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城镇化过程，应是一个包括非农化和市民化在内的“三化”联动过程，这其中，“人口”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显性指标和主体要素，而且皆可在“三化”演进中观察到人口形态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转变特征。回望中国城镇化的研究，至今依然存在“非农化缺位”、“城镇化越位”和“人口学内隐”三个不足。当代中国亿万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即便取得了城镇“常住”资格，但仍然难以获得“市民”权益，普遍处在有“市民”身份、无“同城”待遇的窘境中。鉴于此，本文跳出对城镇化的孤立认识，秉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主张，从人口主体视角把城镇化、非农化和市民化的所谓“三化”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中，探讨人口形态在“三化”进程中的角色转变及身份异同，并将三种人口形态的转变对应于“三化”进程与“三农”问题，探寻人口形态在“三化”之间的协同共进与顺畅接续。研究认为，城镇化的实现并不在于人口聚居形态的空间变化，即乡—城转变，而取决于人口从业属性的非农转变，即农—工转型；继而阐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需要以从业方式的非农化为引领，以“市民”身份及其权益的平等获得为标志，而不是以聚居形态的城镇化为终结。本文强调，一个健康有序、持续深入的城镇化，应是既得益于非农化的支撑，又有助于市民化的实现，是一个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而有序联动与协同共进的过程。最后从制度建构层面探寻“三化”协同中“人口”归一的政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