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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青年》，发行量，批判性思维，史料实证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5—0063—03
对于一线的中学历史教师来说，如何尽可能地利用好手中的教材来实现教学目标，有思考的价值。然而，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三《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课呈现的有关《新青年》雜志的介绍资料尚有存疑之处。笔者认为这有可能是编撰者为了理顺教材的相关内容，而为学生构建的一种“想当然”的“因果逻辑”，因此有必要厘清。
一、《新青年》1917年的发行量
我们先来看教材的介绍：
1917年《新青年》每期发行量达到一万六千多份。读者称它为青年界的“良师益友”，说：“青年得此，如清夜闻钟，如当头一棒。”
用“每期”和“达到”等词来说明《新青年》在1917年的发行量，教材编撰者显然想表达《新青年》在1917年的受欢迎程度。而“良师益友”“如清夜闻钟，如当头一棒”等语句则显然是想说明《新青年》在当时青年群体中的地位和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教材编撰者将这一对《新青年》介绍的补充资料安排在了“《新青年》的诞生”这一内容之中。如此安排应该是为了论证“《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这一观点。可见，历史叙述中的“因果逻辑”在这一内容的安排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对中学生来说，这似乎是理所当然就可以接受的，对老师而言，亦是极方便而又有说服力的资料补充。
但是，这样的安排恰恰给师生留下了一个陷阱：为什么仅给读者呈现了《新青年》在1917年的发行量，而忽略了1915年和1916年的发行量？要知道，人教版教材和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都表达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是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既然《青年杂志》的创办被看做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那么，《青年杂志》以及改名后的《新青年》的发行量理应得到重视。显然，教材中的表述会让学生想当然地认为，《青年杂志》创办之后即是“畅销品”。而一线教师如若不细加搜集材料，亦容易不由分说地引导学生远离历史的真相。
问题是，《青年杂志》在创办之初的1915年，以及改名为《新青年》的1916年的发行量到底如何？以及这样的发行量之下，是否足以说明其作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同时，若《新青年》在1915年和1916年，甚至在1917年的发行都极为不畅，又该如何跟学生解释这一与教材观点看起来相悖的结论？
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表明，《新青年》在1917年的发行量并不像人教版所呈现的那样，而是另有说法。王奇生教授在比照相关史料之后指出：“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3卷后，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群益书社感到实在难以为继，一度中止出版。后经陈独秀极力交涉，书社到年底才勉强应允续刊。”“承印（《新青年》——笔者注）的上海群益书社每期付编辑费和稿费200元。以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例规，在不支付编辑费的情况下，至少需销数2000本以上，出版商才有可能赚钱。”可见，假若《新青年》在1917年的发行量果真能够达到每期16000多份，那么，群益书社肯定能够获得不菲的利润，又如何可能“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一度中止出版”？
至于《新青年》在1915年和1916年的发行量，王奇生在查阅《胡适往来书信选》和《吴虞日记》中发现的数据很值得注意：“据吴虞称，1916年底《新青年》初到成都时只卖了5份；3个月后，销数超过30份。”总之，这大体上可以说明：《青年杂志》以及改名后的《新青年》在1915年至1917的发行量并不很乐观，尤其难以达到1917年的每期16000多份。章清甚至用“经营惨淡”来形容《新青年》在早期的发行。
二、《新青年》之于新文化运动
教材中呈现《新青年》在1917年“可观”的发行量，应该是和教材编撰者的历史叙述逻辑相关，主要是想说明《新青年》的受欢迎程度，及其对当时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影响之大。
从有关研究成果来看，《新青年》在社会抑或是在思想界所掀起的影响有一个由小至大，最终成为引领一个时期风潮的过程。
“《新青年》并非一创办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即使在随陈独秀北迁北大，作者群新增了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等资深学者的情况下，《新青年》仍旧没有摆脱“普通刊物”的面貌。尤其是，1917年8月，群益书社终因《新青年》发行不广而中止其出版。
至于《新青年》何时真正成长为一本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杂志，王奇生指出：“1919年初春的这场‘新旧之争’，使《新青年》及其同人声名大震。杂志的最高印数达到一万五六千份……1919年5月，《新青年》决定重印前5卷。这无疑是《新青年》销路大开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新青年》真正成为‘名刊’的重要标志之一。”
教材编写反映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教材编撰者真正要说明的，当是新文化运动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从而突出其历史地位和意义。
有关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教材在74页有这样的叙述：“新文化运动猛烈地冲击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受到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解读教材有关“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一叙述，重点是抓住“思想解放”和“民主与科学的洗礼”这两个关键词。
关于“思想解放”，就不得不提1917年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的文学革命。从新文化运动之后逐渐高涨的发展态势来看，文学革命确实是新文化运动中极为关键的一步。文学作为思想传播的工具，以更贴近大众的形式和内容启迪国民思想确实是至关重要的。早期《新青年》所刊载的文章基本上都还是文言文，这就将其自身的读者群限定为有一定“智识”的知识分子，如此，便难以实现其唤醒更广大无“智识”之国民的目标。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这被认为是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不过，这并没有立即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直到1918年3月钱玄同与刘半农上演“双簧戏”，以及由此引发蔡元培和林琴南的“林蔡之争”，文学革命才真正为媒体、思想界所关注，《新青年》亦因此开始声名大噪。 值得注意的是，从创刊到终刊，《新青年》刊载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而讨论科学的也不过五六篇（《新青年》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根据这样的数据，又该怎么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当中受到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呢？胡适在1923年说过：“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民主”亦是如此。可见，“民主与科学”当是晚清以来经国人的反复倡导，至五四时期已然成为思想界中的主流话语。陈独秀在1919年《新青年》上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便极力表达这么一种观点：《新青年》是拥护民主与科学的，谁非难“本志”，便是反对民主与科学。如此看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高擎“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为新文化运动争取到了主流话语权的同时，也使得后世史家在评价新文化运动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影响之一归结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当中受到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
三、实际教学中的处理
综上所述，人教版教材所呈现的《新青年》1917年的发行量，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需要谨慎处理。
首先，应先明确相关历史真相，让学生明白，《新青年》并非创办之初便名扬天下。然后，教师接着提问：如果教材告诉我们的数据可靠，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新青年》的发行量在1917年发生井喷似的增长？學生在阅读教材之后，依据教材中“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等内容，可以得出“文学革命，尤其是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做法有利于《新青年》在普通民众中传阅”这一结论。在这里，教师并不能因为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与这一答案不完全相符而否定学生，而是要肯定学生这一回答的合理性。
紧接着，向学生呈现有关《新青年》在1917年所遇到的尴尬：因为发行不广和销量不畅，《新青年》在1917年8月中止出版。如此一来，将会给学生造成极大的冲击，并质疑教材。显然，帮助学生产生质疑精神是这一环节设计所需要的预期结果。
于是，教师接着便可以补充有关《新青年》在1919年销量大增以及重印前五卷的相关材料，让学生思考1919年《新青年》声名大震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如此一来，既可以让学生明确《新青年》的社会影响，又可以让学生更深刻理解《新青年》杂志所刊载的内容在当时的中国是必要和急需的，并且自觉地联系五四运动的相关内容。
经过上述的设计，就可以在学生脑海里形成较为清晰的印象：一方面，《新青年》成为一本引领时代的名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相当曲折的历程（这样学生更能深刻理解当时的社会情状）；另一方面，《新青年》在1919年销量大增，意味着经过《新青年》的艰苦努力，新文化运动得以形成规模，并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同时，在这一设计中，教师亦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论从史出、史料实证等历史学科素养。
总的说来，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教材的细节性问题，并研读相关的学术成果，增加实际教学过程中的深度。教材的编撰者有其特有的思维逻辑，但是并不排除有些看起来合情合理，却是“想当然”的逻辑。对这类问题，教师大可以利用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充分利用好教材呈现的每一个细节，中学的历史课堂也可以具备相当的深度。
【责任编辑：李婷轩】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5—0063—03
对于一线的中学历史教师来说，如何尽可能地利用好手中的教材来实现教学目标，有思考的价值。然而，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三《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课呈现的有关《新青年》雜志的介绍资料尚有存疑之处。笔者认为这有可能是编撰者为了理顺教材的相关内容，而为学生构建的一种“想当然”的“因果逻辑”，因此有必要厘清。
一、《新青年》1917年的发行量
我们先来看教材的介绍：
1917年《新青年》每期发行量达到一万六千多份。读者称它为青年界的“良师益友”，说：“青年得此，如清夜闻钟，如当头一棒。”
用“每期”和“达到”等词来说明《新青年》在1917年的发行量，教材编撰者显然想表达《新青年》在1917年的受欢迎程度。而“良师益友”“如清夜闻钟，如当头一棒”等语句则显然是想说明《新青年》在当时青年群体中的地位和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教材编撰者将这一对《新青年》介绍的补充资料安排在了“《新青年》的诞生”这一内容之中。如此安排应该是为了论证“《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这一观点。可见，历史叙述中的“因果逻辑”在这一内容的安排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对中学生来说，这似乎是理所当然就可以接受的，对老师而言，亦是极方便而又有说服力的资料补充。
但是，这样的安排恰恰给师生留下了一个陷阱：为什么仅给读者呈现了《新青年》在1917年的发行量，而忽略了1915年和1916年的发行量？要知道，人教版教材和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都表达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是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既然《青年杂志》的创办被看做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那么，《青年杂志》以及改名后的《新青年》的发行量理应得到重视。显然，教材中的表述会让学生想当然地认为，《青年杂志》创办之后即是“畅销品”。而一线教师如若不细加搜集材料，亦容易不由分说地引导学生远离历史的真相。
问题是，《青年杂志》在创办之初的1915年，以及改名为《新青年》的1916年的发行量到底如何？以及这样的发行量之下，是否足以说明其作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同时，若《新青年》在1915年和1916年，甚至在1917年的发行都极为不畅，又该如何跟学生解释这一与教材观点看起来相悖的结论？
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表明，《新青年》在1917年的发行量并不像人教版所呈现的那样，而是另有说法。王奇生教授在比照相关史料之后指出：“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3卷后，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群益书社感到实在难以为继，一度中止出版。后经陈独秀极力交涉，书社到年底才勉强应允续刊。”“承印（《新青年》——笔者注）的上海群益书社每期付编辑费和稿费200元。以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例规，在不支付编辑费的情况下，至少需销数2000本以上，出版商才有可能赚钱。”可见，假若《新青年》在1917年的发行量果真能够达到每期16000多份，那么，群益书社肯定能够获得不菲的利润，又如何可能“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一度中止出版”？
至于《新青年》在1915年和1916年的发行量，王奇生在查阅《胡适往来书信选》和《吴虞日记》中发现的数据很值得注意：“据吴虞称，1916年底《新青年》初到成都时只卖了5份；3个月后，销数超过30份。”总之，这大体上可以说明：《青年杂志》以及改名后的《新青年》在1915年至1917的发行量并不很乐观，尤其难以达到1917年的每期16000多份。章清甚至用“经营惨淡”来形容《新青年》在早期的发行。
二、《新青年》之于新文化运动
教材中呈现《新青年》在1917年“可观”的发行量，应该是和教材编撰者的历史叙述逻辑相关，主要是想说明《新青年》的受欢迎程度，及其对当时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影响之大。
从有关研究成果来看，《新青年》在社会抑或是在思想界所掀起的影响有一个由小至大，最终成为引领一个时期风潮的过程。
“《新青年》并非一创办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即使在随陈独秀北迁北大，作者群新增了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等资深学者的情况下，《新青年》仍旧没有摆脱“普通刊物”的面貌。尤其是，1917年8月，群益书社终因《新青年》发行不广而中止其出版。
至于《新青年》何时真正成长为一本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杂志，王奇生指出：“1919年初春的这场‘新旧之争’，使《新青年》及其同人声名大震。杂志的最高印数达到一万五六千份……1919年5月，《新青年》决定重印前5卷。这无疑是《新青年》销路大开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新青年》真正成为‘名刊’的重要标志之一。”
教材编写反映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教材编撰者真正要说明的，当是新文化运动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从而突出其历史地位和意义。
有关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教材在74页有这样的叙述：“新文化运动猛烈地冲击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受到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解读教材有关“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一叙述，重点是抓住“思想解放”和“民主与科学的洗礼”这两个关键词。
关于“思想解放”，就不得不提1917年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的文学革命。从新文化运动之后逐渐高涨的发展态势来看，文学革命确实是新文化运动中极为关键的一步。文学作为思想传播的工具，以更贴近大众的形式和内容启迪国民思想确实是至关重要的。早期《新青年》所刊载的文章基本上都还是文言文，这就将其自身的读者群限定为有一定“智识”的知识分子，如此，便难以实现其唤醒更广大无“智识”之国民的目标。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这被认为是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不过，这并没有立即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直到1918年3月钱玄同与刘半农上演“双簧戏”，以及由此引发蔡元培和林琴南的“林蔡之争”，文学革命才真正为媒体、思想界所关注，《新青年》亦因此开始声名大噪。 值得注意的是，从创刊到终刊，《新青年》刊载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而讨论科学的也不过五六篇（《新青年》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根据这样的数据，又该怎么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当中受到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呢？胡适在1923年说过：“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民主”亦是如此。可见，“民主与科学”当是晚清以来经国人的反复倡导，至五四时期已然成为思想界中的主流话语。陈独秀在1919年《新青年》上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便极力表达这么一种观点：《新青年》是拥护民主与科学的，谁非难“本志”，便是反对民主与科学。如此看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高擎“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为新文化运动争取到了主流话语权的同时，也使得后世史家在评价新文化运动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影响之一归结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当中受到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
三、实际教学中的处理
综上所述，人教版教材所呈现的《新青年》1917年的发行量，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需要谨慎处理。
首先，应先明确相关历史真相，让学生明白，《新青年》并非创办之初便名扬天下。然后，教师接着提问：如果教材告诉我们的数据可靠，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新青年》的发行量在1917年发生井喷似的增长？學生在阅读教材之后，依据教材中“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等内容，可以得出“文学革命，尤其是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做法有利于《新青年》在普通民众中传阅”这一结论。在这里，教师并不能因为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与这一答案不完全相符而否定学生，而是要肯定学生这一回答的合理性。
紧接着，向学生呈现有关《新青年》在1917年所遇到的尴尬：因为发行不广和销量不畅，《新青年》在1917年8月中止出版。如此一来，将会给学生造成极大的冲击，并质疑教材。显然，帮助学生产生质疑精神是这一环节设计所需要的预期结果。
于是，教师接着便可以补充有关《新青年》在1919年销量大增以及重印前五卷的相关材料，让学生思考1919年《新青年》声名大震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如此一来，既可以让学生明确《新青年》的社会影响，又可以让学生更深刻理解《新青年》杂志所刊载的内容在当时的中国是必要和急需的，并且自觉地联系五四运动的相关内容。
经过上述的设计，就可以在学生脑海里形成较为清晰的印象：一方面，《新青年》成为一本引领时代的名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相当曲折的历程（这样学生更能深刻理解当时的社会情状）；另一方面，《新青年》在1919年销量大增，意味着经过《新青年》的艰苦努力，新文化运动得以形成规模，并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同时，在这一设计中，教师亦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论从史出、史料实证等历史学科素养。
总的说来，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教材的细节性问题，并研读相关的学术成果，增加实际教学过程中的深度。教材的编撰者有其特有的思维逻辑，但是并不排除有些看起来合情合理，却是“想当然”的逻辑。对这类问题，教师大可以利用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充分利用好教材呈现的每一个细节，中学的历史课堂也可以具备相当的深度。
【责任编辑：李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