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日子好像天天在过年，弄得过年没有了衬托，反而显不出别致，仅仅似多了两个双休日而已，稀松平常。而在过去，日子虽过得平淡无奇，甚至还有点“紧绑绑”，但每逢腊月一到，大家便开始忙碌而紧张了，这一紧张，年味就出来了。
　　我想，在那时的一年365天里，有将近350天其实都是平淡的铺垫，就为了凸显那半个月左右的过年高潮。几乎所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用的，包括好说的话，都想集中在过年时分一股脑儿地享用。就好比现在的电影大片，所有的矛盾冲突、悬念高潮，都放到了最后的关头，一年捱到此时，一颗紧张驿动的心，还不提到了喉咙口？
　　所以，紧张而有悬念，是那时过年的最大特点。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也就是1970年代初时，我印象最深的过年，就是在外“排队”、在家“聚会”。春节将至的街上，到处可见排队的纷攘景象。我们小孩子也放了寒假，所以一有排队的活，大多都落在我们头上。按理说，排队购物应该是一桩苦不堪言的差事，但当时大家的脸上却分明洋溢着喜庆的笑意。人们行色匆匆，却也不忘互相传递着买年货的最新消息，比如哪家菜场又推出不要票的议价小黄鱼了，哪家商店又有紧俏的细粉丝金针菇卖了……消息传到，大伙都兴奋激动，几乎是直扑而去，像是不要钱似地以抢着为幸……至于在家“聚会”，其实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边聊天边干活。此时我较能体会“工作着是美丽的”那句名言，因为那时充满了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家务活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开心的是磨水磨粉和煎蛋饺，我们小孩子都抢着干，估计是这活干起来可以从容不迫地坐着聊聊讲讲之故，至于斩肉酱、舂芝麻或是炒花生瓜子等活，则由于噪音太大反而不为孩子们喜欢。但那时家里传出的“噪音”倒是越大越好，它是衡量弄堂里邻居们过年质量的一项参考“指标”。不怕你家没噪音，就怕哪家没声音。试想，如果哪家过年是悄无声息的，既无忙进忙出的喧闹，也无亲友往来的热闹，那这家的情况一定不太妙。所以，每到过年，愈是热闹愈是好，若是哪家斩肉酱、舂芝麻、炒瓜子的噪音交相汇集，而且持续时间长，经久不衰，那不但抢了弄堂里的“风头”，还说明他家的年过得相当有“苗头”！
　　现在想起来，那时我的母亲还真是不易，不但以微薄的工资操持着一家全年的简单生活，还要留有余地等待着春节的“一搏”。要知道，石库门弄堂的灶披间可是好几户人家合用的公共空间，如果过年还拿不出几道像样的“绝活”，未免会让人小瞧了几分。尽管母亲平时节俭得要命，但过年时总不含糊，不但留有“悬念”，而且还要抖出“包袱”。所以每到过年，除了大家凭票能买到的年货一样不缺外，母亲总还想方设法翻些别人家所没有的新花样。记得她每年总让父亲早早地写信，让乡下的亲戚带点年货来，如风干的鸡鸭或是腌制的咸鱼咸肉之类。若是实在没人上来，这些风干的鸡鸭鱼肉还可以通过邮包寄来。有时正当为年夜饭的桌上还缺点什么而一筹莫展时，突然从邮局飞来的鸭子包裹则成了母亲的最后“悬念”。
　　初一的大早，父亲亮出的“绝招”就是以一手不俗的颜体毛笔字，将昨晚写好的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那时的父亲，还属于是里弄内的“管制分子”，但“位卑未敢忘忧国”，记得他上下联写得最多的两句就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
　　贴好春联的父亲，往往泡上一壶茶坐于门前，期待着过往邻居投来的一丝赞许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