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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有网友在知名论坛发帖，追查章子怡在5·12地震后募集捐款的去向，网友主要提出了两点质疑：第一，章子怡称捐款100万，只到账91万。第二，戛纳募集的100万美元不知去向。虽然在舆论的追问下，章子怡补交了所差善款，但风波并未就此过去。公众发现这位明星的汶川地震著款不止一笔不清，在不同场合公布的善款金额也不一致。
此次“慈善风波”，再次反映出一些公众人物、企业从事慈善时的道德感缺失，引起公众对慈善捐款少审计、不公开、无监督所导致的后果的担忧。舆论普遍认为，中国亟需一部慈善法，对慈善行为进行规范和调整。
慈善界的“潜规则”
像章子怡这样的“诈捐”现象早已存在于公益领域，不仅涉及名人等公众人物，还涉及了拥有巨大财富的企业阶层。所谓诈捐现象，就是“诺而不捐”或“诺而少捐”。
湖北省民政厅公布消息，2008年年初的南方雪灾中，1.06亿承诺捐款实际到账仅7383万元。
2009年4月，中国慈善排行榜主办方表示将首次向社会公布承诺捐赠不到位的30多家企业的黑名单。在舆论压力之下，不少企业赶在排行榜和黑名单公布之前补齐了之前承诺的善款。
2009年6月，作家余秋雨被披露在汶川大地震后诈捐，经过网民和媒体的穷追猛打，余秋雨在理屈词穷的关头，不得不以已经向灾区捐书来证明自己的捐款数额不虚。
由于目前中国关于慈善捐赠的规定中，缺少可操作性的条款、程序性的实施细则和具体的标准，导致慈善行为无法受到法律的约束。而有些企业和名人恰恰是利用这个制度上的缺口，一方面做出慈善行为的承诺，成功塑造了形象；另一方面却能拖就拖，最终做出的慈善行为往往打了折扣。
北京一位民营企业家直接坦言，“诺而不捐”已成为慈善界“潜规则”。一些企业或公众人物在公开场合高调承诺捐赠给某慈善机构或者项目，事后却因种种理由食言。
“像我们这种中小型企业也不都是年年盈利，不是承诺了不捐，而是很难一时拿出那么一大笔钱。”他有点无奈地说，“当时在捐款现场，被现场气氛所感动，也的确想出力，所以一时激动就说了一个数字。”
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只有4.98％的人认为，经济不好应多理解。“做慈善应该量力而行，否则不就变成炒作了吗?”也有部分被调查者认为，对待企业家的捐献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那些在经济不景气中确实受到影响的企业，如果不能够实现当时的承诺，企业家做出一种表态，我们同样是可以原谅的。但那些有能力捐出承诺数额却拒不捐赠的，就应该被视为自我炒作的行为。”
社科院的涂峰博士表示，在他看来，蓄意或者恶意的“诈捐”尤其要杜绝，但对于一些临时突发状况，也需要有一套监督以及管理体系进行制约。
“慈善界的基本大法”
据最新公布的2009慈善蓝皮书统计，2008年中国捐赠总额为1070亿元人民币，是2007年的3.5倍，其中内地公民个人捐款达458亿元。高额的数字背后，人们关于钱物流向的追问从没有停止过。
对于公开、透明的善款使用情况，现在的慈善部门难以做到，不能让民众信任的慈善部门或组织，民众为何还要积极地捐款呢?善款不能完全用于做善事，无疑与慈善事业的缺乏监督和规范有关。涂博士认为，“诈捐”现象，折射出中国慈善事业体制的不甚健全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甚完善。
对于汶川地震，国务院曾出台了系列文件，规定了慈善捐赠过程中的信息公开、统计、资金管理的一些办法，但这只是特大自然灾害面前的特事特办，显然，中国需要更长久的制度保障。
由此来看，慈善法草案在此时进入立法程序，恰逢时机。
“中国非常需要一部慈善界的基本大法。”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说，这是长久以来的一个空白。目前，中国涉及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有六部，分别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但为了更好地规范慈善行为，欠缺宏观大法，是显然不够的。”
比如，慈善组织接收的善款去了哪里?民众普遍认为，由政府来处置善款可能是最妥当的，但这样未必是合法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就表示，根据调研，来自公众个人或企业的捐款，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
而在清华大学的王名教授看来，也要谨防慈善法变作新的税收法，其应该是一部推动公益事业的公益之法。
地方的深层试水
事实上，关于中国慈善事业立法的呼声在五六年前就已经出现。每年的全国两会上，关于慈善事业的立法，也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颇为关注的焦点之一。
据了解，中国政府对于慈善立法的重要性早有认识。民政部早在2005年就已经正式启动慈善法的起草工作，2006年，《慈善事业促进法草案》出台并被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准备于2007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不料，其后草案在内部引发争议，几易其稿，至今未进入下一步立法程序。
然而，在今年1月下旬结束的江苏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通过了《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共分为八章六十条，主要规定了慈善组织、慈善捐赠和募捐、慈善救助和服务、扶持和奖励、慈善文化建设以及法律责任等内容。法规将于2010年5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中国的慈善立法几经起伏后，终于由地方的深层试水打破了沉默。
随后，北京，湖南、宁波等地也将慈善立法列人了当地2010年的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有望在今年出台《宁波市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和《湖南省募捐管理条例》。
对于这些地方性慈善立法的出台，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慈善和社会捐助处处长郑远长表示，国家慈善法出台前，地方可先期推出地方性慈善法规。而地方性慈善立法，也将有力推动全国性慈善立法的进程。
借鉴国际慈善法
“香港以及海外慈善机构在大陆的运作，也应该纳入中国慈善立法考虑的范畴。”被誉为香港“慈善女皇”的慈善家赵曾学韫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期间，中国接收到了近千亿元的善款，但来自国外NGO(非政府组织)的非常少，这与国际援助案例是有巨大差距的。
她强调，中国的慈善立法需要向国外取经，尤其是在确保慈善机构透明度方面，美国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据了解，美国慈善评级机构先后为超过5300家慈善机构评级，级别为4星到无星从高到低，同时提供各个标准下的前十排行榜，其中不少是负面排行，比如筹款回扣率排行，财务危机排行，劣等机构CEO薪水排行，赠款囤积花不出去排行等。一旦慈善机构信誉受到质疑，就可能被公众抛弃。在这种监督力量推动下，慈善机构纷纷提高自己运作的透明度。并且，美国政府对社会慈善组织进行了多方面的监管，规定慈善组织每年向国税机构详细报告本年度经费的来源和支出情况以及各项活动经费的来龙去脉，以便政府检查其是否符合免税规定，而免税事关一个慈善机构的发展乃至存活。诸如此类的监督，成为确保慈善机构透明度的一个重要保障。
“英国政府对慈善机构的法律监督，也很值得我们学习。”赵曾学韫介绍说，英国是最早出现民办公益事业的国家，2008年1月英国政府主管部门慈善委员会颁布了确定公益性定义的法规性文件《慈善组织公益性指南》，与《2006年慈善法》一道构成了英国400年慈善法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赵曾学韫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出现—部能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管理规范化、资金透明化和运营高效化的《慈善法》。慈善立法，迫在眉睫，对慈善事业进行立法，一方面不仅能够对慈善组织加强约束与监督，规范慈善市场，建立慈善组织在社会中的公信力；同时通过立法还可以更好的唤起公众慈善意识，吸收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慈善事业中，以保障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此次“慈善风波”，再次反映出一些公众人物、企业从事慈善时的道德感缺失，引起公众对慈善捐款少审计、不公开、无监督所导致的后果的担忧。舆论普遍认为，中国亟需一部慈善法，对慈善行为进行规范和调整。
慈善界的“潜规则”
像章子怡这样的“诈捐”现象早已存在于公益领域，不仅涉及名人等公众人物，还涉及了拥有巨大财富的企业阶层。所谓诈捐现象，就是“诺而不捐”或“诺而少捐”。
湖北省民政厅公布消息，2008年年初的南方雪灾中，1.06亿承诺捐款实际到账仅7383万元。
2009年4月，中国慈善排行榜主办方表示将首次向社会公布承诺捐赠不到位的30多家企业的黑名单。在舆论压力之下，不少企业赶在排行榜和黑名单公布之前补齐了之前承诺的善款。
2009年6月，作家余秋雨被披露在汶川大地震后诈捐，经过网民和媒体的穷追猛打，余秋雨在理屈词穷的关头，不得不以已经向灾区捐书来证明自己的捐款数额不虚。
由于目前中国关于慈善捐赠的规定中，缺少可操作性的条款、程序性的实施细则和具体的标准，导致慈善行为无法受到法律的约束。而有些企业和名人恰恰是利用这个制度上的缺口，一方面做出慈善行为的承诺，成功塑造了形象；另一方面却能拖就拖，最终做出的慈善行为往往打了折扣。
北京一位民营企业家直接坦言，“诺而不捐”已成为慈善界“潜规则”。一些企业或公众人物在公开场合高调承诺捐赠给某慈善机构或者项目，事后却因种种理由食言。
“像我们这种中小型企业也不都是年年盈利，不是承诺了不捐，而是很难一时拿出那么一大笔钱。”他有点无奈地说，“当时在捐款现场，被现场气氛所感动，也的确想出力，所以一时激动就说了一个数字。”
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只有4.98％的人认为，经济不好应多理解。“做慈善应该量力而行，否则不就变成炒作了吗?”也有部分被调查者认为，对待企业家的捐献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那些在经济不景气中确实受到影响的企业，如果不能够实现当时的承诺，企业家做出一种表态，我们同样是可以原谅的。但那些有能力捐出承诺数额却拒不捐赠的，就应该被视为自我炒作的行为。”
社科院的涂峰博士表示，在他看来，蓄意或者恶意的“诈捐”尤其要杜绝，但对于一些临时突发状况，也需要有一套监督以及管理体系进行制约。
“慈善界的基本大法”
据最新公布的2009慈善蓝皮书统计，2008年中国捐赠总额为1070亿元人民币，是2007年的3.5倍，其中内地公民个人捐款达458亿元。高额的数字背后，人们关于钱物流向的追问从没有停止过。
对于公开、透明的善款使用情况，现在的慈善部门难以做到，不能让民众信任的慈善部门或组织，民众为何还要积极地捐款呢?善款不能完全用于做善事，无疑与慈善事业的缺乏监督和规范有关。涂博士认为，“诈捐”现象，折射出中国慈善事业体制的不甚健全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甚完善。
对于汶川地震，国务院曾出台了系列文件，规定了慈善捐赠过程中的信息公开、统计、资金管理的一些办法，但这只是特大自然灾害面前的特事特办，显然，中国需要更长久的制度保障。
由此来看，慈善法草案在此时进入立法程序，恰逢时机。
“中国非常需要一部慈善界的基本大法。”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说，这是长久以来的一个空白。目前，中国涉及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有六部，分别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但为了更好地规范慈善行为，欠缺宏观大法，是显然不够的。”
比如，慈善组织接收的善款去了哪里?民众普遍认为，由政府来处置善款可能是最妥当的，但这样未必是合法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就表示，根据调研，来自公众个人或企业的捐款，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
而在清华大学的王名教授看来，也要谨防慈善法变作新的税收法，其应该是一部推动公益事业的公益之法。
地方的深层试水
事实上，关于中国慈善事业立法的呼声在五六年前就已经出现。每年的全国两会上，关于慈善事业的立法，也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颇为关注的焦点之一。
据了解，中国政府对于慈善立法的重要性早有认识。民政部早在2005年就已经正式启动慈善法的起草工作，2006年，《慈善事业促进法草案》出台并被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准备于2007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不料，其后草案在内部引发争议，几易其稿，至今未进入下一步立法程序。
然而，在今年1月下旬结束的江苏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通过了《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共分为八章六十条，主要规定了慈善组织、慈善捐赠和募捐、慈善救助和服务、扶持和奖励、慈善文化建设以及法律责任等内容。法规将于2010年5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中国的慈善立法几经起伏后，终于由地方的深层试水打破了沉默。
随后，北京，湖南、宁波等地也将慈善立法列人了当地2010年的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有望在今年出台《宁波市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和《湖南省募捐管理条例》。
对于这些地方性慈善立法的出台，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慈善和社会捐助处处长郑远长表示，国家慈善法出台前，地方可先期推出地方性慈善法规。而地方性慈善立法，也将有力推动全国性慈善立法的进程。
借鉴国际慈善法
“香港以及海外慈善机构在大陆的运作，也应该纳入中国慈善立法考虑的范畴。”被誉为香港“慈善女皇”的慈善家赵曾学韫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期间，中国接收到了近千亿元的善款，但来自国外NGO(非政府组织)的非常少，这与国际援助案例是有巨大差距的。
她强调，中国的慈善立法需要向国外取经，尤其是在确保慈善机构透明度方面，美国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据了解，美国慈善评级机构先后为超过5300家慈善机构评级，级别为4星到无星从高到低，同时提供各个标准下的前十排行榜，其中不少是负面排行，比如筹款回扣率排行，财务危机排行，劣等机构CEO薪水排行，赠款囤积花不出去排行等。一旦慈善机构信誉受到质疑，就可能被公众抛弃。在这种监督力量推动下，慈善机构纷纷提高自己运作的透明度。并且，美国政府对社会慈善组织进行了多方面的监管，规定慈善组织每年向国税机构详细报告本年度经费的来源和支出情况以及各项活动经费的来龙去脉，以便政府检查其是否符合免税规定，而免税事关一个慈善机构的发展乃至存活。诸如此类的监督，成为确保慈善机构透明度的一个重要保障。
“英国政府对慈善机构的法律监督，也很值得我们学习。”赵曾学韫介绍说，英国是最早出现民办公益事业的国家，2008年1月英国政府主管部门慈善委员会颁布了确定公益性定义的法规性文件《慈善组织公益性指南》，与《2006年慈善法》一道构成了英国400年慈善法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赵曾学韫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出现—部能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管理规范化、资金透明化和运营高效化的《慈善法》。慈善立法，迫在眉睫，对慈善事业进行立法，一方面不仅能够对慈善组织加强约束与监督，规范慈善市场，建立慈善组织在社会中的公信力；同时通过立法还可以更好的唤起公众慈善意识，吸收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慈善事业中，以保障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