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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征信录》在中国慈善捐助历史的研究中经常出现，从表面看来它只是简单的人名和数字的罗列，但如果深入的分析可以看出它不只是捐助者和受捐助者之间数量的多少，更重要的是在其内部所体现出来的以严格监控内部管理人员为特征的现代公共性原理。本文结合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四个方面对《征信录》的名称含义、分类方式、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进行初步的探析，以期促进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征信录》；捐助；分类；监督
一、《征信录》简介
《征信录》中的“征信”一词最早出现于《中庸》的“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其中“征”就是确切的证据，没有确切的证据就不会有人相信。在清代的文献中常常会有“征信于某某”的说法，即证明是真诚、真实和值得信赖，以及拿出证据说明的意思。“征信”的现代含义其实就是慈善机构或者有关公益活动机构在接受了外界的捐助以后通过一定的方式将收到的捐款公示，其目的主要是通过以这种公示的方式来来监督经手者，以防经手者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征信录》的印制需要有受捐机构的众多的人员参与，相对而言《征信录》是比较真实的历史资料。
二、征信录分类
关于征信录的类别，分类不同：日本学者夫马进根据征信录的目的用途将征信录简单的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例如《鼎甲征信录》和《美洲金山国民救济局革命军筹饷征信录》这样的《征信录》，直接就地取名为《征信录》。编辑这些征信录的作者主要是想探明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得到这样的善果，证明的内容就是他们因为先人的善行方能得到现世的善报。还有一本征信录叫《戒士文征信录》，其主要的目的是要求士人注意自己的言行。第二类征信录夫马进认为目的是为了在此报告的作为事业报告书和会计报告书的《征信录》。以前出现的很多的征信录其实质上就是为了作为一种事业报告书，这样的征信录有很多例如《松江育婴堂征信录》、《海宁州城重设留婴堂征信录》、《顺的地方自治研究社征信录》等等，类似于这样的征信录不计其数。[1]
本文结合夫马进的征信录分类标准，并提出另一种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征信录分为以下三类：
1.按公布的方式划分
根据征信录读者群体的不同，可以将征信录刊印于不同的材料上。一般而言，《征信录》的收集是很简便的，因为各种机构的受捐事件一般都会有材料的记载，这也是各个受捐团体的账目明细，例如中国红十字会，青岛红卐字会等等，它内部就有专门的机构进行捐款账目的记载，以此再制作征信录就变得很简单，只需将所有的账目进行统一的整理便可。收集到征信记录可以很简便的转化为《征信录》。一般而言，较为正规的大型募集资金活动都会将收集到的财务捐款刊印成专门的图册，即“征信录”。这样的小册子的发行量一般都不会很多，大致会有千份左右。例如《中山石岐天平路礼拜堂征信录》、《培育兴学百子会征信录》、《许氏书院征信录》。再有，征信录刊印于各种报刊上，而且这样的《征信录》具有一种时间的延续性，连续向外界公布此机构收到捐助的账目，同时也具有些许表彰感激的意思。其三，有些《征信录》更会直接，写于红纸或布帛之上，然后直接描摹一定的数量直接张贴于某些通知栏以内，这样的《征信录》更是简介，因为它省略了刊印和整理，直接将收支的账目公布于众，方便快捷，并且可以及时的修改更新。这一代表有《增广印光法师文钞》，《鄞县至邱隘镇修诸桥梁征信录》，《檀香基金会征信录》等等，这些《征信录》都刊登于网络之上，其时效性大大的增强，同时也节省了刊印的繁琐，为捐助者观察监督提供了很好的方式。
2.按照公布时间划分
从时间上定义，《征信录》有按年公布的，这类的《征信录》一般是那种比较大型的受捐机构，每隔一年的时间就会公布自己的收账信息，当然这个公布的信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一定就是在一次公布中全部都登记造册，也有些许的遗漏，主要是因为，《征信录》的收集过程中会有个别的延迟现象，但是《征信录》大部分的内容都已经具备。还有一种就是按月刊登的《征信录》，这种《征信录》的刊登比较连续，它的刊登一般都是在每个月的固定时间，刊登于某种杂志上。例如刊登于苏洵月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中的《建筑会所募捐报告会微信录十五》。后还有一种，就是按照捐款发生的时间刊登的《征信录》。按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刊登的《征信录》其实质上就是某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受捐机构积极的筹集捐款，进而进行账目的总结，然后公布此次事件征集捐款的详细账目信息。这样的例子也是较多的，例如《美洲金山国民救济局革命军筹饷征信录》，事件的发生就是征信录产生的日期，这一类的都是如此。
3.按捐款范围划分
《征信录》捐款的范围有大有小，有的《征信录》捐款的范围非常的广泛，这个范围涉及区域和时空范围。从区域范围上来讲征信录可以是某一个小型的区域，比如说一个县的范围，或者是一个市的范围等等，往大的范围来讲大到一个国家的范围甚至是全世界的范围。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比如《江浙中學籌募基金徵信錄》[2]，《识字运动宗教教育短期学校志微信录》这些都是小范围的，就某个个别的地方或者地区而言。如上文中提及的《美洲金山国民救济局革命军筹饷征信录》这个《征信录》，他的捐款的范围就很大，延伸至全国甚至是全球。另一种就是从时间的范围上来看，有的《征信录》只是有很简短的一段时间，而有些《征信录》涉及的时间是相当的长，有可能是一年，两年，甚至是至从收款机构建立后就开始一直的存在《征信录》。国红十字会自它的成立以后，其《征信录》就一直的存在，延续几十年时间。
三、征信录的功能
（1）通过“官员”和“董事”的相互协助，相互监督来达到消除徇私舞弊的现象。在捐款活动之中，某些经手人因为个人的私利而进行徇私舞弊行为这是很常见的，这一问题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很难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某些捐助行为很有可能是非常宏大的，所捐的款项以及涉及的人员非常的复杂，在这一情况下，经手人很容易的从中渔利。例如《松江府育婴堂征信录》中就这样的记载“提交给神明的事业报告和会计报告”。此留婴堂有8个人联名向地方官员申请设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8个人之中有7个人都是拥有员以上的头衔的。正是这些人编撰的众多的规章制度，所以才有了名目清楚的征信录内容，至于《征信录》的目的他们在呈交给地方官员的文书中也谈及为“以期官董相继，神人互查，有利无弊，俾垂永久”。[3] （2）通过这种出版会计报告的形式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神之间取得信任。例如《海宁州城重设留婴堂征信录》，用红色的字体在封面写“经手侵蚀，火焚雷击”。这一做法的主要目的其实质也就是警示经手之人不能进行徇私舞弊的行为，如若故犯将会遭受巨大的灾祸。又如浙江省平湖县的乐善堂也在他们的规定中标有以下字样“一，每期开工司事先诣城隍庙，将上期信录焚炉，并送县附件存查，余分捐户。信录上大书：如有怀私，难逃天谴八字”[4]。这其实也是写在封面上，用于警示经手人不得营私，否则必有天谴。正如上文分类中所言并非是所有的《征信录》都会用来刊印，有很多的《征信录》是不会刊印的，刊印的征信录，需要达到相应的刊印条件。并且刊印的征信录还必须按照一定量的格式样式来看刊印，它是由明确的格式要求的出版物。刊印出来的征信录，分别按照如下方式处理：其一，州尊牒送城隍神香炉内分化。其二，交下月值董备核。其三，值月董事备具香炉，行礼焚送城隍神前。其四，贴于堂门口备示。夫马进在其所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中认为“为了取信，要将印好的《征信录》分送个地方衙门和提供捐款的商人。但是，正如规定中所说的那样，仅仅取信与地方衙门和商人们的话，尚不足得到信任。还要将《征信录》在城隍庙前焚化，从而取信于神”[5]。由此可以看出，在清朝时期征信录的主要是通过神这样一个中介来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给联系起来了。仅仅是单一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是不可轻易的让人们信服的。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明确，那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征信录都是以神明为媒介的，从征信录的产生到现在，不以神明为媒介的征信录存在很多。
四、征信录的社会的意义
（1）《征信录》的出现有利于慈善捐助事业的规范化。从征信录的出现来看，它是为了在人与人之间寻找一个媒介，使得人们之间能够互相信任。在人与人之间增加一个神为中介，慈善捐助事业才能够更有效的进行，这不得不说征信录的功劳巨大。而在征信录出现以前的捐助事务中，受捐者和捐助者二者之间存在着长久的矛盾，对于捐助者而言，资金的运作是如何形势，资金的来源到底有几方面，资金的来源具体的数量等等，这些都是捐助者疑虑的问题，而征信录给捐助者一个清楚的记录，使得捐助者能够很好的打消内心的疑虑，不论是为了善报还是基于无私的奉献都为下次的捐款增强自觉性。同时对于受捐者而言，其内部事物的运行，具体的监督，人员的经手等等，也是其难以全部掌控的问题。征信录的出现，不仅仅是将神的力量引入到人与人之间，更重要是的它引入了一种很强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具有全能性，因果性，这就使很多的经手人望而生畏，不敢干出更多徇私舞弊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慈善捐助事业的有序发展。
（2）《征信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新的社会学原理[6]。可以看到《征信录》的编制与国家在征收税金的方式是存在很大差别的，国家在征收税金的时候是不易公共性公开性为基准的，也就是说国家在征收税收的时候没有公开公家征收财务的数量的义务。而相反的《征信录》正式体现着相反的思路，《征信录》体现的则是公共性的原理，亦即以公开为前提的理论编制而成。正如夫马进先生在《征信录》的研究中提到的《征信录》的出现最早时期应该是明末清初。一种一种以公开为前提的，用于公共事业的新型决算报告书一旦出现，对于推进中国公共事业的清晰度是具有很大帮助的。以冯桂芬的《校 芦抗议》为例，其中有这样一段“今直省积欠之数以千万计，前此未有也。积欠之故在于亏空，亏空之故在于挪用，挪用之故在于蔓无稽考。以一县之主独操出纳之权，下车之日，公用后而私用先。室家妻子之百需，旧逋新欠之交集。……嗣后如有亏空一钱者，杀无赦。更定稽查之法，在以四柱册公之于众。大堂左右，按日揭榜，旧管新收列左，开除实在列右。其法务详务尽。如征收某都图某户钱粮若干，必书细数。收银后，本日给串，本日列榜。月终用活字版印征信录四柱册百本，备列全榜，分送上司各图绅士惟便。如某户完粮，而榜册不列者，许揭府立与重赏。有经手解领开除之款与榜册数不符者，赴揭亦如之。”[7]从以上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财政上的亏空其实质也就是财政上出现的漏洞。亏空的原因是由于账目始终无法清算。税金额征收远远的低于规定的数目，以及衙门的挪用。挪用其实也就是私用，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是没有固定的监督管理机制，不能够对财务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管。这里冯桂芬提出设立四柱册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四柱册也即前文中提到的带有“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冯桂芬提出这些四柱册要公布于众，让民众看到，看清楚，说民众所纳的税不够则需要有证据。这种方式无疑就和前文中所讲的《征信录》一样，具有一定的监督作用。冯桂芬认为通过大量的发行这种记录有账目的册子就可以达到防治亏空的效果，这种诞生于民间的公共性原理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式一步步向官方原理浸透。此后关于这方面的实践还有很多，例如光绪十一年计划出版的《民欠征信录》和《蠲缓征信录》等等。光绪末年，这种用于监督的方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广泛的议论，于是《征信录》在这种潮流之中被再度提出来。
（3）《征信录》的出现和发展为中国引进近代欧洲的原理和技术做了基础性的准备。在江苏省太仓州镇洋县的《太镇征信录》中，光绪三十一年太仓州知州的序文中说“西人治财之法，必预计其一岁所人，共可得税若干，一一普世于众，名曰预算。”[8]在这篇序言内提到了西欧人发明的新的会计报告以及普世的公开性原则。序文还论证了必须编制决算报告，说明民众纳税的多少和税金的支出情况。在序文中使用了“征信录”的概念说明了西欧的公共性原理。《征信录》产生于清朝，毫无疑问这种方法与新的社会学原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征信录》的编撰也是民间独自哺育成长的，这种做法本身就为引进近代欧洲原理和技术做出了基础性的准备。
参考文献：
[1]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M].出版地：商务印书馆，2005：722.
[2]未知.《江浙中學籌募基金徵信錄》[J].苏洵月刊，民国，第五十七期：14.
[3]未知.《海宁州城重建设留婴堂征信录（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M].1891
[4]同上
[5]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M].出版地：商务印书馆，2005：723.
[6]同上
[7]冯桂芬《校颁庐抗议》，杜亏空议。
[8]谢涛序.《太镇征信录》[M].太仓：光绪三十一年：4.
作者简介：
孟永伟（1987— ），男，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市场经济学；
刘霞，女，中国海洋大学社科部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关键词：《征信录》；捐助；分类；监督
一、《征信录》简介
《征信录》中的“征信”一词最早出现于《中庸》的“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其中“征”就是确切的证据，没有确切的证据就不会有人相信。在清代的文献中常常会有“征信于某某”的说法，即证明是真诚、真实和值得信赖，以及拿出证据说明的意思。“征信”的现代含义其实就是慈善机构或者有关公益活动机构在接受了外界的捐助以后通过一定的方式将收到的捐款公示，其目的主要是通过以这种公示的方式来来监督经手者，以防经手者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征信录》的印制需要有受捐机构的众多的人员参与，相对而言《征信录》是比较真实的历史资料。
二、征信录分类
关于征信录的类别，分类不同：日本学者夫马进根据征信录的目的用途将征信录简单的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例如《鼎甲征信录》和《美洲金山国民救济局革命军筹饷征信录》这样的《征信录》，直接就地取名为《征信录》。编辑这些征信录的作者主要是想探明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得到这样的善果，证明的内容就是他们因为先人的善行方能得到现世的善报。还有一本征信录叫《戒士文征信录》，其主要的目的是要求士人注意自己的言行。第二类征信录夫马进认为目的是为了在此报告的作为事业报告书和会计报告书的《征信录》。以前出现的很多的征信录其实质上就是为了作为一种事业报告书，这样的征信录有很多例如《松江育婴堂征信录》、《海宁州城重设留婴堂征信录》、《顺的地方自治研究社征信录》等等，类似于这样的征信录不计其数。[1]
本文结合夫马进的征信录分类标准，并提出另一种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征信录分为以下三类：
1.按公布的方式划分
根据征信录读者群体的不同，可以将征信录刊印于不同的材料上。一般而言，《征信录》的收集是很简便的，因为各种机构的受捐事件一般都会有材料的记载，这也是各个受捐团体的账目明细，例如中国红十字会，青岛红卐字会等等，它内部就有专门的机构进行捐款账目的记载，以此再制作征信录就变得很简单，只需将所有的账目进行统一的整理便可。收集到征信记录可以很简便的转化为《征信录》。一般而言，较为正规的大型募集资金活动都会将收集到的财务捐款刊印成专门的图册，即“征信录”。这样的小册子的发行量一般都不会很多，大致会有千份左右。例如《中山石岐天平路礼拜堂征信录》、《培育兴学百子会征信录》、《许氏书院征信录》。再有，征信录刊印于各种报刊上，而且这样的《征信录》具有一种时间的延续性，连续向外界公布此机构收到捐助的账目，同时也具有些许表彰感激的意思。其三，有些《征信录》更会直接，写于红纸或布帛之上，然后直接描摹一定的数量直接张贴于某些通知栏以内，这样的《征信录》更是简介，因为它省略了刊印和整理，直接将收支的账目公布于众，方便快捷，并且可以及时的修改更新。这一代表有《增广印光法师文钞》，《鄞县至邱隘镇修诸桥梁征信录》，《檀香基金会征信录》等等，这些《征信录》都刊登于网络之上，其时效性大大的增强，同时也节省了刊印的繁琐，为捐助者观察监督提供了很好的方式。
2.按照公布时间划分
从时间上定义，《征信录》有按年公布的，这类的《征信录》一般是那种比较大型的受捐机构，每隔一年的时间就会公布自己的收账信息，当然这个公布的信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一定就是在一次公布中全部都登记造册，也有些许的遗漏，主要是因为，《征信录》的收集过程中会有个别的延迟现象，但是《征信录》大部分的内容都已经具备。还有一种就是按月刊登的《征信录》，这种《征信录》的刊登比较连续，它的刊登一般都是在每个月的固定时间，刊登于某种杂志上。例如刊登于苏洵月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中的《建筑会所募捐报告会微信录十五》。后还有一种，就是按照捐款发生的时间刊登的《征信录》。按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刊登的《征信录》其实质上就是某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受捐机构积极的筹集捐款，进而进行账目的总结，然后公布此次事件征集捐款的详细账目信息。这样的例子也是较多的，例如《美洲金山国民救济局革命军筹饷征信录》，事件的发生就是征信录产生的日期，这一类的都是如此。
3.按捐款范围划分
《征信录》捐款的范围有大有小，有的《征信录》捐款的范围非常的广泛，这个范围涉及区域和时空范围。从区域范围上来讲征信录可以是某一个小型的区域，比如说一个县的范围，或者是一个市的范围等等，往大的范围来讲大到一个国家的范围甚至是全世界的范围。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比如《江浙中學籌募基金徵信錄》[2]，《识字运动宗教教育短期学校志微信录》这些都是小范围的，就某个个别的地方或者地区而言。如上文中提及的《美洲金山国民救济局革命军筹饷征信录》这个《征信录》，他的捐款的范围就很大，延伸至全国甚至是全球。另一种就是从时间的范围上来看，有的《征信录》只是有很简短的一段时间，而有些《征信录》涉及的时间是相当的长，有可能是一年，两年，甚至是至从收款机构建立后就开始一直的存在《征信录》。国红十字会自它的成立以后，其《征信录》就一直的存在，延续几十年时间。
三、征信录的功能
（1）通过“官员”和“董事”的相互协助，相互监督来达到消除徇私舞弊的现象。在捐款活动之中，某些经手人因为个人的私利而进行徇私舞弊行为这是很常见的，这一问题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很难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某些捐助行为很有可能是非常宏大的，所捐的款项以及涉及的人员非常的复杂，在这一情况下，经手人很容易的从中渔利。例如《松江府育婴堂征信录》中就这样的记载“提交给神明的事业报告和会计报告”。此留婴堂有8个人联名向地方官员申请设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8个人之中有7个人都是拥有员以上的头衔的。正是这些人编撰的众多的规章制度，所以才有了名目清楚的征信录内容，至于《征信录》的目的他们在呈交给地方官员的文书中也谈及为“以期官董相继，神人互查，有利无弊，俾垂永久”。[3] （2）通过这种出版会计报告的形式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神之间取得信任。例如《海宁州城重设留婴堂征信录》，用红色的字体在封面写“经手侵蚀，火焚雷击”。这一做法的主要目的其实质也就是警示经手之人不能进行徇私舞弊的行为，如若故犯将会遭受巨大的灾祸。又如浙江省平湖县的乐善堂也在他们的规定中标有以下字样“一，每期开工司事先诣城隍庙，将上期信录焚炉，并送县附件存查，余分捐户。信录上大书：如有怀私，难逃天谴八字”[4]。这其实也是写在封面上，用于警示经手人不得营私，否则必有天谴。正如上文分类中所言并非是所有的《征信录》都会用来刊印，有很多的《征信录》是不会刊印的，刊印的征信录，需要达到相应的刊印条件。并且刊印的征信录还必须按照一定量的格式样式来看刊印，它是由明确的格式要求的出版物。刊印出来的征信录，分别按照如下方式处理：其一，州尊牒送城隍神香炉内分化。其二，交下月值董备核。其三，值月董事备具香炉，行礼焚送城隍神前。其四，贴于堂门口备示。夫马进在其所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中认为“为了取信，要将印好的《征信录》分送个地方衙门和提供捐款的商人。但是，正如规定中所说的那样，仅仅取信与地方衙门和商人们的话，尚不足得到信任。还要将《征信录》在城隍庙前焚化，从而取信于神”[5]。由此可以看出，在清朝时期征信录的主要是通过神这样一个中介来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给联系起来了。仅仅是单一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是不可轻易的让人们信服的。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明确，那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征信录都是以神明为媒介的，从征信录的产生到现在，不以神明为媒介的征信录存在很多。
四、征信录的社会的意义
（1）《征信录》的出现有利于慈善捐助事业的规范化。从征信录的出现来看，它是为了在人与人之间寻找一个媒介，使得人们之间能够互相信任。在人与人之间增加一个神为中介，慈善捐助事业才能够更有效的进行，这不得不说征信录的功劳巨大。而在征信录出现以前的捐助事务中，受捐者和捐助者二者之间存在着长久的矛盾，对于捐助者而言，资金的运作是如何形势，资金的来源到底有几方面，资金的来源具体的数量等等，这些都是捐助者疑虑的问题，而征信录给捐助者一个清楚的记录，使得捐助者能够很好的打消内心的疑虑，不论是为了善报还是基于无私的奉献都为下次的捐款增强自觉性。同时对于受捐者而言，其内部事物的运行，具体的监督，人员的经手等等，也是其难以全部掌控的问题。征信录的出现，不仅仅是将神的力量引入到人与人之间，更重要是的它引入了一种很强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具有全能性，因果性，这就使很多的经手人望而生畏，不敢干出更多徇私舞弊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慈善捐助事业的有序发展。
（2）《征信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新的社会学原理[6]。可以看到《征信录》的编制与国家在征收税金的方式是存在很大差别的，国家在征收税金的时候是不易公共性公开性为基准的，也就是说国家在征收税收的时候没有公开公家征收财务的数量的义务。而相反的《征信录》正式体现着相反的思路，《征信录》体现的则是公共性的原理，亦即以公开为前提的理论编制而成。正如夫马进先生在《征信录》的研究中提到的《征信录》的出现最早时期应该是明末清初。一种一种以公开为前提的，用于公共事业的新型决算报告书一旦出现，对于推进中国公共事业的清晰度是具有很大帮助的。以冯桂芬的《校 芦抗议》为例，其中有这样一段“今直省积欠之数以千万计，前此未有也。积欠之故在于亏空，亏空之故在于挪用，挪用之故在于蔓无稽考。以一县之主独操出纳之权，下车之日，公用后而私用先。室家妻子之百需，旧逋新欠之交集。……嗣后如有亏空一钱者，杀无赦。更定稽查之法，在以四柱册公之于众。大堂左右，按日揭榜，旧管新收列左，开除实在列右。其法务详务尽。如征收某都图某户钱粮若干，必书细数。收银后，本日给串，本日列榜。月终用活字版印征信录四柱册百本，备列全榜，分送上司各图绅士惟便。如某户完粮，而榜册不列者，许揭府立与重赏。有经手解领开除之款与榜册数不符者，赴揭亦如之。”[7]从以上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财政上的亏空其实质也就是财政上出现的漏洞。亏空的原因是由于账目始终无法清算。税金额征收远远的低于规定的数目，以及衙门的挪用。挪用其实也就是私用，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是没有固定的监督管理机制，不能够对财务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管。这里冯桂芬提出设立四柱册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四柱册也即前文中提到的带有“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冯桂芬提出这些四柱册要公布于众，让民众看到，看清楚，说民众所纳的税不够则需要有证据。这种方式无疑就和前文中所讲的《征信录》一样，具有一定的监督作用。冯桂芬认为通过大量的发行这种记录有账目的册子就可以达到防治亏空的效果，这种诞生于民间的公共性原理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式一步步向官方原理浸透。此后关于这方面的实践还有很多，例如光绪十一年计划出版的《民欠征信录》和《蠲缓征信录》等等。光绪末年，这种用于监督的方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广泛的议论，于是《征信录》在这种潮流之中被再度提出来。
（3）《征信录》的出现和发展为中国引进近代欧洲的原理和技术做了基础性的准备。在江苏省太仓州镇洋县的《太镇征信录》中，光绪三十一年太仓州知州的序文中说“西人治财之法，必预计其一岁所人，共可得税若干，一一普世于众，名曰预算。”[8]在这篇序言内提到了西欧人发明的新的会计报告以及普世的公开性原则。序文还论证了必须编制决算报告，说明民众纳税的多少和税金的支出情况。在序文中使用了“征信录”的概念说明了西欧的公共性原理。《征信录》产生于清朝，毫无疑问这种方法与新的社会学原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征信录》的编撰也是民间独自哺育成长的，这种做法本身就为引进近代欧洲原理和技术做出了基础性的准备。
参考文献：
[1]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M].出版地：商务印书馆，2005：722.
[2]未知.《江浙中學籌募基金徵信錄》[J].苏洵月刊，民国，第五十七期：14.
[3]未知.《海宁州城重建设留婴堂征信录（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M].1891
[4]同上
[5]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M].出版地：商务印书馆，2005：723.
[6]同上
[7]冯桂芬《校颁庐抗议》，杜亏空议。
[8]谢涛序.《太镇征信录》[M].太仓：光绪三十一年：4.
作者简介：
孟永伟（1987— ），男，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市场经济学；
刘霞，女，中国海洋大学社科部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