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应关注农村内部各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以期实现乡村整体水平的优化发展。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建立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发展水平的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值赋权法、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各市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以及二者的协调度。实证结果表明：安徽省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总体协调度相对偏低。因此，应进行不同产业的深度融合，树立绿色引领乡村振兴的理念，健全农村公共设施的投资机制等。
关键词：乡村振兴;安徽省;农村经济;人居环境;协调度
一、问题的提出
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推进新时代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其总体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大要求是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其中，生态宜居作为环境基础，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前提要求，也是实现生活富裕的重要特征。近年来，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迭出，2018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了要统筹谋划农村的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部署、协调推进;2019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确定了乡村产业振兴的基本原则，明确要遵守绿色引领，促进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的原则。
如何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Grossman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两大变量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1]HENRI等构建了基于供给和需求调整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认为，通过减少经济产出、增加排放强度低的商品需求和技术进步等途径可以改善生态环境污染状况。[2]在国内，多数学者是开展对全国省域、地区或城市经济与环境的协调研究[3-5]，但对以农村经济与环境协调关系为对象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田万慧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水平逐年提高，且区域内部差距逐年缩小;马迎霜定量地研究了黄冈市农村经济与农业生态环境协调度，认为该市农业生态环境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综合来看，既有研究做出了有益探索，但在农村经济与环境综合水平测算时，对农村经济的综合评价多是立足于农业发展的角度，很少体现三产融合的特征，对农村环境的综合评价多是立足于生态环境的角度，未涵盖人居环境的相关指标。
二、研究区域与指标体系构建
（一）研究区域概况
安徽省地处华东地区，跨长江、淮河流域，是典型的農业大省，也是农村改革的发源地。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安徽省辖16市，共计17091个建制村，农村常住人口为2813.1万人，粮食总产量达4054万吨（全国第4位），农林牧渔（及其服务业）总产值为4778.5亿元，但农业生产效益和农村人均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伴随着安徽省农村经济的发展，人居环境呈现出复杂性特征。安徽省在推进美好乡村建设过程中，不断治理农村环境，如加大了垃圾、厕所、污水的专项整治，农村公路通达率近100%，光缆通达所有行政村，但农村基础设施领域仍然欠账较多，生态环境问题还较为突出。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充分研究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内涵的基础上，借鉴既有研究文献的结论[6-7]，并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对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的指标进行筛选，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农村经济指标体系体现了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要求，人居环境指标体系体现了生态宜居要求。考虑到农村经济结构中，第二、三产业统计数值缺失，文中则以农林牧渔（及其服务业）人均产值、村均省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数量等相关统计值为代表值进行衡量。
各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2019年安徽统计年鉴》、安徽省各地级城市2019年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环保部门、农业部门的公告文件。
三、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了便于比较和测量，首先需要消除指标间的量纲差异，采用极差标准化法进行处理：
式中，Zij为xij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xij表示第i个城市的第j个指标值;Maxxj、Minxj分别表示某一个指标在省内各地级市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二）熵值赋权法模型
本文采用熵值赋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Wj，该方法运用差异驱动原理，突出了局部差异，反映了指标信息熵的效用，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影响，能确保评价的客观性与可信度。具体计算过程不再赘述。
（三）综合发展指数测定模型
经标准化后的指标值与对应的指标权重加权求和，得到第i个城市的各目标层的综合指数。
（四）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借用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来计算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度。首先，计算两系统的耦合度C，其反映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系统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耦合度C的计算模型如下：
上式中，f（x）、g（x）分别表示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的综合指数。
耦合度不能反映两个系统间是在高水平上相互促进还是低水平上的相互制约，需要在此基础上构建协调度模型，计量两个系统之间和谐一致的关联度：
上式中，T为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D为两者之间的协调度，α、β表示相应函数的调整系数。由于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具有同等重要性，故取α=β=0.5。为直观地反映两个系统的协调状态，参考一些学者的研究[8]，对协调度等级以及评定标准划分如下：D∈[0，0.4]为失调衰退区间，包括：[0，0.1]为极度失调、（0.1，0.2]为严重失调、（0.2，0.3]为中度失调、（0.3，0.4]为轻度失调;D∈（0.4，0.6]为过渡协调区间，包括：（0.4，0.5]为濒临失调、（0.5，0.6]为勉强协调;D∈（0.6，1]为协调发展区间，包括：（0.6，0.7]为初级协调、（0.7，0.8]为中级协调、（0.8，0.9]为良好协调、（0.9，1]为优质协调。 同理，为细化分析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各子系统的协调关系，也要相应建立农村经济与农村公共设施、自然环境准则层之间的耦合协调模型。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综合指数评价分析
1.农村经济综合指数分析从综合指数来看，安徽省16地市的评价值在0.1116—0.6898之间，标准差为0.1693，反映安徽省农村经济存在一定的空间非均衡性。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依次为芜湖、马鞍山与合肥，它们的人均收支、人均经济产值和农村产业融合度都相对较高;低值主要分布在皖北地区中的亳州、阜阳，皖中的六安。这几个城市虽然农业资源丰富，农业产出总体规模大，但人均收支水平及投入产出效率相对较低，加上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长期流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滞后。
2.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分析
安徽省16地市的人居环境指数在0.1604—0.8387之间，标准差为0.1915，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性，呈现皖南高、皖北低的格局特征。综合指数较高的城市为皖南的黄山、池州、宣城，这些城市森林覆盖率高、地表水质量较高，农村公共基礎设施条件也相对完善。低值主要分布在阜阳、亳州、淮南、淮北这些城市，它们在自然环境方面不占优势，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不均衡且人均共享量偏低。如阜阳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8.7%，全省最高，但户均太阳能热水器面积、人均拥有的乡村卫生机构数两项指标居全省末位。
（二）协调度分析
1.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协调度分析
经测算，安徽省16地市的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的协调度范围在0.3658—0.7344之间，包括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五种类型，呈现这五种类型的城市数分别为1、2、7、2、4，属失调衰退区间、过渡协调区间、协调发展区间的城市分别占比为6.25%，56.25%、37.5%。其中，皖中的合肥、皖南的马鞍山、宣城、池州的协调度相对较高，皖西北区域协调度相对较低。综合来看，安徽省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水平的协调度平均值为0.5937，处于勉强协调水平，反映出全省两个目标层发展的和谐一致程度不理想。
根据综合指数的比较及协调值大小，可把安徽省16个城市的农村发展划分为五大类型，细分为八小类，如表3。
2.农村经济与公共设施、自然环境的分项协调度分析
根据表2数据，安徽省各市农村经济与公共设施、自然环境的分项协调度同样包括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五种类型。根据协调值的均值大小，安徽省农村经济与公共设施的协调程度相对较高（均值属初级协调水平），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程度相对较低（均值属勉强协调水平），反映了安徽省近年来在村庄整治、公共配套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构建产业融合发展的农村经济指标体系和涵盖公共设施与自然生态的人居环境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模型，科学测算出研究区域的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与生态宜居之间的协同关系，结果发现：
其一，安徽省农村经济发展呈现一定的地域差异，与地方整体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关联度。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呈现皖南>皖中>皖北的空间格局特征。
其二，安徽省16地市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的协调程度分布于濒临失调到中级协调之间，平均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水平。根据协调值的大小，将安徽省各地市的农村发展类型分为五大类八小类。阜阳、亳州、六安、宿州、安庆、淮北、蚌埠、淮南、铜陵需要整体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的建设，相对而言，合肥、芜湖、马鞍山需着重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宣城、池州、滁州、黄山要着重发展农村经济。
其三，农村经济与公共设施的协调度均值大于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度均值，安徽省应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安徽省各地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结合当地农业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将第一产业与旅游、康养、文化、科技等深度融合，形成农村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推进农村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效益。二是牢固树立绿色引领乡村振兴的理念，以环境保护、生态惠农项目提升农业经营主体的绿色发展认知，使之主动采用绿色生态技术，促进生态与经济的协同发展;同时，还要加大农村环保执法力度、提高环保治理水平，持续改善农村居住的水环境、空气环境质量。三是健全农村公共设施的投资机制，补齐农村公共设施的短板，并做好规划、合理布局，确保公共设施的服务功能更全、服务效率更高，切实构建起宜居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体系。
关键词：乡村振兴;安徽省;农村经济;人居环境;协调度
一、问题的提出
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推进新时代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其总体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大要求是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其中，生态宜居作为环境基础，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前提要求，也是实现生活富裕的重要特征。近年来，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迭出，2018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了要统筹谋划农村的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部署、协调推进;2019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确定了乡村产业振兴的基本原则，明确要遵守绿色引领，促进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的原则。
如何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Grossman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两大变量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1]HENRI等构建了基于供给和需求调整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认为，通过减少经济产出、增加排放强度低的商品需求和技术进步等途径可以改善生态环境污染状况。[2]在国内，多数学者是开展对全国省域、地区或城市经济与环境的协调研究[3-5]，但对以农村经济与环境协调关系为对象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田万慧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水平逐年提高，且区域内部差距逐年缩小;马迎霜定量地研究了黄冈市农村经济与农业生态环境协调度，认为该市农业生态环境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综合来看，既有研究做出了有益探索，但在农村经济与环境综合水平测算时，对农村经济的综合评价多是立足于农业发展的角度，很少体现三产融合的特征，对农村环境的综合评价多是立足于生态环境的角度，未涵盖人居环境的相关指标。
二、研究区域与指标体系构建
（一）研究区域概况
安徽省地处华东地区，跨长江、淮河流域，是典型的農业大省，也是农村改革的发源地。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安徽省辖16市，共计17091个建制村，农村常住人口为2813.1万人，粮食总产量达4054万吨（全国第4位），农林牧渔（及其服务业）总产值为4778.5亿元，但农业生产效益和农村人均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伴随着安徽省农村经济的发展，人居环境呈现出复杂性特征。安徽省在推进美好乡村建设过程中，不断治理农村环境，如加大了垃圾、厕所、污水的专项整治，农村公路通达率近100%，光缆通达所有行政村，但农村基础设施领域仍然欠账较多，生态环境问题还较为突出。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充分研究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内涵的基础上，借鉴既有研究文献的结论[6-7]，并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对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的指标进行筛选，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农村经济指标体系体现了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要求，人居环境指标体系体现了生态宜居要求。考虑到农村经济结构中，第二、三产业统计数值缺失，文中则以农林牧渔（及其服务业）人均产值、村均省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数量等相关统计值为代表值进行衡量。
各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2019年安徽统计年鉴》、安徽省各地级城市2019年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环保部门、农业部门的公告文件。
三、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了便于比较和测量，首先需要消除指标间的量纲差异，采用极差标准化法进行处理：
式中，Zij为xij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xij表示第i个城市的第j个指标值;Maxxj、Minxj分别表示某一个指标在省内各地级市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二）熵值赋权法模型
本文采用熵值赋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Wj，该方法运用差异驱动原理，突出了局部差异，反映了指标信息熵的效用，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影响，能确保评价的客观性与可信度。具体计算过程不再赘述。
（三）综合发展指数测定模型
经标准化后的指标值与对应的指标权重加权求和，得到第i个城市的各目标层的综合指数。
（四）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借用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来计算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度。首先，计算两系统的耦合度C，其反映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系统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耦合度C的计算模型如下：
上式中，f（x）、g（x）分别表示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的综合指数。
耦合度不能反映两个系统间是在高水平上相互促进还是低水平上的相互制约，需要在此基础上构建协调度模型，计量两个系统之间和谐一致的关联度：
上式中，T为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D为两者之间的协调度，α、β表示相应函数的调整系数。由于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具有同等重要性，故取α=β=0.5。为直观地反映两个系统的协调状态，参考一些学者的研究[8]，对协调度等级以及评定标准划分如下：D∈[0，0.4]为失调衰退区间，包括：[0，0.1]为极度失调、（0.1，0.2]为严重失调、（0.2，0.3]为中度失调、（0.3，0.4]为轻度失调;D∈（0.4，0.6]为过渡协调区间，包括：（0.4，0.5]为濒临失调、（0.5，0.6]为勉强协调;D∈（0.6，1]为协调发展区间，包括：（0.6，0.7]为初级协调、（0.7，0.8]为中级协调、（0.8，0.9]为良好协调、（0.9，1]为优质协调。 同理，为细化分析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各子系统的协调关系，也要相应建立农村经济与农村公共设施、自然环境准则层之间的耦合协调模型。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综合指数评价分析
1.农村经济综合指数分析从综合指数来看，安徽省16地市的评价值在0.1116—0.6898之间，标准差为0.1693，反映安徽省农村经济存在一定的空间非均衡性。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依次为芜湖、马鞍山与合肥，它们的人均收支、人均经济产值和农村产业融合度都相对较高;低值主要分布在皖北地区中的亳州、阜阳，皖中的六安。这几个城市虽然农业资源丰富，农业产出总体规模大，但人均收支水平及投入产出效率相对较低，加上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长期流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滞后。
2.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分析
安徽省16地市的人居环境指数在0.1604—0.8387之间，标准差为0.1915，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性，呈现皖南高、皖北低的格局特征。综合指数较高的城市为皖南的黄山、池州、宣城，这些城市森林覆盖率高、地表水质量较高，农村公共基礎设施条件也相对完善。低值主要分布在阜阳、亳州、淮南、淮北这些城市，它们在自然环境方面不占优势，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不均衡且人均共享量偏低。如阜阳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8.7%，全省最高，但户均太阳能热水器面积、人均拥有的乡村卫生机构数两项指标居全省末位。
（二）协调度分析
1.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协调度分析
经测算，安徽省16地市的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的协调度范围在0.3658—0.7344之间，包括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五种类型，呈现这五种类型的城市数分别为1、2、7、2、4，属失调衰退区间、过渡协调区间、协调发展区间的城市分别占比为6.25%，56.25%、37.5%。其中，皖中的合肥、皖南的马鞍山、宣城、池州的协调度相对较高，皖西北区域协调度相对较低。综合来看，安徽省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水平的协调度平均值为0.5937，处于勉强协调水平，反映出全省两个目标层发展的和谐一致程度不理想。
根据综合指数的比较及协调值大小，可把安徽省16个城市的农村发展划分为五大类型，细分为八小类，如表3。
2.农村经济与公共设施、自然环境的分项协调度分析
根据表2数据，安徽省各市农村经济与公共设施、自然环境的分项协调度同样包括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五种类型。根据协调值的均值大小，安徽省农村经济与公共设施的协调程度相对较高（均值属初级协调水平），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程度相对较低（均值属勉强协调水平），反映了安徽省近年来在村庄整治、公共配套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构建产业融合发展的农村经济指标体系和涵盖公共设施与自然生态的人居环境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模型，科学测算出研究区域的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与生态宜居之间的协同关系，结果发现：
其一，安徽省农村经济发展呈现一定的地域差异，与地方整体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关联度。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呈现皖南>皖中>皖北的空间格局特征。
其二，安徽省16地市农村经济与人居环境的协调程度分布于濒临失调到中级协调之间，平均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水平。根据协调值的大小，将安徽省各地市的农村发展类型分为五大类八小类。阜阳、亳州、六安、宿州、安庆、淮北、蚌埠、淮南、铜陵需要整体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的建设，相对而言，合肥、芜湖、马鞍山需着重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宣城、池州、滁州、黄山要着重发展农村经济。
其三，农村经济与公共设施的协调度均值大于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度均值，安徽省应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安徽省各地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结合当地农业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将第一产业与旅游、康养、文化、科技等深度融合，形成农村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推进农村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效益。二是牢固树立绿色引领乡村振兴的理念，以环境保护、生态惠农项目提升农业经营主体的绿色发展认知，使之主动采用绿色生态技术，促进生态与经济的协同发展;同时，还要加大农村环保执法力度、提高环保治理水平，持续改善农村居住的水环境、空气环境质量。三是健全农村公共设施的投资机制，补齐农村公共设施的短板，并做好规划、合理布局，确保公共设施的服务功能更全、服务效率更高，切实构建起宜居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