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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并不是活着的对立面,“好死不如赖活着”,可活着……留下点什么?历史和突发事件让我们学会这样抉择。
往生到永生的光芒是为了人们走得更远,而不是让痴迷的人冲动止步。
4月是残忍的季节,1930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用一把勃朗宁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没有大海/除了你的爱/……我/没有太阳/除了你的爱。”也不知道马雅可夫斯基著名诗句中的爱,是献给莉丽奇卡还是他所有爱的女子更贴切,或者是一直追求却从不言说的对象。
死亡并不是生的对立面,马雅可夫斯基被人猜疑因为爱情而死,你爱或者不爱,爱就在那里,借用一句泛滥装B的话。
对于什么是死亡、起源等终极问题来说,这样的问题跟普通人很遥远,这些是伪装文艺青年和真正大师处理的专属问题,无论现实中近年的气候问题已秒杀性武器,还是电影文化里一种2012年的末世学说在虛构橫行,被风吹翻的伞状彼岸花不再是惠特曼和艾略特的专属,似乎所有人都成为了死亡来袭的蚂蚁,在黑夜中沉睡,不知如何面临这一刻,更不知死后的事情如何,我也不能假装知道。面对死亡和等待死亡来临的路口,有一精英群体早已试水,似乎他们并不恐怖,活着的人便有了理论和物理意义上的参照物,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留下点什么?历史和突发事件让我们学会这样抉择。
讲道理是个费力而不讨好的事情。人们有一个本事与生俱来,当我们迷惘的时候,就看看前人、死人和其他人。
前人、死人和其他人的忐忑与坦然
太宰治五次自杀经历中,前四次未遂,1948年6月13日太宰治与情人山崎富荣自绝于玉川上水。太宰治这样的经历让很多入迷惑,难道他是为了自杀而活着,为了死而死么。或许史铁生的思考能回答你,没有人知道,史铁生到底花过多少时间考虑过死。他用文字谈论死,但那必然只是他无限思考中极其有限的一小部分。“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是史铁生关于死的论述中被引述最多的一句,出自他1991年成稿的《我与地坛》,当时他四十岁。又过了十多年,史铁生在散文《记忆与印象》的开头写道:“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那必是不由分说的。”
1927年的初夏,王国维沿着颐和园转了两圈,看看周遭无人,一头栽进昆明湖。“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如果说王国维是死于世变,而太多人则是过不了自己的那道坎。莫泊桑用裁纸刀割开喉咙,却自杀未遂,五天后他被送入精神病院,并留下一句“人的一生,既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坏。”而两年前,叶赛宁自缢于列宁格勒一家旅馆。并对熟悉的朋友和陌生人说“再见吧,我的朋友。”20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有很多艺术家走上这条死亡不归路,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在南美巴西服毒自杀。美国女诗人莎拉·蒂斯代尔服下大量的安眠药,自溺在纽约寓所的浴缸里。匈牙利诗人阿蒂拉·尤若夫卧轨自杀。“我怕——所以我就在伊仑城下,跟正义、跟自由作战。而死亡还是抓住了我”,饱受精神折磨的伍尔夫来到40年代的乌斯河畔,在衣服口袋里面放满了石块,一步一步向河中心走去。“我不能再毁掉你的生活了。我想,两个人不可能比我们以后更开心了。”与伍尔夫几乎同一时刻,等待刀尖已经太久的茨维塔耶娃自缢身亡。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青春终结,在某些方面像当年的顾城,一心追求精神自由和内心纯粹,却在越走越窄的主观臆想世界中深陷泥泞。王小峰这样形容去年跳楼的贾宏声。
还有一些人不但为活着的人留下震撼的作品,并且对死亡的理解都令《相当震撼,以《死亡赋格曲》一诗成名的策兰这样描述死神:“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他的眼睛是蓝的,他用铅弹打中你,他打得很准。”20世纪70年代策兰在巴黎流亡期间投河自尽。1972年含煤气管自杀的川端康成觉得死亡是一种艺术。“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三毛也似乎不太在乎死亡,只介意曾经痛快活过。手术后的次日凌晨以丝袜自缢身亡。西川说海子是农业文明的殉葬者,而“技术文明的象征物——火车,碾过他的身体,他从技术文明与农业文明交叉的迷雾中返回了阔别已久的家园”。海子便因此而成为一种象征,介于农业文明与技术文明之间,有点像清末民初时的大学者王国维先生,他也是一位殉葬旧文化的怀抱着赤子之心的学者。
往生到永生
无论是旧文化殉葬者还是死于世变,抑或自我大胆而极端的探索,他们都不是为了死而死。往生者及少数过渡到永生的前人,他们如同光芒一样活在你我当中。临终前的张国荣形销骨立,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已经过了一段长时期非人的生活,至少一年间受到了源自情感的、精神的折磨。猝死是他多年来偏离正常生活轨道的一个可预言的结局。
海子这个曾以荷尔德林的热情书写歌德的诗篇的青年诗人,他圣洁得愚蠢,愚蠢得辉煌!诚如梵高所说:“一切我所向着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啊,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往生到永生的光芒是为了A们走得更远,而不是让痴迷的人冲动止步。西川在写作海子的文章《死亡后记》中写到,“我不想把死亡渲染得多么辉煌,我肯定说那是件凄凉的事,其中埋藏着真正的绝望。有鉴于此,我要说,所有活着的人都应该珍借自己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和时代生活中的种种黑暗、无聊、愚蠢、邪恶真正较量一番。一种阴郁的气氛只能培养狭隘的头脑,这对于写作是相当不利的。”愚蠢地假设三毛和张国荣活着,他们的光芒是不是可以发散到更远的地方。这就是死亡启示录,实际上是非正常死亡启示录。
4月是内向偏执的成人的恐怖时间,而每年的6月彷徨和死亡气息弥漫在当今的高校,海明威把一支银子镶嵌的猎枪装上子弹,然后塞进自己的嘴里说,“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连死亡的勇气都有了,不惧死,何惧生。
往生到永生的光芒是为了人们走得更远,而不是让痴迷的人冲动止步。
4月是残忍的季节,1930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用一把勃朗宁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没有大海/除了你的爱/……我/没有太阳/除了你的爱。”也不知道马雅可夫斯基著名诗句中的爱,是献给莉丽奇卡还是他所有爱的女子更贴切,或者是一直追求却从不言说的对象。
死亡并不是生的对立面,马雅可夫斯基被人猜疑因为爱情而死,你爱或者不爱,爱就在那里,借用一句泛滥装B的话。
对于什么是死亡、起源等终极问题来说,这样的问题跟普通人很遥远,这些是伪装文艺青年和真正大师处理的专属问题,无论现实中近年的气候问题已秒杀性武器,还是电影文化里一种2012年的末世学说在虛构橫行,被风吹翻的伞状彼岸花不再是惠特曼和艾略特的专属,似乎所有人都成为了死亡来袭的蚂蚁,在黑夜中沉睡,不知如何面临这一刻,更不知死后的事情如何,我也不能假装知道。面对死亡和等待死亡来临的路口,有一精英群体早已试水,似乎他们并不恐怖,活着的人便有了理论和物理意义上的参照物,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留下点什么?历史和突发事件让我们学会这样抉择。
讲道理是个费力而不讨好的事情。人们有一个本事与生俱来,当我们迷惘的时候,就看看前人、死人和其他人。
前人、死人和其他人的忐忑与坦然
太宰治五次自杀经历中,前四次未遂,1948年6月13日太宰治与情人山崎富荣自绝于玉川上水。太宰治这样的经历让很多入迷惑,难道他是为了自杀而活着,为了死而死么。或许史铁生的思考能回答你,没有人知道,史铁生到底花过多少时间考虑过死。他用文字谈论死,但那必然只是他无限思考中极其有限的一小部分。“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是史铁生关于死的论述中被引述最多的一句,出自他1991年成稿的《我与地坛》,当时他四十岁。又过了十多年,史铁生在散文《记忆与印象》的开头写道:“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那必是不由分说的。”
1927年的初夏,王国维沿着颐和园转了两圈,看看周遭无人,一头栽进昆明湖。“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如果说王国维是死于世变,而太多人则是过不了自己的那道坎。莫泊桑用裁纸刀割开喉咙,却自杀未遂,五天后他被送入精神病院,并留下一句“人的一生,既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坏。”而两年前,叶赛宁自缢于列宁格勒一家旅馆。并对熟悉的朋友和陌生人说“再见吧,我的朋友。”20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有很多艺术家走上这条死亡不归路,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在南美巴西服毒自杀。美国女诗人莎拉·蒂斯代尔服下大量的安眠药,自溺在纽约寓所的浴缸里。匈牙利诗人阿蒂拉·尤若夫卧轨自杀。“我怕——所以我就在伊仑城下,跟正义、跟自由作战。而死亡还是抓住了我”,饱受精神折磨的伍尔夫来到40年代的乌斯河畔,在衣服口袋里面放满了石块,一步一步向河中心走去。“我不能再毁掉你的生活了。我想,两个人不可能比我们以后更开心了。”与伍尔夫几乎同一时刻,等待刀尖已经太久的茨维塔耶娃自缢身亡。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青春终结,在某些方面像当年的顾城,一心追求精神自由和内心纯粹,却在越走越窄的主观臆想世界中深陷泥泞。王小峰这样形容去年跳楼的贾宏声。
还有一些人不但为活着的人留下震撼的作品,并且对死亡的理解都令《相当震撼,以《死亡赋格曲》一诗成名的策兰这样描述死神:“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他的眼睛是蓝的,他用铅弹打中你,他打得很准。”20世纪70年代策兰在巴黎流亡期间投河自尽。1972年含煤气管自杀的川端康成觉得死亡是一种艺术。“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三毛也似乎不太在乎死亡,只介意曾经痛快活过。手术后的次日凌晨以丝袜自缢身亡。西川说海子是农业文明的殉葬者,而“技术文明的象征物——火车,碾过他的身体,他从技术文明与农业文明交叉的迷雾中返回了阔别已久的家园”。海子便因此而成为一种象征,介于农业文明与技术文明之间,有点像清末民初时的大学者王国维先生,他也是一位殉葬旧文化的怀抱着赤子之心的学者。
往生到永生
无论是旧文化殉葬者还是死于世变,抑或自我大胆而极端的探索,他们都不是为了死而死。往生者及少数过渡到永生的前人,他们如同光芒一样活在你我当中。临终前的张国荣形销骨立,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已经过了一段长时期非人的生活,至少一年间受到了源自情感的、精神的折磨。猝死是他多年来偏离正常生活轨道的一个可预言的结局。
海子这个曾以荷尔德林的热情书写歌德的诗篇的青年诗人,他圣洁得愚蠢,愚蠢得辉煌!诚如梵高所说:“一切我所向着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啊,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往生到永生的光芒是为了A们走得更远,而不是让痴迷的人冲动止步。西川在写作海子的文章《死亡后记》中写到,“我不想把死亡渲染得多么辉煌,我肯定说那是件凄凉的事,其中埋藏着真正的绝望。有鉴于此,我要说,所有活着的人都应该珍借自己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和时代生活中的种种黑暗、无聊、愚蠢、邪恶真正较量一番。一种阴郁的气氛只能培养狭隘的头脑,这对于写作是相当不利的。”愚蠢地假设三毛和张国荣活着,他们的光芒是不是可以发散到更远的地方。这就是死亡启示录,实际上是非正常死亡启示录。
4月是内向偏执的成人的恐怖时间,而每年的6月彷徨和死亡气息弥漫在当今的高校,海明威把一支银子镶嵌的猎枪装上子弹,然后塞进自己的嘴里说,“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连死亡的勇气都有了,不惧死,何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