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已经获得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国家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国家的人民的斗争。他充分考虑到新中国面临的复杂国际背景，从战略高度对实施对外援助做了多重思考。
　　一、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再强调：“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1955年的万隆会议，推动着国际反帝、反霸斗争进入新高潮。这一时期中国重点支持那些与中国有着相似历史遭遇和现实发展困境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1967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再次表达了“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的观点。
　　二、团结、壮大世界和平力量，维护世界和平。
　　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力量异常强大，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化解和消除战争威胁的唯一可靠办法就是团结和增强国际和平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初中苏友好时期，他认为这就是联合苏联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后来，中苏交恶，美苏争霸愈演愈烈。毛泽东从当时国际斗争新形势出发，把援助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提到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战略高度加以考虑，充分认识到处于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帶”是一股可以团结和争取的重要力量。
　　三、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与遏制，争取对新中国的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华采取敌视方针，全方位实施遏制战略。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为了打破这种封锁和遏制，毛泽东认为，必须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美国只要有机会，总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毛泽东认为，争取国际支持和帮助，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
　　四、化解政治军事危机，维护国家战略安全。
　　毛泽东认为，坚持国际主义并不排斥国家利益，“国际主义绝不意味着取消祖国，绝不意味着牺牲祖国”。因此，我们的对外援助，有的是军事援助，有的是经济援助，其结果都是有利于援助国与受援国政权的稳定，其中很多援助实际也是有利于中国自身国家安全的。
　　毛泽东的“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援越抗美”战略决策，都是综合考虑了种种因素包括地缘政治因素而做出的。
　　（甲由摘自《党的文献》2016年第6期，秦节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