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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章说如果用线路图表示人生轨迹,在加拿大是平稳微动的横线,而在中国内地则呈现的是上下起伏的波浪。这是他对两种生活状态的比较,也是对其移民之路的思索,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总结。
温哥华东区一条小街,一家临街的小型洗衣店里,锅炉正烧得滚烫的水突然喷出,女店主束手无策,本来开洗衣店是半路出家,更不懂锅炉构造,担心由此酿成灾祸,急忙拨打911报警。很快,两辆消防车呼啸而来,几个身材高大的消防员麻利地跳下车,敏捷地冲进店里。结果是虚惊一场,但这些消防员们很快变换一种身份,帮助修起锅炉来。
由惊吓转而感动,女店主端出糖果招待,消防员们告诉她一些关于锅炉与火灾的知识,让她受益匪浅。这已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女店主就是本文的主角之一杨红,那时还是从四川迁徙过来的新移民,她的先生王玉章正在卑诗大学读博士,儿子还在读小学,眼下儿子已是大学生了。
水上人家
上个世纪70年代,王玉章和杨红不但是同班同学,而且还是同桌。俩人在当时算是早恋了,私下递个传情的纸条,保密工作干得严丝合缝,没有走露过风声。
王玉章从高中直接考入成都地质学院,学习工程地质。1983年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四川地矿局三峡电站,参与三峡大坝的基础论证。据王玉章介绍说,从1917年就有关于三峡的提法与争议,最早是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
那时王玉章经常跟随地矿队下到地方,参与一些国家项目的考察。像在成都至宜昌的长江河段,就沿岸山体稳定和地震诱因等搜集第一手资料,然后逐级反映到国务院,以供三峡工程的决策。
王玉章追忆,那时野外露天工作虽艰苦,但很充实,很有成就感。他们租轮船沿江走,有时杨红随队就在船上帮着做饭。晚上船只能停在江中心,以利于保护船上的东西。船泊岸时,他们穿毛皮鞋上山考察,爬山不喝水,下山才开始喝,把困难摆在头里。
王玉章说,那时搞科研很实在,国家也很重视,每天补助37块5,在那时还算厚待科研人员。经过努力,在德国同行协助下完成“彩红外线航片解译”的课题,获得地矿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他还出席国际会议,宣读有关山地研究的论文。
1987年,王玉章考上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攻读自然地理,研究包括滑坡等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生毕业后,到云南东川泥石流站工作,该站在国际上有很高知名度,是对国际开放的科研站之一,他的导师就曾是该站站长。
择良木而栖
当时卑诗大学林学系有个名教授就到东川站工作,使王玉章得以了解卑诗大学,成功地申请到全额奖学金来到加拿大攻读森林水文博士学位。刚开始上课,王玉章坐在第一排,只看见老师的嘴在动,内容却不知所云,连宣布下课都听不明白。但他是个不服输的人,下决心闯过英语关。在学习外语上他的体会是,一定要自信,胆子要大。
记得刚到卑诗大学不久,留学生处组织来自各国的学生联欢,要参与者即兴表演鼓励交流。王玉章说当时他根本不会说,于是自报奋勇唱个歌,唱的就是电影《红高梁》插曲“好酒歌”,用“good wine”解释歌名。结果大受欢迎,以后这个“好酒歌”竟成了他在学校的保留节目,人们索性就叫他“good wine”, “好酒”的名字就这样不胫而走。
痛并快乐着
在卑诗大学,头两年有奖学金,第三年就没了。在王玉章来加第二年,杨红带着儿子也过来了,除了学费,还要解决生计问题,需要面对现实。一边要完成学业,一边要养家糊口,王玉章就参与勤工俭学,而杨红就到制衣厂打工,虽然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三口之家却生活得很充实,从没打过退堂鼓。
之后杨红盘算自己创业,权衡再三于温东开个洗衣店,虽规模不大,但毕竟自己当小老板。与温西比较而言,温东社会治安相对较差,流浪汉不少,有些游手好闲坑蒙拐骗,表面上来店里换钱,用的却是假钞;还有的故意滋事生非,杨红说拨打911是常事。
有次儿子单独坐在店内,当时杨红在里面忙活,儿子亲眼看到进来一个人捅钱柜,小孩子吓得说不出话,就往里跑,那个人见势就溜掉了。有时有的流浪汉把洗衣店当成“寄存处”,将包裹杂物堆放在店里,过几天或很长一段时间来取,这也是一种变相的骚扰。
杨红感叹道,即便经营个小店,也不是件容易事情,但她对本地警员赞不绝口,说他们非常好,肯负责任。曾有个年轻人常来捣乱,把电视机开大声,赶也赶不走。杨红没办法,只得找警察,警察不是说两句完事,而是查证这是个“问题小子”,规定他以后未经店主同意,不许再进店里。还曾有个人喝了点酒,进洗衣店故意闹事,上下排洗衣机本需分别投币,他偏要只投一个硬币,却要上下洗衣机都转。无奈之下,杨红又得麻烦警察,警察过来发现那个酗酒者的衣服里有刀,还搜出酒瓶。警方不但将他驱离,还规定他今后不许再进这家洗衣店。杨红非常欣赏温市警员处理问题的方式,总是从根上解决问题,不留后患,力求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上了央视海外频道
在四川时,杨红曾在重庆第一卫校读书,毕业后在县医院工作;以后又到四川医学院进修,到成都妇幼保健医院当医生。来加后,主动调整自己适应新环境,经营过洗衣店,到制衣厂打过工,后来成为管理人员,现在出于时间上的考虑,又成了一名驾驶教练。
来加前杨红根本不会开车,在温哥华现学驾驶,热心肠的她经常帮助朋友学车,很有耐心。一来二去,有了些教车经验,就考核了个牌子,成为一名正式教练。她从不做广告,都是口耳相传,学生里有印度人、非洲人、南斯拉夫人等。有次去超市,一位收银员主动打招呼,才记起原来是跟她学车的学员。教车教出名气,去年圣诞节前有电视台前来专访,还做成15分钟专题节目,在国内中央电视台四频道播放,那天正好是平安夜。
有付出就有回报
拿下博士学位,身穿博士服的王玉章与杨红在UBC校园照了张合影,很有点苦尽甘来的味道。随后他又读个计算机硕士,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专业没有计算机系统知识是不行的。 从UBC出来,王玉章先进入联邦环境部,工作得很出色,其间还获得空气质量检测优胜奖。后转入卑诗省电力公司(BC Hydro),参与监测水位系统项目。当他从联邦调到省里时,有人不解,觉得人应往高处走。而王玉章考虑到专业上更为对口,更能发挥专长。当时环境部那个岗位离不开他,但部里并未因此不放人,而是非常尊重他的选择。
2005年12月王玉章向BC Hydro递交申请,只在一页纸面上讲了个小故事,用生动的文笔记录下一段父子情,是父亲对儿子的承诺。也许正是这种率真的情感流露,打动了对方,很快就被这家有名的公司录取,并委以重任。据此王玉章说,过去总讲东方人含蓄西方人外露,其实谦虚是所有民族崇尚的美德,即便在西方国家,求职简历和面试不要过于强势,要人性化一些。
平等的感悟
经过努力,王玉章一家逐渐融入加国社会,有了更为实际和深刻的认知。王玉章感同身受地表示,加拿大社会体系完善健全,这点让人心里踏实。
2003年,王玉章回到成都地质学院参加20周年系庆,当年90个同学有81个都来了,纷纷谈起各自的人生轨迹。王玉章就讲了本文开篇那段话,表现出对这些年在加国生活的肯定与自信。
王玉章坦言,有困难是暂时的,新移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哪能没有点磕碰呢?看问题应着眼于大处,明白你移居加拿大到底图的是什么?把这个整明白,就会有一个正确态度,就会抚平情绪正视眼前困难。如果不想花天酒地,不想一夜暴富,来加拿大应该是好的选择,因为这里相对稳定,而社会稳定则是最大的保证。
对这点,曾在省和联邦政府都工作过的王玉章深有体会,他说这里不像在大陆人际关系那么复杂,时时看头儿的脸色,即使部长来了你没站起来逢迎,也不必为此担心穿小鞋,这种人与人的平等是宝贵资源。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对于移民加国已经多年的王玉章夫妇来说,加国就是一方净土,能在那里生活三生有幸。
温哥华东区一条小街,一家临街的小型洗衣店里,锅炉正烧得滚烫的水突然喷出,女店主束手无策,本来开洗衣店是半路出家,更不懂锅炉构造,担心由此酿成灾祸,急忙拨打911报警。很快,两辆消防车呼啸而来,几个身材高大的消防员麻利地跳下车,敏捷地冲进店里。结果是虚惊一场,但这些消防员们很快变换一种身份,帮助修起锅炉来。
由惊吓转而感动,女店主端出糖果招待,消防员们告诉她一些关于锅炉与火灾的知识,让她受益匪浅。这已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女店主就是本文的主角之一杨红,那时还是从四川迁徙过来的新移民,她的先生王玉章正在卑诗大学读博士,儿子还在读小学,眼下儿子已是大学生了。
水上人家
上个世纪70年代,王玉章和杨红不但是同班同学,而且还是同桌。俩人在当时算是早恋了,私下递个传情的纸条,保密工作干得严丝合缝,没有走露过风声。
王玉章从高中直接考入成都地质学院,学习工程地质。1983年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四川地矿局三峡电站,参与三峡大坝的基础论证。据王玉章介绍说,从1917年就有关于三峡的提法与争议,最早是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
那时王玉章经常跟随地矿队下到地方,参与一些国家项目的考察。像在成都至宜昌的长江河段,就沿岸山体稳定和地震诱因等搜集第一手资料,然后逐级反映到国务院,以供三峡工程的决策。
王玉章追忆,那时野外露天工作虽艰苦,但很充实,很有成就感。他们租轮船沿江走,有时杨红随队就在船上帮着做饭。晚上船只能停在江中心,以利于保护船上的东西。船泊岸时,他们穿毛皮鞋上山考察,爬山不喝水,下山才开始喝,把困难摆在头里。
王玉章说,那时搞科研很实在,国家也很重视,每天补助37块5,在那时还算厚待科研人员。经过努力,在德国同行协助下完成“彩红外线航片解译”的课题,获得地矿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他还出席国际会议,宣读有关山地研究的论文。
1987年,王玉章考上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攻读自然地理,研究包括滑坡等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生毕业后,到云南东川泥石流站工作,该站在国际上有很高知名度,是对国际开放的科研站之一,他的导师就曾是该站站长。
择良木而栖
当时卑诗大学林学系有个名教授就到东川站工作,使王玉章得以了解卑诗大学,成功地申请到全额奖学金来到加拿大攻读森林水文博士学位。刚开始上课,王玉章坐在第一排,只看见老师的嘴在动,内容却不知所云,连宣布下课都听不明白。但他是个不服输的人,下决心闯过英语关。在学习外语上他的体会是,一定要自信,胆子要大。
记得刚到卑诗大学不久,留学生处组织来自各国的学生联欢,要参与者即兴表演鼓励交流。王玉章说当时他根本不会说,于是自报奋勇唱个歌,唱的就是电影《红高梁》插曲“好酒歌”,用“good wine”解释歌名。结果大受欢迎,以后这个“好酒歌”竟成了他在学校的保留节目,人们索性就叫他“good wine”, “好酒”的名字就这样不胫而走。
痛并快乐着
在卑诗大学,头两年有奖学金,第三年就没了。在王玉章来加第二年,杨红带着儿子也过来了,除了学费,还要解决生计问题,需要面对现实。一边要完成学业,一边要养家糊口,王玉章就参与勤工俭学,而杨红就到制衣厂打工,虽然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三口之家却生活得很充实,从没打过退堂鼓。
之后杨红盘算自己创业,权衡再三于温东开个洗衣店,虽规模不大,但毕竟自己当小老板。与温西比较而言,温东社会治安相对较差,流浪汉不少,有些游手好闲坑蒙拐骗,表面上来店里换钱,用的却是假钞;还有的故意滋事生非,杨红说拨打911是常事。
有次儿子单独坐在店内,当时杨红在里面忙活,儿子亲眼看到进来一个人捅钱柜,小孩子吓得说不出话,就往里跑,那个人见势就溜掉了。有时有的流浪汉把洗衣店当成“寄存处”,将包裹杂物堆放在店里,过几天或很长一段时间来取,这也是一种变相的骚扰。
杨红感叹道,即便经营个小店,也不是件容易事情,但她对本地警员赞不绝口,说他们非常好,肯负责任。曾有个年轻人常来捣乱,把电视机开大声,赶也赶不走。杨红没办法,只得找警察,警察不是说两句完事,而是查证这是个“问题小子”,规定他以后未经店主同意,不许再进店里。还曾有个人喝了点酒,进洗衣店故意闹事,上下排洗衣机本需分别投币,他偏要只投一个硬币,却要上下洗衣机都转。无奈之下,杨红又得麻烦警察,警察过来发现那个酗酒者的衣服里有刀,还搜出酒瓶。警方不但将他驱离,还规定他今后不许再进这家洗衣店。杨红非常欣赏温市警员处理问题的方式,总是从根上解决问题,不留后患,力求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上了央视海外频道
在四川时,杨红曾在重庆第一卫校读书,毕业后在县医院工作;以后又到四川医学院进修,到成都妇幼保健医院当医生。来加后,主动调整自己适应新环境,经营过洗衣店,到制衣厂打过工,后来成为管理人员,现在出于时间上的考虑,又成了一名驾驶教练。
来加前杨红根本不会开车,在温哥华现学驾驶,热心肠的她经常帮助朋友学车,很有耐心。一来二去,有了些教车经验,就考核了个牌子,成为一名正式教练。她从不做广告,都是口耳相传,学生里有印度人、非洲人、南斯拉夫人等。有次去超市,一位收银员主动打招呼,才记起原来是跟她学车的学员。教车教出名气,去年圣诞节前有电视台前来专访,还做成15分钟专题节目,在国内中央电视台四频道播放,那天正好是平安夜。
有付出就有回报
拿下博士学位,身穿博士服的王玉章与杨红在UBC校园照了张合影,很有点苦尽甘来的味道。随后他又读个计算机硕士,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专业没有计算机系统知识是不行的。 从UBC出来,王玉章先进入联邦环境部,工作得很出色,其间还获得空气质量检测优胜奖。后转入卑诗省电力公司(BC Hydro),参与监测水位系统项目。当他从联邦调到省里时,有人不解,觉得人应往高处走。而王玉章考虑到专业上更为对口,更能发挥专长。当时环境部那个岗位离不开他,但部里并未因此不放人,而是非常尊重他的选择。
2005年12月王玉章向BC Hydro递交申请,只在一页纸面上讲了个小故事,用生动的文笔记录下一段父子情,是父亲对儿子的承诺。也许正是这种率真的情感流露,打动了对方,很快就被这家有名的公司录取,并委以重任。据此王玉章说,过去总讲东方人含蓄西方人外露,其实谦虚是所有民族崇尚的美德,即便在西方国家,求职简历和面试不要过于强势,要人性化一些。
平等的感悟
经过努力,王玉章一家逐渐融入加国社会,有了更为实际和深刻的认知。王玉章感同身受地表示,加拿大社会体系完善健全,这点让人心里踏实。
2003年,王玉章回到成都地质学院参加20周年系庆,当年90个同学有81个都来了,纷纷谈起各自的人生轨迹。王玉章就讲了本文开篇那段话,表现出对这些年在加国生活的肯定与自信。
王玉章坦言,有困难是暂时的,新移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哪能没有点磕碰呢?看问题应着眼于大处,明白你移居加拿大到底图的是什么?把这个整明白,就会有一个正确态度,就会抚平情绪正视眼前困难。如果不想花天酒地,不想一夜暴富,来加拿大应该是好的选择,因为这里相对稳定,而社会稳定则是最大的保证。
对这点,曾在省和联邦政府都工作过的王玉章深有体会,他说这里不像在大陆人际关系那么复杂,时时看头儿的脸色,即使部长来了你没站起来逢迎,也不必为此担心穿小鞋,这种人与人的平等是宝贵资源。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对于移民加国已经多年的王玉章夫妇来说,加国就是一方净土,能在那里生活三生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