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清人徐家干，字稚荪，举人出身，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同治十年(一八七一)赴京参加会试落选后，经同乡陈宝箴介绍，任湘军苏元春部书记，参加镇压贵州苗民起义。军旅期间，撰写了《苗疆闻见录》(吴一文校注，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一版)，以笔记的形式对苗民起义以及苗民的历史、地理、风土、习俗等作了比较翔实的记载。其中一则是说苗民“人皆舌，不通汉语。其称……饮酒曰‘呵交’，亦曰‘好究’。皆属蛮音，多不可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人徐家干，字稚荪，举人出身，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同治十年(一八七一)赴京参加会试落选后，经同乡陈宝箴介绍，任湘军苏元春部书记，参加镇压贵州苗民起义。军旅期间，撰写了《苗疆闻见录》(吴一文校注，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一版)，以笔记的形式对苗民起义以及苗民的历史、地理、风土、习俗等作了比较翔实的记载。其中一则是说苗民“人皆舌，不通汉语。其称……饮酒曰‘呵交’，亦曰‘好究’。皆属蛮音，多不可识。”按依吴一文校注，苗语“呵交”为haok jud，与后文之“好究”同。其实无论是著者或是校注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呵交”或“好究”都应该是汉语“喝酒”的变音，至今山东中部地区的居民也还是把喝酒说成ha-jiu或hajiao，正与“呵交”音同。
其他文献
今年五月初，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狂涛恶浪使俄经济陷入新的困境。由于外资大批出逃、股价、债价下跌、生产下降、国家税收减少、国家偿债率超过极限，国家财政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为解燃眉之急，政府不得不再次紧急向西方美元求援。俄罗斯一位经济学家戏谑地形容，俄国财政除去西方援助的美元以外，已没有可以支配的东西了。曾几何时，苏联还是一个咄咄逼人地与美国在全世界争霸的世界超级大国。人们慨叹俄罗斯如此迅速地衰落之余，
俄国《社会科学与现代》杂志一九九五年第四期发表了B.斯文左夫的文章：《哲学基本问题：神话与现实》。该文对“哲学基本问题”这一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为“盖棺论定”的“经典”提法提出了“质疑”。 众所周知，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起到八十年代末止，在苏联，哲学研究和教学始终都是围绕着所谓“哲学基本问题”进行的。任何哲学学派或任何一位思想家都要依照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所作的回答而被判定是属于唯物主义学派还是唯心
可怕的泰坦尼克 刘东 进口大片惹起的种种话题，有时候还真叫人难以启齿。 并不是有谁自命清高，而实在是因为“一说就俗”，——话音儿简直还未敢掉到地上，你就已经开始疑心，怕又中了人家的“奸计”！这类商业算盘的精明与可恶之处，在于早已把所有的嫌好道歹，甚至把所有的批评痛斥，都预计成了可供笑纳的广告效应，——反正它既未奢望“流芳百世”，也绝对不会“遗臭万年”，而只要能凑出足够的热闹，暂时盘踞在公
近代日本文学与中国 自十九世纪中叶至今，近一百五十年间，日本和中国以各自的方式，追随欧美诸国，建设国民国家。在东亚地区，两国是竞争对手：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在近代化竞争中占了优势的日本，追随欧美殖民主义，向中国扩张，经过“九一八事变”，最后发展到全面的侵华战争。二十世纪初年，清朝政府灭亡，中华民国建立，随后，文学革命运动兴起，国民革命展开，到了三十年代，中华民国以惊人的速度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突飞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凌晨一点五十分，“泰坦尼克号”的前甲板进水，船长史密斯走进电报房，让两位报务员停止发送求救电报各自逃生。这时船上的人们已像老鼠一样四处寻找生路，有几位船员听到船长对他们喊：“要像个英国小伙子！要像个英国人！”(BeBritish boys! Be British!)人们一直认为这是船长最后的遗言。 这一“British”是什么意思呢?钱钟书先生在早年的一篇散文中，引述过十六世
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常会使用当时的方言俗语，由于时间和地域两者的变化和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有的方言俗语考索为难，注家与学者见仁见智，往往使读者无所适从。鲍延毅先生在《溯源》里从联系民情风俗人手，探求这些方言俗语的来龙去脉和确切含义，颇有启发：如《金瓶梅》五十一回写潘金莲不耐烦听佛曲，老想溜走，吴月娘便对在座的女眷说：“交他去了，省的他在这里跑兔子一般。”中华版《金瓶梅词典》只照字面将“跑兔子”解释为
俞大维的《怀念陈寅恪先生》(收入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版《谈陈寅恪》一书时易名为《谈陈寅恪先生》)一文谈到，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如上所说，在史中求史识”。这一句话，近年来我们经常可以在大陆学人的著作、文章中见到；不过，“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的教训”常常被很不恰当地加上书名号，如吴定宇先生的《学人魂——陈寅恪传》就是这样处理的(见该书8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一九九六年春夏之交，纽约大学理论物理学家索卡尔(Alan Sokal)在一家文化批评的先锋刊物《社会文本》(Social Text)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越过边界，迈向量子引力的变革性诠释学”(Transgressing Bound-aries，Toward a TransformativeHermeneutic of Quantum Gravity)的文章。文中索卡尔把大量取自后现代派头面人物德里达
《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三期刊登程光炜先生的文章《诗人李白凤先生》，记叙了李先生的坎坷际遇，读后不禁为之扼腕唏嘘，不过又觉得与自己记忆很有些出入，于是就翻起书来。好在李先生是位不大不小的名人，虽然未见到李先生的长篇传记、年谱，但零星资料一下子就找来一摞，很足以证明“程文”之非了。 其一，李先生的政治态度。在“程文”中，李先生俨然是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立场鲜明的进步人士，甚或是左翼作家。“三十年
近读《读书》一九九七年第十一、十二期安德森的“文明及其内涵”一文，使我想起了“五四”前后的那场东西文化大论战。学术界向来把那次论争概括为新与旧、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反动之间的对立。这完全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解。只要我们细究当时论战双方的言论，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争论主要是由于概念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引起的——虽然双方的论证都有其逻辑上的正当性，但由于使用了完全不同的价值概念，所以形成了相当不同的主张。具