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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行音乐疗法近年来在临床的各个领域应用成果丰硕，但在临床的实验研究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五行音乐疗法治疗选曲上，多选用古今民族器乐曲，然而在临床所使用的绝大部分曲目的创作背景和目的并非是为了治疗，患者在聆听乐曲时对乐曲内涵、韵律产生共情，这常常会对治疗效果和实验结果带来不可控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论证，简述五行音乐疗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再通过临床实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探究与“反对作曲技法在五行音乐疗法中使用”的观点进行商榷的过程中，引出并着重阐述原创治疗乐曲和作曲技法在五行音乐治疗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五行音乐疗法;五音治疗;研究方法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五行音乐疗法近年来发展迅速，从最开始的养生保健到临床上的辅助治疗，已经在睡眠障碍、术后康复、癌症患者的心理建设等众多领域广泛运用，取得的效果令人瞩目。但是，纵观当今五行音乐治疗的研究，我们发现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验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逐一解决。本文首先对五行音乐疗法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概要的综述和讨论。其次，通过对临床上治疗时选曲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及解决方案的提出，引出原创治疗乐曲和作曲技法在五行音乐治疗中应用的问题，与已有的关于五行音乐疗法临床选曲观点进行商榷，通过分析提出笔者的看法。其目的在于通过研讨，为五行音乐疗法临床的实验研究方法和选曲做出有益的探讨。
二、相关理论概述
（一）基础理论
五行音乐疗法是隶属于音乐治疗学科中的一种治疗手法，同时也是中医学的一个分支，最早在《黄帝内经》中有记载，之后相继在各史书中陆续出现。其理论通过五行学说五行—五音—五志—五脏联系起来（表1）[1]。
结合现阶段的研究，需对之重点强调以下几点：
1.五音泛指相对音高还是调式，并不用过于纠结。相对音高确定了五音的五行属性，调式内各级音对主音倾向性和排列方式确定了调式的特征和结构，这二者并不冲突，唯一不同的是分析角度，前者是从局部分析，后者是从整体分析。
2.五脏相音中的诊断部分并非属于五行音乐疗法，在医家经典《难经》六十一难中提到了四诊，即“望、闻、问、切”，其中在“闻”中提到“闻而知之声”，结合了五声和五音，现有学者将这当中的五音具现化，认为不同病症患者发出的五音不同，并将其归纳到五行音乐疗法的范畴。在四诊的“闻”部分，我们认为此处更强调的是不同病症患者的发声特征不同，偏重患者外部显现的各种信息，过度强调五音并归类于五行音乐疗法中稍有不妥，原因有二：一方面，音乐治疗的定义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具有音乐性，五行音乐疗法的作用机制在于通过音与音之间的交互，感染和调动人的情绪活动，进而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对人的身体进行宏观调控。而五脏相音中的诊断部分更多的是强调声的特性。另一方面，张晓芳等[2]关于五脏相音的综述研究中，将不同病症患者的发音特征进行了综述概括。但是，五音的表述一定是在相对的、交互的、系统内的概括，如果是根据患者发声概括为五音中的任意一个音，那么一定要有以此患者的发声或其他方面测量出剩余四音，若无，根据五音之间的相对音高概念，用某一声频率概括更为准确。[3]
另外，由于各朝各代律管不同（制定标准音的工具），例如汉六歆律标准音黄钟为346.7hz，魏杜夔律标准音为370.1hz，而现今国际标准音小字一组a定为440hz，现阶段为方便教学，将黄钟通常等同于中央c应为261.6hz，当中的差距巨大，在五脏相音的有关文章中，并无有人对此进行分析解读。
（二）治疗方式
五行音乐疗法在临床上治疗方式多以聆听、药物加聆听、音乐电针为主。从选曲类型方面分析，多选择具有中国风的近现代民族音乐和古曲，外国音乐使用较少。相对于近现代民族音乐，临床上较多的选曲偏好于古曲。从乐曲的演奏形式方面分析，绝大部分为器乐作品，声乐作品占比量非常小。器乐作品中，演奏的乐器多以民族乐器为主，西洋乐较少。从乐器震动模式分类，包括弦乐器、气鸣乐器和体鸣乐器，当中包括旋律乐器和打击乐器，尚无发现明显的选择偏好。在治疗层面上，选择的乐曲通过调式辨别进行五行属性和功能划分，例如《十面埋伏》—宫调，《阳春白雪》—商调，《胡笳十八拍》—角调，《紫竹调》—徴调，《梅花三弄》—羽调，[4][5]再将这些曲目的听感和治疗功能进行简述和归类，针对不同症状的患者进行对应治疗。
三、五行音乐疗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理论支撑中古籍的不恰当引用
在《黄帝内经》对五行—五音—五志—五脏进行概述分析之后，不断涌现相关书籍，其中就有许多书籍非医家经典，作者也未有医学背景的书籍，这类书中描述多从音乐美学角度出发，而并非治疗角度，现有一些文章在叙述中，参入了这部分音乐美学思想用于解读治疗的理论或治疗曲目，得出的结论合理与否值得商榷。
（二）基础理论的片面解读
尚无古籍明确指出五行音乐疗法的操作规范和辩证治疗应该怎样进行，具有指导价值的医学古籍在涉及这一方面的知识时，仅将五行—五音—五志—五脏进行关联，而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脾病—宫调、肾病—羽调等对应治疗，或运用五行的相生相克再结合脏病—调式的对应关系进行治疗，这其中常常存在主观臆斷成分。从治疗的整体方面分析，五音之间的交互作用？宏观上确实能对人身体某一脏器产生影响，这方面人们具有共识。但是，在歌曲的结构分析和治疗实施上，五行音乐疗法的研究状态尚未过渡到定量研究层次，仅靠五行的制化和五音与五脏的对应关系进行治疗还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和治疗的针对性与确切性。 （三）临床实验研究方案设计水平有待提高
五行音乐疗法的临床实验无论是聆听或聆听并结合其他治疗手法，实验方案都以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进行展开，对治疗前和治疗后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后得出结论。不同于其他实验研究，音乐无论是欣赏还是感知都是十分主观的，五行音乐疗法的治疗主要作用于人的精神活动层面，再通过精神活动的变化对人产生影响，而人的精神活动是难以人为完全控制的，虽然说好的音乐对人的身心有正向影响，但是在五行音乐疗法的实验研究中更重要的是强调五行音乐疗法治疗的针对性和不同于其他音乐治疗的特殊性。或者从音乐角度解读，应该是五音的调式或旋律产生了主要作用，而不是在现今的众多实验研究中，对照组并不进行额外的关于音乐方面的干预，在此条件下得出的结论难以确定是音乐治疗的仪式感（心理暗示）、本土音乐与患者认知的符合、治疗曲目速度的快慢、调式或旋律、节奏等哪一方面起的主要作用。
所以在针对五行音乐疗法的临床实验设计时，应减少实验中的变量，针对需要研究的某一方面进行设计和着重考量。例如，研究宫调音乐对脾病患者的治疗效果，在确定治疗周期、治疗时间、实验组和参照组的人数后，实验组和对照组都应进行音乐活动，如果确定了实验组的治疗曲目，对照组也应选取与实验组的治疗曲目除调式以外其他音乐特征基本一致的曲目进行实验，得出的实验结论才更具有说服力。
四、原创治疗歌曲和作曲技法在五行音乐疗法临床实验的重要性
（一）与“反对作曲技法在五行音乐疗法中使用”的观点进行商榷
原创治疗歌曲和作曲技法在五行音乐疗法中的运用只在零星的古籍中有所阐述，在现阶段研究中尚无发现运用，有的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我们看到王长城同志在研究中曾谈到反对将作曲技法用于五行音乐疗法的乐曲编选中[6]，其主要观点如下：
1.相对于外国音乐的文化背景，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背景更适合五行音乐疗法;
2.中国的专业作曲教育采用大小调体系，不擅长民族音乐创作。当代作曲家即便有着深厚的民族音乐专业素养，也不如古代的乐工艺人;
3.一人的创作不能抗衡中国传统音乐五千年的文化。
现就上述观点与王长城同志商榷：
首先，对已有乐曲进行汇总，分析乐曲与五行音乐疗法的适用程度，从普遍性上讲，的确外国音乐不如中国传统音乐，因为在感受层面上，本土音乐对人的感受更為深刻。但是，这与五行音乐疗法在作曲创作层面的优劣无关，二者不能归为一谈。
其次，中国作曲教育的确是从苏联体系而来，但并不是一味“继承”和不发展。事实上，借鉴中国传统音阶创作从近代学堂乐歌后就已经日趋成熟，器乐曲上，琵琶独奏《虚籁》、二胡独奏《烛影摇红》、民族器乐合奏《彩云追月》，一直到近现代琵琶协奏曲《花木兰》、古筝协奏曲《枫桥夜泊》等。无数的优秀作品无一不体现出浓郁的民族音乐色彩、高超的作曲技术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创新因素和传统因素在这些曲子里融会贯通、交相辉映，但是，哪个时代会没有创新呢？波兰作曲家肖邦的钢琴作品，捷克民族乐派代表人物斯梅塔那的《沃尔塔瓦河》，俄罗斯强力集团的作品，再到后来格什温的作品《蓝色狂想曲》都是在创作中融入了自己民族的音乐才成为经典，为什么外国作曲家创作的音乐可以是他们的民族音乐，到了中国就变得“不擅长”了呢？
音乐创作更具有时代特征，不仅不同时代作曲家的创作技法不同，而且不同时代民众整体的音乐偏好和理解能力也不同，相对于古代的乐工艺人，现代的作曲家所创作的音乐更能深入人心和被大众理解，这种契合在五行音乐疗法的临床治疗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最后，在不考虑创作团队的人数，但从作曲角度讲，创作具有民族特色，合乎于五行音乐疗法治疗的歌曲并不是与中国传统音乐相抗衡，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继承和发扬，且不说“中国传统音乐五千年的文化”用词是否准确，不应该将现代作曲家的民族音乐创作技法的高低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相对立，这样的“一捧一踩”无疑是对作曲工作者所付出的努力做了不实事求是的否定。
综上所述，关于原创治疗乐曲和作曲技法在五行音乐疗法中的运用的观点存在着不客观和片面性，并不能证实适用性与否。
（二）原创治疗乐曲和作曲技法在五行音乐疗法临床实验的优势
1.减少患者治疗过程中的情绪干扰
五行音乐疗法注重人的情志活动，在现阶段临床用于治疗的乐曲中，绝大部分乐曲的创作初衷并非是用于治疗，以《十面埋伏》—宫调为例，创作背景为汉、楚两军交战，在乐曲的第九至第十六小段描述垓下决战[7]。战争的残酷让聆听过程中难免共情，感到悲壮（悲忧—金—肺）。治疗中乐曲本身具有的情感与治疗中的患者产生共情，这种影响为治疗过程带来了不确定性。如果将原创治疗乐曲运用于五行音乐疗法的临床治疗，作曲家在创作中只考虑调式和旋律与病症之间的关系，不掺加其他的情感在乐曲中，便可以消除治疗中这一部分的影响，减少实验中的变量，实验过程更具针对性，实验结果也更加精确。
2.更能满足五行音乐疗法临床实验的各种需求
在上述关于临床实验研究方案涉及的问题中曾说到，实验组和对照组都应进行音乐活动，只对实验所需的音乐变量进行控制。然而，在变量控制下的选曲往往难以实施，实验组和对照组所需的音乐难以匹配相称，如果积极地将原创治疗歌曲和作曲技法融入到五行音乐疗法的临床试验中，可以根据实验需求“量身定制”，进行创作或修改，才能更满足治疗实验需要。
小 结
原创治疗乐曲与作曲技法在五行音乐疗法领域的作用长期以来被忽视，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音乐治疗是边缘交叉学科的特性。关于五行音乐疗法的研究，从长期来看，音乐学与中医学纵向理论研究和横向交汇相融是重中之重，从短期来看，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发挥各自优势进行合作研究十分重要。
本文是继笔者《五行音乐疗法系统与现存问题分析》在临床实验方向的进一步研究，同时需要在此强调的是，即使通过分析探讨出五行音乐疗法现存问题并提出一些看法，但这并不是对这些已有研究和观点的全面否定，相反，正是由于这些学者聚焦于五行音乐疗法，并对其展开探讨研究，才能使五行音乐疗法近年来快速发展，也让五行音乐疗法在未来拥有了大放光彩的可能性。
注释：
[1]李京泽.五行音乐疗法系统与现存问题分析[J].当代音乐，2019（10）：160—163.
[2]张晓芳，廖凌虹.基于五脏相音的音乐疗法在中医诊疗中的应用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07）：3726—3729.
[3]同[1].
[4]许继宗，李月明.音乐治疗曲目序列组成原则尝试及实验观察[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2（01）：110—113.
[5]陈宇坤，耿少辉，李江波，包 宇，张 庆，杨丽萍，刘舒宁.五行音乐曲目及其治疗抑郁症临床应用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09）：4234—4237.
[6]王长城.五行音乐盒带的编制研究[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5）：110—112.
[7]宋博媛，刘 静.琵琶曲《十面埋伏》作品分析[J].大舞台，2015（03）：140—141.
[收稿日期]2020-12-22
[作者简介]李京泽（1997— ），男，沈阳音乐学院音乐科技系硕士研究生;何 谐（1991— ），男，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硕士研究生。（沈阳 110818）
[通讯作者]季惠斌（1961— ），男，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阳 110818）
（责任编辑：韩莹莹）
[关键词]五行音乐疗法;五音治疗;研究方法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五行音乐疗法近年来发展迅速，从最开始的养生保健到临床上的辅助治疗，已经在睡眠障碍、术后康复、癌症患者的心理建设等众多领域广泛运用，取得的效果令人瞩目。但是，纵观当今五行音乐治疗的研究，我们发现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验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逐一解决。本文首先对五行音乐疗法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概要的综述和讨论。其次，通过对临床上治疗时选曲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及解决方案的提出，引出原创治疗乐曲和作曲技法在五行音乐治疗中应用的问题，与已有的关于五行音乐疗法临床选曲观点进行商榷，通过分析提出笔者的看法。其目的在于通过研讨，为五行音乐疗法临床的实验研究方法和选曲做出有益的探讨。
二、相关理论概述
（一）基础理论
五行音乐疗法是隶属于音乐治疗学科中的一种治疗手法，同时也是中医学的一个分支，最早在《黄帝内经》中有记载，之后相继在各史书中陆续出现。其理论通过五行学说五行—五音—五志—五脏联系起来（表1）[1]。
结合现阶段的研究，需对之重点强调以下几点：
1.五音泛指相对音高还是调式，并不用过于纠结。相对音高确定了五音的五行属性，调式内各级音对主音倾向性和排列方式确定了调式的特征和结构，这二者并不冲突，唯一不同的是分析角度，前者是从局部分析，后者是从整体分析。
2.五脏相音中的诊断部分并非属于五行音乐疗法，在医家经典《难经》六十一难中提到了四诊，即“望、闻、问、切”，其中在“闻”中提到“闻而知之声”，结合了五声和五音，现有学者将这当中的五音具现化，认为不同病症患者发出的五音不同，并将其归纳到五行音乐疗法的范畴。在四诊的“闻”部分，我们认为此处更强调的是不同病症患者的发声特征不同，偏重患者外部显现的各种信息，过度强调五音并归类于五行音乐疗法中稍有不妥，原因有二：一方面，音乐治疗的定义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具有音乐性，五行音乐疗法的作用机制在于通过音与音之间的交互，感染和调动人的情绪活动，进而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对人的身体进行宏观调控。而五脏相音中的诊断部分更多的是强调声的特性。另一方面，张晓芳等[2]关于五脏相音的综述研究中，将不同病症患者的发音特征进行了综述概括。但是，五音的表述一定是在相对的、交互的、系统内的概括，如果是根据患者发声概括为五音中的任意一个音，那么一定要有以此患者的发声或其他方面测量出剩余四音，若无，根据五音之间的相对音高概念，用某一声频率概括更为准确。[3]
另外，由于各朝各代律管不同（制定标准音的工具），例如汉六歆律标准音黄钟为346.7hz，魏杜夔律标准音为370.1hz，而现今国际标准音小字一组a定为440hz，现阶段为方便教学，将黄钟通常等同于中央c应为261.6hz，当中的差距巨大，在五脏相音的有关文章中，并无有人对此进行分析解读。
（二）治疗方式
五行音乐疗法在临床上治疗方式多以聆听、药物加聆听、音乐电针为主。从选曲类型方面分析，多选择具有中国风的近现代民族音乐和古曲，外国音乐使用较少。相对于近现代民族音乐，临床上较多的选曲偏好于古曲。从乐曲的演奏形式方面分析，绝大部分为器乐作品，声乐作品占比量非常小。器乐作品中，演奏的乐器多以民族乐器为主，西洋乐较少。从乐器震动模式分类，包括弦乐器、气鸣乐器和体鸣乐器，当中包括旋律乐器和打击乐器，尚无发现明显的选择偏好。在治疗层面上，选择的乐曲通过调式辨别进行五行属性和功能划分，例如《十面埋伏》—宫调，《阳春白雪》—商调，《胡笳十八拍》—角调，《紫竹调》—徴调，《梅花三弄》—羽调，[4][5]再将这些曲目的听感和治疗功能进行简述和归类，针对不同症状的患者进行对应治疗。
三、五行音乐疗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理论支撑中古籍的不恰当引用
在《黄帝内经》对五行—五音—五志—五脏进行概述分析之后，不断涌现相关书籍，其中就有许多书籍非医家经典，作者也未有医学背景的书籍，这类书中描述多从音乐美学角度出发，而并非治疗角度，现有一些文章在叙述中，参入了这部分音乐美学思想用于解读治疗的理论或治疗曲目，得出的结论合理与否值得商榷。
（二）基础理论的片面解读
尚无古籍明确指出五行音乐疗法的操作规范和辩证治疗应该怎样进行，具有指导价值的医学古籍在涉及这一方面的知识时，仅将五行—五音—五志—五脏进行关联，而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脾病—宫调、肾病—羽调等对应治疗，或运用五行的相生相克再结合脏病—调式的对应关系进行治疗，这其中常常存在主观臆斷成分。从治疗的整体方面分析，五音之间的交互作用？宏观上确实能对人身体某一脏器产生影响，这方面人们具有共识。但是，在歌曲的结构分析和治疗实施上，五行音乐疗法的研究状态尚未过渡到定量研究层次，仅靠五行的制化和五音与五脏的对应关系进行治疗还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和治疗的针对性与确切性。 （三）临床实验研究方案设计水平有待提高
五行音乐疗法的临床实验无论是聆听或聆听并结合其他治疗手法，实验方案都以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进行展开，对治疗前和治疗后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后得出结论。不同于其他实验研究，音乐无论是欣赏还是感知都是十分主观的，五行音乐疗法的治疗主要作用于人的精神活动层面，再通过精神活动的变化对人产生影响，而人的精神活动是难以人为完全控制的，虽然说好的音乐对人的身心有正向影响，但是在五行音乐疗法的实验研究中更重要的是强调五行音乐疗法治疗的针对性和不同于其他音乐治疗的特殊性。或者从音乐角度解读，应该是五音的调式或旋律产生了主要作用，而不是在现今的众多实验研究中，对照组并不进行额外的关于音乐方面的干预，在此条件下得出的结论难以确定是音乐治疗的仪式感（心理暗示）、本土音乐与患者认知的符合、治疗曲目速度的快慢、调式或旋律、节奏等哪一方面起的主要作用。
所以在针对五行音乐疗法的临床实验设计时，应减少实验中的变量，针对需要研究的某一方面进行设计和着重考量。例如，研究宫调音乐对脾病患者的治疗效果，在确定治疗周期、治疗时间、实验组和参照组的人数后，实验组和对照组都应进行音乐活动，如果确定了实验组的治疗曲目，对照组也应选取与实验组的治疗曲目除调式以外其他音乐特征基本一致的曲目进行实验，得出的实验结论才更具有说服力。
四、原创治疗歌曲和作曲技法在五行音乐疗法临床实验的重要性
（一）与“反对作曲技法在五行音乐疗法中使用”的观点进行商榷
原创治疗歌曲和作曲技法在五行音乐疗法中的运用只在零星的古籍中有所阐述，在现阶段研究中尚无发现运用，有的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我们看到王长城同志在研究中曾谈到反对将作曲技法用于五行音乐疗法的乐曲编选中[6]，其主要观点如下：
1.相对于外国音乐的文化背景，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背景更适合五行音乐疗法;
2.中国的专业作曲教育采用大小调体系，不擅长民族音乐创作。当代作曲家即便有着深厚的民族音乐专业素养，也不如古代的乐工艺人;
3.一人的创作不能抗衡中国传统音乐五千年的文化。
现就上述观点与王长城同志商榷：
首先，对已有乐曲进行汇总，分析乐曲与五行音乐疗法的适用程度，从普遍性上讲，的确外国音乐不如中国传统音乐，因为在感受层面上，本土音乐对人的感受更為深刻。但是，这与五行音乐疗法在作曲创作层面的优劣无关，二者不能归为一谈。
其次，中国作曲教育的确是从苏联体系而来，但并不是一味“继承”和不发展。事实上，借鉴中国传统音阶创作从近代学堂乐歌后就已经日趋成熟，器乐曲上，琵琶独奏《虚籁》、二胡独奏《烛影摇红》、民族器乐合奏《彩云追月》，一直到近现代琵琶协奏曲《花木兰》、古筝协奏曲《枫桥夜泊》等。无数的优秀作品无一不体现出浓郁的民族音乐色彩、高超的作曲技术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创新因素和传统因素在这些曲子里融会贯通、交相辉映，但是，哪个时代会没有创新呢？波兰作曲家肖邦的钢琴作品，捷克民族乐派代表人物斯梅塔那的《沃尔塔瓦河》，俄罗斯强力集团的作品，再到后来格什温的作品《蓝色狂想曲》都是在创作中融入了自己民族的音乐才成为经典，为什么外国作曲家创作的音乐可以是他们的民族音乐，到了中国就变得“不擅长”了呢？
音乐创作更具有时代特征，不仅不同时代作曲家的创作技法不同，而且不同时代民众整体的音乐偏好和理解能力也不同，相对于古代的乐工艺人，现代的作曲家所创作的音乐更能深入人心和被大众理解，这种契合在五行音乐疗法的临床治疗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最后，在不考虑创作团队的人数，但从作曲角度讲，创作具有民族特色，合乎于五行音乐疗法治疗的歌曲并不是与中国传统音乐相抗衡，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继承和发扬，且不说“中国传统音乐五千年的文化”用词是否准确，不应该将现代作曲家的民族音乐创作技法的高低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相对立，这样的“一捧一踩”无疑是对作曲工作者所付出的努力做了不实事求是的否定。
综上所述，关于原创治疗乐曲和作曲技法在五行音乐疗法中的运用的观点存在着不客观和片面性，并不能证实适用性与否。
（二）原创治疗乐曲和作曲技法在五行音乐疗法临床实验的优势
1.减少患者治疗过程中的情绪干扰
五行音乐疗法注重人的情志活动，在现阶段临床用于治疗的乐曲中，绝大部分乐曲的创作初衷并非是用于治疗，以《十面埋伏》—宫调为例，创作背景为汉、楚两军交战，在乐曲的第九至第十六小段描述垓下决战[7]。战争的残酷让聆听过程中难免共情，感到悲壮（悲忧—金—肺）。治疗中乐曲本身具有的情感与治疗中的患者产生共情，这种影响为治疗过程带来了不确定性。如果将原创治疗乐曲运用于五行音乐疗法的临床治疗，作曲家在创作中只考虑调式和旋律与病症之间的关系，不掺加其他的情感在乐曲中，便可以消除治疗中这一部分的影响，减少实验中的变量，实验过程更具针对性，实验结果也更加精确。
2.更能满足五行音乐疗法临床实验的各种需求
在上述关于临床实验研究方案涉及的问题中曾说到，实验组和对照组都应进行音乐活动，只对实验所需的音乐变量进行控制。然而，在变量控制下的选曲往往难以实施，实验组和对照组所需的音乐难以匹配相称，如果积极地将原创治疗歌曲和作曲技法融入到五行音乐疗法的临床试验中，可以根据实验需求“量身定制”，进行创作或修改，才能更满足治疗实验需要。
小 结
原创治疗乐曲与作曲技法在五行音乐疗法领域的作用长期以来被忽视，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音乐治疗是边缘交叉学科的特性。关于五行音乐疗法的研究，从长期来看，音乐学与中医学纵向理论研究和横向交汇相融是重中之重，从短期来看，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发挥各自优势进行合作研究十分重要。
本文是继笔者《五行音乐疗法系统与现存问题分析》在临床实验方向的进一步研究，同时需要在此强调的是，即使通过分析探讨出五行音乐疗法现存问题并提出一些看法，但这并不是对这些已有研究和观点的全面否定，相反，正是由于这些学者聚焦于五行音乐疗法，并对其展开探讨研究，才能使五行音乐疗法近年来快速发展，也让五行音乐疗法在未来拥有了大放光彩的可能性。
注释：
[1]李京泽.五行音乐疗法系统与现存问题分析[J].当代音乐，2019（10）：160—163.
[2]张晓芳，廖凌虹.基于五脏相音的音乐疗法在中医诊疗中的应用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07）：3726—3729.
[3]同[1].
[4]许继宗，李月明.音乐治疗曲目序列组成原则尝试及实验观察[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2（01）：110—113.
[5]陈宇坤，耿少辉，李江波，包 宇，张 庆，杨丽萍，刘舒宁.五行音乐曲目及其治疗抑郁症临床应用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09）：4234—4237.
[6]王长城.五行音乐盒带的编制研究[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5）：110—112.
[7]宋博媛，刘 静.琵琶曲《十面埋伏》作品分析[J].大舞台，2015（03）：140—141.
[收稿日期]2020-12-22
[作者简介]李京泽（1997— ），男，沈阳音乐学院音乐科技系硕士研究生;何 谐（1991— ），男，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硕士研究生。（沈阳 110818）
[通讯作者]季惠斌（1961— ），男，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阳 110818）
（责任编辑：韩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