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6月30日，我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国务院参事任玉岭、东中西研究院长于今、清华大学教授朱旭峰等联合几家机构举办。大多数出席者都是体制内人士，民间智库的人士可能就我和王德禄几个了。
我其实原来也是在体制内，1982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就到新华社，后来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0年下海在北京西城区工商局注册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身份进行了转换。在三十多年的摸爬滚打中，我对体制内外都已比较熟悉和了解。
总的来说，由于体制的问题，今天我国的智库精英和资源99%存在于政府及事业单位，智库基本上由官方垄断。那么民营智库是不是就不能发展了呢？尽管目前存在着困难，但我认为还是有希望的。
民间智库的艰苦历程：以大军智库为例
坦率地说，我这个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甚至其前身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算不上智庫，只能算是敲边鼓的。2005年政府出台规定，不让民办公司叫中心、研究所，于是我们改名为公司。虽然这些年我主要是搞经济方面研究，但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也很感兴趣。不过因为当年工商局在公司名称上有很多限制，所以注册公司时，很难在“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前面加上“政治”二字。
制度的原因，使我们这个咨询公司干了许多属于智库的事，工作范围远远超出了经济咨询，按理说这是超出经营范围，是不本分的。不过这就是中国民间智库的命运，也是国情的产物。
民间咨询公司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但从体制上很难进入国家决策层的视野，上升到智库的层次。我凭着体制内出身，有很多内部渠道和关系以及大量文章影响舆论，才使我这个民营公司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甚至对中央决策层也能产生一些影响。
通过这些事情，我清醒地意识到，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身份地位不过是一个社会观察者。准确地说，智库应当是影响政府政治、经济决策和社会舆论的机构，在目前的中国，有资格称为智库的民间公司或组织几乎没有。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是政府不买单，二是官方智库一家独大，三是缺乏社会文化支持，四是难以获得社会经济资源，五当然就是能力有限了。
但是，民间智库是否放弃努力，顺从现实了呢？没有。其实中国民间智库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取向的产物。一些人之所以从体制内走出来，就是因为有追求独立的价值取向。我们走向社会，走向市场，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一种文化和生活模式。中央党校的周天勇先生讲，官方智库要去意识形态化，去行政化，民间智库或许可以避免这些弊病。
民间智库的优势与劣势
通过这么多年的摸索和实践，我认为中国民间智库必须要有自己的操守和态度，这些态度就是：诚实、坚持、专业、广博、客观、公正、建设、合作、独立、中和、担当、高效。
民间智库也是政府的合作者，民间智库的态度必须是建设、合作和协调。尽管我们经常发出批评，但态度是善意的、建设性的。民间智库具有桥梁的作用，是民与官的沟通媒介。所以民间智库不仅需要客观公正，更需要中和与包容，在衔接各种利益关系时起调节与协调的作用。民间智库不能偏激，不能走极端。在一个利益纷争、矛盾冲突多发的时代，是非常需要中立的仲裁机构和智库的。民间智库的态度应当是：公共利益高于部门利益。
我承认民间智库的短腿是缺乏更内部的信息。我们的观察和判断往往是通过表象信息分析所得，要弥补这些缺陷，就需要多和国家智库和国际智库进行交流合作。
但民营智库也有一些特有的优势：没有特权，没有权势，没有官气。民的身份也是一种优势。接地气是民间智库的天然优势。民间智库可以弥补官方智库由于身份不同、视角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和缺陷。另外就是民营智库的效率优势。前些年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的刘福垣副院长曾对我开玩笑说，你这个中心顶上我这个所（体改所）干的活了。低成本，高效率，是民营企业的特点。
改革转型期，民间智库如何定位
我们应当开放非官方的政治智库。中国目前最缺乏的是政治智库，而政治智慧又偏偏是最需要的。依我之见，政府智库内的资源并不充足，而社会资源又得不到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要发挥作用。政府部门要敞开大门，与民间智库互动。官民互动，官民沟通，这样才可解决目前改革中诸多棘手问题。
民间智库应当是政府联系社会各种政治派别的桥梁，可以作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器，政府可委托民间智库整合社会。中共当年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其中之一的统一战线，靠的就是民间力量、民间智慧。在新形势下，不能丢掉这个法宝。“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求诸野”，古代这些政治智慧不可丢弃。
民间智库在社会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应当秉持什么原则？我认为首先是不要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工具。在当下的中国，智库是社会各阶层利益和意见的代表。中国社会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多元化了，各利益阶层已分化得非常明晰，不同的智库会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言人，民间智库尤其如此。民间智库可以有倾向，但不能完全失去独立性，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工具。公共利益是民间智库的最高目标。
与此同时，政府应倾听民间智库的意见和声音，应定期、有偿地从民间智库获得信息和研究成果，实现官民互动，相得益彰。民间智库最大的特点就是高效率、低成本，在帮助政府部门缩身、减负、提高效率方面，可以发挥作用。
民间智库经营发展模式的思考
我很赞成王绍光、郑永年、李成、饶及人等先生的观点：智库应当是非盈利的。智库不是咨询公司，不能产业化，不能商业操作。智库的经费来源应当是社会资金。但我国社会目前的公益资金还没关注到民间智库，这是制度性问题。民间智库在筹集资金方面仍面临体制障碍。社会资金仅仅是民间智库经费来源的一种形式。更主要的形式应当是政府的资金支持和企业的买单。如果政府部门以及企业界今后能转变观念，与民间智库合作，那么用不着公益资金，民间智库也可以发展壮大。
关于民间智库的经营发展模式，我同意会上以下学者发表的意见——
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中国需要高端智库，首先要产生培育高端智库的政策法规环境，但高端智库意味着更高的责任。
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智库业重在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
国防大学朱成虎教授：要培育智库文化，官员不要把权力当成自己家的私有财产，不把智库看在眼里，智库业要摆脱当前的拜金主义、阐释主义、吹喇叭抬轿子等铜臭气。
共识网主编周至兴先生：政府与智库之间应当有旋转门，官民身份要可以互换。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殷仲义先生：智库需要的是思想，产业需要的是市场。
中国社科院继续教育学院董礼胜院长：官民智库可以有分工。
这毕竟是一个民智和官智大开的时代，民间和政府都在发生思想转变，官民互动正在拉开序幕，官方一家垄断智库业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开明的政府必然有开明的民间。
（作者系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其实原来也是在体制内，1982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就到新华社，后来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0年下海在北京西城区工商局注册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身份进行了转换。在三十多年的摸爬滚打中，我对体制内外都已比较熟悉和了解。
总的来说，由于体制的问题，今天我国的智库精英和资源99%存在于政府及事业单位，智库基本上由官方垄断。那么民营智库是不是就不能发展了呢？尽管目前存在着困难，但我认为还是有希望的。
民间智库的艰苦历程：以大军智库为例
坦率地说，我这个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甚至其前身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算不上智庫，只能算是敲边鼓的。2005年政府出台规定，不让民办公司叫中心、研究所，于是我们改名为公司。虽然这些年我主要是搞经济方面研究，但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也很感兴趣。不过因为当年工商局在公司名称上有很多限制，所以注册公司时，很难在“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前面加上“政治”二字。
制度的原因，使我们这个咨询公司干了许多属于智库的事，工作范围远远超出了经济咨询，按理说这是超出经营范围，是不本分的。不过这就是中国民间智库的命运，也是国情的产物。
民间咨询公司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但从体制上很难进入国家决策层的视野，上升到智库的层次。我凭着体制内出身，有很多内部渠道和关系以及大量文章影响舆论，才使我这个民营公司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甚至对中央决策层也能产生一些影响。
通过这些事情，我清醒地意识到，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身份地位不过是一个社会观察者。准确地说，智库应当是影响政府政治、经济决策和社会舆论的机构，在目前的中国，有资格称为智库的民间公司或组织几乎没有。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是政府不买单，二是官方智库一家独大，三是缺乏社会文化支持，四是难以获得社会经济资源，五当然就是能力有限了。
但是，民间智库是否放弃努力，顺从现实了呢？没有。其实中国民间智库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取向的产物。一些人之所以从体制内走出来，就是因为有追求独立的价值取向。我们走向社会，走向市场，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一种文化和生活模式。中央党校的周天勇先生讲，官方智库要去意识形态化，去行政化，民间智库或许可以避免这些弊病。
民间智库的优势与劣势
通过这么多年的摸索和实践，我认为中国民间智库必须要有自己的操守和态度，这些态度就是：诚实、坚持、专业、广博、客观、公正、建设、合作、独立、中和、担当、高效。
民间智库也是政府的合作者，民间智库的态度必须是建设、合作和协调。尽管我们经常发出批评，但态度是善意的、建设性的。民间智库具有桥梁的作用，是民与官的沟通媒介。所以民间智库不仅需要客观公正，更需要中和与包容，在衔接各种利益关系时起调节与协调的作用。民间智库不能偏激，不能走极端。在一个利益纷争、矛盾冲突多发的时代，是非常需要中立的仲裁机构和智库的。民间智库的态度应当是：公共利益高于部门利益。
我承认民间智库的短腿是缺乏更内部的信息。我们的观察和判断往往是通过表象信息分析所得，要弥补这些缺陷，就需要多和国家智库和国际智库进行交流合作。
但民营智库也有一些特有的优势：没有特权，没有权势，没有官气。民的身份也是一种优势。接地气是民间智库的天然优势。民间智库可以弥补官方智库由于身份不同、视角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和缺陷。另外就是民营智库的效率优势。前些年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的刘福垣副院长曾对我开玩笑说，你这个中心顶上我这个所（体改所）干的活了。低成本，高效率，是民营企业的特点。
改革转型期，民间智库如何定位
我们应当开放非官方的政治智库。中国目前最缺乏的是政治智库，而政治智慧又偏偏是最需要的。依我之见，政府智库内的资源并不充足，而社会资源又得不到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要发挥作用。政府部门要敞开大门，与民间智库互动。官民互动，官民沟通，这样才可解决目前改革中诸多棘手问题。
民间智库应当是政府联系社会各种政治派别的桥梁，可以作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器，政府可委托民间智库整合社会。中共当年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其中之一的统一战线，靠的就是民间力量、民间智慧。在新形势下，不能丢掉这个法宝。“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求诸野”，古代这些政治智慧不可丢弃。
民间智库在社会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应当秉持什么原则？我认为首先是不要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工具。在当下的中国，智库是社会各阶层利益和意见的代表。中国社会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多元化了，各利益阶层已分化得非常明晰，不同的智库会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言人，民间智库尤其如此。民间智库可以有倾向，但不能完全失去独立性，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工具。公共利益是民间智库的最高目标。
与此同时，政府应倾听民间智库的意见和声音，应定期、有偿地从民间智库获得信息和研究成果，实现官民互动，相得益彰。民间智库最大的特点就是高效率、低成本，在帮助政府部门缩身、减负、提高效率方面，可以发挥作用。
民间智库经营发展模式的思考
我很赞成王绍光、郑永年、李成、饶及人等先生的观点：智库应当是非盈利的。智库不是咨询公司，不能产业化，不能商业操作。智库的经费来源应当是社会资金。但我国社会目前的公益资金还没关注到民间智库，这是制度性问题。民间智库在筹集资金方面仍面临体制障碍。社会资金仅仅是民间智库经费来源的一种形式。更主要的形式应当是政府的资金支持和企业的买单。如果政府部门以及企业界今后能转变观念，与民间智库合作，那么用不着公益资金，民间智库也可以发展壮大。
关于民间智库的经营发展模式，我同意会上以下学者发表的意见——
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中国需要高端智库，首先要产生培育高端智库的政策法规环境，但高端智库意味着更高的责任。
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智库业重在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
国防大学朱成虎教授：要培育智库文化，官员不要把权力当成自己家的私有财产，不把智库看在眼里，智库业要摆脱当前的拜金主义、阐释主义、吹喇叭抬轿子等铜臭气。
共识网主编周至兴先生：政府与智库之间应当有旋转门，官民身份要可以互换。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殷仲义先生：智库需要的是思想，产业需要的是市场。
中国社科院继续教育学院董礼胜院长：官民智库可以有分工。
这毕竟是一个民智和官智大开的时代，民间和政府都在发生思想转变，官民互动正在拉开序幕，官方一家垄断智库业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开明的政府必然有开明的民间。
（作者系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