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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国如何对华部署、实施意识形态策略是国内各界关注重点，但美国对华相关政策缘何在美国国内能够获得民意支持却鲜有研究。本文尝试从多角度分析美国政府对内打造涉华意识形态共识的策略，以期了解其政策的内生逻辑、生存土壤、发展脉络、未来走向，为我国有针对性做工作改善中美关系提供智力支撑。
2016年以来，多份民调报告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呈持续下降态势，表明特朗普上任以来对华发动的一系列舆论战、宣传战已经奏效，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事实上，美国借对华发动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等事件在国内煽动反华情绪的做法，并非凭空出现。纵观历史，美国一直致力于改造中国，试图将中国打造成为美国霸权服务的一个附庸。为了能更好地部署、实施对华政策，美国政府早已形成一套完整的、针对性极强的宣传话术，确保其对华政策能最大限度得到民意支持。
一、美国政府对内塑造民意的主要手段
1.通过宣扬利他主义、美化自身道义形象赢得民意
为争取民意，美国政府在制定对外扩张、带有霸权意味的政策时，通常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利用“民主、人权、自由”等具有迷惑性的词汇来包装其真实目的，将美国对外政策合理化、正义化，使民众相信政府对改变世界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罗斯福、杜鲁门、里根和小布什等美国领导人就多次鼓吹美国作为“自由的灯塔”，负有拯救世界的责任。就当年美国对华“战略接触”政策，美国政客一度将其美化为试图帮助中国走上西方民主道路的舉措，掩盖其利用中国与美国联合赢得美苏冷战的真实目的。美国民众也由衷相信美国是“人权、民主和自由”的代言人，因而在美国政府打着“人道主义”旗号在全球各地挑起争端的过程中，支持政府决策的美国民众非但没有罪恶感，反而会获得道义上的满足感。这一现象反过来又助推美国政府更多地利用“人权外交”“民主外交”来为其全球战略服务。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2018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自2001年以来美国在战争上花费了5.9万亿美元，战争还导致48万人死于战斗，24万平民丧生，1千万人因暴力而流离失所。①但时至今日，大部分的美国民众仍然相信其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仁慈的。
2.通过夸大外部威胁、炒作安全话题凝聚国内民心
与自然形成的一般民族国家不同，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清教徒移民国家，天然缺失孕育于传统民族主义土壤中的种族和血统认同，它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民族凝聚力更多依靠某种精神力量来维系。总体看，美国人的爱国信念体现在对国家命运的美好憧憬中，所以当一个“危及美国根本安全”的强敌出现时，美国政府和人民、各党派及各权力集团之间会空前地团结在一起，因此从外部塑造意识形态敌人、炒作安全话题，成为美政客用于激发民众爱国情绪的手段之一。冷战时期，美即通过将苏联树立为“敌人”获得民意支持。苏联解体后，“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开始有了市场，并于近年来愈演愈烈。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即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2019年3月美国成立具有冷战色彩的“应对当前中国威胁委员会”，系统性地向美国民众渲染中国威胁；2020年5月白宫又发布了《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指责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三大方面对美发起强烈挑战。随着大选进程，美国政客开始渲染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特朗普政府为让美国公众相信中国对美国是致命威胁，甚至做出关闭我国驻休斯顿总领馆这样极端的事情。这一系列操作“卓有成效”，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7月底公布的民调显示（如下图所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反感升至创纪录的高度，对华持负面态度的受访者达到73%，而且两党均支持以牺牲中美经济关系为代价，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②
3.为他国塑造政治身份，为美国对外政策提供合理性、正当性
美国社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几乎是在攻击外部和内部异己的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对抗被描述成民主对专制、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基督教对无神论之间的一场拯救文明世界的斗争。“无神论”在美国是一个被严重污名化和妖魔化的身份，是邪恶、道德败坏的代名词，对苏联的丑化为美国与苏联开展冷战提供了理由。当前，在美西方国家出现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把不同的民族和文明之间的多元文化之争，强行对立成“正义”与“邪恶”的区别，这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内反华的政治生态。美国政府充分利用这一局面，给中国炮制多个政治身份，称中国为“掠夺性经济体”“知识产权窃取国”；利用“一带一路”制造“债务陷阱”，推行“新殖民主义”；是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奉行“儒家威权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列宁主义”“高科技威权主义”等。这些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称谓，话题感极强，能轻易吸引普通民众注意力，给民众带来极强的心理冲击力，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损害力度也更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陷中国于道义陷阱。另外，在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将伊拉克、伊朗、朝鲜称作“邪恶轴心国”，与这些国家保持正常外交关系的中国也被连带着污名化，当时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就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三分之一以上的美国人（38%）认为中国政府是邪恶的，中国的意识形态形象可能会降低美国公众对该国的好感度”。③2020年6月，英国全球变化研究所发布一项民调称，56%的美国人仍然把中国政府视为邪恶力量，且在美国持这一观点的比例还在上升。④美国对中国炮制的诸多身份，为美国对我国实施全面遏制政策提供了所谓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就美国打压我高科技企业，尤其是动员国家机器强制TikTok在美出售，国外有识之士认识到，此举“明显有违自由贸易精神，更凸显中美之争更本质之处是大国争霸，所谓‘自由’对垒‘专制’只是个幌子”。⑤
4.在国内塑造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舆论生态
美国人继承了基督教排斥多样性的传统，形成了一套具有浓厚一元论色彩的价值观和道德评价标准，这导致美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度一致。如果哪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与之相违背，就会被当做“非美因素”遭到打压。在美国政治集团看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美国奉行的自由主义是相对立的，一旦社会主义思潮在美西方传播开来，不仅会成为美国领导世界的最大障碍，还会动摇美国根本政治制度，因此遏止任何一个可能替代资本主义模式的社会的崛起，一直是美政府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多年来，美当局采用各种歪曲手段，竭力在共产主义与专制制度之间划等号。美国中情局通过全球新闻媒体左右世界舆论。在涉华报道中，以美国媒体为代表的西方媒体惯用“一党专政”“党国体制”“集权国家”等词汇形容中国，并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立起来，挑拨两者关系。美国政府还利用宗教教义作为干预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将共产主义信仰与“爱、仁慈、正义”这些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德对立起来，使不明真相的普通民众失去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好感。经过美政界、学界和媒体的多年灌输，共产主义已成最大的“非美因素”，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产生巨大偏差。这种现状与美国内新民粹主义交织、叠加，相互借力，使美国右翼政客在国内拥有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反共成为美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 5.高举意识形态武器，谋划对华全面遏制的长远布局
近年来，在右翼保守势力总体对华认知趋于负面的影响下，意识形态逐渐从中美战略博弈的辅线再次发展成为两国角力的主线。尤其在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导致经济严重下滑的情况下，为迎合大选的政治需要，美政客对中国掀起新一轮冷战式的意识形态攻击。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司法部长巴尔先后就中国问题发表讲话，蓬佩奥在加州的涉华演讲更被国内外媒体形容为新版“铁幕演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特朗普团队之所以热衷于对中国使用激进言辞作为竞选战略，一是为激发选民的热情，同时转移国内民众对其抗疫不力的注意力，二是因为特朗普2016年竞选时承诺的外交政策目标几无实现，所以其竞选团队持续提高对华强硬调门，将美中两国未来关系定位为全方位、系统性竞争关系，以便美国在未来地缘战略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从而给特朗普第一任期留下政治遗产和外交遗产。这一定位一方面呼应了美国两党在对华强硬方面形成的共识，另一方面也为下一任政府对华继续持强硬政策定下基调。在此背景之下，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将转圜乏力。
二、美国涉华民意形成的深层因素
一是宗教信仰與实用主义哲学的交叉影响。美国最初是由一群欧洲基督教新教徒移民共同组建的民族国家，基督教“对美国人的思想保有巨大的控制力量”，⑥这使得美国人的日常及公共生活都带有基督教的印记。这种信仰使美国人有着强烈的上帝选民意识，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是上帝选中的，是最具有美德的国家。⑦作为美国的子民，他们应当承担起上帝赋予的责任——建立基督教国家并垂范、拯救世界。而基督教的排他属性使美国人认为只有自由、民主和人权等理念才能体现上帝的律法和正义，这使得在全世界推广和实现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成为全体美国人民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美国在推行向外扩张的外交政策时能够得到民众积极响应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一个注重实用主义哲学的国家。美国民众用该哲学解决“绝对自由主义信仰”所导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即人们内心相信一套原则，但一旦该原则有碍于他们获取现实利益就可以背离该原则。这也是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尽管公然违反国际法，但美国人仍然支持政府外交政策的另一个原因。
二是漠视外部世界的心理因素。不同于中国民众普遍对国际事务的关心，美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度非常有限，尤其是对于中国的情况更是缺乏深入了解。这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从地理上来看，太平洋与大西洋将美国和亚欧大陆分隔开来，使美国人民避免遭受外界侵袭，但这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美国人固步自封，目光不愿向外投射的性格特点。其次，美国人对其他国家的认知基本源于新闻媒体和政客言论。由于美国媒体对华秉持固有的价值观偏见，其涉华报道多为负面居多，这使没有更多渠道获得关于中国真实信息的普通美国人民沿着媒体预设叙事框架，对华形成负面认知。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也越来越多地被美政客用作竞选时的有利武器，在这些因素的长期作用下，普通民众自然也会对中国产生刻板印象。最后，美国民众通常只关注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经济、就业、个人收入等问题，只有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重大国际事件才能引起美国民众的反应，且这种反应通常是“情绪化”“表面化”和“易波动”的。⑧在特定环境下，这种感性的、片面的认知容易受到政客或利益集团的诱导而产生非理性的看法。比如美国民众会轻信政府所谓的中国采取“不公平贸易手段”，认为美国制造业衰落和工人失业问题是美中贸易逆差导致，在疫情期间认可美国政客炒作的“武汉病毒”“中国责任论”等。
目前，随着美国疫情持续得不到有效控制，美国政府针对中国展开的舆论战和意识形态战将愈演愈烈，并且会开辟出越来越多的新战线。为避免落入美国政府设置的“叙事之争”陷阱，同时改善美国民众对华态度，中国在坚决抵制和抨击美国政客抹黑言论的同时，应注意区分国家主要领导人与普通官员、政府与民间、恶意攻击与情绪宣泄之间的区别，一方面以宽容姿态应对美国民众对华负面认知，另一方面，用睿智、理性的方式方法让美国民众意识到大选等政治因素对当前中美关系的不利影响，同时呼吁有识之士通力合作，使两国关系重回正确轨道。
「注释」
①《战争的成本》，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网站，https：//watson.brown.edu/ costsofwar/，2018年11月14日。
②《美国人指责中国在COVID-19传播中扮演的角色》，皮尤研究中心网站，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07/30/americans-fault-china-for-itsrole-in-the-spread-of-covid-19/，2020年7月30日。
③《冷战后对中国、俄罗斯的看法》，盖洛普民意测验所，https：//news.gallup.com/ poll/7996/postcold-war-views-china-russia.aspx，2003年3月18日。
④《重置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英国全球变化研究所，https：//institute.global/ policy/resetting-wests-relationship-china，2020年6月25日。
⑤韩咏红：《中国的战略风险和考验》，《联合早报》网站，https：//www.zaobao. com/news/china/story20200807-1075055，2020年8月7日。
⑥[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840年出版，第522页。
⑦[美]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美国精神》，耶鲁大学出版社1950年出版，第6页。
⑧陈文鑫：《塑造还是反映民意·——民意测验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
2016年以来，多份民调报告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呈持续下降态势，表明特朗普上任以来对华发动的一系列舆论战、宣传战已经奏效，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事实上，美国借对华发动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等事件在国内煽动反华情绪的做法，并非凭空出现。纵观历史，美国一直致力于改造中国，试图将中国打造成为美国霸权服务的一个附庸。为了能更好地部署、实施对华政策，美国政府早已形成一套完整的、针对性极强的宣传话术，确保其对华政策能最大限度得到民意支持。
一、美国政府对内塑造民意的主要手段
1.通过宣扬利他主义、美化自身道义形象赢得民意
为争取民意，美国政府在制定对外扩张、带有霸权意味的政策时，通常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利用“民主、人权、自由”等具有迷惑性的词汇来包装其真实目的，将美国对外政策合理化、正义化，使民众相信政府对改变世界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罗斯福、杜鲁门、里根和小布什等美国领导人就多次鼓吹美国作为“自由的灯塔”，负有拯救世界的责任。就当年美国对华“战略接触”政策，美国政客一度将其美化为试图帮助中国走上西方民主道路的舉措，掩盖其利用中国与美国联合赢得美苏冷战的真实目的。美国民众也由衷相信美国是“人权、民主和自由”的代言人，因而在美国政府打着“人道主义”旗号在全球各地挑起争端的过程中，支持政府决策的美国民众非但没有罪恶感，反而会获得道义上的满足感。这一现象反过来又助推美国政府更多地利用“人权外交”“民主外交”来为其全球战略服务。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2018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自2001年以来美国在战争上花费了5.9万亿美元，战争还导致48万人死于战斗，24万平民丧生，1千万人因暴力而流离失所。①但时至今日，大部分的美国民众仍然相信其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仁慈的。
2.通过夸大外部威胁、炒作安全话题凝聚国内民心
与自然形成的一般民族国家不同，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清教徒移民国家，天然缺失孕育于传统民族主义土壤中的种族和血统认同，它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民族凝聚力更多依靠某种精神力量来维系。总体看，美国人的爱国信念体现在对国家命运的美好憧憬中，所以当一个“危及美国根本安全”的强敌出现时，美国政府和人民、各党派及各权力集团之间会空前地团结在一起，因此从外部塑造意识形态敌人、炒作安全话题，成为美政客用于激发民众爱国情绪的手段之一。冷战时期，美即通过将苏联树立为“敌人”获得民意支持。苏联解体后，“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开始有了市场，并于近年来愈演愈烈。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即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2019年3月美国成立具有冷战色彩的“应对当前中国威胁委员会”，系统性地向美国民众渲染中国威胁；2020年5月白宫又发布了《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指责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三大方面对美发起强烈挑战。随着大选进程，美国政客开始渲染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特朗普政府为让美国公众相信中国对美国是致命威胁，甚至做出关闭我国驻休斯顿总领馆这样极端的事情。这一系列操作“卓有成效”，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7月底公布的民调显示（如下图所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反感升至创纪录的高度，对华持负面态度的受访者达到73%，而且两党均支持以牺牲中美经济关系为代价，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②
3.为他国塑造政治身份，为美国对外政策提供合理性、正当性
美国社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几乎是在攻击外部和内部异己的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对抗被描述成民主对专制、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基督教对无神论之间的一场拯救文明世界的斗争。“无神论”在美国是一个被严重污名化和妖魔化的身份，是邪恶、道德败坏的代名词，对苏联的丑化为美国与苏联开展冷战提供了理由。当前，在美西方国家出现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把不同的民族和文明之间的多元文化之争，强行对立成“正义”与“邪恶”的区别，这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内反华的政治生态。美国政府充分利用这一局面，给中国炮制多个政治身份，称中国为“掠夺性经济体”“知识产权窃取国”；利用“一带一路”制造“债务陷阱”，推行“新殖民主义”；是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奉行“儒家威权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列宁主义”“高科技威权主义”等。这些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称谓，话题感极强，能轻易吸引普通民众注意力，给民众带来极强的心理冲击力，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损害力度也更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陷中国于道义陷阱。另外，在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将伊拉克、伊朗、朝鲜称作“邪恶轴心国”，与这些国家保持正常外交关系的中国也被连带着污名化，当时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就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三分之一以上的美国人（38%）认为中国政府是邪恶的，中国的意识形态形象可能会降低美国公众对该国的好感度”。③2020年6月，英国全球变化研究所发布一项民调称，56%的美国人仍然把中国政府视为邪恶力量，且在美国持这一观点的比例还在上升。④美国对中国炮制的诸多身份，为美国对我国实施全面遏制政策提供了所谓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就美国打压我高科技企业，尤其是动员国家机器强制TikTok在美出售，国外有识之士认识到，此举“明显有违自由贸易精神，更凸显中美之争更本质之处是大国争霸，所谓‘自由’对垒‘专制’只是个幌子”。⑤
4.在国内塑造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舆论生态
美国人继承了基督教排斥多样性的传统，形成了一套具有浓厚一元论色彩的价值观和道德评价标准，这导致美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度一致。如果哪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与之相违背，就会被当做“非美因素”遭到打压。在美国政治集团看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美国奉行的自由主义是相对立的，一旦社会主义思潮在美西方传播开来，不仅会成为美国领导世界的最大障碍，还会动摇美国根本政治制度，因此遏止任何一个可能替代资本主义模式的社会的崛起，一直是美政府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多年来，美当局采用各种歪曲手段，竭力在共产主义与专制制度之间划等号。美国中情局通过全球新闻媒体左右世界舆论。在涉华报道中，以美国媒体为代表的西方媒体惯用“一党专政”“党国体制”“集权国家”等词汇形容中国，并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立起来，挑拨两者关系。美国政府还利用宗教教义作为干预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将共产主义信仰与“爱、仁慈、正义”这些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德对立起来，使不明真相的普通民众失去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好感。经过美政界、学界和媒体的多年灌输，共产主义已成最大的“非美因素”，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产生巨大偏差。这种现状与美国内新民粹主义交织、叠加，相互借力，使美国右翼政客在国内拥有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反共成为美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 5.高举意识形态武器，谋划对华全面遏制的长远布局
近年来，在右翼保守势力总体对华认知趋于负面的影响下，意识形态逐渐从中美战略博弈的辅线再次发展成为两国角力的主线。尤其在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导致经济严重下滑的情况下，为迎合大选的政治需要，美政客对中国掀起新一轮冷战式的意识形态攻击。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司法部长巴尔先后就中国问题发表讲话，蓬佩奥在加州的涉华演讲更被国内外媒体形容为新版“铁幕演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特朗普团队之所以热衷于对中国使用激进言辞作为竞选战略，一是为激发选民的热情，同时转移国内民众对其抗疫不力的注意力，二是因为特朗普2016年竞选时承诺的外交政策目标几无实现，所以其竞选团队持续提高对华强硬调门，将美中两国未来关系定位为全方位、系统性竞争关系，以便美国在未来地缘战略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从而给特朗普第一任期留下政治遗产和外交遗产。这一定位一方面呼应了美国两党在对华强硬方面形成的共识，另一方面也为下一任政府对华继续持强硬政策定下基调。在此背景之下，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将转圜乏力。
二、美国涉华民意形成的深层因素
一是宗教信仰與实用主义哲学的交叉影响。美国最初是由一群欧洲基督教新教徒移民共同组建的民族国家，基督教“对美国人的思想保有巨大的控制力量”，⑥这使得美国人的日常及公共生活都带有基督教的印记。这种信仰使美国人有着强烈的上帝选民意识，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是上帝选中的，是最具有美德的国家。⑦作为美国的子民，他们应当承担起上帝赋予的责任——建立基督教国家并垂范、拯救世界。而基督教的排他属性使美国人认为只有自由、民主和人权等理念才能体现上帝的律法和正义，这使得在全世界推广和实现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成为全体美国人民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美国在推行向外扩张的外交政策时能够得到民众积极响应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一个注重实用主义哲学的国家。美国民众用该哲学解决“绝对自由主义信仰”所导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即人们内心相信一套原则，但一旦该原则有碍于他们获取现实利益就可以背离该原则。这也是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尽管公然违反国际法，但美国人仍然支持政府外交政策的另一个原因。
二是漠视外部世界的心理因素。不同于中国民众普遍对国际事务的关心，美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度非常有限，尤其是对于中国的情况更是缺乏深入了解。这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从地理上来看，太平洋与大西洋将美国和亚欧大陆分隔开来，使美国人民避免遭受外界侵袭，但这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美国人固步自封，目光不愿向外投射的性格特点。其次，美国人对其他国家的认知基本源于新闻媒体和政客言论。由于美国媒体对华秉持固有的价值观偏见，其涉华报道多为负面居多，这使没有更多渠道获得关于中国真实信息的普通美国人民沿着媒体预设叙事框架，对华形成负面认知。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也越来越多地被美政客用作竞选时的有利武器，在这些因素的长期作用下，普通民众自然也会对中国产生刻板印象。最后，美国民众通常只关注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经济、就业、个人收入等问题，只有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重大国际事件才能引起美国民众的反应，且这种反应通常是“情绪化”“表面化”和“易波动”的。⑧在特定环境下，这种感性的、片面的认知容易受到政客或利益集团的诱导而产生非理性的看法。比如美国民众会轻信政府所谓的中国采取“不公平贸易手段”，认为美国制造业衰落和工人失业问题是美中贸易逆差导致，在疫情期间认可美国政客炒作的“武汉病毒”“中国责任论”等。
目前，随着美国疫情持续得不到有效控制，美国政府针对中国展开的舆论战和意识形态战将愈演愈烈，并且会开辟出越来越多的新战线。为避免落入美国政府设置的“叙事之争”陷阱，同时改善美国民众对华态度，中国在坚决抵制和抨击美国政客抹黑言论的同时，应注意区分国家主要领导人与普通官员、政府与民间、恶意攻击与情绪宣泄之间的区别，一方面以宽容姿态应对美国民众对华负面认知，另一方面，用睿智、理性的方式方法让美国民众意识到大选等政治因素对当前中美关系的不利影响，同时呼吁有识之士通力合作，使两国关系重回正确轨道。
「注释」
①《战争的成本》，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网站，https：//watson.brown.edu/ costsofwar/，2018年11月14日。
②《美国人指责中国在COVID-19传播中扮演的角色》，皮尤研究中心网站，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07/30/americans-fault-china-for-itsrole-in-the-spread-of-covid-19/，2020年7月30日。
③《冷战后对中国、俄罗斯的看法》，盖洛普民意测验所，https：//news.gallup.com/ poll/7996/postcold-war-views-china-russia.aspx，2003年3月18日。
④《重置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英国全球变化研究所，https：//institute.global/ policy/resetting-wests-relationship-china，2020年6月25日。
⑤韩咏红：《中国的战略风险和考验》，《联合早报》网站，https：//www.zaobao. com/news/china/story20200807-1075055，2020年8月7日。
⑥[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840年出版，第522页。
⑦[美]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美国精神》，耶鲁大学出版社1950年出版，第6页。
⑧陈文鑫：《塑造还是反映民意·——民意测验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