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通宝背满文钱并不算少见，但由于其面文为象征明朝统治的崇祯年号，而钱背为代表清朝统治的满文“宝源”二字，也有人释读为“宝云”。矛盾的两面融于一钱，难于解释。加之官方史料又只字未提，所以在泉界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从已发现的实物来看，崇祯通宝背满文钱有如下特点：钱体均小而轻薄，平均直径21.1毫米，平均厚度0.8毫米，平均重量2.1克，且铸造不精;较为多见，但版式稳定，面文崇祯通宝四字均为：阔崇，示桢，方头多点通，鱼尾宝;相同面文版式兼有光背者，且多伴随前者同时出土，可以肯定为同源钱币（同时期、同地铸品）。
　　在此，笔者将尝试结合文字资料、钱币版别对照和出土信息，对这一问题进行一次新的探讨。

泉界的多种认识

　　目前，泉界对此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清初民间私铸，即当时的假币。第二，由反清复明组织铸造，如天地会，用以政治宣传、筹集经费等。第三，崇祯通宝背满文钱是清军入关之初清政府铸造的官钱（下文简称：“清初官铸制钱说”）。第四，后世臆造，或日“老仿”，用以出售给猎奇的收藏者从中牟利。
　　上述几种观点中，尤以“清初官铸制钱说”最为盛行，似乎被学界广泛接受。例如，天津收藏家罗文华先生在他的《崇祯通宝背满文钱的铸造者是谁？》一文谈道：“崇祯通宝背满文钱是清兵入关之初清政府为笼络汉族民心而暂时铸造的，只在钱背加铸满文以示区别，并认定该钱的铸造时间是顺治元年（1644年）5月入关以后至10月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开铸顺治通宝年号钱之前……”，罗先生认为：“无论是从历史记载还是从传世实物来看，这种观点最接近于实际情况。”
　　分析清朝入关之初暂时铸行此钱的原因，一是使用汉字年号可以笼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汉族民众，二是可以适应不识满文的关内地区进行交易的实际需要，三是在钱背加铸满文以准备将来向全国全面推行汉、满文相结合的清代制钱。
　　综上所述，崇祯通宝背满文钱是清政府在入关之初铸行的一种过渡性官钱，曾经短时期行用于关内清朝控制地区，这种说法目前为盛行之说。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从以下几点来考察。

铸行历史和形制剖析

　　首先，从满文在钱币上的使用方面看，虽然满文最早在钱币上出现始于清朝入关之前的天命、天聪时期，但是以满文“宝源”为铭文的纪局方式最早出现在钱币上是从顺治十四年（1657年）宝泉、宝源二钱局的改铸开始的，并非是刚刚满清入关就开铸背满文钱币。清朝通志，食货略九载：“（顺治）十四年诏令停止各省鼓铸，炉座专归京局，铸钱每文重一钱四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的小平制钱）面铸顺治通宝四汉字，钱幕铸宝泉、宝源二满字矣”。这一做法于之后历朝被作为定例予以贯彻，直至清末。
　　而在这之前的顺治元年至顺治十四年（1644年至1657年）间，北京宝源局实际铸币为顺治通宝背右工与工一厘汉文钱，而从未铸造背满文纪局钱币。这显然是沿用了明朝用户、工二字分别代表宝泉、宝源局铸币的习惯所致。如果真如“清初官铸制钱说”的那样，为何始铸顺治钱时要倒回到明朝以工、户纪局的老路呢？所以，这一说法不免有脱离史实之嫌。

　　第二，从版别上看，崇祯通宝背宝源与明末清初时期宝源局的真实铸币关系不明显。我们不妨将明末清初这段时间里宝源局制钱拿来做个对比。崇祯通宝北京版光背制钱也是崇祯时期北京发行的唯一一类小平光背钱（另见同面文版崇祯背上户钱，同属一个体系），其钱体均大而厚重，且版别与铸造精整，直径平均在26毫米以上，重量则均在4.5克以上。可见，崇祯时期的京局铸币丝毫没有像南直隶（南京）铸的崇祯钱那样粗制滥造轻小纤薄，减重严重。似乎在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脚下，就连铸钱质量也丝毫不敢懈怠。另外，顺治元年（1644）宝源局开铸的顺治通宝背右工字钱，为顺治十年（1653年）之前工部宝源局发行的唯一一类制钱。同样铸造精整，钱体厚大（平均直径在26毫米以上，平均重量4.5克），丝毫不亚于当初京局崇祯制钱。
　　相比之下，轻薄挫劣、铸工不精、平均直径仅21.1毫米、厚度0.8毫米的崇祯通宝背宝源有着天壤之别。所以，无论从钱体还是版别对比来看，崇祯通宝背宝源的“清初官铸制钱说”与实际有所偏差，而为私铸钱的说法更加与特征相符。所以对比具有显著时间和地域特征的标型器必不可少。

铸行时间及地点分析

　　通过以上两点，我们已可以排除崇祯通宝背宝源为清初制钱的可能了。下面的问题是崇祯通宝背宝源为何时何地所铸？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满文版式特征和出土信息来寻找答案。
　　清代钱币上的满文书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着明显的变化，即便同一个字在不同朝的钱币上迥然不同，所以研究清朝钱币上满文版式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时间轴。这里我们就以满文“源”的变化为例，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段為顺治时期的满文，书法古朴修长，行书意味甚浓。
　　第二段为康熙一雍正时期，这一时期书法笔锋尚在，但较之前更为规范。
　　第三段为乾隆至清末，乾隆铸币是个分水岭，其早期风格类似雍正，但后期笔画变得横平竖直，写意之气荡然无存，之后为历朝所继承直到清末都变化不大了。
　　诚然，在少数钱币存在一定的过渡变化，其主流更替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满文也分楷书、行书、草书等书法变化，乾隆之后的满文源字明显楷意浓郁，这里不做深究）。

　　此外，关于乾隆中期满文的官方书写方式产生变化有一条新的证据。光绪十六年清朝内阁重修的《清汉对音字式》中明确记载：“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向来内外各衙门题奏咨行事件凡遇满洲、蒙古人地名应译对汉字者往往任意书写，并不合清文蒙古文本音。著交军机大臣依国书十二字头酌定对音兼写清汉字样，即行刊成简明篇目，颁行中外大小衙门”。以上材料清晰地反映了乾隆中期军机处奉上谕对与汉文对应的满文（清文）字样、读音进行的一次校正。这极有可能导致了满汉书写风格在乾隆中期之后的钱币上产生变化，从而使我们从满文的书写风格既可以辨识钱币发行大致时间段。
　　通过清代小平制钱背满文“源”字在各朝书法的变化与崇祯背“宝源”的对比图不难看出，崇祯通宝上的满文“源”字有明显的后期风格，说明这种钱币出现的时间上限不会早于乾隆。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即崇祯通宝的满文“源”字少了背后的一个点。就这个问题笔者咨询了专门研究满文的资深学者，确认此为错体满文源无疑，且没有为其他文字的可能。实际上较官铸制钱而言，私铸钱有很大的随意性，这样错体字在私铸钱中是不足为奇的。
　　除此之外，由于崇祯通宝背满文宝源较为多见，多次实物出土信息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准确的判断依据。如：2017年河北定州地区出土一批窖藏清后期钱杂钱（部分），官铸私铸品参杂，总数量不详，最晚为光绪通宝。其中有崇祯通宝背满文宝源数10枚。同为河北某处出土一批（具体地点时间不详）清钱中选出的同治通宝背宝台钱与崇祯通宝光背钱，其面文版式与崇祯通宝背宝源相同。总结这几次河北地区出土崇祯通宝背宝泉钱有如下共同特点：
　　一、品种集中。虽然全国其余地区或有零星出土，但数量远不及河北集中。
　　二、出土均为未流通品。观察钱币穿口内与外缘边道多带有铸造残留的“毛茬”。
　　三、它的出土多伴随同治与光绪钱。
　　虽然出土信息多是出于不完全的统计，在逻辑上也不能排除偶然的因素。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崇祯背满文钱铸造的时间很可能是光绪或同治时期。另外，从钱币状态与集中程度来看它铸造地点为河北地区。

有关引申问题的推断

　　文章到此，还有一个疑问没有得到回答：为何崇祯通宝背宝源的始作俑者会多此一举地去铸前代年号？
　　事实上，私铸前代年号钱在历史上并非孤例。钱币学大师彭信威先生在他的《中国货币史》一书中提到：“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尤其是宋钱。就是私铸的人，也不一定是私铸明钱，而往往是私铸唐宋钱。至于具体什么地方用什么钱那就复杂了”。所以，对于私铸钱币而言，必然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思考官铸制钱的逻辑去臆断之。

　　不妨试想一下，清末，国家内忧外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官方将注意力逐渐转向利润更丰厚、抗伪能力更强的机制币。而延续了近3000年的封建铸币体系名存实亡，如同科举制度一般沦为弃儿。各地传统铸钱局纷纷关停，原本只为官方垄断的铸币特权失去了强有力行政依托，这无疑为私铸牟利者提供了生财之道。大量前代制钱被非法销毁，良币为劣币所驱逐。最终曾经辉煌且象征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制钱体系在私铸的海洋中寿终正寝，这一点从我们今天看到清末坑口多以私铸钱为主的事实得以证明。此外，从思想层面看，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之后，民众对腐朽的清朝统治早已丧失信心，“反清复明”思潮再度兴起，出现这样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崇祯通宝背满文钱系由捻军铸造的信物或者军饷钱，笔者认为信物钱不会有如此大的数量，且如此薄小，也不会以较高的概率出现在清末流通钱币的窖藏中，所以即便与以上结论不存在根本矛盾，但仍然有待商榷。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崇祯通宝背满文“宝源”为清后期民间私铸。而甚难找的相关的文字资料和使用前朝年号的做法也往往是私铸钱币的特征之一。
　　第二、通过集中出土未流通崇祯通宝背满文“宝源”的事实看，其铸造地点极有可能是围绕直隶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
　　第三、在清末，当局对铸造钱币的失控和“反清复明”思潮在民间的再度兴起，极有可能是铸就这一奇特钱币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