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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章说如果用线路图表示人生轨迹，在加拿大是平稳微动的横线，而在中国内地则呈现的是上下起伏的波浪。这是他对两种生活状态的比较，也是对其移民之路的思索，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总结。
温哥华东区一条小街，一家临街的小型洗衣店里，锅炉正烧得滚烫的水突然喷出，女店主束手无策，本来开洗衣店是半路出家，更不懂锅炉构造，担心由此酿成灾祸，急忙拨打911报警。很快，两辆消防车呼啸而来，几个身材高大的消防员麻利地跳下车，敏捷地冲进店里。结果是虚惊一场，但这些消防员们很快变换一种身份，帮助修起锅炉来。
由惊吓转而感动，女店主端出糖果招待，消防员们告诉她一些关于锅炉与火灾的知识，让她受益匪浅。这已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女店主就是本文的主角之一杨红，那时还是从四川迁徙过来的新移民，她的先生王玉章正在卑诗大学读博士，儿子还在读小学，眼下儿子已是大学生了。
水上人家
上个世纪70年代，王玉章和杨红不但是同班同学，而且还是同桌。俩人在当时算是早恋了，私下递个传情的纸条，保密工作干得严丝合缝，没有走露过风声。
王玉章从高中直接考入成都地质学院，学习工程地质。1983年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四川地矿局三峡电站，参与三峡大坝的基础论证。据王玉章介绍说，从1917年就有关于三峡的提法与争议，最早是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
那时王玉章经常跟随地矿队下到地方，参与一些国家项目的考察。像在成都至宜昌的长江河段，就沿岸山体稳定和地震诱因等搜集第一手资料，然后逐级反映到国务院，以供三峡工程的决策。
王玉章追忆，那时野外露天工作虽艰苦，但很充实，很有成就感。他们租轮船沿江走，有时杨红随队就在船上帮着做饭。晚上船只能停在江中心，以利于保护船上的东西。船泊岸时，他们穿毛皮鞋上山考察，爬山不喝水，下山才开始喝，把困难摆在头里。
王玉章说，那时搞科研很实在，国家也很重视，每天补助37块5，在那时还算厚待科研人员。经过努力，在德国同行协助下完成“彩红外线航片解译”的课题，获得地矿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他还出席国际会议，宣读有关山地研究的论文。
1987年，王玉章考上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攻读自然地理，研究包括滑坡等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生毕业后，到云南东川泥石流站工作，该站在国际上有很高知名度，是对国际开放的科研站之一，他的导师就曾是该站站长。
择良木而栖
当时卑诗大学林学系有个名教授就到东川站工作，使王玉章得以了解卑诗大学，成功地申请到全额奖学金来到加拿大攻读森林水文博士学位。刚开始上课，王玉章坐在第一排，只看见老师的嘴在动，内容却不知所云，连宣布下课都听不明白。但他是个不服输的人，下决心闯过英语关。在学习外语上他的体会是，一定要自信，胆子要大。
记得刚到卑诗大学不久，留学生处组织来自各国的学生联欢，要参与者即兴表演鼓励交流。王玉章说当时他根本不会说，于是自报奋勇唱个歌，唱的就是电影《红高梁》插曲“好酒歌”，用“good wine”解释歌名。结果大受欢迎，以后这个“好酒歌”竟成了他在学校的保留节目，人们索性就叫他“good wine”， “好酒”的名字就这样不胫而走。
痛并快乐着
在卑诗大学，头两年有奖学金，第三年就没了。在王玉章来加第二年，杨红带着儿子也过来了，除了学费，还要解决生计问题，需要面对现实。一边要完成学业，一边要养家糊口，王玉章就参与勤工俭学，而杨红就到制衣厂打工，虽然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三口之家却生活得很充实，从没打过退堂鼓。
之后杨红盘算自己创业，权衡再三于温东开个洗衣店，虽规模不大，但毕竟自己当小老板。与温西比较而言，温东社会治安相对较差，流浪汉不少，有些游手好闲坑蒙拐骗，表面上来店里换钱，用的却是假钞；还有的故意滋事生非，杨红说拨打911是常事。
有次儿子单独坐在店内，当时杨红在里面忙活，儿子亲眼看到进来一个人捅钱柜，小孩子吓得说不出话，就往里跑，那个人见势就溜掉了。有时有的流浪汉把洗衣店当成“寄存处”，将包裹杂物堆放在店里，过几天或很长一段时间来取，这也是一种变相的骚扰。
杨红感叹道，即便经营个小店，也不是件容易事情，但她对本地警员赞不绝口，说他们非常好，肯负责任。曾有个年轻人常来捣乱，把电视机开大声，赶也赶不走。杨红没办法，只得找警察，警察不是说两句完事，而是查证这是个“问题小子”，规定他以后未经店主同意，不许再进店里。还曾有个人喝了点酒，进洗衣店故意闹事，上下排洗衣机本需分别投币，他偏要只投一个硬币，却要上下洗衣机都转。无奈之下，杨红又得麻烦警察，警察过来发现那个酗酒者的衣服里有刀，还搜出酒瓶。警方不但将他驱离，还规定他今后不许再进这家洗衣店。杨红非常欣赏温市警员处理问题的方式，总是从根上解决问题，不留后患，力求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上了央视海外频道
在四川时，杨红曾在重庆第一卫校读书，毕业后在县医院工作；以后又到四川医学院进修，到成都妇幼保健医院当医生。来加后，主动调整自己适应新环境，经营过洗衣店，到制衣厂打过工，后来成为管理人员，现在出于时间上的考虑，又成了一名驾驶教练。
来加前杨红根本不会开车，在温哥华现学驾驶，热心肠的她经常帮助朋友学车，很有耐心。一来二去，有了些教车经验，就考核了个牌子，成为一名正式教练。她从不做广告，都是口耳相传，学生里有印度人、非洲人、南斯拉夫人等。有次去超市，一位收银员主动打招呼，才记起原来是跟她学车的学员。教车教出名气，去年圣诞节前有电视台前来专访，还做成15分钟专题节目，在国内中央电视台四频道播放，那天正好是平安夜。
有付出就有回报
拿下博士学位，身穿博士服的王玉章与杨红在UBC校园照了张合影，很有点苦尽甘来的味道。随后他又读个计算机硕士，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专业没有计算机系统知识是不行的。 从UBC出来，王玉章先进入联邦环境部，工作得很出色，其间还获得空气质量检测优胜奖。后转入卑诗省电力公司(BC Hydro)，参与监测水位系统项目。当他从联邦调到省里时，有人不解，觉得人应往高处走。而王玉章考虑到专业上更为对口，更能发挥专长。当时环境部那个岗位离不开他，但部里并未因此不放人，而是非常尊重他的选择。
2005年12月王玉章向BC Hydro递交申请，只在一页纸面上讲了个小故事，用生动的文笔记录下一段父子情，是父亲对儿子的承诺。也许正是这种率真的情感流露，打动了对方，很快就被这家有名的公司录取，并委以重任。据此王玉章说，过去总讲东方人含蓄西方人外露，其实谦虚是所有民族崇尚的美德，即便在西方国家，求职简历和面试不要过于强势，要人性化一些。
平等的感悟
经过努力，王玉章一家逐渐融入加国社会，有了更为实际和深刻的认知。王玉章感同身受地表示，加拿大社会体系完善健全，这点让人心里踏实。
2003年，王玉章回到成都地质学院参加20周年系庆，当年90个同学有81个都来了，纷纷谈起各自的人生轨迹。王玉章就讲了本文开篇那段话，表现出对这些年在加国生活的肯定与自信。
王玉章坦言，有困难是暂时的，新移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哪能没有点磕碰呢?看问题应着眼于大处，明白你移居加拿大到底图的是什么?把这个整明白，就会有一个正确态度，就会抚平情绪正视眼前困难。如果不想花天酒地，不想一夜暴富，来加拿大应该是好的选择，因为这里相对稳定，而社会稳定则是最大的保证。
对这点，曾在省和联邦政府都工作过的王玉章深有体会，他说这里不像在大陆人际关系那么复杂，时时看头儿的脸色，即使部长来了你没站起来逢迎，也不必为此担心穿小鞋，这种人与人的平等是宝贵资源。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对于移民加国已经多年的王玉章夫妇来说，加国就是一方净土，能在那里生活三生有幸。
温哥华东区一条小街，一家临街的小型洗衣店里，锅炉正烧得滚烫的水突然喷出，女店主束手无策，本来开洗衣店是半路出家，更不懂锅炉构造，担心由此酿成灾祸，急忙拨打911报警。很快，两辆消防车呼啸而来，几个身材高大的消防员麻利地跳下车，敏捷地冲进店里。结果是虚惊一场，但这些消防员们很快变换一种身份，帮助修起锅炉来。
由惊吓转而感动，女店主端出糖果招待，消防员们告诉她一些关于锅炉与火灾的知识，让她受益匪浅。这已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女店主就是本文的主角之一杨红，那时还是从四川迁徙过来的新移民，她的先生王玉章正在卑诗大学读博士，儿子还在读小学，眼下儿子已是大学生了。
水上人家
上个世纪70年代，王玉章和杨红不但是同班同学，而且还是同桌。俩人在当时算是早恋了，私下递个传情的纸条，保密工作干得严丝合缝，没有走露过风声。
王玉章从高中直接考入成都地质学院，学习工程地质。1983年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四川地矿局三峡电站，参与三峡大坝的基础论证。据王玉章介绍说，从1917年就有关于三峡的提法与争议，最早是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
那时王玉章经常跟随地矿队下到地方，参与一些国家项目的考察。像在成都至宜昌的长江河段，就沿岸山体稳定和地震诱因等搜集第一手资料，然后逐级反映到国务院，以供三峡工程的决策。
王玉章追忆，那时野外露天工作虽艰苦，但很充实，很有成就感。他们租轮船沿江走，有时杨红随队就在船上帮着做饭。晚上船只能停在江中心，以利于保护船上的东西。船泊岸时，他们穿毛皮鞋上山考察，爬山不喝水，下山才开始喝，把困难摆在头里。
王玉章说，那时搞科研很实在，国家也很重视，每天补助37块5，在那时还算厚待科研人员。经过努力，在德国同行协助下完成“彩红外线航片解译”的课题，获得地矿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他还出席国际会议，宣读有关山地研究的论文。
1987年，王玉章考上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攻读自然地理，研究包括滑坡等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生毕业后，到云南东川泥石流站工作，该站在国际上有很高知名度，是对国际开放的科研站之一，他的导师就曾是该站站长。
择良木而栖
当时卑诗大学林学系有个名教授就到东川站工作，使王玉章得以了解卑诗大学，成功地申请到全额奖学金来到加拿大攻读森林水文博士学位。刚开始上课，王玉章坐在第一排，只看见老师的嘴在动，内容却不知所云，连宣布下课都听不明白。但他是个不服输的人，下决心闯过英语关。在学习外语上他的体会是，一定要自信，胆子要大。
记得刚到卑诗大学不久，留学生处组织来自各国的学生联欢，要参与者即兴表演鼓励交流。王玉章说当时他根本不会说，于是自报奋勇唱个歌，唱的就是电影《红高梁》插曲“好酒歌”，用“good wine”解释歌名。结果大受欢迎，以后这个“好酒歌”竟成了他在学校的保留节目，人们索性就叫他“good wine”， “好酒”的名字就这样不胫而走。
痛并快乐着
在卑诗大学，头两年有奖学金，第三年就没了。在王玉章来加第二年，杨红带着儿子也过来了，除了学费，还要解决生计问题，需要面对现实。一边要完成学业，一边要养家糊口，王玉章就参与勤工俭学，而杨红就到制衣厂打工，虽然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三口之家却生活得很充实，从没打过退堂鼓。
之后杨红盘算自己创业，权衡再三于温东开个洗衣店，虽规模不大，但毕竟自己当小老板。与温西比较而言，温东社会治安相对较差，流浪汉不少，有些游手好闲坑蒙拐骗，表面上来店里换钱，用的却是假钞；还有的故意滋事生非，杨红说拨打911是常事。
有次儿子单独坐在店内，当时杨红在里面忙活，儿子亲眼看到进来一个人捅钱柜，小孩子吓得说不出话，就往里跑，那个人见势就溜掉了。有时有的流浪汉把洗衣店当成“寄存处”，将包裹杂物堆放在店里，过几天或很长一段时间来取，这也是一种变相的骚扰。
杨红感叹道，即便经营个小店，也不是件容易事情，但她对本地警员赞不绝口，说他们非常好，肯负责任。曾有个年轻人常来捣乱，把电视机开大声，赶也赶不走。杨红没办法，只得找警察，警察不是说两句完事，而是查证这是个“问题小子”，规定他以后未经店主同意，不许再进店里。还曾有个人喝了点酒，进洗衣店故意闹事，上下排洗衣机本需分别投币，他偏要只投一个硬币，却要上下洗衣机都转。无奈之下，杨红又得麻烦警察，警察过来发现那个酗酒者的衣服里有刀，还搜出酒瓶。警方不但将他驱离，还规定他今后不许再进这家洗衣店。杨红非常欣赏温市警员处理问题的方式，总是从根上解决问题，不留后患，力求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上了央视海外频道
在四川时，杨红曾在重庆第一卫校读书，毕业后在县医院工作；以后又到四川医学院进修，到成都妇幼保健医院当医生。来加后，主动调整自己适应新环境，经营过洗衣店，到制衣厂打过工，后来成为管理人员，现在出于时间上的考虑，又成了一名驾驶教练。
来加前杨红根本不会开车，在温哥华现学驾驶，热心肠的她经常帮助朋友学车，很有耐心。一来二去，有了些教车经验，就考核了个牌子，成为一名正式教练。她从不做广告，都是口耳相传，学生里有印度人、非洲人、南斯拉夫人等。有次去超市，一位收银员主动打招呼，才记起原来是跟她学车的学员。教车教出名气，去年圣诞节前有电视台前来专访，还做成15分钟专题节目，在国内中央电视台四频道播放，那天正好是平安夜。
有付出就有回报
拿下博士学位，身穿博士服的王玉章与杨红在UBC校园照了张合影，很有点苦尽甘来的味道。随后他又读个计算机硕士，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专业没有计算机系统知识是不行的。 从UBC出来，王玉章先进入联邦环境部，工作得很出色，其间还获得空气质量检测优胜奖。后转入卑诗省电力公司(BC Hydro)，参与监测水位系统项目。当他从联邦调到省里时，有人不解，觉得人应往高处走。而王玉章考虑到专业上更为对口，更能发挥专长。当时环境部那个岗位离不开他，但部里并未因此不放人，而是非常尊重他的选择。
2005年12月王玉章向BC Hydro递交申请，只在一页纸面上讲了个小故事，用生动的文笔记录下一段父子情，是父亲对儿子的承诺。也许正是这种率真的情感流露，打动了对方，很快就被这家有名的公司录取，并委以重任。据此王玉章说，过去总讲东方人含蓄西方人外露，其实谦虚是所有民族崇尚的美德，即便在西方国家，求职简历和面试不要过于强势，要人性化一些。
平等的感悟
经过努力，王玉章一家逐渐融入加国社会，有了更为实际和深刻的认知。王玉章感同身受地表示，加拿大社会体系完善健全，这点让人心里踏实。
2003年，王玉章回到成都地质学院参加20周年系庆，当年90个同学有81个都来了，纷纷谈起各自的人生轨迹。王玉章就讲了本文开篇那段话，表现出对这些年在加国生活的肯定与自信。
王玉章坦言，有困难是暂时的，新移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哪能没有点磕碰呢?看问题应着眼于大处，明白你移居加拿大到底图的是什么?把这个整明白，就会有一个正确态度，就会抚平情绪正视眼前困难。如果不想花天酒地，不想一夜暴富，来加拿大应该是好的选择，因为这里相对稳定，而社会稳定则是最大的保证。
对这点，曾在省和联邦政府都工作过的王玉章深有体会，他说这里不像在大陆人际关系那么复杂，时时看头儿的脸色，即使部长来了你没站起来逢迎，也不必为此担心穿小鞋，这种人与人的平等是宝贵资源。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对于移民加国已经多年的王玉章夫妇来说，加国就是一方净土，能在那里生活三生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