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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并不是活着的对立面，“好死不如赖活着”，可活着……留下点什么?历史和突发事件让我们学会这样抉择。
往生到永生的光芒是为了人们走得更远，而不是让痴迷的人冲动止步。
4月是残忍的季节，1930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用一把勃朗宁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没有大海／除了你的爱／……我／没有太阳／除了你的爱。”也不知道马雅可夫斯基著名诗句中的爱，是献给莉丽奇卡还是他所有爱的女子更贴切，或者是一直追求却从不言说的对象。
死亡并不是生的对立面，马雅可夫斯基被人猜疑因为爱情而死，你爱或者不爱，爱就在那里，借用一句泛滥装B的话。
对于什么是死亡、起源等终极问题来说，这样的问题跟普通人很遥远，这些是伪装文艺青年和真正大师处理的专属问题，无论现实中近年的气候问题已秒杀性武器，还是电影文化里一种2012年的末世学说在虛构橫行，被风吹翻的伞状彼岸花不再是惠特曼和艾略特的专属，似乎所有人都成为了死亡来袭的蚂蚁，在黑夜中沉睡，不知如何面临这一刻，更不知死后的事情如何，我也不能假装知道。面对死亡和等待死亡来临的路口，有一精英群体早已试水，似乎他们并不恐怖，活着的人便有了理论和物理意义上的参照物，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留下点什么?历史和突发事件让我们学会这样抉择。
讲道理是个费力而不讨好的事情。人们有一个本事与生俱来，当我们迷惘的时候，就看看前人、死人和其他人。
前人、死人和其他人的忐忑与坦然
太宰治五次自杀经历中，前四次未遂，1948年6月13日太宰治与情人山崎富荣自绝于玉川上水。太宰治这样的经历让很多入迷惑，难道他是为了自杀而活着，为了死而死么。或许史铁生的思考能回答你，没有人知道，史铁生到底花过多少时间考虑过死。他用文字谈论死，但那必然只是他无限思考中极其有限的一小部分。“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是史铁生关于死的论述中被引述最多的一句，出自他1991年成稿的《我与地坛》，当时他四十岁。又过了十多年，史铁生在散文《记忆与印象》的开头写道：“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那必是不由分说的。”
1927年的初夏，王国维沿着颐和园转了两圈，看看周遭无人，一头栽进昆明湖。“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如果说王国维是死于世变，而太多人则是过不了自己的那道坎。莫泊桑用裁纸刀割开喉咙，却自杀未遂，五天后他被送入精神病院，并留下一句“人的一生，既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坏。”而两年前，叶赛宁自缢于列宁格勒一家旅馆。并对熟悉的朋友和陌生人说“再见吧，我的朋友。”20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有很多艺术家走上这条死亡不归路，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在南美巴西服毒自杀。美国女诗人莎拉·蒂斯代尔服下大量的安眠药，自溺在纽约寓所的浴缸里。匈牙利诗人阿蒂拉·尤若夫卧轨自杀。“我怕——所以我就在伊仑城下，跟正义、跟自由作战。而死亡还是抓住了我”，饱受精神折磨的伍尔夫来到40年代的乌斯河畔，在衣服口袋里面放满了石块，一步一步向河中心走去。“我不能再毁掉你的生活了。我想，两个人不可能比我们以后更开心了。”与伍尔夫几乎同一时刻，等待刀尖已经太久的茨维塔耶娃自缢身亡。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青春终结，在某些方面像当年的顾城，一心追求精神自由和内心纯粹，却在越走越窄的主观臆想世界中深陷泥泞。王小峰这样形容去年跳楼的贾宏声。
还有一些人不但为活着的人留下震撼的作品，并且对死亡的理解都令《相当震撼，以《死亡赋格曲》一诗成名的策兰这样描述死神：“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他的眼睛是蓝的，他用铅弹打中你，他打得很准。”20世纪70年代策兰在巴黎流亡期间投河自尽。1972年含煤气管自杀的川端康成觉得死亡是一种艺术。“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三毛也似乎不太在乎死亡，只介意曾经痛快活过。手术后的次日凌晨以丝袜自缢身亡。西川说海子是农业文明的殉葬者，而“技术文明的象征物——火车，碾过他的身体，他从技术文明与农业文明交叉的迷雾中返回了阔别已久的家园”。海子便因此而成为一种象征，介于农业文明与技术文明之间，有点像清末民初时的大学者王国维先生，他也是一位殉葬旧文化的怀抱着赤子之心的学者。
往生到永生
无论是旧文化殉葬者还是死于世变，抑或自我大胆而极端的探索，他们都不是为了死而死。往生者及少数过渡到永生的前人，他们如同光芒一样活在你我当中。临终前的张国荣形销骨立，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已经过了一段长时期非人的生活，至少一年间受到了源自情感的、精神的折磨。猝死是他多年来偏离正常生活轨道的一个可预言的结局。
海子这个曾以荷尔德林的热情书写歌德的诗篇的青年诗人，他圣洁得愚蠢，愚蠢得辉煌!诚如梵高所说：“一切我所向着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啊，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往生到永生的光芒是为了A们走得更远，而不是让痴迷的人冲动止步。西川在写作海子的文章《死亡后记》中写到，“我不想把死亡渲染得多么辉煌，我肯定说那是件凄凉的事，其中埋藏着真正的绝望。有鉴于此，我要说，所有活着的人都应该珍借自己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和时代生活中的种种黑暗、无聊、愚蠢、邪恶真正较量一番。一种阴郁的气氛只能培养狭隘的头脑，这对于写作是相当不利的。”愚蠢地假设三毛和张国荣活着，他们的光芒是不是可以发散到更远的地方。这就是死亡启示录，实际上是非正常死亡启示录。
4月是内向偏执的成人的恐怖时间，而每年的6月彷徨和死亡气息弥漫在当今的高校，海明威把一支银子镶嵌的猎枪装上子弹，然后塞进自己的嘴里说，“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连死亡的勇气都有了，不惧死，何惧生。
往生到永生的光芒是为了人们走得更远，而不是让痴迷的人冲动止步。
4月是残忍的季节，1930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用一把勃朗宁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没有大海／除了你的爱／……我／没有太阳／除了你的爱。”也不知道马雅可夫斯基著名诗句中的爱，是献给莉丽奇卡还是他所有爱的女子更贴切，或者是一直追求却从不言说的对象。
死亡并不是生的对立面，马雅可夫斯基被人猜疑因为爱情而死，你爱或者不爱，爱就在那里，借用一句泛滥装B的话。
对于什么是死亡、起源等终极问题来说，这样的问题跟普通人很遥远，这些是伪装文艺青年和真正大师处理的专属问题，无论现实中近年的气候问题已秒杀性武器，还是电影文化里一种2012年的末世学说在虛构橫行，被风吹翻的伞状彼岸花不再是惠特曼和艾略特的专属，似乎所有人都成为了死亡来袭的蚂蚁，在黑夜中沉睡，不知如何面临这一刻，更不知死后的事情如何，我也不能假装知道。面对死亡和等待死亡来临的路口，有一精英群体早已试水，似乎他们并不恐怖，活着的人便有了理论和物理意义上的参照物，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留下点什么?历史和突发事件让我们学会这样抉择。
讲道理是个费力而不讨好的事情。人们有一个本事与生俱来，当我们迷惘的时候，就看看前人、死人和其他人。
前人、死人和其他人的忐忑与坦然
太宰治五次自杀经历中，前四次未遂，1948年6月13日太宰治与情人山崎富荣自绝于玉川上水。太宰治这样的经历让很多入迷惑，难道他是为了自杀而活着，为了死而死么。或许史铁生的思考能回答你，没有人知道，史铁生到底花过多少时间考虑过死。他用文字谈论死，但那必然只是他无限思考中极其有限的一小部分。“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是史铁生关于死的论述中被引述最多的一句，出自他1991年成稿的《我与地坛》，当时他四十岁。又过了十多年，史铁生在散文《记忆与印象》的开头写道：“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那必是不由分说的。”
1927年的初夏，王国维沿着颐和园转了两圈，看看周遭无人，一头栽进昆明湖。“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如果说王国维是死于世变，而太多人则是过不了自己的那道坎。莫泊桑用裁纸刀割开喉咙，却自杀未遂，五天后他被送入精神病院，并留下一句“人的一生，既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坏。”而两年前，叶赛宁自缢于列宁格勒一家旅馆。并对熟悉的朋友和陌生人说“再见吧，我的朋友。”20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有很多艺术家走上这条死亡不归路，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在南美巴西服毒自杀。美国女诗人莎拉·蒂斯代尔服下大量的安眠药，自溺在纽约寓所的浴缸里。匈牙利诗人阿蒂拉·尤若夫卧轨自杀。“我怕——所以我就在伊仑城下，跟正义、跟自由作战。而死亡还是抓住了我”，饱受精神折磨的伍尔夫来到40年代的乌斯河畔，在衣服口袋里面放满了石块，一步一步向河中心走去。“我不能再毁掉你的生活了。我想，两个人不可能比我们以后更开心了。”与伍尔夫几乎同一时刻，等待刀尖已经太久的茨维塔耶娃自缢身亡。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青春终结，在某些方面像当年的顾城，一心追求精神自由和内心纯粹，却在越走越窄的主观臆想世界中深陷泥泞。王小峰这样形容去年跳楼的贾宏声。
还有一些人不但为活着的人留下震撼的作品，并且对死亡的理解都令《相当震撼，以《死亡赋格曲》一诗成名的策兰这样描述死神：“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他的眼睛是蓝的，他用铅弹打中你，他打得很准。”20世纪70年代策兰在巴黎流亡期间投河自尽。1972年含煤气管自杀的川端康成觉得死亡是一种艺术。“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三毛也似乎不太在乎死亡，只介意曾经痛快活过。手术后的次日凌晨以丝袜自缢身亡。西川说海子是农业文明的殉葬者，而“技术文明的象征物——火车，碾过他的身体，他从技术文明与农业文明交叉的迷雾中返回了阔别已久的家园”。海子便因此而成为一种象征，介于农业文明与技术文明之间，有点像清末民初时的大学者王国维先生，他也是一位殉葬旧文化的怀抱着赤子之心的学者。
往生到永生
无论是旧文化殉葬者还是死于世变，抑或自我大胆而极端的探索，他们都不是为了死而死。往生者及少数过渡到永生的前人，他们如同光芒一样活在你我当中。临终前的张国荣形销骨立，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已经过了一段长时期非人的生活，至少一年间受到了源自情感的、精神的折磨。猝死是他多年来偏离正常生活轨道的一个可预言的结局。
海子这个曾以荷尔德林的热情书写歌德的诗篇的青年诗人，他圣洁得愚蠢，愚蠢得辉煌!诚如梵高所说：“一切我所向着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啊，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往生到永生的光芒是为了A们走得更远，而不是让痴迷的人冲动止步。西川在写作海子的文章《死亡后记》中写到，“我不想把死亡渲染得多么辉煌，我肯定说那是件凄凉的事，其中埋藏着真正的绝望。有鉴于此，我要说，所有活着的人都应该珍借自己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和时代生活中的种种黑暗、无聊、愚蠢、邪恶真正较量一番。一种阴郁的气氛只能培养狭隘的头脑，这对于写作是相当不利的。”愚蠢地假设三毛和张国荣活着，他们的光芒是不是可以发散到更远的地方。这就是死亡启示录，实际上是非正常死亡启示录。
4月是内向偏执的成人的恐怖时间，而每年的6月彷徨和死亡气息弥漫在当今的高校，海明威把一支银子镶嵌的猎枪装上子弹，然后塞进自己的嘴里说，“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连死亡的勇气都有了，不惧死，何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