉求,社会也少了无休止的争论。在这样一种机制激励之下,国家为了多增加个税收入,除了努力提高民众收入以外,还有更大的动力来控制物价,保障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