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门左道”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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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仁宇把自己活成一个现象,或者说是一个传奇。他本来是单纯的学者,安居象牙塔,但过了60岁,由于考核不达标,他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解聘,学术之路拉响警报。可是,第二年,黄仁宇就出了一本新书,书名《万历十五年》,一经问世就洛阳纸贵。从此以后,他的每一本书都成了畅销读物。
  在民间,黄仁宇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大师,但在史学界,黄仁宇更像一位“旁门左道”,国内主流的明史专家并不太采纳他的看法,甚至有人专门分析黄仁宇的作品硬伤,批评他的治学态度。生前身后,黄仁宇誉谤一身,如今,当我们回顾这位历史学家,剥开谩与追捧,理性看待他的作品和争议,也许会对后人更有启发。
  大历史
  现代性的不合时宜
  黄仁宇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被史学大家余英时称为“奇侠”式的学者。1918年,黄仁字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机电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黄仁宇曾辍学参军,后赴美求学,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以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
  做学问后,黄仁宇主攻明史。早在1974年,他就写了本《十六世纪明代中同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在那本书中指出:明代财政注重形式,但官僚体制和老百姓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因此无法建市有效的税收体制。这本书的观点影响了《万历十五年》的写作,没有这本书,就没有《万历十五年》。
  除《万历十五年》外,黄仁宇比较卖座的书还有《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等。在这些著作中,“大历史”是一个屡被提及的词。黄仁宇认为:唯有大视野才能见到大历史,整个中国的历史,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联系。总的来说,“大历史”是要求学者从宏观视野去把握历史,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在世界历史的图景中去诉说特定朝代的更替演变。
  身为学者,黄仁宇推崇高度的理性计算精神。在治学方法上,他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对比分析。这在《中国大历史》中尤为明显。某种程度上,《中国大历史》与《万历十五年》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黄仁宇站在批判的角度来看待农耕社会和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
  1587从“没有意义”到“大转折”
  说黄仁宇,还是绕不过产生巨大影响的《万历十五年》。
  40年过去了,这本书仍畅销不绝,分析这个现象,不是一句“写法新奇”就可以说尽的。1587年表面平静,却发生了一些影响深远的事情。这是万历登基的第15年,是申时行担任内阁首辅的一年,也是清官海瑞、武将戚继光去世的年份,黄仁宇认为——这是大明王朝的转折年。1587年以后,明朝已经走向死路。
  和过去研究明朝的著作相比,《万历十五年》避开了繁冗的史料钩沉,而是以几位人物的生活片段引出作者的观点。书中,万历不满于自己所有事情都被繁文缛节制约;申时行每天都在进行烦闷无聊的工作;戚继光走向生命的尽头;李贽则面临一个王朝的绞杀。1587年,文官阶层纠结于鸡毛蒜皮的琐事,统治机构则小心维持着僵化的道统。黄仁宇认为:明朝失去了国家管理的关键一一技术,同时,这个政权在中后期过度重视道德而轻慢法制。
  从申时行的命运可以看出这一点。此公主张和谐少事,信奉儒家经典,强调以德服人、以德量人。他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怎么调和各级官员的争论,久而久之,他成了调解员,却无法像张居正那样改善官僚的办事能力。
  重道德轻法制和技术,到头来因为莫须有的德行问题黯然离去,申时行恰恰是被自己维护的体系给赶出去了。在这个体系里,评判一个官员的最高标准,是道德是否完备,而不是技术是否先进、程序是否合理。调解的标准,也不是谁的论点更合理,而是论者的道德是否高尚。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风评,一方面不敢任用技术人才,一方面巴结名士,给自己博一个好名声。
  与申时行形成对比的是海瑞和张居正。海瑞不只是一个道德楷模,他有不错的办事能力和执行力。主政地方,他抑制豪强、疏通河道、推行一条鞭法,举人出身却能做到中央官员。海瑞的内心深处燃烧着巨大激情,为了心中的清平盛世孜孜奋斗,他要用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去反对现实生活中自己看不顺眼的一切。可海瑞这个人悲剧在于:世人只把他当道德符号,而不看重他的技术能力。
  张居正比海瑞更有政治本领,他反对用道德代替技术,主政10年,他重用技术人才,可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死后惨遭抄家。
  明朝官场之所以会形成用道德代替技术的风气,与当时的文化有关。明朝理学风气盛行,表面上以儒学为本,却有两大力量交织和冲突:一个,是信奉程朱理学的保守官僚;一个,是推崇陆王心学的新兴官僚。但无论何者,都对个人道德有很大要求,加上帝制时期的中国,号召德治天下、孝治天下,明朝官僚重道德轻法制也就不足为奇。
  争议
  理性看待黄仁宇
  与畅销伴随的,是巨大的争议,史学界对黄仁宇作品及其大历史观的批评早已有之。最大的争议,是黄仁宇对“历史分析”的文学化。黄仁宇在记叙一个历史人物时,可以洋洋洒洒、滔滔不绝,但多形容、少依据。比如写《万历十五年》,讲到申时行、海瑞、张居正这些人物,黄仁宇费了不少笔墨写他们的“心态”“行为”,可这种揣测依据在哪?他并没有提供,这是历史研究的大忌。
  藏匿于大历史观下的是黄仁宇“重判断,轻解释”。黄仁宇是一位造词高手,“大历史观”“洪武型财政”“数字化管理”是他爱讲的词,但他往往推出了新词,却解释不足,让人云里雾里,使得主流学术界很难接受。
  其实,黄仁宇的学术态度与他的人生流向密不可分。这位浪漫而张扬的湖南长沙人,早早接受了美国的学术训练,又直观感受到那一时期不同社会生态中截然不同的风貌,这使得黄仁宇积极拥抱现代性,强调技术与法制的作用,而对农耕社会与宗法传统持以批判态度。
  对于争议,黄仁宇没有回避,他不断重申和补充自己的“大历史观”,《大历史不会萎缩》等著作和讲稿集里就有他的回应。他首先反对把历史人物从具体语境中剥离,轻率地进行道德判断,所以他说:“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寫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同时,他主张把局部历史纳入整个大历史的生产演变中,观察者介入历史进程的同时,把握历史中的空间互动和故事性。《万历十五年》等著作就是他这一系列观点的实践,戚继光被从“抗倭英雄”的语境中拿出,海瑞也不只是一个道德符号。
  当然,大部分人肯定了黄仁宇的叙述魅力和他对明史传播的巨大推动作用。
  尽管存在错漏,但黄仁宇的作品仍为学术界提供了“走出去”的启示。学术研究不是闭门造车,学术写作也不必拘泥于陈腐形式,如果说黄仁宇有何过人之处,那就是他的写法兼顾了少数的精英与非专业化的读者,证明枯燥的史料也能
  转换为引人入胜的生动叙事。
  有趣的是,黄仁宇在著作中高度肯定数字管理,认为数字化商业社会是比农耕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黄仁宇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辞退恰恰由于“精密的数字化管理”。他的“业绩点”不达标,治学思路也不符合现代性学术生产所推崇的“专业分工”。对一位学者而言,被辞退是一个巨大的挫败,这也是黄仁宇一生的难言之隐。
  当更“进步”的社会形态将自己赶出门外,到底是自己的问题,还是这个“进步”也要打上巨大的问号?更何况,那个黄仁宇在著作中高度推崇的计算理性时代,我们已经亲眼目睹。电脑、手机、大数据、云计算,再没有哪个时代比当下更推崇“计算”、更高度分工,知识分子被哺育为专家,城市市民用工具理性打量走过的每一个人,我们甚至可以预言自己的未来,赛博朋克的智能世界不是幻想。但在这个时代,黄仁宇所担忧的问题解决了吗?黄仁宇已经离开,他无法解答这个问题,但这是我们时代的难题,也是今人治学应该反思的困境。
  摘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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