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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社会流氓风气，历朝历代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但属明代社会中后期最为凶恶、最为典型。我国史学界，对这一命题有突出贡献的莫过于陈宝良、王春瑜两位先生，流氓风气能够在明代中后期集中爆发和蔓延，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导致的，它和统治阶级、政府效率、经济结构、群众思想观念多方面有密切联系，是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结果上看，又对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乃至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明朝；中后期；流氓；社会风气；成因；意义
一、明代流氓风气之表现与成因
（一）统治集团堕落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谓：“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朱元璋早在坐上大明帝国第一把交椅之前，就以曾拿儒生的帽子撒尿，登上大宝后即屠戮“功狗”，动辄在堂堂金銮殿里以棍子殴打大臣，即“廷杖”，武宗朱厚照甚至亲自网罗大量流氓并慷慨封赐。
上有所好，下必从焉。宦官政治和特务政治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武宗正德年间宦官刘瑾气焰更大，当时北京城有“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之说。这样的流氓无赖，却在天启年间掌握了国家大权，专权乱政，称九千九百岁。众多无耻官员以同样的流氓手段助纣为虐，并为他大建生祠以歌功颂德。风靡之下，四方流氓恶棍们如鱼得水。除了宦官专政之外，权臣也与无赖相勾结，权臣严嵩父子不仅贪赃狼藉，而且“以无赖之子，窃威助恶”。权贵们公开和空前大规模招揽流氓地痞充当亲信和打手。
明代社会中后期社会风气的流氓化，和统治集团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起来，它是政治流氓化的结果。正因为贵族、权臣、恶霸相互勾结，才使得明代的流氓风气呈现出大范围，长时间，损害深。它既是统治者腐朽的产物、也是专制体制腐朽的产物，伴随着明代中后期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产生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经济结构变化
明朝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生活空前繁荣，这是流氓阶层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因素。“一方面，部分游民进入城市，无正当职业，只能以歪门邪道糊口；另一方面，城市地主、权贵的增多，使某些爪牙、鹰犬之流，背后有了靠山。”[1]
明朝中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发展的趋势比以前更为显著，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而从农业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只有极少从事手工业，出现了很多雇工。比如，万历年间景德镇制瓷业的雇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2]他们已经从人身依附上自由了。
商业资本也非常活跃，工商业城镇兴起，如“湖州随着缫丝业的繁荣，在明末成为拥有一万六千多人的大镇，而在明初它只是一个只有几百人家的小村。”[3]镇市人口大多是外来的商贾、小手工艺者和流民。城市既聚拢了大量财富，期望改善生活的农民将会进入城市谋生，同时它又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们的聚集之所，这些人需要大量的随从和打手，于是许多无业游民便依附于上流社会。“明代城市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流氓活动最猖獗的地方，像‘打行’这样的有组织的流氓团伙就首先出现在经济最发达的苏州、松江等城市。”[4]正是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给两者之间相互利用提供了平台。
（三）利益的追求与观念转化
随着商品经济繁荣，传统的“士农工商”格局松动，经商不但不是十分可耻的事情，还会谋得巨大财富，部分大商人已经达到拥资数万、数十万至百万的境地。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必然促使一股拜金逐利风气的盛行，比如当时山东博平县“逐末游食，相率成风”[5]山西汾州“民率逐于末作，走利如鹜”。[6]
“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的多元化和互相冲突相联系的是价值观的断裂。”[7]孔
孟之道曾经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儒家的君子人格注重诚信，淡泊名利，重义轻利，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但是新时期利益的多元化使社会崇拜资本，在金钱至上的时代氛围之下，地方官僚们追逐金钱，徇私枉法，加速了政治的腐败。“民间之下凌上、少侮长，奴婢叛家长”[8]丑态百出，可见金钱的威力对传统道德观念冲击之大。
二、明代社会流氓风气之的影响
在经济上，仰仗着专制皇权做后盾，流氓们肆无忌惮地摧毁着城市经济，打着权贵旗号而大肆诈骗工商业者和小民百姓，扰乱了经济秩序，阻碍经济的发展。
明代的流氓意识还渗透到文化领域，伪造文物、古董、 编造家谱等现象十分突出，“明中叶后，江南地区竟出现了专门伪造历史、胡编家谱的‘作家’”[9]其危害是不容低估的。
崇祯六年，开始形成全国性的大起义，城市贫民和世仆的参加，是明末农民起义的显著特点。当时在黄河南北岸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吃他娘，穿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可见百姓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渴求。明末，政府对工商业者勒索财物，公然抢掠。而农民军实行的是“平买平卖”的政策，天下民心所向，自然“一路州县，望风而靡”。
在文化心理层面，影响最为巨大。在这种高度专制的皇权与社会流氓化的风气面前，老百姓一方面畏惧专制权威，不敢越雷池半步，另一方面却又都千方百计攫取和利用专制权力以为自己生存之必需。通过使自己流氓化获得依附于专制权力的资格，进而改变自己长期以来卑微的地位和屈辱的命运，专制必然造就卑劣的国民品格。
流氓意识转而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心理。明代出现大量诸如“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等民间谚语，反映了国民心理受到的严重挫折。对政治权威的极端畏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自我个性的强烈抑制。
《水浒传》所谓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就是明代的流氓团伙，而宋江等人的身上其实是流氓文化与侠客精神的统一，明代“游侠之风衰微，起而代之的是‘强盗’之辈，反对的是奸臣，打劫的是平民，后来，就连有‘侠气’的流氓，也不敢指斥奸臣，最后，侠客终成了流氓。”[10]
从另一个角度说，流氓文化也对人性解放、思想启蒙有积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平等性，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个人受到礼教、宗法、国家、家族的强力压制，几无自由可言。皇帝可以随意杀死臣子，父母有权决定儿女婚姻、百姓见了官员要磕头，而且“刑不上大夫”。在“拜金主义”与“拜官主义”横行的夹缝中，流氓主义杀出了一条血路，让百姓体味到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寻求精神自由和灵魂解脱。
【注释】
[1]王春瑜.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J].书摘，2007（05）
[2]萧近高.《参内监疏》，康熙《西江志》卷一四六《艺文》《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志》编纂委员会编，2001
[3]顾禄、清嘉录.《双林镇志》卷十八《户口》[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4]高寿仙.关于中国人“流氓性”及明代流氓阶层膨胀社会原因的几点看法[J].社会学研究，2002（01）
[5]杨祖宪.《博平县志》卷四 《民风解》[M].台北成文出版杜，1977
[6]孙和相.《汾州府志》卷二《风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谢维营.流氓文化述评[J].探索与争鸣，2005（03）
[8]管志道.《从先维俗议》 卷二[M].济南：齐鲁书社，1997
[9]王春瑜.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J].社会学研究，1991（03）
[10]高秀清，张立鹏.流氓的历史[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安大伟 （1991），男，汉，山东省日照市，硕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研究方向：中国历史文献学。
关键词：明朝；中后期；流氓；社会风气；成因；意义
一、明代流氓风气之表现与成因
（一）统治集团堕落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谓：“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朱元璋早在坐上大明帝国第一把交椅之前，就以曾拿儒生的帽子撒尿，登上大宝后即屠戮“功狗”，动辄在堂堂金銮殿里以棍子殴打大臣，即“廷杖”，武宗朱厚照甚至亲自网罗大量流氓并慷慨封赐。
上有所好，下必从焉。宦官政治和特务政治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武宗正德年间宦官刘瑾气焰更大，当时北京城有“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之说。这样的流氓无赖，却在天启年间掌握了国家大权，专权乱政，称九千九百岁。众多无耻官员以同样的流氓手段助纣为虐，并为他大建生祠以歌功颂德。风靡之下，四方流氓恶棍们如鱼得水。除了宦官专政之外，权臣也与无赖相勾结，权臣严嵩父子不仅贪赃狼藉，而且“以无赖之子，窃威助恶”。权贵们公开和空前大规模招揽流氓地痞充当亲信和打手。
明代社会中后期社会风气的流氓化，和统治集团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起来，它是政治流氓化的结果。正因为贵族、权臣、恶霸相互勾结，才使得明代的流氓风气呈现出大范围，长时间，损害深。它既是统治者腐朽的产物、也是专制体制腐朽的产物，伴随着明代中后期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产生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经济结构变化
明朝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生活空前繁荣，这是流氓阶层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因素。“一方面，部分游民进入城市，无正当职业，只能以歪门邪道糊口；另一方面，城市地主、权贵的增多，使某些爪牙、鹰犬之流，背后有了靠山。”[1]
明朝中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发展的趋势比以前更为显著，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而从农业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只有极少从事手工业，出现了很多雇工。比如，万历年间景德镇制瓷业的雇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2]他们已经从人身依附上自由了。
商业资本也非常活跃，工商业城镇兴起，如“湖州随着缫丝业的繁荣，在明末成为拥有一万六千多人的大镇，而在明初它只是一个只有几百人家的小村。”[3]镇市人口大多是外来的商贾、小手工艺者和流民。城市既聚拢了大量财富，期望改善生活的农民将会进入城市谋生，同时它又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们的聚集之所，这些人需要大量的随从和打手，于是许多无业游民便依附于上流社会。“明代城市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流氓活动最猖獗的地方，像‘打行’这样的有组织的流氓团伙就首先出现在经济最发达的苏州、松江等城市。”[4]正是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给两者之间相互利用提供了平台。
（三）利益的追求与观念转化
随着商品经济繁荣，传统的“士农工商”格局松动，经商不但不是十分可耻的事情，还会谋得巨大财富，部分大商人已经达到拥资数万、数十万至百万的境地。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必然促使一股拜金逐利风气的盛行，比如当时山东博平县“逐末游食，相率成风”[5]山西汾州“民率逐于末作，走利如鹜”。[6]
“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的多元化和互相冲突相联系的是价值观的断裂。”[7]孔
孟之道曾经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儒家的君子人格注重诚信，淡泊名利，重义轻利，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但是新时期利益的多元化使社会崇拜资本，在金钱至上的时代氛围之下，地方官僚们追逐金钱，徇私枉法，加速了政治的腐败。“民间之下凌上、少侮长，奴婢叛家长”[8]丑态百出，可见金钱的威力对传统道德观念冲击之大。
二、明代社会流氓风气之的影响
在经济上，仰仗着专制皇权做后盾，流氓们肆无忌惮地摧毁着城市经济，打着权贵旗号而大肆诈骗工商业者和小民百姓，扰乱了经济秩序，阻碍经济的发展。
明代的流氓意识还渗透到文化领域，伪造文物、古董、 编造家谱等现象十分突出，“明中叶后，江南地区竟出现了专门伪造历史、胡编家谱的‘作家’”[9]其危害是不容低估的。
崇祯六年，开始形成全国性的大起义，城市贫民和世仆的参加，是明末农民起义的显著特点。当时在黄河南北岸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吃他娘，穿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可见百姓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渴求。明末，政府对工商业者勒索财物，公然抢掠。而农民军实行的是“平买平卖”的政策，天下民心所向，自然“一路州县，望风而靡”。
在文化心理层面，影响最为巨大。在这种高度专制的皇权与社会流氓化的风气面前，老百姓一方面畏惧专制权威，不敢越雷池半步，另一方面却又都千方百计攫取和利用专制权力以为自己生存之必需。通过使自己流氓化获得依附于专制权力的资格，进而改变自己长期以来卑微的地位和屈辱的命运，专制必然造就卑劣的国民品格。
流氓意识转而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心理。明代出现大量诸如“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等民间谚语，反映了国民心理受到的严重挫折。对政治权威的极端畏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自我个性的强烈抑制。
《水浒传》所谓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就是明代的流氓团伙，而宋江等人的身上其实是流氓文化与侠客精神的统一，明代“游侠之风衰微，起而代之的是‘强盗’之辈，反对的是奸臣，打劫的是平民，后来，就连有‘侠气’的流氓，也不敢指斥奸臣，最后，侠客终成了流氓。”[10]
从另一个角度说，流氓文化也对人性解放、思想启蒙有积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平等性，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个人受到礼教、宗法、国家、家族的强力压制，几无自由可言。皇帝可以随意杀死臣子，父母有权决定儿女婚姻、百姓见了官员要磕头，而且“刑不上大夫”。在“拜金主义”与“拜官主义”横行的夹缝中，流氓主义杀出了一条血路，让百姓体味到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寻求精神自由和灵魂解脱。
【注释】
[1]王春瑜.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J].书摘，2007（05）
[2]萧近高.《参内监疏》，康熙《西江志》卷一四六《艺文》《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志》编纂委员会编，2001
[3]顾禄、清嘉录.《双林镇志》卷十八《户口》[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4]高寿仙.关于中国人“流氓性”及明代流氓阶层膨胀社会原因的几点看法[J].社会学研究，2002（01）
[5]杨祖宪.《博平县志》卷四 《民风解》[M].台北成文出版杜，1977
[6]孙和相.《汾州府志》卷二《风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谢维营.流氓文化述评[J].探索与争鸣，2005（03）
[8]管志道.《从先维俗议》 卷二[M].济南：齐鲁书社，1997
[9]王春瑜.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J].社会学研究，1991（03）
[10]高秀清，张立鹏.流氓的历史[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安大伟 （1991），男，汉，山东省日照市，硕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研究方向：中国历史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